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武：甲午海战是内战，而非外战，千古罪人李秉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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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是内战，而非外战，千古罪人李秉衡

　　中国人永远是派系林立，不能团结，各自只顾自己的利益，即便大敌当前，也是如此。甲午海战明为外战，实为内战。这是清流派与李鸿章的暗战。

　　清末，慈禧揽政，在内早期依靠恭亲王奕訢为政治盟友，后期以醇亲王奕譞为政治盟友。在外则是以洋务派为政治盟友。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流派一直试图夺回大权，清流派表面以帝师和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实际以光绪皇帝为首。慈禧玩平衡游戏，让洋务派和清流派内斗，自己独掌大权。洋务派实力越来越大，慈禧有意用清流派压制洋务派，要压制洋务派，关键就是要打压李鸿章。打压李鸿章，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击其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水师退守刘公岛，刘公岛地理位置极佳，又有南北炮台，日军正面进攻毫无胜算，只能故技重施，以陆军打海军。

　　在行政区划和军事防御上，清末的威海是个极特殊的城市。李鸿章是直隶总督，行政管辖区域主要是今天津、河北一带，他仅能调度驻扎山东沿海口岸的淮系军队，并不能直接指挥山东省军队。李鸿章要想守住威海，必然要与山东省的军队互相配合。此时，山东巡抚能否和直隶总督同舟共济，就成了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甲午战争爆发时，山东巡抚是福润，这位旗人反而对洋务派非常有好感，务实肯干。是清流派的死敌。1894年夏季，在扩军备战方面，福润与李鸿章配合默契，先后募集数十营新军，加强登州、烟台、威海一带沿海防御。然而，当威海筹防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时，1894年8月16日，清廷却突然发表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福润被调往安徽，由尚未赴安徽任巡抚的李秉衡接任其空缺。

　　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死对头，8月23日傍晚时分，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造访翁同龢府，翁同龢“留饭剧谈”。当得知李秉衡自幼在江苏生活时，身为常熟人的翁同龢别生几分亲切。一席交谈之后，翁同龢竟然对李秉衡得出了“朴实平易，兵事将才均极留意，良吏也，伟人也”的评价。实际是翁同龢面授机宜，让李秉衡一定致北洋水师于死地。

　　当时日军可能登陆的地带有两个，一是往烟台方向的西翼，再就是往荣成方向的东翼。这两翼均属山东省防区。福润担任巡抚期间，曾派军驻扎威海西翼，而他突然被调往安徽，以致无暇对威海东翼进行防御布置。一旦进入冬季，威海东翼的荣成湾便成了极佳的登陆地。这里湾口宽阔，能避开猛烈的西北风；湾为泥底，适于受锚；而沿岸起伏的丘陵，更适于掩护陆军上岸。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李秉衡对此却置若罔闻。他并没有派兵前往威海东翼，反而愚弄威海淮军守将戴宗骞，要求戴宗骞从威海守军中抽调兵力，布置在烟台方向。

　　“威海陆军仅有数千人，防守威海炮台尚且不足，遑论外调。”陈悦介绍道，李鸿章令威海陆军专守威海，不能拔营，这使李秉衡极为不快。既然威海守军没有派出军队，李秉衡所谓“以防威海后路”的布局，最终以山东省驻威海西翼部队西撤收尾。“这样的布局，与其说是在防守威海后路，不如说是担负起李秉衡所驻烟台的外围防务，如此一旦烟台有警，这些军队可以很快收缩回烟台。”陈悦分析道。

　　与被重点加强的威海西翼相比，位于威海东翼的荣成一带则空无一兵。12月23日，日军派人在荣成龙须岛一带上岸侦察登陆场。得到情报的戴宗骞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遂派人设防。

　　得知威海驻军出动，李秉衡不得不顺势作了一番部署威海东翼海防的表面文章，从烟台周边的军队中调拨5营河防军前往荣成。

　　看似派出援军恰逢其时，实际上是李秉衡瞒天过海的伎俩。李秉衡所派5营河防军，名为“军”，实则是修河的民夫。山东为预防黄河泛滥，将沿岸民夫按照军队营制编组，一旦遇到水警，就集合赶赴大堤，挖土修河，无事时则各自散去，各安生业。这些民夫不仅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而且每营的人数也不满，只有300余人。陈悦无奈地说，河防军装备的低劣程度更是触目惊心，每个营300人共用一支鸟铳或抬枪，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火器，而黄县转运局里储存的大量军械，李秉衡却严禁运往前线。

　　1895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当日凌晨，日军先遣舰抵达荣成龙须湾，作登陆场的最后安全确认和站锚导向。一艘舢板载着士兵驶向岸边，驻守龙须崖清军开炮阻击，很快遭日军舰炮还击，扔下4门炮，清军四散溃逃。

　　由于滩多水浅，日本军舰不能靠岸，运兵及辎重上岸均靠驳力。与当初登陆花园口一样，日军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抗登陆阻击。日军先后在荣成湾登陆34600人，马3800匹，耗时4天。而当天，李秉衡仅令威海西翼两营兵力出动，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在电令中还特别加注了一句话:合戴统领步步驰应。“言下之意就是要求不要行动过于迅速，不要独立对日作战，应跟随在威海淮军之后前进。”

