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春秋余晖：伍子胥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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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元前529年，楚国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变，刚愎自用的楚灵王败亡，公子弃疾在国内外各路势力的支持下，晋位为楚平王。与此同时，吴王夷末击败楚国五路大军，夺取淮河重镇州来（安徽凤台县），晋昭公到平丘（河南封丘）会盟诸侯，恢复天下霸主的地位。

　　天下风云大变，但此后三国的走向各不相同。

　　晋国在极力巩固天下霸主的地位。

　　一方面，晋国出兵南下，消灭了盘踞河南西部的陆浑等戎狄部族，把洛水流域的广袤地区，变成晋国遏制秦、楚、周的坚固堡垒。

　　另一方面，晋国趁周景王驾崩、周朝内乱的时机，出兵南下拥立周敬王继位，由此得到周朝的支持，巩固了号令天下的法统。

　　楚国在清洗功臣，并重新培养战略盟友。

　　楚平王刚即位的时候，任命有大功的斗成然做令尹，意在培植亲信势力，结果斗成然没有分寸，做了令尹以后，不仅贪婪无度，还和楚国大族养氏结盟，隐隐有架空楚平王的势头。

　　公元前528年9月，楚平王忍无可忍，下令诛杀斗成然、族灭养氏全族，战功赫赫的养由基自此绝后。

　　楚平王起兵讨伐楚灵王的时候，蔡国大夫声子之子朝吴立下大功，凭借这份拥立楚平王并恢复蔡国的功劳，朝吴在蔡国得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楚平王的亲信宠臣费无忌，害怕朝吴就此发展下去，终有一日会得到蔡国的军政大权，影响楚国的国防安全和势力范围，便想迫害朝吴。

　　他的原话是：“吴在蔡，蔡必速飞。去吴，所以翦其翼也。”

　　于是，费无忌专门跑到蔡国，一面对朝吴说：“楚平王非常信任你，如果你有意仕途，我可以请求楚平王出力，助你在蔡国青云直上”，另一面又对蔡国大夫们说：“朝吴深得楚平王信任，将来一定能超越你们，你们要早做准备啊。”

　　这番话，成功激起朝吴和蔡国大夫的矛盾，逼的蔡国大夫们一哄而上，把朝吴驱逐出蔡国。

　　事后，楚平王稍微责怪费无忌一番，但没有追究，流露出一种“且喜且怜之”的态度。

　　从整件事的处理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驱逐朝吴、削弱蔡国是楚平王和费无忌的共识。费无忌设计驱逐朝吴，要么是得到楚平王的暗示，要么就是两人心有灵犀，不需语言沟通便能顺利合作。

　　这一共识，又直接影响了楚国大族伍氏的命运。

　　伍举曾是楚灵王的宠臣，楚平王即位以后，伍氏仍然身居高位，伍举之子伍奢便被楚平王任命为太子太师，和太子少师费无忌共同辅佐太子建。

　　太子建，即楚平王做蔡公时，和蔡国女子未婚同居生育的长子。

　　楚平王起兵讨伐楚灵王的时候，太子建的身份，对争取蔡国遗民有极大益处，但现在楚平王功成名就，蔡国是否支持，其实已经无足轻重了，甚至可以说，楚平王给蔡国的定位就是楚国的附庸国，不能有任何发展壮大的机会。

　　此外，楚平王要重整楚国，必须选择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做盟友，蔡国显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有资格和楚国结盟的，唯有位居汉江上游、同样被晋国遏制的西北大国——秦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同时实现削弱蔡国、结盟秦国两件大事，楚平王就必须废黜太子建，并严厉打击拥护太子建的势力。

　　于是，费无忌出手了。

　　第一步，费无忌向楚平王提议：“太子建可以娶妻成家了”，楚平王同意，并向秦国下聘礼请求联姻，等费无忌到秦国迎回新妇，又向楚平王提议道：“秦女绝美，王可自取”，楚平王欣然笑纳，迎娶秦国新妇为自己的正室夫人。

　　不久后，楚平王和秦国夫人生育一子，取名为熊轸。

　　第二步，费无忌建议楚平王，重新修筑城父（河南宝丰），命太子建到此居住，和中原诸侯国沟通关系，楚平王则坐镇郢都，专心开拓南方。

　　楚平王同意了，顺势把太子建驱逐出权力中心。

　　费无忌见时机成熟，便开启第三步——他向楚平王说：“太子建和伍奢准备割据一方，联合齐、晋等大国，发兵南下危害楚国，您不能不管啊。”楚平王见费无忌这么说，便招来伍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

　　那时太子建去了城父，但伍奢没有去，否则，楚平王不可能立即招来伍奢。

　　既然如此，费无忌为什么说太子建和伍奢准备割据、叛乱呢？

　　我猜测，费无忌攻击伍奢、楚平王招唤伍奢，其实就是给伍奢一个选择的机会——你是站在楚平王和费无忌一边、站在削弱蔡国结盟秦国一边，还是站在太子建一边、站在扶持蔡国疏远秦国一边？

　　但这次考验，伍奢没通过，或者说他就没有选择的机会。

　　《春秋左传》里写道：“初，楚伍参与蔡大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楚国的伍参和蔡国的子朝是朋友，伍参之子伍举和子朝之子声子是朋友。

　　根据这句史料，我们可以推测，伍举之子伍奢和声子之子朝吴，大概率也是关系匪浅的。

　　这样的人物关系，决定了伍奢必然站在蔡国一边、站在太子建一边。

　　于是，伍奢说道：“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您迎娶太子建的夫人，已经铸成大错，现在怎么能听信谗言，冤枉太子建叛乱呢？

　　这句话出口，意味着伍奢拒绝了楚平王和费无忌的橄榄枝，坚定的站在太子建一边、站在蔡国一边。

　　楚平王见状，便放弃幻想，立即逮捕伍奢，并命城父司马诛杀太子建。随后，伍奢的长子伍尚到了郢都，陪父亲共同赴死，伍奢的次子伍员，则逃往吴国。

　　伍员，即伍子胥。

　　而城父司马怜悯太子建，并没有诛杀他，放太子建逃往宋国。不过，太子建离开楚国，成了无国无家的流亡公子，便意味着楚平王和费无忌的削弱蔡国、结盟秦国计划已经成功，所以他们没有怪罪城父司马，也没有追杀太子建。

