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崖山以之后无中国之定价权

大参考

　　中国到底从何时开始衰落的，世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崖山以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这崖山以后无中国指宋元鼎革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剧变，其历史故事是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后宫及群臣大多随之殉国，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壮烈殉国！《宋史》记载：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西方人认为中华文明自此而绝，但我们的炎黄子孙对西方人这样的说法是不承认的，中华文明是历经挫折而复兴自古延续至今的！本人在本书的开篇提出这个问题，关键的是要从定价权的视角重新让大家认识这个历史事件，这是东西方文明定价权的历史拐点，从这个时间开始，中国掌控世界千年的定价权不复存在，转而是西方的定价权控制了世界，虽然后面的明朝的发达和康乾盛世，也只能以闭关锁国来对抗西方的定价优势，直到中国的国门被大炮敲开彻底衰落。定价权的转移是兴衰更替的关键，失去了定价权则意味着未来的衰落是不可逆转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经受多次战败失血甚至死后重生，但对失去定价权后日复一日的财富贸易流失，对此经年累月的失血和给竞争对手输血，则是无法承受的。

　　崖山之战是宋朝对蒙古侵略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10万军民投海殉难，陆秀夫背负幼帝与崖山跳海，宁死不降、何其壮哉！此战之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崖山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被打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文官制度、皇权礼教信仰、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很多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宋以后那个自信、开放、宽容的大汉民族的民族性有了巨大的变化。在元代有独立反抗精神的人被屠杀了，剩下的北方汉人是三等臣民，而南方汉人更是四等接近奴隶，整个元朝汉人大部分时间都是贱民。这些对崖山之后中国变化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在政治上进行的，在经济上崖山宋亡怎样影响了世界，怎样导致世界的财富格局变化，则有关学者的研究不够深入或者根本没有涉及，而本书则将揭示定价权怎样的在这崖山之战后成为东西方历史的拐点，怎样决定了现代人类经济社会的行为规则和财富分配。

　　崖山之后宋朝的户籍簿上3/4的汉人都被屠杀，当时的汉人的社会精英要么被屠杀，要么投海自尽。宋代能够去海外的是有限的。崖门海战之后，海上浮尸10万，那基本上是宋朝之举国精英了，这一次亡国之变让中国的历史财富遭受巨大损失，而我们更关心的则是中国领先世界时所集中的世界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的天然货币——贵金属的去向，这些贵金属到哪里去了？在征服战争当中，财富的不动产部分是很容易占有的，财富的动产部分则很不同，除了大量的动产被消耗以外，看似不会消失的贵金属货币，实际上也是会大量的灭失的，尤其是在被征服民族宁死不屈的情况下，这些贵金属财富是要找不到的。具体到南宋的灭亡，十万跟随皇帝的富人精英殉海，你可能说他们带有的贵金属是有限的，但因为他们的死，你找不到的贵金属则是要大很多倍的。

