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时代的浪潮

lameihua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孟子·滕文公上》

　　9月10日，在极越07的汽车发布会上，宁德时代的曾毓群站在台上，对着坐在台下的百度的李彦宏说：“很凑巧，我们两个人同名，而且是同一年出生的。”

　　两个人的英文名都叫Robin，这当然是一种巧合。但两个人都是在1968年出生，或许就不只是一种巧合了。实际上，读者如果有兴趣调研就会发现，当今科技业的许多领军人物，都出生在那一年。譬如同在新能源领域，隆基绿能的李振国生于1968年5月，阳光电源的曹仁贤生于1968年7月。

　　而在之后一年，即1969年出生的科技业领军人物，就有华为的余承东、微信的张小龙和小米的雷军。

　　你觉得，这些都只是巧合吗？

　　对此，我会在后文给出一个说法。但现在，我们先讨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出生年份。

　　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击败共和党的老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年轻的总统。排在他前面的，是年仅42岁就当选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年仅43岁就当选的肯尼迪。克林顿生于1946年，当选时年仅46岁。他的副手是戈尔，生于1948年，比他小两岁。

　　2000年，克林顿的两任期满。戈尔代表民主党参选，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给了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小布什。小布什生于1946年，与克林顿同年。

　　2004年，小布什寻求连任，并击败代表民主党参选的克里而连任成功。克里生于1943年，比克林顿大三岁。

　　2008年，小布什的两任期满。由于金融海啸的爆发和蔓延，所以共和党输掉当年的大选几无悬念。因此，最激烈的选战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是在民主党内部。最终，奥巴马击败希拉里，赢得了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之后，又击败了共和党的麦凯恩，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五年轻的总统。奥巴马生于1961年，当选时47岁，仅以月份上的劣势而排在格兰特之后。希拉里则生于1947年，比克林顿小一岁。奥巴马的副手就是拜登，生于1942年，比克林顿大四岁。

　　2012年，奥巴马寻求连任，并击败代表共和党参选的罗姆尼而连任成功。罗姆尼生于1947年，与希拉里同年。

　　2016年，奥巴马的两任期满。拜登因为长子去世而退出大选，民主党由希拉里对阵共和党的特朗普。最终，特朗普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当选总统。特朗普生于1946年，与克林顿同年，时年70岁。

　　2020年，特朗普寻求连任，并最终败给了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拜登。拜登当选时78岁，大幅拉高了四年前由特朗普创造的当选年长记录。拜登的副手是哈里斯，生于1964年。

　　2024年，拜登寻求连任，却被民主党提前换掉，改由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选，对阵共和党的特朗普。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是沃尔兹，同样是生于1964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近三十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基本上都是40后。除了奥巴马，以及两个月前被临时换上的哈里斯是60后外，其他的都是克林顿的同龄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50后呢？从希拉里和罗姆尼出生的1947年，到奥巴马出生的1961年，这期间有十四年。为什么这十四年间出生的人群中，就没有一个政治精英能够代表两党，成为美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美国的政治精英，怎么从40后就直接跳到60后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按下不表。我们给大家看另外一组出生年月的数据。

　　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生于1955年2月24日。

　　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生于1955年10月28日。

　　微软的另一位创始人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1月21日。

　　微软后来的CEO史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3月24日。

　　谷歌后来的CEO埃里克·施密特，生于1955年4月27日。

　　太阳公司的四个创始人，分别是生于1954年11月8日的比尔·乔伊，生于1954年11月13日的斯科特·麦克尼利，生于1955年1月28日的维诺德·克什拉和生于1955年9月30日的安迪·贝托尔斯梅姆。

　　一言以蔽之，美国软件业的领军人物，基本都出生在1955年前后。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回答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没有50后的政治精英，答案是这批精英都去搞软件业了。

　　读者或许会好奇，说姚尧怎么会查到这么多人的生日。这当然不是我逐一去查的，而是我从一本名叫《异类》的书上看到的，作者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前些年，有个非常流行的理论，叫作“一万小时定律”，就是经由这本书发扬光大的。关于美国软件业领军人物出生年月的统计和分析，记载在该书的第二章，而这章的标题就叫作“10000小时的标准”。

　　对于这个现象，格拉德威尔给出的解释是，1975年1月是个人计算机发展历史上是最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当时的《大众电子》杂志的封面故事报道了一台特殊的机器，这台机器名字叫作Altair 8800计算机，售价397美元，设计非常巧妙，能够满足个人化组装要求，在家里就可以动手组装。为此，杂志报道时的标题特别用了大号字体——《工程的重大突破！世界上第一台微机让商业模式受到挑战》。

　　格拉德威尔说，在那个软件和计算机行业羽翼未丰的年代，《大众电子》杂志就是行业圣经，而它的大字标题报道令许多读者为之眼前一亮，宣告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黎明到来。可问题在于，谁又能占据最佳位置，以迎接这第一道曙光呢？

　　假设你当时的年纪太大，譬如是在1952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在1975年时可能就已经在IBM这样的大公司上班，生产着体积庞大的贵重机器，可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过着平淡而舒适的生活。这时候的你，是不可能对售价397美元的微机感兴趣，更不可能为之辞职创业的。