　　至此，楚平王和费无忌基本清除了楚国的隐患，开始享受胜利果实。

　　但随着伍子胥逃往吴国，吴国得到大量楚、蔡等国的第一手资料，这为吴国实现败楚、北伐的既定目标，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帮助。

　　事情，才刚刚开始。

　　2

　　伍子胥是公元前522年逃往吴国的，那时的吴国国君是吴王僚，已即位五年。

　　伍子胥复仇心切，立即向吴王僚提议：“吴国要成就大业，必须出兵伐楚，不要再犹豫了，出兵吧，我带路。”

　　但吴国的公子光不同意，反驳道：“是宗为戮，而欲反其雠，不可从也”——伍子胥只是借用吴国的兵力，报自家的私仇，不能听他的。

　　见公子光这么说，吴王僚便没听伍子胥的，暂时放弃伐楚。

　　公子光是什么人，为何对吴王僚的影响这么大？

　　其实，公子光和吴王僚是堂兄弟，都是吴国宗室成员。

　　早年间，吴王寿梦共有四子——公子诸樊、公子余祭、公子夷末、公子季札，他最心仪的继承人，是礼乐知识深厚的公子季札。但公子季札认为，中原诸侯国都是嫡长子继承制，吴国要向中原诸侯国靠拢，便要学习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和以前一样废长立幼。

　　为了实现吴王寿梦的遗志，并带领吴国融入中原诸侯国的圈子，吴王寿梦薨逝以后，公子诸樊、公子余祭、公子夷末相继成为吴国国君，试图以这种“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公子季札。

　　然而，父兄有父兄的考量，季札有季札的坚守。

　　吴王夷末薨逝以后，公子季札仍然不愿意继位，直接逃往山林，以此来维护礼乐、文明、以及嫡长子继承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王夷末之子，便在吴国朝野的拥戴下，继位为吴国国君。

　　此人便是吴王僚。

　　而公子光是吴王诸樊之子。

　　对于吴王僚继位，公子光是非常不爽的，他认为，上一代的兄弟三人都做过吴国国君，他们的后人都有继承权，既然公子季札不愿意继位，那么按照继承顺序，吴国国君之位理应回到吴王诸樊一系，凭什么由吴王夷末之子继承？

　　公子光的想法合情合理，在吴国难保没有支持者。

　　此外，《史记·伍子胥列传》写道：“至於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求见吴王。”

　　“公子光为将”，说明公子光有直接指挥的军队。

　　这两条史料结合起来，意味着公子光在吴国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

　　正因如此，公子光才有资格反驳伍子胥的伐楚建议、打消吴王僚的伐楚动机。

　　伍子胥是看中公子光的实力，才去拜访公子光，请他把自己引荐给吴王僚。公子光做都做了，为什么最后又抗拒伐楚呢？

　　很快，伍子胥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如果伐楚失败，将损害吴国的国力，对吴王僚和公子光都没有好处。可如果伐楚成功，必然导致吴王僚的威望暴涨、地位巩固，真正把吴国国君之位留在自己一系，别人谁都夺不走。

　　如果害怕战败，公子光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提出来，公子光用模棱两可的理由反对伐楚，只能是第二个原因，即害怕伐楚成功、害怕吴王僚的威望暴涨。

　　那公子光害怕吴王僚的威望暴涨，目的是什么？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趁吴王僚威望不足的时候，篡权夺位，把原本属于自己的吴国国君之位夺回来。

　　想到此处，伍子胥完全明白了公子光的想法，于是他也得出借助吴国伐楚复仇的方法——

　　吴王僚和公子光的一番较量，公子光显然更加强势。

　　如果吴王僚一直在位，那么公子光便会一直阻止伐楚，即便吴王僚强行伐楚，吴国的政令不一，也不能保证伐楚成功。与其如此，不如站在公子光一边，做掉吴王僚，整合吴国的军政力量，坚定吴国的伐楚决心。

　　于是，伍子胥重金聘请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意在让他找机会刺杀吴王僚。公子光见到专诸，立即明白伍子胥的意思，接纳了专诸。

　　完成这次心照不宣的合作之后，伍子胥退居乡野，等待公子光成功的消息。

　　《史记·伍子胥列传》：“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春秋左传》：“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这一等，就是七年。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薨逝，他和秦国夫人生育的熊轸继位，史称楚昭王，年仅八岁。

　　公元前515年春，吴王僚认为伐楚的时机已到，便派出两支军队，其中一支由同母弟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带领包围潜城，另外一支直抵穷城，与此同时，吴王僚请回公子季札，命他出使晋国，寻求外交声援。

　　潜城在安徽霍山县，穷城在安徽霍邱和金寨之间，只要占据这两座城池，吴国就能占据大别山东麓，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从吴王僚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来，吴王僚的伐楚计划不是志在灭楚，而是利用楚国国丧的时机，开拓吴国的势力范围、战略空间。

　　伐楚是公子光不愿意看到的，如此伐楚，也是伍子胥不满意的。

　　于是在吴楚两军僵持不下、吴国国内空虚的时候，公子光许诺照顾专诸的老母、幼子，然后把专诸安排进吴王僚的侍从队伍。在一次宴饮的时候，专诸端着一盘烤鱼送到吴王僚面前，随即从鱼腹中抽出一柄匕首，刺入吴王僚的胸口。

　　公子光养了七年的死士，在这一刻，用他的生命完成了他的使命。

　　事后，公子光即位为吴国国君，史称吴王阖庐，并封专诸之子为卿，兑现了他给专诸的诺言。

　　而出访晋国归来的公子季札，不想因为王位之争引起吴国内乱，便说了一句“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以长辈的身份承认了吴王阖庐的地位，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回国无门，只能逃往楚国。

