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明星检察官辞职的正常与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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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检23年后，广州市人民检察院45岁的“明星检察官”杨斌以辞职的方式告别了她熟悉的岗位，选择离开体制。接受记者专访时，杨斌坦言，“我现在充满感恩，只是已经不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渴望更大的自由。”（《北京青年报》4月5日）

　　杨斌辞职之所以引发舆论风波，当然首先在于她原本是一名公务员，在不少人眼中，她还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公务员。在我们的社会，公务员是一个被标签化了的群体，身为公务员往往意味着可以享受各种体制内的好处，因而人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公务员辞职。杨斌辞职的消息传出后，有人怀疑她是被迫辞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杨斌说，“我觉得23年的检察官生涯成就了我”，辞职是因为“渴望更大的自由”——相信这些表达是真诚的，杨斌辞职只是遵从内心意愿的个人选择。

　　日前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政府/公共事业/非营利机构行业的从业人员跨行业跳槽人数比去年同期上涨34%，有观察人士据此判断“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已经来临”。若果真如此，笔者认为不失为一个好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公务员群体对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说明，养老金并轨等改革措施为公务员跳槽提供了制度保障，更多公务员因之有了辞职的勇气。诚如杨斌所言：“这个社会已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让人们去遵循自己的内心，这是一件好事。”

　　从人才流动的角度说，检察官杨斌辞职，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跳槽一样，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就个案而言，杨斌辞职又有些不正常。杨斌是一名优秀的检察官，10年前，她因一份为溺婴母亲求情的公诉词而“走红”，很多人时至今日还记得她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苦难和命运……”两年前，杨斌创立了公益组织“天祥关爱计划”，为陷入困境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样一位有正义感、有良知的检察官决定辞去公职，令人不胜唏嘘。

　　杨斌辞职当然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渴望更大的自由”，辞职当律师或许更能赚钱养家等，但“不适应体制内的环境”可能是一个需要从体制层面进行检省的原因。杨斌说“体制内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也改变不了什么”，这话纵然可以理解为逃避责任，但从杨斌的自身经历看，“个人”相对“体制”过于渺小也是实情。一个代表性案例是，有一件制造毒品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检察院决定抗诉。杨斌本人认为证据不足、不应抗诉，然而检委会坚持要抗诉，并且决定由她提交抗诉。杨斌基于自身法律学识，本来已经对案件作出了正确判断，然而不得不屈从上级指令违心抗诉，这对一名检察官而言，大概是最痛苦的事情了。

　　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这是很多人跳槽的原因。“如果我所追求的价值和社会作用是建立在我本人痛苦和扭曲的基础上，这是不人道的”，杨斌辞职对她个人而言，未尝不是好事，只是司法队伍从此失去了一名优秀检察官。公务员辞职的理想状态是，让那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服务公众意愿不强烈的人辞去公职，去做他们能够做、愿意做的事情；而让有能力、有担当、热心公共利益的人更多留在公职人员队伍，以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需求。以此审视检察官杨斌的辞职，未免有些遗憾。

　　杨斌说她很喜欢办案，很享受办案，如果司法改革成功，她还是愿意回来做一名检察官。杨斌用了两句话来形容她所期待的司法改革：“法官之上没有法官，检察官之上没有检察官。”这两句话也可以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解读：“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不应有别的上司。”近年来一些地方法官、检察官辞职渐成“潮流”，有关方面为此忧心忡忡，但愿离职检察官杨斌的“临别赠言”，能够对司法改革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