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社内参：论改革：如何判断一场改革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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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改革的本质

　　要判断一场改革的前景，我们首先就得搞清楚改革是什么？

　　改革的本质不是变革，变革只是其形式，改革的本质是预判和实验，具体来讲，是人们对历史潮流和时代变化趋势的主观预判和客观实验。

　　预判对了，实验才有可能成功，预判错了，结果必然南辕北辙、失之千里。

　　比如中国历史上首次国家层面的全方位改革，战国初期魏国在公元前403年前后的李悝（kuī）变法，就是一次基于正确预判的成功改革。

　　这一年从三家分晋出来的韩赵魏终于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和册封，成为诸侯国，面对已经延续三百年的春秋乱世，执掌新生国家的魏文侯危机感十足，同时，他敏锐捕捉到了一种新技术——冶铁——的快速普及正在改变时代，于是决定起用李悝进行全面变法。

　　那这次变法赌的是什么呢？

　　赌的就是随着铁器的普及和农耕技术的进步，各国的农业生产力会快速提高，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化，最终推动新的政治体制和军事组织的出现，而如果新生的魏国能率先抓住这个时代红利，就有大概率能实现弯道超车，在诸侯当中脱颖而出。

　　那魏文侯下的赌注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历史方向和时代潮流不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变法造成的政治分裂和军事混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无法及时补上，使得魏国本就不强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进而加速魏国在乱世中的灭亡。

　　在走向富强还是走向灭亡之间二选一，这就是改革的残酷性所在。

　　而这个残酷性，恰恰就是由改革的本质是一种预判和实验所决定的——

　　既然是人做出的预判，那就有误判的可能，既然是基于预判的实验，那就是失败的风险。

　　所幸的是，魏文侯赌对了，李悝变法确立土地私有制、废除贵族世袭制、改革税收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推行武卒兵制、支持西河学派等措施高度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充分解放了魏国的生产力，使得原本羸弱的魏国在乱世中迅速站稳脚跟，率先成为战国初期称雄天下的第一强国。

　　随后，魏国变法带来的降维打击又迫使六国不得不相继加入内卷，最终，伴随着土地私有制、郡县制等新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各国的相继确立，中国正式结束奴隶制时代的历史，走入封建制时代。

　　而赌对这个历史潮流的魏国，就成为最先站上时代风口的国家，成功地飞了起来，直到后来被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改革所超越。

　　这是成功的案例，那有没有改革失败了的呢？

　　当然有，历史上的改革其实失败的居多，成功的属于少数。

　　比如在春秋战国之前的东周时代，周厉王就尝试用改革来挽救倾颓的周政权，采取了诸如垄断山林川泽利益的专利政策、变革传统的公卿掌权模式以及改组军事指挥体系等方式来扩大王室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

　　但是，这种改革超出了当时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的接受范围，加上周厉王屡屡应对失措，所以很快就在贵族和国人的联合反抗下失败了，最终周厉王只能仓皇出逃，王室权威荡然无存，周政权也逐渐走向分崩离析。

　　此后数千年间，历朝历代都有变法、改制的尝试，但真正能达到改革目标的案例十分少，总结起来，导致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

　　比如改革方案设计存在缺陷、改革执行不力、改革节奏失序、社会动荡或外部压力导致缺乏改革基础、改革资源匮乏、领导者自身问题以及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成功的改革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改革则各有各的失败原因。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由改革的本质是预判和实验所决定的——

　　既然是实验，其结果就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没有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还能得到理想实验结果的道理。

　　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一样。

　　2 改革的关键点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成功的改革，最基础的要求就是要正确判断时代趋势和发展需求；

　　第二个结论，成功的改革，需要多种有利因素同时具备，或者尽可能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

　　基于这两个结论，我们就能提前看懂美国下一轮改革的前景。

　　从目前看，特朗普政府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包括教育领域的权力下放到州和公私立学校自由选择、移民政策上的加强边境控制和驱逐非法移民、税收政策中的降低公司和个人税率、环境与能源政策的去监管化和化石燃料增产、医疗保健领域的废除ACA和降低处方药成本、社会政策的管理支出削减与福利享受限制，以及外交政策上的推行美国优先主义，贸易和产业政策上的高关税和鼓励制造业回流等。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一项呢？