　　多年夙愿一朝告成，吴王阖庐自然不能忘记伍子胥，他把伍子胥召回来，任命为行人，共同参谋国事。

　　伍子胥，自此有了施展抱负的平台。

　　差不多相同时间，还有两人到了吴国——

　　楚国前任太宰伯州犁之子郤宛，因为品行正直声望甚高，得罪了位高权重的费无忌，费无忌便挑唆令尹子常，诛杀郤宛满门，唯有郤宛之子伯嚭逃往吴国，被吴王阖庐任命为大夫。

　　齐国陈无宇的三子陈书，因为战功卓著，被赐为孙氏，其后裔孙武为躲避齐国内乱逃往吴国，被吴王阖庐任命为将军。

　　雄主、复仇者、战神同时汇聚吴国，伐楚，势在必行。

　　日后的一系列纷争，也将在他们之间展开。

　　3

　　其实在吴王阖庐即位以前，吴、楚就爆发过局部战争，都是吴胜楚败。

　　其中一次是公元前519年的“鸡父（河南固始）大战”，吴国击败楚、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联军，临阵斩杀胡、沈两国国君，俘虏陈国大夫夏啮……此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美女夏姬的后人。

　　另一次是公元前518年，吴国在楚平王东巡的时候，尾随在他的身后，趁其不备一战攻取巢（安徽巢县）、钟离（安徽凤阳）。

　　受这两次战败的影响，楚国产生了强烈的畏战情绪，重新修筑了州屈（安徽凤阳）、丘皇（河南信阳）、巢（安徽巢县）、卷（河南叶县）等四座城池，做为抵御入侵的军事堡垒。

　　楚国甚至开始加固郢都的城防，生怕吴国哪天兵临城下。

　　修城，必然要劳民伤财，这又在军事失败之后，极大的影响了楚国的民生和经济。这样的楚国，怎么可能正常健康的运转呢？

　　郑国的子大叔就评价说：“楚王将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弗能久矣。”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512年冬，吴王阖庐问伍子胥“伐楚之策”的时候，伍子胥就给吴王阖庐出了一条“弱楚”的阳谋——

　　楚昭王年幼无知，楚国政出多门，情报、谋略、战力都落于下风。那么吴国便可以组建三支军队，分批次到楚国境内诱敌，但不直接发生战争，而是楚军进、吴军撤，楚军撤、吴军进。等楚军疲惫不堪了，吴军的三支军队再集结起来，全力推进，必能大败楚军。

　　吴军一年又一年的骚扰，楚军一次又一次的战败，用不了多少年，楚国就彻底衰落了。

　　这个阳谋，晋国中军帅知罃曾用来“削郑弱楚”，现在伍子胥教给吴王阖庐，继续执行“弱楚”的任务。

　　毫无疑问，楚国要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春秋左传》就写道：“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有了“弱楚”的阳谋，吴国便不必担心楚国了，静待花开即可，唯一的问题是，越国做为楚国的盟友，会不会在吴国伐楚的时候，在背后偷袭？

　　吴王阖庐认为，越国偷袭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在公元前510年，吴王阖庐出兵伐越，准备给越国一个大大的教训，打消越王允常的野心。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吴国胜利、越国战败。

　　吴王阖庐知道，这是吴越的第一次交锋，越国远逊于吴国，但吴王阖庐不知道，他亲手开启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个副本，为数十年的吴越争霸埋下伏笔。

　　不过，无论吴王阖庐知道或不知道，他都不在乎，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战胜楚国，为吴国挣到天下最响亮的名声，为吴国融入中原诸侯国铺平道路。

　　弱楚归弱楚，要真正出兵伐楚，总得有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名义吧？

　　它们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是，吴国伐楚的机会和名义，都是蔡国给的。

　　蔡国做为楚国的附庸国，必须经常到楚国郢都朝贡，所以就在吴国“弱楚”备战的时候，蔡昭侯带着两块玉佩、两袭裘衣到郢都，向楚昭王进贡了一佩一裘，自己用了一佩一裘，两人饮宴甚欢。

　　那时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的是令尹子常，他见到两位国君的玉佩和裘衣，非常羡慕，便向蔡昭侯讨要。

　　但蔡昭侯认为，我是君，你是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坚决不给令尹子常。

　　见蔡昭侯不肯割爱，子常大怒，直接把蔡昭侯囚禁起来，整整关了三年。

　　同样的事情，唐成公也遇到了。

　　唐成公进贡的是两匹骏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给，子常便把唐成公囚禁了三年。直到公元前507年，唐成公的随从偷了一匹骏马送给子常，唐成公才被放出来。

　　蔡昭侯听闻此事，无奈之下便把自己的玉佩和裘衣送给子常，果然，他也顺利放出来了。

　　走在回蔡国的路上，蔡昭侯发誓：“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如果我再去楚国朝贡，不得好死。

　　因为晋国是各诸侯国公认的天下霸主，有维护天下秩序的责任，于是回国稍微休息一番，蔡昭侯便亲自到了晋国，以公子元和大夫之子做为人质，请求晋国伐楚，为诸侯国伸张正义。

　　原本这是晋国彻底击败楚国、重申天下霸主地位的绝佳机会，但问题是，那时晋国也没有英雄豪气了，朝堂遍布蝇营狗苟、心胸狭隘的大臣。

　　结果，蔡昭侯提出伐楚的要求之后，晋国的荀寅和楚国的子常一样，伸手向蔡昭侯讨要礼物，蔡昭侯不愿意给，荀寅便向范献子士鞅说：

　　“晋国被洪涝、疫疾困扰，中山国又在旁边虎视眈眈，这个时候伐楚，可是得不偿失啊。”

　　范献子士鞅一听，有道理，便拒绝了蔡昭侯，绝口不提伐楚的事。

　　为了安抚各诸侯国的情绪，晋国和刘、鲁、齐、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等诸侯国在召陵（河南郾城）会盟，口头宣布伐楚，实际按兵不动，但以沈国不参加会盟为由，允许蔡国兼并沈国，做为补偿。