　　假设你当时的年纪太小，譬如是在1958年之后出生的人，那么在1975年时应该还只是个中学生。即便你隐约意识到这将是个机会，也只能手足无措，无从把握。

　　因此，格拉德威尔的结论是，到1975年时，你最好处于这样的年纪：不是太年轻，从而能够赶上这次革命；但又不能太老，不能错过了这次革命。在1975年，你最好是20岁或者21岁，也就是说你最好出生在1954年或者是1955年。

　　对于格拉德威尔的说法，我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我认为，他或者有意，或者无意地漏掉了一件事，那就是在1960年代席卷西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运动。关于这场运动，我们今天不展开讨论，就只是跟大家简单地梳理一下时间线。一般认为，这场运动在美国是以1963年11月22日的肯尼迪总统遇刺为标志全面兴起，以1968年4月4日的马丁·路德·金遇刺为标志达到高潮，以1974年8月8日的尼克松总统辞职宣告结束。请注意，1974年8月8日，距离格拉德威尔所说的1975年1月只有不到半年时间。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面回答刚才提出的关于美国的那两个问题了：

　　第一，为什么美国没有50后的政治精英？答案是他们在美国左翼运动中遭到了残酷镇压。当时有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他们每选出一个新的领袖，FBI就会设法暗杀一个。他们每建立一个新的支部，FBI就会设法破坏一个。于是，这些青年领袖要么被暗杀，要么被囚禁，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远离政治。

　　第二，为什么格拉德威尔说最好出生在1954或者1955年？除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黎明到来外，还因为左翼运动的结束。在1975年时，这批1954或者1955年出生的人，正处于大三或者大四的年纪。比他们早出生几年的那批人，有的因为运动而受到了牵连，有的因为运动而耽误了学业，有的因为运动而透支了热情。一般来说，年轻人初入社会最大的阻碍，就是被早几年进入社会的人卡住了位置，堵死了他的上升空间。可是，对于1954或者1955年出生的这批人来说，左翼运动已经帮他们把这个最大的障碍给清理干净了。因此，当他们初入社会，准备在个人计算机时代大显身手时，发现面前竟然是一片开阔地，根本没有前辈与之竞争，更不用说打压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篇的那个问题了。对于1968或者1969年出生的人而言，他们20 岁或者21岁那年，就是1989年。

　　言尽于此，不再展开。毕竟运动本身，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话题。我们真正想说的，还是长者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而成就功业的最佳年龄，也未必就非得是20岁或者21岁，关键是时代要在你有能力承接的时候给你机遇，同时还顺便帮你清理了竞争者。给大家看一段我在《通鉴四》中的文字：

　　【

　　最后，韩信所谓刘邦“天授，非人力”，这也是事实。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少秦始皇三岁，长项羽二十四岁，长韩信二十八岁。陈胜起义是在公元前209年，刘邦47岁，项羽23岁，韩信19岁。当此之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已经去世，勇冠三军的项羽年轻气盛，文武双全的韩信缺少班底，而刘邦正处于精通权谋、手段老辣的鼎盛期。若秦始皇能寿命再长些，何来刘邦的用武之地？若项羽能成熟稳重些，何来刘邦的可乘之机？若韩信能假以时日，培植一些亲信班底，何至于虽统帅三军，裂土封王，却任凭刘邦来回摆弄而毫无还手之力？上天在刘邦最好的年纪，释放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战略机遇，又岂非是对刘邦的偏爱？

　　】

　　可以看到，项羽和韩信都是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凭借军事天才而建立不世之功的。只可惜，时代没有给予项羽与其军事天才相匹配的政治阅历，导致他始终无法守住“天下侯王一手封”的战果；时代也没有为韩信清除其面前最大的障碍刘邦，导致他始终无法逃脱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命运。相比之下，赵匡胤就幸运太多了。时代让英明神武的周世宗柴荣在三十八岁的壮年早逝，这才给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机会。

　　最后，我们说回到股市。自从5月底停更股市前瞻以来，我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再在公众号上分析股市了，只是在9月9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推送了《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一文，在文章的末尾，姚尧写道：“同样的道理，每当股市跌至熊市末期，投资者都会觉得，真的是彻底没救了。如果这时候，有人跟他说，未来还会有大牛市，等到大牛市启动之后，还会涨多少多少倍。他一定觉得，对方是在骗人。因为眼前的惨淡现实，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未来还会有翻几倍的大牛市。就如同武川街头的那位和尚，实在是不敢相信，眼前这些衣衫褴褛的穷人，会集体跃升为帝王将相一样。”

　　不过，在盗天平台上，我还是一直在更新的。前几个月，我们都是以谨慎保守的态度为主，从上个周末开始，我们逐渐转向积极乐观，给大家看一张目录截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A股的诟病和嘲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上证指数自从2007年首次突破三千点，迄今已经将近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们已经打了无数次三千点保卫战，现在竟然还越打越远，不知何时能再回三千了。二是A股这么多年来，就一直没有过价值投资的土壤，也没有诞生过真正的价值投资大师。那些一度被吹捧成神的大师，都不过是各领风骚两三年而已，两三年之后就跌落神坛了。