　　我认为应该是贸易和产业政策，因为美国如今的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均，大量中下层民众被长期抛离在发展之外，而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产业空心化，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多次分析过。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又决定了美国政府无法从其他阶层手中拿出利益来补偿广大中下层民众，因此，府要让中下层民众获益，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大蛋糕，让新的增量来补偿这部分群体的利益，从而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换句话说，美国要想改革，应先着眼于做大蛋糕而不是分蛋糕，只有蛋糕做大了，调整分配方案的阻力才会变小，如果先着眼于分蛋糕，那么最终一定难以为续。

　　这一点上我们就是很好的示范，我们之所以能在如今变乱交织的时代中保持战略定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正在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正在持续为我们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充足资源，从而使得我们的深化改革可以采用更平稳、更顺畅的方式来推进。

　　这个办法对于美国同样适用。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改革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其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成败。

　　如果特朗普政府这两项改革真的能刺激制造业加速回流美国，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那么其他改革的资源就能更加充沛，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反之，如果不能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其他改革更加无法消弭美国社会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最终改革很难避免失败的结局。

　　那么，特朗普政府能实现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吗？

　　坦率地讲，就其目前公布的政策方向，要实现这个目标很难——

　　除非美国再工业化的目标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如果是想发展现代高新制造业，选择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或者用更带有选举政治色彩的称谓，“经济民族主义”——只会与目标背道而驰。

　　因为这种打法，违背了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3 刻舟求剑

　　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用一切手段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特别是通过高关税、配额限制等手段来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的竞争，以此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

　　这种思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当时工业技术相对简单和国家间经济联系相对有限，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不算大，因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一些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

　　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产业链所需原材料或关键技术的来源日益广泛，电力、内燃机、化学工业等新技术的涌现则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于是，产业和市场走向全球化的趋势开始显现，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不得不变得紧密，此时经济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和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了——

　　因为这种政策严重限制了原材料、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交流，阻碍了生产要素根据市场需求的自由流动，所以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是负的。

　　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后期，当时还是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德美等新兴工业国的冲击，采取了一般性关税和帝国特惠制等保护性措施，结果导致英国在新兴产业的竞争力出现下降，错失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

　　原因很简单，保护主义政策抑制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使得英国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的原有优势，错失了在电力、化工等新兴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同时，这种政策也使得英国的工业结构变得僵化，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和技术进步。最终，英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没有保护其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反而削弱其工业的长期全球竞争力，最终加速了英国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这一历史教训表明，保护主义政策并不利于现代国家的产业长期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创新速度加快、产业边界融合、全球供应链深度整合以及知识广泛共享的时代特性，在这样一个高度互联和快速变化的时代，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就更加显得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试图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来指导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发展，极有可能会错失全球合作的机遇，限制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仅会损害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可能导致技术进步的滞后、产业升级的困难以及经济增长的放缓。

　　如果这种对趋势的严重误判付诸实践，必然对美国的发展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错误方向上奔跑，越努力，离目标就只会越远。

　　4 总结

　　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准确预判并顺应趋势，如果能顺应趋势，那么改革中不利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会缩小，反之，不利因素的影响就会扩大。

　　而特朗普政府准备采取的改革措施，恰恰就在最关键的产业政策上与时代趋势背道而驰，同时又在教育、移民、税收、环境与能源、医疗保健、社会政策以及外交等多个领域全面出击，这就导致一方面无法从外部补充源源不断的改革资源，一方面又快速增加内部的改革成本，绝非明智之举。

　　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资源缺口会逐步演变为新的矛盾，一面压缩有利因素、一面扩大不利因素，进而导致改革的成功可能性大打折扣。

　　更要命的地方在于，由于改革与生俱来的残酷性，一旦实验失败，改革不仅无法实现预期的富民强国目标，还可能带来政治进一步分裂、经济进一步失衡等负面影响，最终全面加剧美国的社会危机。

　　基于以上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改革实际上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无法自洽的逻辑漏洞和理论风险。

　　如果想要避免这种结局，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基于现实做一次全面判断，梳理清楚美国的问题究竟是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策造成的，还是由于其内部政治和体制问题造成的。

　　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借助全球资源来帮助改革，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归根结底，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那些能够顺应技术变革潮流、推动开放合作的政策，才能真正促进产业的发展，继而推动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也只有基于这种判断的改革，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