　　中国古代人们的逃难，能够携带的货币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铜为货币的话是带不了多少铜板的，金银为货币也是受制于贵金属的重量，我们看小说里面大侠们的一掷千两的豪气，而几百两上千两的白银是几十斤上百斤的重量的，在长途逃难的时候是只能有限携带的，因为你还必须带足够的衣物和粮食，这比带钱更重要。所以在这逃难的时候，带不走的贵金属就要妥善就地隐藏，此时的社会潜规则就是把金银埋入地下，等战火平息以后再找机会回来取。而宋元之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以前中原被外族入侵，士大夫是可以外逃到岭南等地的，而且以前的外族是主动融入中华文明没有蒙古人这样的大规模屠杀的，虽然改朝换代也杀戮残酷，但新的统治者都是吸纳和招抚原来社会中的士绅的。因此战乱虽然死人很多，但不会死绝户，一旦天下太平，这些活下来的人被新统治者招抚接纳，就会回到过去的地方把埋藏在地下的贵金属挖出，社会上的贵金属数量不会大幅度的灭失的。而蒙古的宋元鼎革，是种族灭绝性的，是没有地理逃亡空间的，元军打到崖山实际上已经彻底断送了原来社会上流士绅流亡的空间。因此最后殉国的十多万南宋臣民，实际上就是灭绝了南宋的精英和富人，他们死了的结果，就是使得大量的埋入地下的金银，再也找不到了！逃难隐藏金银的掩埋不等同于金银矿藏，矿藏是有外部特征能够被探矿的；也不同于墓葬，墓葬是有规制和要给后人祭拜地面有标志的！这个私藏性质的掩埋，在战争中地表的建筑物还可能被战火付之一炬，因此在相关人死亡以后，是极小概率被发现的，大量的中国贵金属就被埋入地下了，在人类社会灭失了。对要逃难的人，还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带不走的其他动产和不动产都尽可能的变现成为容易贮藏的贵金属，再将他们埋好，只要有可能就不会随意丢弃其带不走的任何财产的，而购买他们这些资产进行抄底的则是不愿意逃难的人，这个变现过程将战乱逃亡地的贵金属货币流动性要席卷一空的。因此逃难还导致社会的资产构成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当中的贵金属流动性被集中于逃难者手中，不是带走就是埋入地下，不光是白银，铜钱也会被埋入的，铜钱是大部分带不走的，我们现在不是也时常从地底下挖出成罐的宋代铜钱吗？所以被逃难者埋入的贵金属货币，是远远多于他们日常持有的货币数量的。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十几万最后追随皇帝逃难的军民，有能力追随的都是原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士绅才可以做到的，对这些士绅和富人，每人以随身携带100两银子来计算不过分，崖山之战这就是千万两的银子一起投海了。相比随身的金银，他们带不走的银子应当是更多的，如果你只能够带走十分之一的贵金属货币，则意味着是价值上亿两埋藏的白银也再找不到了。包括黄金和铜钱在内的上亿两白银的贵金属货币价值，在那个时代是与全世界可以作为货币的白银可比的，人类社会流通中的白银也不会比这多很多的，清代末期中国吸引了全球的货币白银，清朝流通中的白银各种估算也不过是3-15亿两白银，但此时日本的石见银山、美洲地理大发现等已经让文明社会的货币白银增长了数量级的差别了。而宋朝被征服的过程中被杀的人比这些崖山海殉的人还要多得多，宋朝四分之三的户籍人口被屠杀以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埋藏的财富也随之消失了，而抵抗是在士绅富户带头组织也最先被种族屠杀，宋朝的士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四分之三几乎灭绝，这些死去的人集中了宋朝绝大部分货币财富，他们的死意味着中国古代货币流动性超过四分之三以上是灭失的。同时蒙古帝国是一个掠夺杀伐的帝国，不是一个生产性的帝国，它已经没有放牧生产的性质了，或者说蒙古崛起后的人口增长依靠放牧是根本养不活的！而蒙古的杀伐对所占领地区的生产力也造成巨大的破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统治需求。所以他们掠夺征服地区所有的黄金白银，到其他地方去换取他们需要的产品。如此的金融政策从而也使得贵金属从南宋故地大量的流出。中国大地在蒙古的统治下，贵金属不是找不到了就是外流了，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低点，对此元朝统治着多次发行纸币，而其纸币由于印钞掠夺的结果，也没有任何的信誉带不来商业上的货币流动性，因此蒙古的征服使得曾经无比繁华的中国大地，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冰点，定价权的东西方转折点到来了。

　　对崖山前后的货币流动性差距，还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上来体现，宋朝时，财政收入是以“贯”来作为标准的。一贯是1000文，同时一贯钱官价最初是一两白银，所以北宋朝时白银也叫贯银。北宋的财政收入史载是5000万贯左右，也就是白银5000万两。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南宋朝达到一亿贯以上，最高的时候是16000万贯，主要范围在12000-16000万贯，但南宋与北宋的银钱比价有一些差别。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廷规定行在左藏库确定银钱人纳的比价为每两3300文后，这一比价稳定了更长时间。此后的隆兴、乾道、庆元、宝庆、绍定间，镇江、临安、新安、四明、江浙诸军的银钱比价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第四章）。因此考虑到银价问题，16000万贯也是5000万两左右，因此宋代的财政收入平均应当是5000万两左右。而崖山之后的中国朝代，相比于宋朝则财政收入就锐减了，我们不说破坏生产力的元朝，就是曾经封建经济高度繁荣中国的明朝，白银的税收数量也是大幅度降低的，明朝的平均财政收入是200万两，只有在明末大量白银流入之后财政收入才达到400万两左右，这些数据黄仁宇先生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明代崇祯时期600万两的辽饷和280万两的剿饷都是大问题，这还是在明末白银大幅度贬值后的结果，打这样的国家级全面战争，军饷只有这点数字，在宋代则是不可能的。对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直到清朝才可能一比。清朝在早期只有不到3000万两，晚期才有8000万两的财政收入，总的平均是与宋朝相当。但清朝末年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是宋朝末期的几倍，古代生产力与人口和土地面积成正比的，因此如果计算人均清朝还是远不如宋朝。对税收白银的多少，在贵金属货币时代是与经济繁荣程度无关的，是由税收率和贵金属货币数量决定的。这与信用货币时代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货币发行量与经济繁荣程度相关，财政收入与经济繁荣相关，是不能照搬到贵金属货币时代的。在中国古代经济自给自足相类似的情况下，税收的多少就是与社会当中流通的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成正比的，崖山前后朝代财政收入白银的巨大差别，就是中国社会货币流动性大幅度萎缩的写照，而清朝的财政税收能够与宋朝相比，也是在明末开始的白银大量流入的结果，到清朝西方金本位把白银不再作为货币而当做货物到中国进口商品，白银再度大量流入才能够实现的。

