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澳门普发9000元红包对内地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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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宣布，2015年财政预算将继续现金分享计划，维持每名永久居民派发9000元（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派5400元。同时为每名合资格澳门永久居民的个人中央公积金户口，注资7000元和派发敬老金7000元等。(1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这样的消息令人艳羡，艳羡的也许未必是具体这几千块钱，而是地方财政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民共享的操守。澳门特区政府直接向民众发钱，从2008年延续至今。当时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继在美欧发生，降低了澳门居民通过金融理财等渠道获取投资收益的可能，影响了博彩观光业的发展，还推高了物价。特区政府在当年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并作为一种政策机制保留下去，还不断增加政府公共福利，是避免外部经济震荡对居民基本生活造成过大影响。当然，能够每年拿出几十亿现金分配给居民，也与澳门博彩观光业贡献给特区政府的较多税收紧密相关。

　　尽管这已经不是澳门政府第一次给居民发红包。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在年底都希望能够在雇主那里领到红包，或者自食其力在股市取得分红，都还好理解。但直接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个红包，却连想都不敢想。事实上几年前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也曾两会上正式提出相关案，但多位经济学家表示，这是一份以荒诞书写沉重的提案。但事实证明，在国际社会上，澳门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早发红包的政府。

　　今日世界，与其说“找政府分红”是天方夜谭，不如说是国际惯例。几年前，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此前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甚至印度的“每人发1000”的政策都正在执行着或者已经制定好了。

　　专家不看好澳门政府发 “红包”，认为是一种“懒政”措施，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不该简单地发钱了事，而应该拿这些钱从多方面入手去改善公共服务和综合福利。专家的“懒政”说引起围观者一片质疑，从本质上来说，澳门特区政府的派发红包依旧从属于“社会分红”的范畴，这也正是澳门历年坚持派发红包的可贵之处。关于社会分红，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换言之，它是一种地区福利与还富于民。经济社会在发展，生活成本日益递增，通胀压力更是如影随形，如此之下，即便是短期性、数额并不大的全民红包派发，也是对地方政府财富的再分配，它由此带来的也是一地之内笃定性的福利可依赖。

　　我们自己可以不玩“普发红包”的游戏，但也不能以酸葡萄的心态抹杀“普发红包”的正当效用。有钱的未必锦上添花，没钱的却是雪中送炭。这几年，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企业利润所占比重也有相应提高。所以，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返利于民，对矫正分配失衡是有利的。去年以来，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导的一轮涨价，实际上对中产阶层以上的影响是较小的，但是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那些在校大学生、在外农民工、失地农民，还有城市里工作能力不强的弱势群体。如果有类似的货币补贴，很显然将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昨天，天猫“双11”创造了570多亿元的零售奇迹，一方面固然说明我们的内需潜力很大，另一方面恰恰说明今日的中国消费者对价格依然敏感——说得再直白一点，尽管全国高储蓄率备受诟病，但更多民众还是深感兜里缺钱。在全球同此凉热的时候，能力范围之内以“普发红包”的形式抱团取暖，这恐怕不仅不是懒政、反而具有振奋人心的积极意义。

　　几千元的红包，对富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而对于在物价飞涨中生活困难的人来说，则有很大的用途。诚然，内地人口、财力等情况，或许决定了全民发 “红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澳门“红包”对保障民生的补充、改善作用，更不该无视广大国民寄予政府财政盈余情况较好时发放民生“红包”的诉求和期待，特别是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高昂，科学、健全、公平、可持续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现实面前，通过发放民生红包来弥补、缓冲为什么就不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