　　这件事说明，晋国已经没有维护天下秩序的雄心、没有伸张正义的实力，那么自然而然的，晋国失去了天下霸主的地位——“晋于是乎失诸侯。”

　　晋国没有想到，伸手讨要贿赂就失去天下霸主的地位，晋国更没有想到，允许蔡昭侯灭沈，给吴国送去梦寐以求的机会。

　　因为沈国是楚国的附庸国，蔡昭侯灭沈，相当于蔑视楚国的威严，如果不严加惩治，楚国就无法号令其他附庸国。所以在公元前506年夏，蔡国灭沈以后，楚国直接出兵，包围蔡国都城。

　　蔡昭侯能怎么办？

　　不求援的话，蔡国便要灭国，求援的话，晋国又不愿南下伐楚。想来想去，蔡昭侯觉得，吴国屡败楚国，似乎可以一试。于是蔡昭侯以公子乾和大夫之子做为人质，请求吴国出兵伐楚。

　　现在压力给到吴国，他们会出兵吗？

　　当然会，吴国没有理由不出兵——

　　蔡国灭沈是晋国、召陵会盟同意的，吴国伐楚救蔡，可以向晋国以及中原各诸侯国示好，进一步得到他们的认可。

　　蔡昭侯复仇心切，非常渴望伐楚，此时又被楚军包围，那么吴国伐楚便可以得到蔡国的声援，不是孤军奋战。

　　弱楚计划执行数年，楚国已不是吴国的对手，吴国有绝对的信心击败楚国。

　　最重要的是，晋国拒绝伐楚，失去中原各诸侯国的拥护，衰落的迹象非常明显，如果此时伐楚成功，吴国就能以“维护天下秩序、伸张正义”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假以时日，说不定能取代晋国，问鼎天下霸主的地位。

　　可以说，这种出兵伐楚的机会百年难遇，吴国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

　　于是在公元前506年冬，吴、蔡、唐结为盟友，吴王阖庐和伍子胥、孙武、伯嚭统兵西征，五战五捷，直入郢都，楚昭王逃往云梦泽，而伍子胥和伯嚭掘开楚平王的棺椁，鞭尸三百下。

　　那一刻，所有人的喜悦各不相同。

　　伍子胥和伯嚭是大仇得保的喜悦，孙武是才华得以施展的喜悦，吴王阖庐是实现父祖三代人遗愿的喜悦，蔡昭侯和唐成公是洗刷耻辱的喜悦。

　　那一刻，是他们人生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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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余晖：伍子胥和吴王夫差的路线之争

　　4

　　喜悦的日子总是短暂，很快，吴国就迎来剧烈的反扑。

　　吴军刚入郢都的时候，楚昭王正逃往随国（湖北随州），于是吴王阖庐告知随国国君：“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

　　这番话包含了两个意思——

　　吴国和周朝是近亲，随国等汉阳诸姬也出自周朝，那么吴国和随国理应并肩作战，共同消灭楚国，以报楚国兼并汉阳诸姬的仇恨。

　　如果随国能逮捕楚昭王，原本属于汉阳诸姬的土地，都可以归随国所有，随国马上就能成为大国，和楚国比肩而立。

　　吴王阖庐是用血脉亲情和现实利益，引诱随国站在吴国一边，和楚国为敌。

　　如果随国国君接受吴王阖庐的邀请，那么楚昭王马上就会身死族灭，随国也可以占据“随枣走廊”这个楚国的天险门户，遏制楚国的残余势力，彻底打断楚国的国运。

　　但，随国国君考量再三，拒绝了吴王阖庐。

　　《春秋左传》的解释是，随国国君占卜，结果显示灭楚不吉，便决定不参与灭楚的战事——“随人卜与之，不吉。”

　　其实抛开占卜等玄学问题，只从现实层面来看，随国国君不参与灭楚战事，也是有道理的——

　　随是小国、楚是大国，一旦此次没有彻底灭楚，楚国便要出兵灭随，而吴国僻处东南，随、楚却是近邻，到时候吴国来不及救援，随国就要遭遇灭顶之灾了。到那个时候，占领的汉阳诸姬土地，也要重新交出来。

　　这不是白白折腾一场么，何必多此一举呢？

　　对于随国来说，现在追随吴国灭楚，属于眼前的蝇头小利，维护随、楚的关系，才是随国的长远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国国君拒绝了吴王阖庐，并利用吴军兵临城下的有利时机，趁机提高自己的统战价值，和楚昭王结盟，宣誓效忠楚国。

　　千里伐楚的吴军，至此失去最后一次逮捕楚昭王、彻底消灭楚国的机会。

　　随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

　　早年间，伍子胥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子胥发誓说“我必复楚国”，申包胥也发誓说“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现在伍子胥和吴王阖庐前来伐楚，申包胥便跑到秦国，乞求秦哀公出兵救楚。

　　秦、楚是世代联姻的盟友，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见申包胥到来，秦哀公向申包胥赋了一首《无衣》，以示和楚国同仇敌忾，随即派出五百乘战车，和申包胥一起南下救楚。

　　起兵救楚的，不止秦哀公一人。

　　越王允常做为楚国的盟友，不仅不希望楚国灭亡，更不希望吴国壮大，威胁越国的边境，于是在秦军尚未抵达楚国的时候，越王允常就起兵伐吴，偷袭吴军的大本营，想要迫使吴军回援。

　　公元前505年，在秦、越的夹击下，吴军五战五败，被迫一路东撤。

　　“大败夫槩王于沂（河南正阳）”

　　“败吴师于军祥（湖北随州）”

　　“秦师又败吴师”

　　“焚之，而又战，吴师败”

　　“又战于公婿之谿，吴师大败”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吴王阖庐的同母弟夫槩，认为吴王阖庐大势已去，便效仿兄长的做法，于9月起兵，自立为吴王。吴王阖庐无奈，继续统兵东撤，平定叛乱，巩固了吴军的后院。

