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兴：毛泽东曾五次高度评价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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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史册群星闪耀，习仲勋就是其中分外耀眼的一颗。他曾先后五次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如此殊荣实为罕见。

　　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高度评价习仲勋。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毛泽东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此时他不仅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还兼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多次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围剿”。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将他解救出来，从而挽救了陕北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

　　毛泽东第二次评价习仲勋是在1945年，赞其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从1947年起，习仲勋还兼任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等职务，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

　　毛泽东第三次评价习仲勋，是习仲勋当了西北局书记之后，赞其“已炉火纯青”。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土改中的“左”倾做法。

　　毛泽东在数次批示中都支持了习仲勋的观点，并要求各地土改工作都要引以为鉴。如毛泽东1月29日的批示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据薄一波回忆：建国之初的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

　　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毛泽东第四次评价习仲勋，是他即将赴任中宣部部长之时，毛泽东向有关人士这样介绍习仲勋：“他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建国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五大书记进京：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先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有“五马进京”之说。

　　对于习仲勋当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宣传与文教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先后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毛泽东第五次评价习仲勋是在是在1952年，赞扬他“比诸葛亮还厉害”。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得意之笔。

　　当时，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他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事情果然向好的方面发展。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一场民族纠纷事件得以漂亮地解决。事情妥当处理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