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宜为观听所讥”——《读史论今》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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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宜为观听所讥”

　　

——《读史论今》之三

　　

郑彪

　　
　　盗杀阴贵人母邓氏及其弟?。帝甚伤之，封贵人弟就为宣恩侯。复召就兄侍中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蹈陈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所不愿！”帝嘉之，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宜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这是东汉外戚的一个小故事，外戚属于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门阀势力之一，其历史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然外戚中也不都是坏人、混蛋、糊涂虫，也不乏智者，这个阴兴就是个智者。这里说的事情虽小，但是至今仍发人深省。
　　
　　先说侍中是个什么官。侍中，顾名思义，是皇上的近臣，原为宫中往来奏事的官，故名。汉朝为加官，即外官加了这个头衔，身价倍增，可以出入宫禁。东汉置为正式职官，秩比二千石，相当于民国以来的省部级。东汉初年，天下尚未安定，政局动荡，尤其粮食危机，盗匪横行，贵为外戚的邓氏老太太和弟弟邓?也不能免祸。是否邓家有什么仇人，虽不可考，但是露出破绽，就是阴兴所说：“臣未有先登蹈陈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觖望”，就是因不满而导致怨恨，“令天下觖望”，就是令朝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满而导致怨恨。特别是东汉初年，老百姓太苦，有军功的将军和大文官出门不少都坐牛车，无功受厚禄做高官的外戚就很容易招人怨恨，再无德性，就很容易结仇。阴兴的一番话说得确实很好，但是否也是从其母、舅被杀中有所顿悟，也未可知，而且其姊（妹）“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恐未必可以尽归结为其明智。当然，笔者这样解读，也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是可以“大胆假设”，至于“小心求证”，难度很大，只好留待史家去做了。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阴兴不愧侍中，深知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有自知之明：“臣未有先登蹈陈之功”而居高位，已经享尽荣华富贵，全仰仗外戚身份，还要锦上添花，“一家数人，并蒙爵土”，想想就后怕。东汉时道家思想兴盛，阴兴身处中枢要职，又深谙谦退避祸的道理，应是儒道兼通的智者。而阴贵人一介女流，居然也能就此“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可见过去没少干这种“为宗亲求位”的事），也算得知止。《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静而后能安。所以，阴贵人能知止，也算难能可贵，算是古来贵人之中的“贵”人。又，兴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宜为观听所讥。”这真是至理名言，古今一理，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富贵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富贵有一种魔力，能使人忘乎所以，特别是容易使人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不懂得“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宜为观听所讥”的道理，往往埋下祸根。古代的祸很大，动辄灭族，现代总算好多了。阴兴是皇上近臣，说话极有分寸，所谓“宜为观听所讥”的背后，乃是为避祸。想必阴贵人聪慧，响鼓不用重锤，性命攸关，心领神会，就从善如流了。
　　
　　今之某些富贵者，苦不知足，啥都想要，啥都没够，乃与误信西方“利益最大化”的鬼话有关，不光自身“最大化”，还要为子孙后代“最大化”，不懂得持盈保泰，谦退是福，积德是福。对祸福相依的道理，中国文化早期就研究得极为透彻，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以善于处世著称，并世无两，无论是强盛，还是衰落，都能应对，故能屡仆屡起，至于今日复兴。为官之道也是一样，特别是做大官，如何持盈保泰，“不要钱”是一个硬道理。看近现代，清末曾国藩“不要钱”，至少保住了名节；李鸿章什么都要，什么都没够，晚年卖国求荣，还上了共济会的贼船，与“要钱”有关。蒋介石要靠清党确立权威，但是搞“四一二”大屠杀没有钱，共济会看准中国政治玄机，通过虞洽卿立马给了蒋三百万，于是共产党就人头滚滚了（李鸿章和蒋介石与共济会的金钱政治关系，参看何新编著《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据何新揭露，近年来共济会又对中国下重手花重金搞政治渗透，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当官不要钱，做起来挺难，当代传统文化断裂，共产主义理想“破灭”，在一些人看来，钱，也只有钱，看起来是唯一可靠的东西。殊不知，钱，特别是纸币，乃是靠不住的东西，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现在中央领导重提共产主义理想，笔者认为有必要，且很重要，因为一个政党，领袖、高干，也包括普通人，有没有理想是大不一样的。因为自己做不到，没理想，就污蔑理想是扯淡，其实只是掩盖自己的平庸。要钱也不是不可以，要取之有道，即使有道，也要知止（商人要钱“知止“，就是撒钱为国家民族安危尽力，不是胡乱施舍，更不是捐给什么耶鲁）。《朱熹集注》说：“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止，则志有定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猖獗，全世界都理想破灭，开始迷失方向，转而“一切向钱看”，“要钱”成为潮流，有历史条件的客观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各级官员，至少应当知止，“知止，则志有定向。”事实上，共产党人也确有不少人一贯“不要钱”，坚持理想和做人的底线，这样的人什么时代都有，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露重飞难进，风高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也确有更多的人“要钱”而知止，从历史变迁中悟出真理，找到方向，重拾理想；还有更多的人从实践中明白了自己想“要钱”也注定不可得，先富带后富成为画饼，于是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和劳动光荣，乃重拾理想。
　　
　　笔者常说，无论居官经商做学问，都要研究大势，这是一门大学问，也是真功夫，往往决定事业成败。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乃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也是没理想只“要钱”、“要大钱”时代的终结。人类社会想避免毁灭，还是要有真正的理想指引。对此，许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需要启蒙。进入二十一世纪，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居官经商做学问，如果只想混个小富贵，可以没理想，混混就完了；如果想成就事业，做大事，特别是要做大官，恐怕先得断了“要钱”的念头，君不见现在已经有地方升官先要先公布财产，这其实已经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俗话说，小富贵由人，大富贵靠运，近三十年取大富贵者，归根结底也是靠运。自古以来，大富贵如何持盈保泰，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见机”，历史转变，乃是大机大遇，遇到什么，全靠见机而自己把握,不能“一根筋”。所以，东汉的大富贵阴兴的这段故事，还真有现实意义。
　　
　　　　　　　　　　　　　　　　　　　　　　　　（ 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