　　伐楚战争进行到这个程度，吴军已经无力再战了，只能撤兵回国。

　　既然秦、越是楚国的盟友，吴国是晋国的盟友，那秦、越出兵援楚的时候，晋国在做什么呢？

　　答案是，晋国没有任何援吴、伐楚的计划，而是在和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开战，极力开拓黄河流域的疆土——“晋士鞅围鲜虞，报观虎之败也。”

　　鲜虞，即中山。

　　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中山国崛起、威胁晋国边境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晋国六卿已经侵占了晋国国君的实际权力，伐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但开拓黄河流域的疆土，可以给晋国六卿增加封地。

　　天下霸主的地位，同样不影响晋国六卿的实际利益，可能在他们看来，丢了也就丢了，没有必要消耗已经得到的家族实力，为晋国争取天下霸主的虚名。

　　晋国沦落至此，自然不可能再参与天下争霸，眼睁睁的错失灭楚良机。

　　吴国伐楚，就此告一段落。

　　此次伐楚，吴国以五战五捷而进、以五战五败而回，以天下大势而兴、又以天下大势而落，一年时间即走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全过程。

　　不过，吴国虽然没能灭楚，但此战搅动天下风云，给各诸侯国造成巨大的震撼，楚国为避开吴国的兵锋，甚至迁都于鄀（湖北宜城），这可是晋国都没有做到的。从此以后，吴国在天下各诸侯国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威望和话语权。

　　吴国伐楚的战略目的，其实已经完成了。

　　5

　　伐楚战争结束以后，吴国很多人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第一个转变的人是吴王阖庐。

　　自从回到吴国，吴王阖庐整整九年没有任何动静，和以往东征西讨、野心勃勃的那个吴王阖庐，完全是不同风格的两个人。

　　发生这样的变化，无非是两种可能——

　　要么是吴国元气大伤，再也经不起折腾，必须休养生息。要么是吴王阖庐在伐楚的过程中，见识到天下大势对国家命运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消化内心的负面情绪。

　　我猜测，这两种可能是兼而有之的。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庐和吴国终于振作起来，再次出兵伐国。但是这一次，吴王阖庐的兵锋不再指向楚国，而是指向越国。

　　做出这样的战略转型，说明吴王阖庐已经认识到，吴国的疆域太小、底蕴不足，灭楚并兼并楚国疆土是不切实际的，与其继续和楚国为敌，不如逐步消化越国的疆土，壮大吴国的实力，再图伐楚或进取中原。

　　一句话，打铁需要自身硬，巩固自身的实力，远比蛇吞象更有意义。

　　就这样，吴王阖庐统兵进入越国，和刚继位的越王勾践，相遇于檇李（浙江嘉兴）。

　　正常情况下，两军列阵以后，要进行一些试探性进攻，扰乱对方的部署、打击对方的士气，等这一系列流程走完，再命令全军出击，进行战略决战。

　　但在檇李，吴王阖庐列阵完毕以后，越王勾践却做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越王勾践在越军中找出一批死士，让他们列阵三行，然后徒步走到两军阵前，一行接着一行的拔剑自刎。

　　这种战术，起源可能是越国的一项不为人知的传统，吴国闻所未闻，所以见到越军死士在阵前自刎，吴王阖庐和吴军将士愣在原地，不知越军接下来要做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发现了吴王阖庐和吴军的漏洞，命令越军立即出击，吴军在猝不及防之下，阵型溃散，大败而回，吴王阖庐也被斩掉一只脚指，撤退到檇李的七里外，吴王阖庐便薨逝了。

　　“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遂自刭也。师属目之，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

　　吴王阖庐的最后一战，就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落幕了。

　　吴军战败回国以后，吴王阖庐的嗣子继位，史称吴王夫差。

　　对于吴军莫名其妙的战败，吴王夫差非常不服气，他任命大夫伯嚭为吴国太宰，并选将练兵，随时准备伐越复仇。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国仇家恨，吴王夫差还命令侍从站在宫殿庭院，每次见到他出入庭院，都要问一句：“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吴王夫差听到问话，每次都要回一句：“唯，不敢忘。”

　　就这样精心备战两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起兵伐越，在越国的夫椒（浙江绍兴）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五千甲士逃往会稽山，然后命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国太宰伯嚭请和。

　　此时的吴王夫差志得意满，完全从伐楚、伐越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于是他成了第二个转变心态的人。

　　在吴王夫差看来，吴军曾经在楚国境内纵横千里，大败楚军，现在又一战击败越军，越国的生死存亡就在吴王夫差的一念之间。这就说明，吴国的实力绝对强悍，完全有能力进取中原甚至取代晋国，称霸天下。

　　至于两年前的那次战败，只是一次意外罢了。

　　其实，自从吴王寿梦以来，进取中原甚至称霸天下，就是吴国的既定路线，历代吴王都是这一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吴王阖庐从伐楚转向伐越，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开拓吴国的疆土、扫清吴国的外围，为进取中原做铺垫。

　　现在，吴王夫差伐越成功，意味着吴王阖庐转型的目的已经达到，吴国完全可以恢复历代吴王的既定路线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王夫差要继续执行数十年来的既定路线，就不能满足于做晋国的盟友、东南的地域性大国，必须争做天下第一。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吴国就不能显得过于野心勃勃，更不能给中原各诸侯国留下“灭国绝户”的恶劣印象，否则的话，吴国就会和楚国一样，得不到中原各诸侯国的拥护。

　　那中原各诸侯国就没有灭国兼并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

　　这是因为中原各诸侯国消灭、兼并的都是国力悬殊的小诸侯国，而且是地理位置不重要、血脉关系不亲近、没有大国保护的边缘性小诸侯国，从来没有国力、体量相差不大的诸侯国互相兼并。

　　中原各诸侯国，赞同的是前者，反对的是后者。

　　吴国兼并越国，恰恰是后者。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吴王夫差接到太宰伯嚭的汇报以后，便准备接受越王勾践的请和，延续越国的国祚。

