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促成“国共易帜”
1943年底，同盟国美中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苏联先前与日本缔约，因而缺席），国民党的救亡功高，如日中天；但笔墨未干，则开始逆转——罗斯福总统授意史迪威暗杀蒋介石（未遂）。（William Conrad Gibbons: The U. S. Government and the Vietnam War: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Part 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9.）
美国定性国共两党之“一损一益”：Ⅰ.国民党向外“跻身列强”，所以在美国看来“国民党的文化民族主义是美国的天然敌人，暂且合作而已”；Ⅱ.共产党对内“革命斗争”，所以费正清在美国国会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
1944年，美国致命性地干扰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一号作战”（最大规模的系列会战）：罗斯福和马歇尔强迫中国抽调劲旅，第二次远征缅甸，却不履行预定的中美英三国之陆海空“协同作战”；与此同时，史迪威将军阻扼《租借法案》与陈纳德空军对中国战场的驰援，然后乘国军溃败、湘桂失守，而胁迫蒋介石交权，欲总揽中国军队。
虽然华盛顿按照蒋的要求，召回史迪威（委派魏德迈将军接替“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军事形势好转）；但罗斯福硬是派遣大型使团去延安（包括中情局的前身OSS）,公然鼓励推翻国民政府。该使团策划毛泽东访美和“亚洲诺曼底”，由中国共产党接应美军和苏军来“结束战争”，从而把国军、国府抛弃于边陲与境外。然而，从延安发至华盛顿的电文被美国驻重庆的信任大使赫尔利截获，他和魏德迈、陈纳德等人既是实战派、也是美国政府的非主流；他们痛斥这个动摇中国战区的罪恶行径，赫尔利还请求召回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官，因为他们都是“颠覆分子”。罗斯福虽然照办了，但他下属说道：“算了！战争正在进行。等到战争结束，我和斯大林两人把事情摆平。”（That's all right.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But after the war, Stalin and I will take charge and straighten things out. p.175)
罗斯福准备“借刀杀人”——诱使苏俄重返东方（诱饵是：确保外蒙独立和恢复帝俄在华利权。若非罗斯福这样做，苏俄不能“合法”地重返东方，因为1941年《日苏条约》，以及1904—05年日俄战争，俄罗斯战败已退出远东）。
罗斯福诱使苏俄东侵，让其抢夺战果，假道灭虢。后者是：苏军进入满洲而对日“终战”，实际上是形成中国革命的“地缘后盾”与“军备源泉”，从而完成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师”。就在苏联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同时，美国则配合默契，而对国民党实行武器禁运。在此之前，OSS（中情局前身）已向延安提供了充足的情报器材，以致在内战中窒息国民党；并且赶在魏德迈将军组织空运国军、北上受降之前，OSS把延安将领空投至各战略要冲，以巩固“农村包围城市”的阵势。
（二）牺牲中国来拯救西方
这与上一历史篇章是因果关系。1930—40年代，从“大萧条”到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其趋势是西方文明的灭顶之灾，乃至全人类的万劫不复，多亏美国“隔洋称霸、实力膨胀”和中国“怀抱忧患、消化原罪”！后者是指：中国在其不幸承受世界大战的最长劫祸（1931—45年）之后，又被迫承受了西方的“原罪爆炸”的剩余能量——阶级斗争；从而，西欧非共产化，西方文明获得新生，资本主义起死回生、越发亢奋（“消费革命”使世界市场从“广度饱和”变为“立体拓展”——以加紧耗丧生物圈带来“高消费、高增长、高技术”）。
那么，战后初期的中国“怀抱忧患、消化原罪”的原委究竟是怎样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创巨痛深的欧洲人对其文化和资本主义，普遍绝望，倒向左翼；红色高潮，在西欧诸国，共产党通过选举也能“夺取政权”，希腊已经形成共产党统治；它们与莫斯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如“共产国际”的势力死灰复燃，燎原西方文明的根据地！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蒋介石原本是能够成为时代狂潮中的“中流砥柱”的，而且他在这方面也是情有独钟地效劳美国。但罗斯福考虑，牺牲中华民国是“一举两得、一劳永逸”：不仅防止它在更大程度上取代日本帝国，而构成美国的亚太霸权的潜在挑战（思深忧远，如今中国）；而且当务之急的是，与斯大林作“互信交易”——以东欧、东亚的共产主义化，换取西欧的“非共产化”（高度妥协、避免热战）。于是，俄罗斯向东亚卷土重来，控制朝鲜、满洲、蒙古和回疆等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剩余”注入中国革命。美苏配合默契。“马歇尔调停”（捆绑国军、武器禁运）是前提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实施“马歇尔计划”（西欧复兴、冷战对峙）。
