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一博：为何古代贪官前腐后继屡杀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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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老百姓最痛恨、最不可接受的无疑是腐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贪腐就成为人类固有的一道风景。这并不表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憎恨贪腐，任由它的发展蔓延。相反，许多古代帝王反腐倡廉新招不断。但是，两千年的帝国制度，却从来没有解决过贪腐这个毒瘤，贪官前腐后继屡杀不绝，而且更为严重。

　　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由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警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殷纣王，大肆聚敛，建了很多离宫别馆，甚至建“酒池”、“肉林”，大肆挥霍。奸佞费仲、恶来也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博得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

　　秦汉时期。赵高从一名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利用手中的职权，一方面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经济事务横加干涉，侵夺民田，操纵赋税，控制国库。几年的时间，赵高就成了财富难以计数的富翁，其爪牙也大发横财，国家的财力却日趋薄弱。赵高入秦宫20多年，依靠弄虚作假，弄权不止，贪欲不足，终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中国封建时代第一个因贪腐被查处的丞相，是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任用的第二个丞相李蔡。当时皇帝赐给他墓地20亩，可他倒卖地皮，多贪占（史称“盗取”）了三顷，卖了40余万钱，被揭发后畏罪自杀。梁冀在东汉时期，做过大将军。在朝廷里横行二十几年，人称“跋扈将军”。正直大臣李固、杜乔等人多次弹劾梁冀，但他们最后都被梁冀杀害了。公元158年，已经26岁的恒帝为了夺回大权，在宦官单超、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等人的帮助下先发制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逼迫梁冀夫妇自杀。遭处置的梁冀党羽达300多人，一段时间里，朝廷几乎没人上朝了。梁冀被抄家后，恒帝把他的财产进行拍卖，得到30多亿银钱，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的一半。

　　盛唐也有大贪官。唐代大贪官李林甫是唐玄宗时的奸相，他有一个同党王鉷被查后，在登记王的房产时，几天都未登记完。另一大贪官杨国忠，在当了宰相后，仅接受高级丝织品这一项贿赂，就达3000万匹。唐代宗朝宰相元载更有一种癖好，热衷于大兴土木，建房盖屋，这也是所有贪官的三部曲(票子、房子、女子)少不了的一环。他所建的屋宅，竟占了大宁、安仁、长寿三坊，唐代长安都城有109个坊，元载就占其三，可见规模之大，建筑之多。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他在东都洛阳还专门营建一座园林式私宅，充公之后，竟能改成一座皇家花园。可是最让人叹为奇观难以置信的就是，抄家的物品中居然有八百石胡椒。据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的64吨。

　　宋代中期，贪污之风蔓延，到了宋代后期，官场更加腐败透顶。北宋著名的奸相蔡京，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之际，他投机新党，并在其后通过种种卑劣手段，又与宦官童贯狼狈为奸，终于爬上相位。在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搜刮中，蔡京自己也乘机假公济私，广为聚敛，富可敌国，还拥有土地50万亩。这还不够，蔡京晚年“既贵而贪益甚”，甚至不惜造假账，领双份的宰相俸禄，可谓贪婪无耻之极。因此，他当时就声名狼藉，为公论所不容。一次，皇帝赐他一座西花园，他为了扩建竟拆毁附近民屋数百间，建成后的西花园奢华甚至超过皇帝的东园。当时太学生联名上书，把蔡京、王蒲、童贯、梁师成等6 个劣迹昭著的人称为“六贼”，蔡为六贼之首。靖康之变后，他被继位的钦宗下令流放，死于海南。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曾经做过实权人物韩胄启蒙老师的资历，贪赃枉法，什么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派人谈好价钱，一切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城，封函上一定要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凡是没写的，就根本不打开。韩胄北伐失败失去了权势，陈自强失去了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元代下场最惨的贪官奸臣是大名人卢世荣。他先靠行贿当上江西榷茶运使，不久因贪赃被废。至元间，靠游说被任为中书右丞，主持财政，严治钞法、盐法，提出实行沽酒、盐铁官营措施。并起用有商贾经历的官吏，受贿卖官，独断专权。“居中书仅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左司郎中周寅戈与他稍有不合，就被上奏杀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不久被御使陈天祥上奏弹劾，指责他理财“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指责他不申报丞相，擅自支用国库钞20万锭，升六部为二品官。擅自安置自己的党羽，收受贿赂，中饱私囊。最终被处死，割其肉喂野禽猛兽。

　　从秦汉到唐宋元贪官所贪款额来看，已相当惊人。但是，如果与明清时期的贪官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明武宗当皇帝时出现的大贪官太监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其权势简直与皇帝并驾齐驱，百官见他不得不跪。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数字之大，令人吃惊。明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后被弹劾罢官，抄其家所得金银、珍宝、字画，数以百万计，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清代和珅聚敛财富之多，在历代文武大臣中首屈一指，他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因他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信赖，倚为腹心，任军机大臣20多年。专擅弄权，控制官员升迁，大肆贪污。乾隆去世后，嘉庆下诏令和珅自尽，并抄了和珅的家财。有人估计，和家产值8亿两白银，超过朝廷十年收入。难怪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综观古代中国，腐败还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涨的特点。汉唐以后，随着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败现象随之迅速蔓延。唐代穆宗时，大臣韩弘以财物贿赂权贵，满朝文武除一人没有受贿外均接受贿赂。到了元代，“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了清代，腐败更加公开，民间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古代贪官几乎都没好下场，尤其是明清两朝，惩贪手段极为严酷，被处死刑的贪官比例近乎100%，或弃市或凌迟，朱元璋时代甚至出现“活剥贪官皮”的酷刑。那么为何古代贪官前腐后继屡杀不绝？

　　笔者以为，贪污受贿的确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可治愈的顽症。历代封建帝王不是不想反腐倡廉，而是雨打芭蕉无可奈何，根本反不了腐败。在皇帝身边的全是腐败分子，要这些腐败分子协助反腐败，无异于与虎谋皮，哪怕让这些人参加上百次的儒家思想教育也无济于事。说白了，利益是现实的，意识形态是虚的，这些贪官为了保住自己贪腐来的既得利益，就算要亡国他们也不会吐出来。事实上，绝对权力体制下，权力的拥有者是否贪腐，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修行。由于人的贪欲无止境，历史上有假包换的清官寥寥无几，靠道德感化（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来反腐倡廉不说功败垂成，至少也是效果不佳。

　　社会主义的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员们已经陷入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沼泽地，人们甚至不愿相信有清廉官员的存在，总是习惯性地质疑官员的一切行为。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有48个大老虎（省部级高官）被打掉，让人们从习惯性地控诉贪官行径，变成了习惯性地谈论贪官“落马”。 现在，腐败越反越多的假象，从一定程度上更警示我们，反腐没有禁区，更没有终点，只有在路上。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今的腐败问题，还是要加强权力监督，加强制度性的建设，强化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规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此外，现在贪官成本底，死罪的少。应该向古人学习，对腐败还须进行严厉的惩处，让贪官犯罪成本增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