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另一名黑人被美国警察锁喉死背后

大参考

　　按照美国中文网的说法，在美国新泽西开车行的华裔陈女士，在工作期间受到种族歧视的遭遇后，虽然在警察的帮助下要回来了修车款，但那句让她滚回老家中国的歧视性谩骂，依然让她感到愤愤不平。呼吁华人一旦遇到种族歧视，一定要敢于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在这之前，笔者在美国侨报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是说在美国华人受到歧视的状况非常严重，甚至还没有黑人地位高，是最“下贱”的种族。

　　关于种族歧视，关于人权的话题，多少年以来，都是中美之间争议的话题。比如在弗格森镇骚乱波及整个美国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说，我注意到该案件有关审理广受关注。这是美国内部事务，我不予置评。但你提到的有关情况恰恰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十全十美的。在人权问题上，各国应该通过对话、交流和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而不是相互指责。而美国人回答是，该案引发骚乱是本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弗格森镇骚乱的起因是，一名美国白人警察，在执法中射杀了一名黑人。美国的大陪审团裁定，这名警察无过错，法院无须对该案进行起诉。

　　令人遗憾的是，事件还没有平息，又一名黑人被美国警察锁喉死。据此，英国金融时报专门发表社评称，美国警察“正当杀人”正面临着危机。这篇社评提了被锁喉死的黑人埃里克?加纳临死的话，“我法呼吸。”据说，这名黑人的临终遗言，已成为近日美国各种全国集会上的一个口号。同时，出现在美国各地抗议者的标语上。成为美国正丧失合法性的司法体系的象征。金融时报称，美国司法体系的腐朽远远不止于“正当杀人”——每年死于美国执法警察“正当杀人”的有400人甚至更多。更在于陈旧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体系、极度拥挤的监狱、警用装备的军事化、野心过大的美国律师，这些都造成了美国司法体系的重大危机。

　　根据金融时报记录，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弗格森市和斯塔滕岛杀人案中的警察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展开“全国性对话”，以重建民众对地方警察力量的信任。这只是最起码的。奥巴马应彻底重新评估这个亟需自救的体系。据此，金融时报称，危机超越了种族问题。虽说，被警察枪杀与锁喉死的人加纳和布朗两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而杀死他们的警察都是白人，抗议者聚焦于种族是合情合理的。但不可否认，相对于其他族裔人群，美国黑人更有可能成为警方枪击的牺牲品，更有可能入狱（同样的罪名，其他种族的人可能只会被罚款），甚至更有可能被判死刑。但美国刑罚体系严重失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应关心的。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2012年的426起“正当杀人”案中，有超过一半的被杀者为白人。相比之下，在邻国加拿大，当年未发生一起警察杀人事件。美国执法机构每年大约有5万起特警搜查私人住宅的事件，多数是搜查毒品。这些涉及所有种族。

　　金融时报称，这些行动动用装甲运兵车和震撼手榴弹，现场情形简直堪比伊拉克暴乱最严重时期的巴格达街头。这些行动常常导致人员死亡，无一例外地导致恐惧蔓延。如果奥巴马所呼吁的对话只集中于种族问题，那么这将是一种对事实的歪曲。这将暗示，除了种族偏见以外，美国司法体系基本上还是良好的。种族偏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更严重问题的机会。简单来讲，美国的平民警察文化正走向准军事化。

　　金融时报还称，在过去5年中，美国政府将价值180亿美元的国防部装备移交给执法部门，但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培训他们如何使用。人们越来越经常看到，像士兵一样身穿迷彩服的警察出现在冲突地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警察几乎没有一个被起诉，甚至都不会被撤职。要求警察随身配备摄像机（正如奥巴马现在敦促的那样）只会解决一部分问题，更大的问题延伸到了司法体系本身。一段iPhone视频记录下了加纳的死。看完后，我们很难做出结论说这不是一起非正当杀人事件。然而勒死他的那名警察将不会被起诉。奥巴马要求司法部根据联邦民权法评估大陪审团的这两项裁决。但举证很难。他还呼吁展开更多警员培训。这些都是次要的。现在亟需一项范围更大的全国性调查。警察的责任是为公众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在本该是所有国家表率的美国，这点永远不应被忘记。

　　过程中，在中国出版的观察者网也在跟进，该网引用CNN一名记者的话，讲述了黑人加纳被警察锁喉扼死的全过程。这名在CNN供职的女记者称，警察使用了被禁的锁喉手段，目标未携带任何武器，而且多次申诉无法呼吸，验尸官证实是他杀。所有这些还都被录下来了。你还要知道什么？我不是在指控警察犯了谋杀罪，但难道不应该由初审陪审团检视所有事实，来判定他是否过度使用武力？如果纽约警局禁止“锁喉”，使用这一手段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锁喉”遭禁的原因是它真的能要人命。加纳被禁用动作所杀，不管从词义上还是法律上，这难道还不足以判定为“过度使用武力”？

　　有些人争辩称，加纳是在“拒捕”。但她说，是你真的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吗？——质疑警察为何针对你，然后你就被锁喉至死，她说，或者，你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你平静地问警察为什么要求自己下车，于是车窗被打碎，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被电击枪攻击；当你回到汽车里找钱包，以便向警察出示驾照时，被其枪击。 如果你知道警察在报告加纳之死时，压根没提“锁喉”，你会感到意外吗？她说她不会。警察为何要告发自己呢？ 而且大陪审团并非判断警察在执行公务时是否违法的理想平台。讽刺的是，国父们创建大陪审团制度，是为了在政府滥用公诉时保护美国公民。但显而易见，它在警察滥用武力时，没能保护公民，反而成了保护警察的工具。

　　这位记者称，她曾以为，警察随身佩戴摄像头可以帮助解决这类案件。但在大陪审团就加纳案做出决定后，她不那么肯定了。一个前警官在接受CNN主持人艾琳·伯内特采访时声称，该事件给人们的教训是应该“与警方合作”。但真正的教训是，美国需要重大改变。需要一家独立机构，或许由总检察长办公室运作，来负责每一起警察枪击事件的调查。原因是，每次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涉事警察，都不仅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打击，也是对整个司法系统的打击。这同样打击了大多数好警察，他们每天穿上制服，遵守法规，冒着生命危险执勤；打击了努力与社区建立警民互信的警局；打击了信赖警察维护治安的社区。

　　这名CNN记者最后说，“这更是对司法体系的打击，因为每次宣布这样的决定，美国人对体制的信念与信心都会遭到重创，而这一体制原本是设计来保护美国公民的。（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