　　但伍子胥坚决反对与越国和解，要求吴王夫差干净、彻底的消灭越国。

　　因为伍子胥是第三个转变心态的人。

　　吴国伐楚是以天下大势而兴、以天下大势而落，虽然实现了伐楚的战略目的，但毕竟没有消灭楚国，甚至连小小的随国都不愿意站在吴国一边。

　　伍子胥认为，伐楚暴露出三个问题——

　　吴国起步太晚、底蕴太薄，无论是文化礼乐、军事实力、口碑声望，都不足以号令中原各诸侯国。

　　吴国的地理位置太偏僻，伐楚要远征千里，进取中原要跨越长江和淮河，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不论投向哪里，都显得鞭长莫及。即便勉强投放过去了，也是强弩之末，无法产生较大的作用。

　　楚国和越国是盟友，又都是异姓蛮夷之国，吴国夹在楚、越之间，颇受掣肘。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伍子胥给吴国的新定位，就是甘居天下第二，不断蚕食楚、越的疆土，同时以东南地域性大国的身份，做中原各诸侯国的盟友，承担遏制楚国的战略任务。

　　既然如此，那么越国做为吴国的近邻、楚国的盟友，就是必须消灭的。

　　于是，伍子胥在吴王夫差准备接受请和的时候，说道：

　　“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也。”

　　但吴王夫差正站在风口浪尖上，又怎能听进去伍子胥的话？他摆摆手拒绝了伍子胥，随后便接受越王勾践的请和，保留了越国的国祚。

　　伍子胥长叹一声：“二十年后，吴国就要败亡了，哎。”

　　伍子胥和吴王夫差的这段对话，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六篇文章——《吴许越成》。

　　如果说吴王夫差是以吴国的视角看天下，那么伍子胥就是以天下的视角看吴国。

　　吴国的路线之争，就此成型。

　　6

　　关于吴国的路线问题，此后十年，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又爆发了两次争论。

　　公元前494年8月，即伐越成功的数月之后，吴王夫差便千里远征，统兵伐陈。

　　公元前493年冬，吴王夫差出兵蔡国，把蔡昭侯以及蔡国大臣迁到州来，方便吴国随时监管。

　　有了这两次远征的成功经验，吴王夫差信心倍增，便在公元前489年出兵伐齐，由此爆发了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第一次争论。

　　此次伐齐的时间，《春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有出入，《春秋左传》也没有写两人的争论，但《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里都写道：“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

　　齐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而薨逝，齐国的旧贵族高氏、国氏和新贵族陈氏、鲍氏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吴王夫差便趁机伐齐，准备用齐国的鲜血，染红吴国的登天路。

　　伍子胥坚决反对吴王夫差的伐齐计划，他劝谏道：“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

　　伍子胥还是以前的意思，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越王勾践是你吴王夫差的心腹大患，你放着眼前的问题不解决，不能甘居天下第二，非要北上争霸，到底是图什么呢？

　　所谓的祖宗遗志，就那么重要吗？

　　天下霸主的虚名，就那么吸引你吗？

　　吴王夫差的反应，仍然是不听，坚决要伐齐，和当年伐楚一样，在中原各诸侯国面前展示实力，争取他们的认可、拥护。

　　此时的吴国正处于上升期，齐国正处于混乱期，此次伐齐的结果，自然是大获成功——“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於艾陵”，返回吴国的路上，吴王夫差还和鲁哀公在鄫地（山东枣庄）会盟。

　　伍子胥不同意吴王夫差伐齐，但吴王夫差伐齐竟然成功了，这就意味着，吴国的两条路线之争，吴王夫差代表的“进取中原称霸天下”路线，暂时占据上风，伍子胥代表的“东南地域性大国”路线，落入下风。

　　那么，吴王夫差又怎么可能再听伍子胥的呢？

　　于是就有了那句——“益疏子胥之谋。”

　　而就在同年7月，楚昭王薨逝，他和越王勾践之女生育的熊章，继位为楚国国君，史称楚惠王。楚昭王出自秦女、楚惠王出自越女，这就意味着，秦—楚—越的盟友关系更加巩固。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准备再次出兵伐齐，为了毕其功于一役，他还在两年前挖掘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接起来，让吴国的兵员和物资，能通过水路抵达江苏淮安一带，极大节约了北伐的成本。

　　可以说，吴王夫差对此次伐齐是志在必得的。

　　越王勾践精准把握住吴王夫差的野心，亲自带着越国大臣前来朝贡，给吴王夫差、吴国大臣、吴国士兵都准备了丰厚的礼品，众人都很高兴，感觉越王勾践越来越恭顺，吴国可高枕无忧了。

　　但伍子胥非常不高兴，甚至非常恐惧。

　　为什么？

　　原因有二——

　　越王勾践能精准把握吴王夫差的野心，这份揣摩人心的功夫，绝非常人所能及。

　　越王勾践给吴国上上下下都准备礼物，让吴国君臣对越国放松警惕，那吴国岂不是国门大开？越王勾践这么做，除了出兵伐吴，还能有其他目的吗？

　　越王勾践的用心如此之深，吴国上下浑然不觉，这让伍子胥产生一种看破却无法改变的无力感，这才是伍子胥最恐惧的地方。

　　所以伍子胥不要越王勾践的礼物，立即向吴王夫差进谏：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顺，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吴其泯矣。”

　　伍子胥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吴国和越国是生死之敌，要么吴灭越，要么越灭吴，没有第三条路可选。而齐国远在北方，伐齐成功也不能耕种齐国的土地，得到天下霸主的头衔，也无法得到各诸侯国的真心拥护，这两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十年来，伍子胥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谄媚、不改初衷，如果这都不是忠臣，那世上就没有忠臣了。

　　但吴王夫差不听，坚决要伐齐，把自己代表的吴国既定路线贯彻到底。

　　如果伍子胥到此为止，那么以他的资历，吴王夫差仍然会尊重他，无非是边缘化而已。然而，见到吴王夫差坚决要伐齐，伍子胥认为吴国已经没救了，迟早要被越国灭亡，便送其子到齐国，托付给鲍氏。