结果，往昔的“中华圈”沦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以死人上亿来保全西方。假如中华民国能够幸存，并且保持中立；那么，苏联就不会“忍痛割爱”，抛弃投怀送抱的西欧共产主义高潮的。果真如此，美苏两霸之间就不会是“冷战”，而是毁灭性的“热战”。
（三）有惊无险的节外生枝
值得一提的历史插曲是，蒋介石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而使西方文明逃过一劫。那就是1946年5月，蒋介石没有接受斯大林希望两人会晤的邀请。那时，刚经过战火创伤的苏联，只想在保证苏联（蒙满等地）利益的前提下维持远东的稳定，而非搞乱中国、改朝换代；斯大林相对而言更喜欢蒋介石，而厌恶毛泽东（几次拒绝毛的访苏请求）。所以斯大林警告毛泽东，刚经过世界大战，再打内战，中国是会毁灭的。（毛泽东针锋相对，《忆重庆谈判》诗句：“……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罗斯福死后，美苏之间产生裂痕，开始形成对抗性的两大阵营。在斯大林看来，何苦放弃西边的纯正“共产国际”传统的共产主义高潮，而来栽培毛泽东这个“苦果”呢？再说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是有限支援毛泽东的话，他根本无法战胜蒋介石；这样一来，苏联刚通过与中华民国订立条约所获得的成果，就会变为“非法”了。第二，如果大规模装备中国共产党，若是美国并不真心放弃东亚，故而按照《租借法案》的传统、继续援助蒋介石（不是中断美国援助）；那么，中国内战就会作为美苏两方的代理战争，而升级、并且长期化，这样一来，苏联的国际斗争的重心就会向远东倾斜，而置它的正前方（欧洲部分）于空虚状态，这正中美国之下怀。因此，斯大林很想凭借与中华民国的条约来稳定远东，尽快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恢复经济和应对西方。
1946年春的国军首战告捷、打败林彪，证实了斯大林的上述推断。苏联立即通知国民政府，它不支持毛泽东的“武装反叛”，斯大林一连三次向蒋委员长发出邀请，并且愿意在距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边境城市见面、会谈。其实，斯大林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蒋介石当面保证：在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的美苏对抗中，中华民国能够保持“中立”，而不站在美国一边。蒋介石却未予接受。其原因主要有两：A.对苏俄趁火打劫、索取蒙满的行径，耿耿于怀；B.唯恐得罪美国，尤怕刺激在他身边的美国特使马歇尔。
与此同时，他还犯了令其抱恨终天的军事错误，即：就在国军乘胜追击、林彪准备亡命苏联之际，蒋介石屈从马歇尔的淫威，下了犹如宋高宗对岳飞那样的命令。哈尔滨已是唾手可得，如果拿下该城，不仅林彪无法东山再起，而且蒋介石对毛就会是“绝其外援、关门捉贼”（36计）。
蒋介石的桀骜不驯令斯大林感到苏联的远东一面是“芒刺在背、贻害无穷”。而美国的捆绑国军与武器禁运，则使斯大林放心大胆地全面武装中国共产党（装备百万，军供三年；另外，六万日俘技师，满洲和朝鲜的火车运输）。
（四）结束语
实际上，美国是两次“扶植”中国共产党，同样，现代中国是两次拯救西方文明。美国第二次“扶植”中国共产党是1970—80年代：它使“雅尔塔体系”对华网开一面，让中国参与世界市场与西方经济，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西方先对中国“开放”，然后才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美国“扶植”中国共产党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拯救西方。——第一次是中国“被动拯救”（牺牲民国），第二次是中国“主动拯救”（脱苏入美）。后者即：1970年代后期，美国从越南撤军，西方阵营陷于衰竭和沮丧，而苏联则全面出击，所向披靡。1979年中越战争是个转折点：苏联通过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遭受重创，其他几个苏联盟国发生倒戈，西方势力复振。更主要的是，苏联计划经济不堪重负于西方阵营与中国的几面钳夹，和对越南等国的经济的“救死扶伤”。中国挟第三世界角逐苏联，与美国共同援助阿富汗的抗苏武装。
在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谁胜谁负取决于中国站在哪一边；但在1970年代，倘若中国“保持中立”，西方阵营都赢不了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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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3 07:2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