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德国重新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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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重新武装：地缘变局下的战略抉择与全球隐忧

　　2023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一项历史性法案，允许军队在海外执行“防御性武力行动”，并计划将国防开支占比提升至GDP的2.5%。这一举措标志着德国自二战后首次突破严格限制的和平宪法框架，其军事姿态的转变因为应美国要求，丝毫没有引发国际关注。在乌克兰危机加剧、中美竞争白热化、北约东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德国的“重新武装”不仅是欧洲安全格局的转折点，更折射出全球权力秩序的深层变动。

　　冷战结束后，德国以“经济奇迹”奠定全球制造业霸权地位，但其军事角色始终受制于内外双重约束：

　　- 国内枷锁：1949年《基本法》第26条明确禁止联邦国防军参与海外战争，纳粹历史遗留的“战争罪责感”长期抑制着德国的军事雄心。

　　- 外部限制：美国通过北约框架控制德国军事发展，要求其扮演“欧洲盾牌”而非独立行动者。例如，德国曾因拒绝向阿富汗派遣战斗部队引发华盛顿不满。

　　然而，近年来的多重危机逐渐瓦解了这种平衡：

　　1. 乌克兰危机的催化：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被迫直面“欧洲安全不可靠”的现实。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豹式”坦克等重型武器，并打破禁忌允许本国战机飞抵爱沙尼亚边境巡逻。

　　2. 美国的战略转向：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德国作为美国在欧洲最关键的盟友之一，其军事角色的提升被视为分担北约压力的关键一环。

　　3. 能源危机的冲击：德国对俄能源依赖的教训，加速了其“战略自主”诉求。通过强化军事实力，德国试图摆脱对外部保护的过度依赖。

　　重新武装的三重驱动逻辑

　　1. 地缘政治压力倒逼防御升级

　　- 应对俄罗斯威胁：德国将俄乌战争视为“欧洲安全秩序崩塌的预演”。2023年，德国宣布成立联邦国防军网络与信息战司令部，并计划将驻立陶宛的部队规模从2000人增至5000人。

　　- 平衡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在拜登政府渲染“中俄威胁”的叙事下，德国试图通过军事现代化提升自身在印太事务中的话语权。例如，德国海军计划派遣“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常态化巡航南海。

　　2. 北约框架下的角色再定位

　　- 履行“能力贡献者”义务：德国长期被北约盟国诟病为“搭便车者”，如今其承诺增加军费（2024年达890亿欧元）并采购美制F-35战机，试图重塑自身作为“欧洲军事核心”的形象。

　　- 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德国主导的“欧洲政治共同体”（EPC）与法国共同倡议建立“战略指南针”，旨在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但此举亦引发欧盟内部关于“防务独立性”与“对美协调”的争议。

　　3. 国内政治经济的利益驱动

　　- 朔尔茨政府的“政治正确”转向：德国总理朔尔茨以务实主义著称，其推动军事改革被国内右翼视为“克服历史耻辱”的象征。2023年社民党大选中，“支持德国拥有更强军力”的主张获得58%选民支持。

　　- 经济利益的捆绑：德国军工复合体（如蒂森克虏伯、莱茵金属）借机扩大产能。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德国2022年军火出口额同比增长40%，主要流向乌克兰、卡塔尔等中东国家。

　　全球暗流下的风险与争议

　　1. 历史幽灵的阴影

　　- 纳粹记忆的悖论：柏林街头新出现的“豹式坦克游行”广告引发部分民众抗议，反对者警告“军事化可能重蹈覆辙”。波兰外长曾公开质疑：“我们能否信任一个曾被军国主义摧毁的国家重新持枪？”

　　- 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已突破此前“仅限防御性装备”的承诺，若未来介入海外冲突，或将面临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争议，但由于美国要求，或许轻描淡写。

　　2. 欧洲安全的结构性矛盾

　　- 法德关系的张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始终警惕德国军事崛起，主张“欧洲防务不能依赖美国保护”。2023年德法联合声明虽强调“共同安全”，但双方在军事指挥权分配上分歧明显。

　　- 东欧国家的焦虑：波兰、捷克等国担心德国军事扩张会打破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捷克总理菲舍尔直言：“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强大的德国军队，而是更清晰的保证。”

　　3. 全球权力格局的涟漪效应

　　- 中俄的应对策略：俄罗斯已将德国视为“西方威胁的放大器”，计划在中欧部署更多战术核武器。中国则通过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对冲地缘风险，同时强化在巴尔干、中东的影响力以削弱德国的战略空间。

　　- 美国的态度矛盾：华盛顿虽欢迎德国承担更多责任，但不愿失去对其的控制权。2023年美德联合声明中，美国明确要求德国继续“优先保障跨大西洋联盟”。

　　和平宪法的黄昏与世界秩序的重组

　　德国的重新武装既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演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权力转移的缩影。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德国的选择预示着一种新范式的诞生，美国枷锁的自我摧毁，使得德国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