　　那营乌合之众的河防军全部被日军击溃，荣成县失守。冒雪赶往荣成方向的威海驻军得到消息后被迫折回，而山东省援军却全无踪影。

　　第二件乃庙堂之事。都察院杨颐上书朝廷奏参丁汝昌，说道:“李鸿章始终袒庇败坏海军之丁汝昌，托以经手事件未完，逗留不遣。”言官们平素对“洋务”嗤之以鼻，掣肘北洋水师发展。一旦战事迭生，他们反复催战，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有的提出让北洋水师突袭日本本土，甚至要组织渔船用渔网封锁日本港口，种种荒诞，不一而足。

　　28日，日军逼近威海南岸，驻守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淮军几乎全部在南岸设防，与日军恶战。两天后，寡不敌众的南岸炮台全部沦入敌手。

　　在此情况下，如再失去北岸炮台，北洋舰队将彻底困死港中。要确保北岸炮台不失，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省能派出援军。在北岸告急时，李鸿章顾不得官场纠葛、派系纷争，直接致电李秉衡以救威海。

　　这位山东巡抚倒也派兵支援了，但只要对威海地理有所了解便知，他所派军队既不接近已失守的南岸炮台，也不靠近急待援兵的北岸炮台。做出这样不着边际的部署，其目的无外乎是军队一旦遇警，便可迅速撤回烟台。而李秉衡对上则诡异地称，援军已经与戴宗骞部合力，此后又谎称山东省军队大都已经调往威海，仅剩一部守卫烟台。以北洋舰队的视角看，威海湾北口狭窄，装备有大量大口径火炮的北岸炮台一旦资敌，火力可轻易覆盖刘公岛，其丢失危害将更甚于南岸炮台。

　　当戴宗骞的三营绥军老营在南帮炮台与日军血战，几乎拼光的时候——李秉衡许诺派出的“援军”却依然没有进驻北帮炮台！致使最后退守北帮炮台的防守力量连戴宗骞在内也不过18人！导致北帮炮台实际弃守！戴宗骞被丁汝昌接上刘公岛后羞怒难当，于上岛当夜吞金自尽——军中向无戏言，而李秉衡忽悠起友军来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其无耻之嘴脸暴露无遗！

　　1895年2月7日，就在北洋水师和护军士兵依旧在刘公岛同日本人死战的时候，李秉衡却迫不及待地给军机处发去电报称北洋水师已经覆灭！至于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李秉衡却只字未提！此电报的谎言在2月8日当天黄昏就被戳破：往来于上海和烟台之间的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益生”轮到达烟台，船长称：“2月7日下午3时左右从威海湾外经过时，观测到刘公岛上依旧飘扬着黄龙旗。”李秉衡得报竟不振奋反而扫兴！

　　在没有任何可靠正据的前提下，李秉横于调查报告中一口咬定是丁汝昌在向日本人乞降后‘畏罪自杀’！并建议朝廷“不与抚恤”！致使一个为国家与敌人拼尽最后一口气，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重的老英雄死后得不到应该得到的荣誉和敬仰！丁汝昌死后，棺材被涂黑，用三道铁锁箍住，不准下葬，直到18年后朝廷才翻然悔悟，准许其下葬。两封投降书都是丁汝昌死后所发，第一封只有盖章，而无签名，第二封才有签名，此时丁公已死，怎会签名？

　　1895年2月9日深夜，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提笔写信给老战友——淮系铭军马队统领陈凤楼（陈部系清政府指派救援威海的部队之一），盼求援军速来（陈部此时已经到达潍县，离威海已不远）。而李秉衡却令陈部驻扎海阳、莱阳一带，防守日军！又早于1895年2月5日截停当日到达潍县，准备救援威海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部的5营（2500人）云贵苗兵，将其扣在黄县当作加强登州的外线防御力量！而自己的山东省军队——则一直龟缩在登州莱州一带，丝毫没有出援威海的迹象！陆军外援的一切努力均被李秉衡一手捻灭！（此公要求“训练纯熟”后才能谋划如何救援威海，笑话！等他老兄‘训练纯熟’了，日军都占领北京了！）而其动机，无一不是为了逃避救援的责任和因为他的撒谎而有可能要担上的“救援不力”的罪名！为一己之私利而毁国家之利器！

　　眼看北洋水师覆灭，清流派弹冠相庆，对立下大功的李秉衡则大肆吹捧。除了感叹掌握舆论工具的当权者的伟大之外，也只能说明有文化的人确实能左右民众的意志！（看李秉衡的文笔——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情操。不知道真相的还真以为他是个民族英雄呢！）将一个恶行累累的罪人当作“民族英雄”（幸好仅仅是一小部分人！）来‘供奉’——不知道是李秉衡个人的‘幸运’，还是国人的悲哀！

　　北洋水师覆灭，清流派得势，洋务派黯然。清流派的言论令人震惊，他们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建立北洋水师才导致日军嫉恨并侵略，并建议停止一切军备。好让外国放心。

　　中国的关键问题都是政治，从来没什么外战，都是内战。朝廷里永远都有两派，至于国家利益，从无人在意，政治家就是如此，无道义无原则无真话，只以自己利益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