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太宗如何对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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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宗朱棣（后面因为宗法等问题改庙号成祖）常常被和明太祖朱元璋对比。

　　很多人认为明太宗宽纵吏治和开放和西洋互市的做法导致了明朝后来的贫富不均，与铁腕惩贪的明太祖路线大相径庭。

　　然而，梳理永乐朝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不论明太宗主观的意图和行为是什么，他的做法在当时是促进了明朝的公平的。

　　我们先要了解永乐朝和洪武朝的不同。洪武朝内部百废待兴，外部有海上的洋人和北方的鞑靼两个巨大的外患。

　　所以开国之初的洪武朝必须把大部分资源集中于朝廷，才能赈灾济贫、修建水利、兴办产业和抵御外患。

　　而且，洪武朝世界形势非常严峻。于是洪武朝大部分资源集中于朝廷的同时，而其中的大部分又被交给军功勋贵用于备战。

　　这导致剩余可用于改善民生的资源很少。所以明太祖非常注重公平，对贪腐和特权下手极重，决不允许打这些民生资源的主意。

　　出于保存国防力量的考虑，明太祖对军功勋贵总是采取打压但不彻底消灭的策略。

　　之后积怨甚深的军功勋贵们最终选择支持靖难，捉拿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练子宁四大奸臣。

　　明太宗上位后，明朝有了洪武近三十年的积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不需要集中资源也能发展。

　　而且明太宗和北方鞑靼缓和，和西洋人交好，备战的必要也极大降低。

　　这时，明太宗只需要把过去为了备战和发展而集中的资源分散出去，这份巨大的增量能实现官民都得到好处的双赢局面。

　　为了让军功勋贵愿意拿出资源，明太宗允许他们自己赚钱，于是明军在边关的倒腾洋货、在内地的置办产业。

　　勋贵们通过变现资源的方式出让权利，属于柔性的杯酒释兵权。

　　现代的越南依旧有这种传统

　　还有，最重要的，明太宗放开与西洋人通商，赚到了巨量白银。

　　现在还有很多人争论这笔白银现金流对明朝是多是少。他们找错了重点，重点不在于多少，而在于这是一笔朝廷难以控制的资源增量。

　　明朝能集中内部大部分资源，这种条件下官民在分配中是极度不平衡的，所以需要明太祖的霹雳手段维护公平。

　　但和西洋人通商带来的外部资源，虽然官府依然有优势，但优势被极大地削弱了，资源分配结果平均了很多。

　　举个例子，假如原来家里收入10块钱，我管账，我给自己分9块，给你分1块，我们是9比1。

　　然后来了个外人，他给我3块，给你2块，我们就成了12比3也就是4比1。分配比之前平均多了。

　　明太宗放开和西洋通商流入的白银，起的作用就是这个“带来额外收入的外人”。

　　明太宗通过引入外部增量的方式，在不改动内部存量的情况下实现了分配的调整，还让原有的勋贵也有的赚，所以他受到的阻力远小于明太祖。

　　这样的两全其美，造就了永乐盛世。

　　但通过出口引如外部资源缓解内部矛盾的路线，终究也有到达极限的一天。

　　明朝形成了对西洋的出口依赖后，为了降低出口成本，把工钱压得很低。

　　于是生产的瓷器丝绸只能出口难以内销，因为内部百姓很难买得起，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明朝对西洋的依赖。

　　后来，明朝和西洋关系再度紧张，贸易形势紧张。很多人认为，明朝能造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产品，不怕断绝通商。

　　但他们忘了，明朝非官方人士挣到的钱，间接甚至直接来自与西洋通商。

　　如果商路断绝，就算明朝能造当时世上一切产品，朝廷愿不愿意发钱给百姓，让他们买呢？

　　对明朝来说，与西洋外贸断绝最大的风险不是买不到西洋精密货物，而是失去外部输入的资源增量后，内部资源高度集中于朝廷，形成巨大的分化。

　　典型的例子就是内陆小县，资源输入只有县衙的俸禄，于是全县的经济都围绕这县衙做公的，他们的俸禄来自集中全国资源，远超他们所在县城的经济水平。这被称为“做公的经济”。

　　外贸顺畅时，明朝可以通过外贸引入的资源增量，在不触动存量的同时调整分配。

　　但当外贸面临风险时，要减少分化，明朝要么向西洋妥协出让利益保住外贸，要么刀口向内触动存量利益集团。

　　两全其美的永乐盛世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