　　崖山之后财政税收的巨大差别，这不是朝代间生产力的差距这样大，我们看历代的存世古董，可以知道是历代的生产力虽然与世界的相对比值下降，但绝对生产能力是发展的，如此的资产价格差别和财政收入差别，最主要的就是贵金属在民间数量的差别，是流动性数量的差别，而是货币的购买力不同，税收带来的购买力是相当的。货币购买力的差别就是与流动性有关，流动性与货币数量是成正比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最主要的资产价值房产为例看清。不同朝代全社会的房屋需求等是类似的，这里房产价格也是同样的巨大差别。对此我们可以从明代小说中找到直观的依据，《金瓶梅》中一处“门面二间二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35两银子；西门庆替姘妇王六儿买了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第三十九回），花了120两银子，而如果是买地，60两银子是可以买20亩地的。与之可以对照的是有历史记载万历年间，在北京城里有个太监，卖掉了自己的住宅，得到银子一千三百两。房的大小是：门面七间，到底五进（五排）。每间折合白银40多两，明朝的太监是很有权的，这应当是豪宅了。按照中国古代的营造法式，每间房的大小都是标准尺寸的。但我们看一下宋朝的房价是多少？宋徽宗政和七年，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意思就是那时候在开封置一所豪宅得花几十万贯，如果再想装修得更豪华一些，得花到100万贯（李开周，《千年楼市》）。宋朝与明朝的房价差价是巨大的，甚至这个差价比宋和明的税收差价还要大很多，因此宋代与明代的物价和财政税收等经济问题上的差别，就是一个计价的问题，是一个定价权的影响在起作用，崖山之战所带给中国社会的，就是这定价权的变化。

　　以崖山之战为历史节点，蒙古的征服导致货币贵金属流动性灭失，同时还有大量的流动性因蒙古的金融政策从东方流向了西方，东方世界从此变成了货币流动性奇缺的地区。流动性的不足对定价权是有根本性影响的，这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流动性决定了定价权！以后我们会充分论证这个观点和以此分析定价权的博弈，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宋亡以后贵金属的占有量的天平已经完全的倾向于西方，而且西方还将在蒙古的西征和地理大发现当中不断的加强流动性的输入，从此货币的权利不再归东方世界，历史的定价权拐点到来了。在崖山之战后，世界经济风云变幻，在流动性的东西方巨大差异之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利率长期在10%甚至5%以下，是中国社会的十分之一，而西方人的工资，在中国还领先世界的情况下，以贵金属计价就是中国人的100倍！如此大的差距中国如何能够有定价权？没有定价权又继续保持文明的领先？在贵金属自然汇率时代双方的贸易交换下，一个西方人的劳动可以换取我们100个人的劳动，这是巨大的劳动不等价交换，东方和西方的财富再分配开始了！自唐宋以来，中国主导世界定价权的时代结束了。

　　崖山之战是东西方的流动性和定价权的拐点，对此笔者所要说的就是崖山以后无中国之定价权。定价权是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的政治和军事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服务于经济目的的，从而我们以定价权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更深刻的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

biosoul

说的蒙古很强势似的，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蒙古很弱小要安抚，否则怎么和平统一！

baoweijsnt

因此我们不但要发展经济文化，更要发展军事，要有制服别人，毁灭别人，至少能同归于尽的杀手锏，才能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不至于被别人掠夺成果。

尚楼

不要和我讲哪些被杀的都是精英，我到觉得都是“腐朽”分子！否则，何以亡国！

ogh778899

放屁..........这篇东西就是一篇大大的毒草!通篇的实质就是中国=汉族,其他种族不属于中国,宋朝以后不是中国...........真正的意思就是当年小日本为了鲸吞中国提出的满蒙新藏不属于中国的变种翻版,用心极其恶毒...............只是用了欲盖弥彰的表述方法而已!!

梅花香

ogh778899 发表于 2014-9-6 23:53
放屁..........这篇东西就是一篇大大的毒草!通篇的实质就是中国=汉族,其他种族不属于中国,宋朝以后不是中国 ...

明白人，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