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寥繁华：飘渺的历史

大参考

　　说好了寒假期间不上网、不写博，专心过锅碗瓢盆的生活。但习惯了某种生活方式，短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不上网也仅指不坐在电脑前上网，不等于不翻看手机。而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的用具，实际上它已成为人的一个器官。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人们丢失了手机，就像身体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像一台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配件一样。我可以不坐在电脑前上网，但做不到不翻看手机。

　　寒假期间翻看微信，看到一篇任正非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印象颇深。文章背后还附有柳传志写的一篇读后感《读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有感》。

　　两篇文章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两位老人关于历史和亲情的一次对话和共鸣。任先生说的是他的父母一代勤劳、诚实而艰苦的生活，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愁苦。作为同时代的企业家，柳先生看完之后，深受震撼。他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人，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饥饿的岁月，是他们那一代人曾经共同的经历，而父辈无怨无悔、诚实正直地面对苦难的态度，正是今天他们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最深层的精神源泉。

　　过去中国人没少吃苦，对于苦难的记忆和恐惧，几乎已经印在了几代中国人的头脑之中。在阶级斗争的时代，苦难的诉说，甚至还是塑造认同的手段。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苦难记忆，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底色。可以说，正是对于苦难和饥饿的恐惧，构成了他们奋斗和努力的动机。任正非先生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了能够保证他的营养，早上经常会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而这也是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此后，这玉米饼的滋味，便成为企业家奋发图强的力量源泉。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据说，从1959至1961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饥荒，不少地方饿死了人。究竟饿死多少人，国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恐怕也难以统计。网络上有死人6000万的说法，全国当时也才6亿人口，算7亿，那也将近十分之一！也有人说饿死了3000万人，对于三千万人这个数字，这也相当于20个人中死一个。

　　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没有亲身经历，也没有发言权。不过，在我童年的记忆中，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时的农村依然是非常贫困的，清楚记得，同村一位我父亲朋友的妻子到我家借过几斤地瓜干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饿死人？就这事，今年寒假期间我问过父亲，父亲说没有。自然，是说我们村里没有，外面的事情父亲也不可能清楚。当然，我们村里没有饿死人，不等于其他村里没有饿死人。

　　我一直惊叹于父母养育了八个孩子而没有一个被饿死。这并非是我所处的村经济条件好，当时山东最富裕的地区当属烟台，就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的两个姐姐还嫁到了黄县。

　　父亲说，那时村里的分配制度与现在不一样，粮食收获后，扣除交公粮的部分，其余的就分配给社员：一部分按人口分配，有几口人就分配几份，自然，大人与小还是有差别的；一部分按工分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既能保证人人都能分到粮食，又能照顾到挣工分多的户多分到一些粮食。原来，我家是沾了这一分配制度的光。我家虽然人口多，但劳力少，如果完全按工分分配，父母是不可能养活八个孩子的；另外，我家女孩多，饭量小，能勉强填饱肚子，这大概也是一个原因。

　　对于“前三十年”这段岁月的评价，网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也试图从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父母、姐姐口中得到某种答案，但结论是出奇的一致：还是现在的社会好。

　　对于父母、姐姐给出的答案，我难以完全认同，但他们的经历要比我深入，我有什么理由反对呢？也许，他们只是基于切身的感受，至少，现在的物质要比过去丰富，不至于再饿肚子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要解决了吃住问题，其它的好像就算不上事了。

　　对于这段并非遥远亲历者大都健在的历史，评价竟是如此的天壤之别，往前追溯，历史，岂不就是一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糊涂账？

　　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发起“采访身边老人，了解真实民国”的社会实践和网络传播活动。其背景是这些年来，一些国人热衷于谈论民国时期的文化昌盛、社会自由，那时的文人、学者、政客，不断被塑造为光芒四射的英才，受到读书界和媒体的广泛追捧。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苦难近代史也差异甚远。究竟是历史材料说得对，还是今天的文人墨客与媒体说得对？听一听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跟文人学士的说法或许可相互补充，有利于年轻一代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民国。我想，这一活动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这笔糊涂账是不可能算明白的。

　　再往前看，我们接受的历史知识，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一个时代，而马戛尔尼带领了700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很贫穷。马戛尔尼使团到天津后换上了中国的船，沿着白河北上北京，他们注意到，中国这条运河两岸的民居看上去都很破旧，没有一所中国的民居能够像英国小镇的楼房那样整洁坚固。所以英国人对乾隆盛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生活非常穷。

　　历史本身是记忆，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记忆。回头看看历史，会发现，历史书中所记录和表述的事件其实都有其鲜明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其实就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历史记录是如此，口述的历史又何尝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历史的魅力，正蕴涵在其朦胧之中。古人常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或可以说，历史早已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招之未必来，挥之难以去；就像曾化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

　　中国人爱较真，也爱翻历史的老账，这点与印度人颇为不同。中国学者季羡林把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印度人的历史观念作了一下对比：我们可以为玄奘西天取经起程的年代争得不亦乐乎，是贞观元年，还是贞观三年？我们争得津津有味，但印度人却十分不理解，不就是两三年的事嘛。就是一两千年，印度人也不放在眼中。因此，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

　　对于过去的历史，印度人的看法并非一无是处。历史或许有些飘渺，何必过于当真？将历史转变成自己可以应用的知识，主要是指预测和把握未来的能力。在如同万花筒中的历史事件中试图找到未来的轨迹需要理性分析和逻辑的能力，这是多数人难以把握的。对普罗大众而言，历史真相实则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否是一个好的时代？而诗人给我们的答案是：每个人都生逢其时。除了爱，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