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镇长：统战价值，指导日本集采

lameihua

　　后发国家实现产业赶超时，往往先建立贸易壁垒保护稚嫩期的本土工业，在本土工业初具规模立稳脚跟后开放市场引入外部巨头作为鲶鱼，在竞争中对国内企业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

　　东亚各国就是用这种方式实现制造业对欧美的赶超，而日本更是通过类似的产业政策在欧美传统优势的制药行业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虽然日本有独一无二的辐射医疗经验，但日本医药业仍然和西方国家有显著差距。对此，日本实施了内外兼修的政策。

　　对内，日本把战后重建时的“统制经济”运用到医药行业。各路资本在国家的安排下进行利益协调和资源绑定，进行合作研发和资源集中利用。

　　日本集中了医药界的资源后先复制西方制药公司的现有技术为行业筹集发展启动的资金，然后开启了半步产业升级的“我也行”路线。

　　所谓“我也行”路线，就是把西方药品的成分的分子稍加改造和修饰后作为日本自己的原创药推出。直观上类似于制造业的“山寨”。

　　但“我也行”远比普通的山寨要复杂和高端。一般制造业换下产品的用料和设计，大概率得到质量劣化的但价格低廉的产品。但药物分子做一点改变，效果很可能有天壤之别。

　　比如甲醇只比乙醇相差一个碳链节，但毒性却远大于乙醇。而且很多有毒物质的毒性并不来自它们和生理物质相差巨大，反而来自它们和生理物质高度相似。

　　所以“我也行”与其说是山寨，不如说是在有借鉴的情况下进行半步创新和产业升级，依然需要试错和巨大的投入。

　　半步创新相比完全创新，风险确实低些，上世纪末，平均每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日本能产出24个新药，瑞士只有11个。

　　半步创新的另一个优势是在技术积累有限的情况下为本土医药业争到了统战价值。

　　完全的仿制药要么被西方药企用专利权压制，要么只能等专利期过错过风口。不容易被专利权限制的“山寨药”更适合作为和西方药企谈判的筹码。

　　对外，日本不仅在关贸协定允许的范围内用关税对医药产业进行贸易保护，而且建立了药物的分销制度：药物到达医师之前要经过几层分销商，而链条顶端的大经销商和本土医药企业关系紧密。

　　这样，没有分销关系的西方药企无法直接进入日本，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通过分销商售出，为此必须接受由日本药企控制的分销商的条件。药品分销商进一步强化了日本药企在欧美巨头前的统战价值。

　　但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本土产业初步发展后过去的保护政策很可能成为垄断企业不思进取的倚仗。

　　于是，日本政策180度转弯：改革经销商制度打破渠道垄断，对欧美药企开放市场，并于1988年进行第一次集中采购，以后每两年更新一次集采药品价格目录，平均每次降价6%。

　　这次，欧美药企成了统战价值的来源：在外界鲶鱼的刺激下，日本药企要继续搞“山寨药”就要接受更低的集采报价，不想卷价格就要加大研发力度搞完全的原创。

　　这样，日本实现了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医疗费用增长速度不超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作为竞争的代价，日本药企从1975年的1359家减少到2000年的1123家，再到2010年的370家，再到2015年的305家。

　　缺乏规模效应不能降价，又无力投入创新研发的小企业被淘汰，行业开始巨头化。行业巨头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从10%提高到20%。

　　巨头化的药企甚至可以“反攻”海外，药企海外收入占比从平均不到10%增长到40%。“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

　　不过，日本医药业的这点成绩并不能改变发展模式固有弊病带来的“失去30年”，甚至无力阻止日本医疗保障逐渐减退。但在日本全面萧条的大背景下能有所成就已经不错了：

　　1995-2022年，日本股市指数只增长了50%，但医药指数增长200%以上。

　　通过关闭和开放市场，在本土和海外药企间倒腾统战价值，日本实现了保护本土产业的同时又避免垄断停滞，还对医疗有所改善。这套操作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日本的这套模式局限很大，如果日本有一批药企不需要投入研发创新，同时海外药企也没有竞品，那就很难让他们妥协出让利益了。

　　没办法，对统战价值搞操作，最怕遇到统战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