温伯陵：长城是一道胡汉旋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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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6年冬，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兵四万，在康居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随后传首长安，并在上疏里说出那句名言：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康居是西域大国，汉军说去就去，郅支单于是纵横草原的枭雄，汉军说杀就杀，这场战争给长城内外造成极大的震撼。

　　听闻汉军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害怕汉军出兵征讨，便主动到长安朝拜，表达自己的忠心，并说想做汉朝的女婿，永结盟好。

　　看到顺服的呼韩邪单于，汉元帝非常高兴，把后宫的良家子王昭君赐给他，认了这个女婿。

　　既然南匈奴的安全得到保证，呼韩邪单于便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之民。”

　　他请求汉朝撤销长城南北的驻军、要塞、烽火台，全部交给南匈奴负责，名义上是给汉朝节约军事开支，实际上是要趁机占据长城南北的全部地盘，夺取汉朝的门户要地。

　　在汉朝初年，这片地方是属于匈奴的，直到汉武帝数十年南征北战，才完全夺过来，成为讨伐匈奴的前线基地，保护汉朝腹地的外围防线。

　　现在呼韩邪单于一句话就想要回去，如果给了，意味着汉匈边界再次回到汉朝初年的状态，汉武帝的努力白费了，而且汉朝门户大开，只要南匈奴休养生息一番，就能派出小股骑兵南下劫掠汉朝村镇。

　　可如果不给，便可能影响此次的汉匈结盟。

　　汉元帝举棋不定，决定让公卿大臣们讨论这件事，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有南匈奴保卫汉朝边疆，百利而无一害，可以给，唯独郎中侯应认为，边塞军备不能撤，长城南北不能给南匈奴。

　　侯应的理由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条——

　　“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檄、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用得少安。如罢备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漠南是水草肥美的地方，汉朝初年，冒顿单于就是以漠南草原为重要经济基础，以及和汉朝接壤的地理条件，才能在白登山围困汉高帝刘邦，并在文景年间劫掠汉朝的人口和粮食。

　　汉武帝屡次征伐匈奴，夺回这块战略要地，才保证了汉朝的安全。

　　如果撤销边塞军备，那便是增加南匈奴的实力，激发南匈奴的野心，重新挑起汉匈战争，这对汉朝是不利的。

　　这条是从国防安全方面讨论的。

　　“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

　　“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

　　“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

　　早年间汉匈战争激烈的时候，有大量的汉军出塞以后便不回来了，留在草原做了匈奴人，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经济困难，如果跑到草原投奔亲戚，那岂不是壮大南匈奴的实力，同时给汉朝抹黑？

　　而且边境的汉人奴婢也生活困难，经常有人逃离汉朝投奔南匈奴，如果放松边境管控，恐怕这股潮流就止不住了。

　　此外汉朝境内有大量的盗贼，如果放开边境，他们为了不被汉朝剿灭，都去做了匈奴人，便不利于汉朝的治安。

　　这三条是从内政方面讨论的。

　　经过侯应的一番辩论，汉元帝终于接受了意见，决定驳回呼韩邪单于的请求，不撤销汉朝的边塞军备，固守长城南北。

　　呼韩邪单于表示理解，便率南匈奴留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做汉朝的屏藩。

　　虽然这件事过去了，但从中可以发现两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汉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南匈奴高层极力南下归附汉朝，大量的底层汉人却不愿意做汉朝子民，渴望着移民匈奴改变命运。

　　长城和边塞军备构筑的一道边境墙，除了防御外部的军事威胁以外，另一项功能是防备汉人脱离汉朝的掌控。

　　长城，事实上成为一道南来北往的胡汉旋转门。

　　2

　　长城之所以成为一道胡汉旋转门，归根到底是400毫米等降水线决定的。

　　400毫米等降水线是决定农耕经济、游牧经济的分界线。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南，降水量更充沛，汉人依靠农业经济谋生，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北，降水量不足，匈奴人只能逐水草而居，依赖游牧经济。

　　长城，正好建立在400毫米等降水线上。

　　这样一来，长城南北、400毫米等降水线南北便形成两种文明、两种社会形态、两种生活方式。

　　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汉朝，拥有广袤的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关中平原，即便有大山大河的阻挡，也不影响各个地理板块的交流沟通。于是从长城到长江、从大海到敦煌的土地上，很容易被整合起来。

　　要整合这么大的地方，又有这么方便的交通条件，那么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

　　而建立在平原上的农业经济，又能为“大一统”国家和“中央集权制”，提供充沛的人口、兵员、财政。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要求“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儒家思想，便是顺理成章的，并且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选定的官方意识形态。

　　汉朝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金字塔型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位居金字塔顶端的皇帝，拥有近乎无限的个人自由，以及最大限度的财富分配权、人身支配权。

　　而自皇帝以下，随着金字塔的层级递降，身处各层的人们拥有的个人自由、财富分配权、人身支配权也在逐层递降。

　　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那些庶民百姓被层层盘剥，几乎没有任何个人自由，更没有分配财富和支配人身的资格。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完全不由自己做主，而要看上层允许的自由边界在哪里，能从既得利益中拿出多少用来分配。

