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自贸区“1 3”，共性传导与个性创新

大参考

　　上海自贸区试点，曾让各地“眼红”，无论东部发达省份抑或中心部地区，都希望成为下一个“改革开放试验田”。其实，很多地方只是将自贸区视为向中央要政策红利、投资福利和土地功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工具。简言之，把其当成了以往一哄而上、大干快上的开发区（新区）模式。

　　这种“改革1.0”时代的一哄而上，纷纷被中央叫停。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不仅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执行简政放权，而且要更新传统思维，跟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当新常态成为共识，自贸区扩容提上日程。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广东、天津、福建成为新的自贸区试点。

　　自贸区试点扩为“1 3”，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引擎。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区域经济发展让位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前者（“一带一路”）主外，后两者主内，同时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四个自贸区试点的核心要义在于不仅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而且要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简言之，既要共性传导又要个性创新。

　　据11月份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的评估报告看，自贸区的主要成效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监管方式改革上。拉出的负面清单长度大幅减少，政府转型（由管制到服务）得到企业普遍认可。数字显示，2013版的负面清单有190条，2014版的负面清单有139条，清单长度缩短了26.8%。

　　政府职能转变，通用于全国，上海自贸区走在了前面。作为其他三个自贸区试点，这一共性要在短期内实践到位，政府放手是自贸区权力与市场各安其分的基础所在。不仅如此，“1 3”自贸区试点，除了要推行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还要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和法有规定必须为的“责任清单”。

　　上海自贸区的在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用、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以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上也有创新举措。此外，就是在突破外商投资限制上，上海自贸区也积累了经验。上述举措和经验，有些开始在全国复制推广。作为新的自贸区试点，这些共性经验不仅要复制过来，而且要发挥后发优势，形成新的创新成果。

　　按照上海财经大学的评估报告，企业对上海自贸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便利化、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法律制度保障等5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及政策措施的综合满意度基本在80%左右，只能称作良好。新的自贸区试点，要在上述制度创新上超越上海，让企业满意度更高。

　　金融改革在年内是重中之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但上海自贸区试点在利率市场化、汇率管制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放开等方面进展不多。这和防范金融风险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金融改革裹足不前，自贸区名实不符。当上海自贸区起步时，新加坡与韩国曾经忧惧万分，担忧本国空心化。现在看来，上海自贸区试点在开放与创新上还要继续加力。上海自贸区试点金融改革的短板，正式后来三个试点创新改革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濒临港澳，在第一轮改革中成效最大，珠三角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更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自贸区试点，加强粤港合作和深化区域联动依然是主要使命。应该在金融改革创新上步幅更大一些，形成自己的特色，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就是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制造业开放上要适当放开步伐。天津和福建亦各有自己的区域优势，抓住机遇，创出特色。

　　风物长宜放眼量。扩容后的自贸区试点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时的经济增长并非其首要任务，开放创新才是其重要使命，尤其应在金融、投资、贸易上有突破性的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