　　“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

　　这件事一出，吴王夫差大怒，你伍子胥极力阻止我伐齐，你却把儿子送到齐国，这是什么意思？里通外国，还是看衰吴国？

　　无论是哪一种，吴王夫差都不能容忍，直接下令赐死伍子胥。

　　侍奉吴国三代国君、出仕四十年的伍子胥，就此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伍子胥因路线之争而逃离楚国，又因路线之争而死于吴国，也算完成一个“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的全过程。

　　随着伍子胥的死亡，吴国的路线之争也彻底结束。

　　吴国，再也没人能对吴王夫差发出反对的声音，吴王夫差将带着历代先王的期待，渡过长江、跨过淮河、向着北方、向着天下霸业的梦想，一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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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事实证明，伍子胥是正确的，吴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底蕴只适合以中原各诸侯国盟友的身份，做东南地域性大国，根本不适合进取中原称霸天下。

　　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以后的伐齐战事，《春秋左传》没有记载，《史记·伍子胥列传》只写了一句：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

　　《史记·吴太伯世家》写道：“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但按照《春秋左传》的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前一年，两者时间完全不一致。

　　虽然《春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有出入，但把两本权威史料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猜测，那就是吴王夫差此次伐齐，战果不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样的战果，充分说明吴国的国力不足，兵员和物资投放能力有限，不能凭借硬实力威服中原各诸侯国。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王夫差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便以一种狗急跳墙的姿态，北上中原会盟诸侯，谋求中原各诸侯国承认吴国为天下霸主。

　　结果可想而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

　　公元前483年夏，吴王夫差在橐皋（安徽巢湖）会见鲁哀公，然后命太宰伯嚭和鲁哀公商议举行正式会盟的事宜。

　　但鲁哀公命子贡告知伯嚭，鲁国拒绝举行会盟。

　　随后，吴王夫差到郧地（山东莒县）会见卫出公，再次提出会盟的要求，结果鲁哀公、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偏偏避开了吴王夫差。

　　通过这两件事，中原各诸侯国的人心向背，已经显露无疑。

　　公元前482年夏，吴王夫差抵达黄池（河南封丘），召集中原各诸侯国举行会盟，但响应号召前来参加会盟的只有单平公、晋定公、鲁哀公——

　　“哀公十三年，夏，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

　　单平公是周敬王的卿士，代表周朝。

　　晋国是以前的天下霸主、吴国的宗主国，晋定公代表霸业正统。

　　鲁国是吴国进取中原的必经之路，避无可避。

　　可以说，这三方响应吴王夫差的号召、前来参加黄池会盟的势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来，而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前来参加会盟。

　　即便如此，吴王夫差也没有摆平这三方势力。

　　临到举行会盟的时候，晋国就站出来，和吴国争夺歃血的先后顺序。

　　因为按照会盟的惯例，第一个歃血的就是会盟的盟主，会盟结束以后，便可名正言顺的晋升为天下霸主。

　　晋国要第一个歃血，其实就是和吴王夫差争夺天下霸主的地位。

　　吴王夫差不服，说道：“于周室，我为长”——吴国出自太伯，周朝出自周文王，而太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所以吴国的辈分高，应该吴国第一个歃血。

　　晋定公说：“于姬姓，我为伯”——晋国做天下霸主已经百余年，是所有姬姓诸侯国的总代表，应该晋国第一个歃血。

　　双方争论了整整一天，都没有争出结果。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黄池——越王勾践利用吴王夫差北上黄池、吴国国内空虚的时机，亲自统兵伐吴，大败留守的吴军，俘虏吴国太子友、王孙弥庸、吴国大夫寿於姚。

　　消息传到黄池，吴王夫差斩杀七个报信的人，才阻止了消息泄露。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吴国被越国偷袭、黄池会盟迟迟没有结果，吴王夫差非常焦虑，脸色很不好看。这种反常的举动，被随晋定公前来会盟的大臣看出来了，他们甚至猜出了吴国被偷袭、留守吴国的太子友出事，决定耐心等待——

　　“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

　　墨，即脸色阴沉。

　　肉食者无墨，是因为吴王夫差对吴国大臣封锁了消息。

　　吴王有墨，是因为只有吴王夫差明确知道事情的真相。

　　国胜，即吴国被敌国所胜。

　　大子死，即吴国太子友死亡，吴国失去法定的继承人。

　　这句言简意赅的分析，足以证明，晋国君臣仍然保持顶级的政治能力，而且一句“夷德轻”，足以说明在晋国君臣看来，吴国仍然是蛮夷之国，没有资格和中原各诸侯国并肩而立。

　　就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吴王夫差坚持不下去了，向晋国做出让步，同意晋定公第一个歃血，自己第二个歃血。

　　这就意味着，吴国没有取代楚国成为天下第二，更没有取代晋国成为天下第一，吴王夫差事实上承认晋国是天下霸主，并在黄池会盟上，晋升为霸主阵营排名第二的诸侯国。

　　仅此而已。

　　黄池会盟的盟辞中有一句：“好恶同之”，要求晋、吴、鲁等诸侯国和周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为吴国僻处东南，基本不可能完成“好恶同之”的使命，那么吴国的“好恶同之”，只能是以盟友的身份，做晋国在东南地区的延申。

