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普思：李嘉诚“卖港”风波：资本无国界，商人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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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突变。

　　2025年3月，李嘉诚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战略港口。这场交易看似“教科书式高位套现”，却因涉及中美地缘博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掀起轩然大波。香港《大公报》连发檄文，斥其“缺乏家国情怀”，港澳办官网罕见转载，舆论直指：当商业利益与国家命运冲突时，企业家应如何抉择？

　　一、商业逻辑的“理性”与政治风险的“天真”

　　从财务视角看，李嘉诚的决策堪称“精明”。巴拿马港口业务市盈率高达24倍，远超行业均值，套现资金可转投欧洲5G与新能源领域，规避美国政治施压风险。然而，若仅以商业眼光评判，实属短视。

　　其一，地缘咽喉的战略价值远非金钱可衡量。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6%海运量，是中国连接拉美市场的命脉。2017年中巴建交后，中方投资逾百亿美元布局铁路、能源项目，港口易主美国，意味着咽喉要道受制于人。美国若通过算法调度、差别化费率刁难中国货轮，30%的拉美贸易将成本骤增，甚至面临“数字封锁”。

　　其二，政治妥协换不来尊重，只会助长霸权。

　　贝莱德要求移交港口管理系统等核心数据，这些信息将成为美国构建“蓝色经济圈”的工具。历史早已证明：资本可以流动，但规则制定权永远属于强权。俄乌战争中西方冻结俄寡头资产的戏码，随时可能重演。

　　李嘉诚自称“纯粹商人”，却未看清“商人无祖国”的本质困境——当国家博弈白热化时，资本的“中立”不过是幻象。

　　二、历史镜鉴：荣德生的铁骨与李嘉诚的“软骨”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断然拒绝日伪收购纱厂，更令旗下工厂转产武器支援抗日。汪伪威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凛然回应：“宁可玉碎，不为瓦全。”1948年，荣氏家族多数成员离沪赴港，荣德生独留大陆，直言：“我若一走，几万工人何以谋生？”

　　反观李嘉诚，2015年抛售内地资产转投英国，十年后再度“清仓式撤退”。两次选择，均以“商业避险”为由，却在关键时刻将战略资产拱手让与霸权。荣德生以民族大义为锚，李嘉诚以逐利为舵，二者高下立判。

　　李嘉诚办公室高悬左宗棠名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其行为却与对联精神背道而驰。荣德生布衣简食、坚守民族气节，才是“择高处立，向宽处行”的真正诠释。

　　三、国家战略的代价：一带一路的“雷区”与海运命脉的危机

　　李嘉诚的交易绝非孤例，而是美国“港口围剿”战略的一环。近年来，美国施压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马来西亚皇京港等中资项目，企图构建对华贸易包围网。此次巴拿马港口易主，将产生三重连锁反应：

　　削弱拉美地缘支点：中巴合作本是“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标杆，港口失控后，美国可借机逼迫巴拿马疏远中国，中方百亿美元投资恐遭蚕食。

　　抬高全球贸易成本：美国若联合盟友升级港口技术标准，中资企业将面临“合规壁垒”，海运命脉受制于人的代价远超千亿套现收益。

　　助长霸权“长臂管辖”：贝莱德掌控全球10.4%集装箱吞吐量，结合《船舶法案》对华航运关税，中国货轮或成“算法霸权的鱼肉”。

　　当055万吨驱逐舰巡航南太平洋震慑宵小时，某些企业却将战略资产贱卖对手，无异于自毁长城。

　　四、全球化退潮：资本的生存困境与身份悖论

　　李嘉诚的撤退是全球化逆流的缩影。2024年全球贸易增速跌至1.2%，港口从“现金奶牛”沦为政治筹码。跨国资本陷入两难：

　　经济理性：规避地缘风险，追逐高回报领域。

　　政治站队：身份标签使其成为博弈棋子，华人资本尤甚。

　　澳大利亚智库模拟显示，若中美冲突升级，海外华裔可能重演二战日裔被拘禁的悲剧。李嘉诚90%资产布局欧美，却因华裔身份遭系统性猜忌，最终被迫“去中国化”求生。然而，妥协换来的不是安全，而是贝莱德对核心数据的掠夺。

　　这警示所有跨国企业：没有国家实力支撑的资本，如同无根浮萍。

　　五、新时代企业家的使命：利润之上，当有家国底线

　　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为企业家指明方向：

　　国家利益是底线，而非可交易的筹码

　　华为遭美国制裁时，任正非拒绝妥协，启动“南泥湾计划”突破芯片封锁；曹德旺直言“企业家是有祖国的”，将福耀玻璃打造成全球标杆。他们的选择证明：唯有与国家同频共振，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战略定力高于短期套利

　　宁德时代深耕锂电池技术，比亚迪垂直整合产业链，这些企业不追逐风口，却成为“美国制裁光荣榜”上的常客。其成功根植于对产业自主的坚守，而非投机取巧。

　　重构商业伦理：从“摘瓜者”到“种树者”

　　李嘉诚擅长“低买高卖”，却被批“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真正伟大的企业家如张謇、包玉刚，以实业救国、产业报国为己任。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摘瓜人”，而是栽种“技术主权之树”的拓荒者。

　　结语：时代已变，潮起潮落

　　从2015年，中国学者罗天昊的《别让李嘉诚跑了》，到大公报的《莫天真，勿糊涂》，十年间，中国舆论对“李嘉诚式”资本的容忍度已降至冰点。这背后，是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向“规则制定国”的蜕变。

　　当055舰队为远洋货轮护航，当数字人民币覆盖107国结算，当华为5G技术制定全球标准，我们早已不需要仰仗“摘瓜商人”的施舍。李嘉诚的撤退，恰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凭借囤地、套现、投机便能封神的时代，终被扫入历史尘埃。

　　未来的全球博弈中，唯有将企业命运熔铸于国家崛起的企业家，方能真正“择高处立，向宽处行”。

　　企业利益，国家运道，如何平衡两者，不仅是李嘉诚的关口，也是对所有企业家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