　　正因为完全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力，底层的庶民百姓便渴望圣君明相、青天大老爷，寄希望于他们大发善心，能为自己做主。

　　汉朝能击败匈奴扬威四海，这套金字塔型国家结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代价就是金字塔底层的庶民百姓，生活的非常苦。

　　甚至可以说，汉朝的辉煌是建立在庶民百姓的苦难之上。

　　所以在汉元帝时期，有那么多的庶民百姓宁愿放弃汉朝国籍，也要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长城，到草原上做匈奴人。

　　他们不是不爱汉朝，而是要逃离这套金字塔型国家结构，逃离从皇帝到官吏的层层盘剥。

　　而草原上的匈奴，恰恰拥有比较扁平的社会形态、自由的生活方式，进而拥有奔放热烈的精神文明。

　　因为草原的游牧经济依赖草场和水源，而草场和水源是天然形成的，无法通过排涝和修渠等方式进行人工改造，那么草场和水源能供养的牛羊马驼便是有限的，有限的牛羊马驼能供养的人口也是有限的。

　　既然总量是有限的，那么具体到一片草场、一条河流的牛羊马驼承载力、人口承载力同样是有限的。

　　于是呢，一旦游牧部族发展壮大，就必须拆分成几个小部族，另外寻找草场和水源谋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分裂、流动的小部族根本无法整合起来，那么草原便不可能建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

　　即便是部族内部，因为要保证整个部族的战斗力，也不可能选择弱小的青少年做首领，必须是强壮的成年人，于是“父死子继”便没有市场，“兄终弟及”成为草原部族的主流。

　　所谓的匈奴，其实只是各个游牧部族的联盟而已。

　　汉朝的金字塔型国家结构，在草原根本没有存在的土壤。

　　这样一来，匈奴单于便不敢对各部族盘剥的太狠，各部族首领也不能对庶民百姓盘剥的太狠，他们都害怕麾下的人口和财富流动到其他部族，进而摧毁自己的脆弱统治。

　　于是草原便拥有了比较扁平的社会形态，匈奴的庶民百姓拥有比较自由的生存条件。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有限盘剥”和“可选择性”，吸引了大量的汉朝庶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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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400毫米等降水线塑造了两种社会生态，能否翻越长城，便成为能否改变命运的关键性因素。

　　那些被盘剥太狠的汉人庶民百姓，一遇到机会便跑到草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喘息之机。

　　相比汉朝严密的金字塔型国家结构，他们到草原做了匈奴人之后，有可能过一段时间轻松的日子，但做为改变身份的代价，他们在不同于汉朝的社会生态下，只能按照草原的习俗来生活。

　　要么是孤身加入一个小部族，要么是自己带一批人过去组建小部族，然后逐水草而居，信奉强者为尊的丛林法则，从此远离礼仪文教。

　　用不了二十年的时间，这些原本穿汉服说汉语的汉人，便会被草原的社会生态驯服，完全胡化，成为穿皮袄牧牛羊、流淌汉人血液的化外之人。

　　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

　　汉朝的庶民百姓受到金字塔的层层盘剥，但严格的等级制度也保护了他们的社会身份，一旦脱离这座金字塔，个体获得了自由，却也失去了最坚固的保护罩。

　　其中酸甜苦辣，恐怕只有当事人能体会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汉朝击败匈奴、唐朝击败突厥、明朝击败蒙古以后，难以治理草原的根本原因。

　　因为汉、唐、明朝在草原驻军以后，必然要用游牧经济来供养军队，这就为他们胡化提供了现实条件，而受制于贫瘠的游牧经济，他们终有一天要调转枪口，越过长城进行大规模劫掠。

　　那汉、唐、明派出去的驻军，和匈奴、突厥、蒙古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数千年来，长城南北爆发的无数次战争，其实不是种族之战，而是经济基础之战、社会生态之战。

　　而汉朝奠定的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制，是有利于高层的，于是有些草原游牧部族的高层被稳定富裕的农业经济、可以保护既得利益的政治制度吸引，越过长城投奔汉朝，换取封侯封地的赏赐。

　　他们进入汉朝以后，就必须接受严格的等级制度、定居的生活方式、儒家的意识形态，用不了二十年，他们的后代便成为讲礼仪明尊卑的谦谦君子。

　　就像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比绝大部分汉人都要忠于汉武帝，直至成为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陪葬茂陵。

　　东汉末年的南匈奴左贤王之子刘渊，“《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比绝大部分门阀士族的子弟都要有文化。

　　蒙古任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事，结果忽必烈很快便和儒家士大夫们走到一起，施行仁政劝课农桑，并被奉为儒教大宗师。

　　这也是草原部族总是被同化的根本原因。

　　孔夫子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其实是有道理的，同时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

　　当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便要发生改变，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文明也要随之改变。

　　长城，可远远不止是一座边塞城墙那么简单，它是汉朝和匈奴部族的防火墙，更是汉地庶民百姓和草原游牧高层争相翻越的龙门。

　　长城是有形的，但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态是无形的。

　　长城会被历史淘汰，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争、不同的社会生态之争却始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永无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