　　对此，我想请读者思考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真正价值投资的时代，所谓投资大师封神的时代，就得依靠股指持续数年、甚至十年以上的长牛？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样的时代之所以过去没有在中国股市出现，不是因为中国股市天然就不具备这种土壤，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过去的长期下跌，就是在为这种时机做准备，而这个时机马上就要成熟了？

　　请看下面这张道琼斯工业指数自1954年初至1983年底的走势图：

　　我在图中画了一个红色方框，方框的上沿是1000点，下沿是800点。自从1964年三月初，道指首次突破800点之后，有超过十八年的时间是在800点至1000点之间震荡，且期间还有两次大幅跌破。道指最后一次回踩1000点是在1983年初，之后就没再跌回1000点以下了。

　　美国股市第一次临近1000点，是在1966年初。请读者试想一下，在此后的十七年间，美国股民是不是会特别煎熬？是不是会一直吐槽，为什么总是在打800点保卫战？是不是会一直吐槽，为什么1000点就是不能有效突破？是不是会一直吐槽，美股不行就关了吧？

　　我们再来看其之后十七年的走势，下面这张是道琼斯工业指数自1954年初至2000年底的走势图：

　　可以看到，道指自从1983年初的1000点起涨，用了十七年的时间，于2020年初涨到了11750点，翻了十倍多。请读者试想一下，当道指在800点至1000点之间震荡超过十八年之久时，有谁敢想象，之后的十七年能够翻十多倍，涨到11750点呢？

　　同样的道理，既然上证指数可以在3000点上下震荡十八年之久，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八年也翻十倍，涨到三四万点呢？

　　当然，现在要有谁说，上证指数将来要涨到三四万点，那肯定会被骂做神经病，妄想症，白日做梦，天方夜谭。可问题在于，美股当年可以这样，为什么A股就一定不可以这样呢？

　　至于说投资大师，我们就先不谈已经被过度神化的巴菲特，而以被公认为史上最伟大投资人之一的彼得·林奇为例。林奇被称作“没有周末焦虑症的死多头”，将每次股市调整视为低价建仓的机会，其战绩是自1977年管理麦哲伦基金，至1990年5月退出，用13年的时间增值了26.39倍，复合增长率高达29%，创造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基金神话。

　　如此惊人的成就，当然是令我辈望尘莫及，膜拜不已，但如果考察这13年的市场走势，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涨幅也没有那么不可思议。请看下面这张道指自1974年至1992年的月线走势图：

　　可以看到，道指在1977年1月的收盘价为954.37点，在1990年5月的收盘价为2876.66点，涨了刚好两倍。一个基金经理，能够在大盘涨两倍的情况下，基金净值上涨26.39倍，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我们回顾一下道指的走势图就会发现，林奇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当他掌管基金的第一年，大盘就一路下跌，使得他得以在低位买入大量筹码。之后几年，大盘又一直在低位震荡，使得他得以在低位分批加仓。等他在低位吸够筹码之后，大盘持续上涨。即便是在他离职的那一刻，大盘依然是位于涨势之中，所以不用担心高位出货的问题。对于一个善于选股的坚定死多头而言，谁要是能遇上这样的行情，即便不像林奇那样上涨26倍，涨个十倍以上，真的不是件太难的事。

　　再次申明，我之所以这样说，一点都没有否认林奇伟大的意思，也一点都没有吹嘘自己可以比肩的意思。但我相信，真要给中国股市这样一波长达十年的大牛市，应该有不少采用类似方法论的基金经理，可以做到二三十倍的增值。事实上，在我印象中，在2005年至2007年的那波为期两年半的大牛市中，就有不少投资人凭借金融、地产、煤炭、有色做到了几十倍的增值。

　　所以，还是长者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如果林奇过去十年是在A股做投资，以他的投资方法和哲学，只怕不但不会有如此惊人的成就，甚至还会因长期套牢而被世人嘲讽。

　　至于眼下的A股，我以为，最大的利好莫过于自2015年中以来，已经将近十年没有出现过大牛市了。绝大多数三十岁以下的人，甚至三十五岁以下的人，都没能重仓参与2015年的那波大牛市，因而也都不知道在牛市赚大钱是什么滋味。至于相关金融机构，则不得不因股市的连年下跌而持续亏损、大幅裁员，乃至于行业中产生了所谓“金融羞耻论”的说法。这不就是我在前文提到的，时代既给你机遇，还顺便帮你清理竞争者吗？如果不是长年的下跌，你能在大牛市启动前买到那么多低位的筹码吗？等到大牛市真的启动，那些终因按捺不住而陆续蜂拥入市的投资者就会发现，他们的投资知识是极度贫瘠的，他们的投资经验是极度缺失的，他们的投资心态是极度慌乱的，他们根本就不足以与你竞争。他们今天的“金融羞耻”，正是为了你明天的“金融腾飞”让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