　　兜兜转转数十年，吴国的定位，又回到原点。

　　8

　　黄池会盟的失败，极大影响了吴国的命运。

　　伐齐的战果不丰，暴露了吴国国力薄弱的事实，黄池会盟未能成为天下霸主，暴露了中原各诸侯国不拥护吴国的事实。自此以后，做为吴国的生死宿敌，楚国再无顾忌。

　　公元前480年，楚惠王出兵伐吴，吴军士气蹉跎，大败，楚军一路追至桐汭（安徽广德）。

　　次年，吴王夫差为报复楚国，出兵伐楚，结果被楚国的白公胜击败，铩羽而归。

　　白公胜，即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

　　随着楚国两次击败吴国，消耗了大量的吴国有生力量，越王勾践便不再等待，于公元前478年3月，利用吴国没有恢复元气的时机，出兵伐吴，大败吴军。

　　经此一战，吴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往日辉煌了。

　　公元前475年11月，越王勾践再接再厉，直接统兵包围吴国都城姑苏。

　　按照黄池会盟的约定，吴国和晋国应该“好恶同之”，但就在吴国生死存亡之际，晋国却拒绝出兵救援。

　　就在姑苏被围的消息传到晋国以后，晋国的赵无恤便命使者南下，骗过围城的越军，进入姑苏见到吴王夫差，说了一句：“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吴国遭难，晋国理应相助，但晋国的能力实在不够，请您见谅。

　　吴王夫差叹息道：“勾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越王勾践要我的性命，晋国又不出兵救援，我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围城整整两年后，越王勾践攻破姑苏，吴国灭亡。

　　原本越王勾践希望吴王夫差投降，居住在甬东（浙江定海），和曾经的自己一样，卑躬屈膝的度过余生，但吴王夫差说：“孤老矣，焉能事君”，说罢自缢而亡。

　　越王勾践只能带着吴王夫差的尸体，返回越国。

　　伍子胥身死，但他坚持的路线，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吴王夫差赢得路线斗争的胜利，但他最后身死国灭。

　　历史的冰冷苍凉，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越王勾践灭吴的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则写道：“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太史公用他的刀笔，写出了吴王夫差的悔意、伍子胥的冤屈，又把吴国灭亡的因果归于太宰伯嚭一人。

　　这是太史公对吴国灭亡的盖棺定论，也是他给吴王夫差、伍子胥留下的最后一丝人文关怀。

　　那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以后，占有吴国的全部疆土了吗？

　　理论上，吴国的疆土都应该纳入越王勾践的治下，但《史记·楚世家》里有一句：“（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以后，整整二十八年都不能消化吴国疆土，越国的势力范围始终不过长江，于是楚国东征，夺取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

　　吴国受晋国的扶持而崛起，最终做了晋国的弃子。

　　越国是楚国的联姻盟友，最终为楚国做了嫁衣裳。

　　其实哪有什么“吴越争霸”，吴国和越国厮杀数十年，始终是“晋楚争霸”的延续而已。

　　9

　　吴国和越国的厮杀结束了，那它们背后的公元前5世纪，又是什么样的呢？

　　楚国虽然国力日衰，但夺取的江淮一带的广袤疆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楚国的颓势。而且楚国和秦、越维持着盟友关系，极大的缓解了外部压力。

　　故而，楚国可以维持大而不倒的架子，进入下一个大时代。

　　秦国依然被晋国堵在函谷关以西，难以大出于天下，必须和汉江下游的楚国结盟，才能沟通外部世界，在乱世中保留一席之地。

　　函谷关封闭了秦国，但也保护了秦国，秦国可以把西北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静心等待下一个崛起的机会。

　　齐国自齐桓公和管仲之后，再无明君强臣能复兴齐国，以至于来自陈国的陈氏崛起壮大，先是联合鲍氏击败国氏、高氏，成为齐国实力最强的家族，随后又在齐国的北部边境舒州（河北廊坊）诛杀齐简公，真正夺取了齐国的军政大权。

　　受益于齐国的鱼盐之利，以及陈氏做为新兴家族带来的朝气，老迈的齐国也得以焕发新生。

　　晋国则是六卿亲密合作，诛杀祁氏、羊舌氏等晋国宗室的旁支远宗，并在祁氏故地设立七县、羊舌氏故地设立三县，让晋国江山彻底改名换姓。随后，晋国六卿之间爆发战争，范氏和中行氏战败，晋国权臣只剩下赵、魏、韩、智等四家。

　　和齐国一样，留存下来的晋国权臣，即将利用晋国留下来的地理优势、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为自家打江山，战斗意志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这四个大诸侯国，各有各的优势。

　　郑国和宋国地处中原，经过数百年的争霸战争，早已民生凋敝，疲惫不堪。

　　鲁国自鲁隐公失败以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而侵占鲁国国君权力、瓜分鲁国江山的三桓，已经安享太平两百余年，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可言。

　　卫国、陈国、蔡国、曹国自始至终都是大诸侯国的附庸，天然的实力限制，让他们从未做过时代的弄潮儿，现在更不可能诞生称霸天下的雄心。

　　这些小诸侯国，各有各的劣势。

　　公元前5世纪的天下，似乎和以前没什么不同。

　　公元前5世纪的天下，又和以前大不相同。

　　先是鲁国实行“初税亩”，宣布承认田地私有制，并按照田地的数量征税，税率大约是亩产的十分之一，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开始节节高涨，以前那种束缚生产力的井田制逐渐破产。

　　随后，郑国的子产在田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认人民群众开垦私有田地的合法性，并向城邑、农村的私有田地征收赋税，用做郑国军队的军费。

　　紧接着，子产把重新修订的法令刻在大鼎上，做为郑国举国上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晋国随即效仿，铸造大鼎，把范宣子士匄的法令刻在鼎上。

　　最后，鲁国修改赋税制度——“用田赋”，把每亩田地的税率，提高到亩产的十分之二。

　　以上这些改革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各诸侯国接受并推行全国。

　　这就意味着，各诸侯国的政治基础，不再局限于数量不多的贵族家族，而是不断向下延申到基层，极大强化了攫取民间财富的能力、管理城乡人口的能力、战争动员的能力。

　　当礼崩乐坏的寒气，从诸侯国国君传递到卿大夫阶层以后，天下事就不是一家一姓能操控的，更不是诸侯国国君互相会盟、妥协就能轻松解决的。

　　天下事，必须由天下人共同解决。

　　而各诸侯国的英雄豪杰，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总结出来的改革成果，则为天下人解决天下事，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那么，下一个大时代必然是逐鹿天下的时代、杀人盈野的时代、思想与智慧激烈碰撞的时代。

　　这个大时代，后人称为——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