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日月丽天

博主除了名字很奇怪之外，确实牛人一枚
像红楼梦一样，前几十章节天马行空、意犹未尽，看的很是过瘾。
有独到的角度和视野
后几十回借古喻今，说不出来的感觉。。。

中华几千年文明以农业为基础，配套的政治建筑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是对于极度的贫富不均和阶层固化这两个主要的周期律揭示的也比较明了
当今社会所不同于古代的极大不同在于工业化带来各个层面、政治文化军事和古代截然不同。
工业化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很短，但是发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产品。在这个经济及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政治建筑也会截然不同。意思就是我们的文化天性是选择大一统的政治，但是这个政治文明的过程目前也仅仅是开始。我们的政治文明达到阶段性的超越西方，目前尚不敢言
第二个是资本产生及资本依托的技术的产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马克思原来的研究由于当时的局限性，肯定达不到真理的程度。货币成为一个国家最大的商品的属性，这种竞争只是刚刚开始的进行时。未来何如，谁也不敢断言
第三个是主导文化和道德的选择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石。如果不是大革命的前夜，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选择民主自由和东方选择孝悌廉耻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个稳定社会阶段所需要的。
     
有些东西师从于历史，但是由于社会根本要素的改变尚需要像井田制、科举制产生
这样的理论惊天人物和相应政治魄力人物的产生
单纯的从明朝吏治角度诠释政治不能摆脱几千年来的宫廷政治的范畴。这是农耕经济的选择。在工业经济、现代金融和信息全透明的大环境下看对一个政体来说，宫廷斗争模式也未必是成本最低和效率最高的。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6-2）天子戍边

　　二、天子戍边

　　明朝胜过唐朝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盛世持续时间比唐朝要长的多。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就很快衰落了，而且陷入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内战不断。它的繁荣时期只持续了大概120年。

　　而明朝一直都很繁荣，虽然到后面各种贪污腐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弊政也越来越严重，但整体繁荣一直没有中断，从明朝建立到崇祯元年农民起义爆发，繁荣持续了两百四十年以上，几乎是唐朝的两倍。

　　明朝立国两百年以后，遇到了处在鼎盛时期的日本。跟朱元璋一样出身社会最底层、当过和尚的丰臣秀吉，经过多年征战统一日本，然后试图侵略朝鲜。但两次侵略行动都被万历皇帝下令出兵荡平了，丰臣秀吉因此抑郁而终。这场胜利让日本人消停了三百年。中国古代王朝，一般都是开国的时候比较能打仗，然后就会因为腐败问题越来越弱。立国两百年之后，还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只有明朝一家，别无分店。

　　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基本都以守成为主，做事情中规中矩。虽然赶不上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雄才大略，但都能比较好的履行皇帝职责，没有出现一个昏君或者暴君，这是非常难得的。

　　朱棣死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在这一年里面他做的主要工作是给“靖难之役”中很多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杀害的大臣平反。被称为“明仁宗”。

　　然后，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这是一个很勤政的皇帝。小时候，爷爷朱棣就带着他一块到长城以北去打蒙古人，体验战争。此外还经常带着他去农村地区体验农民的疾苦——这是朱元璋留下来的好作风，喜欢带着后代去农民家里参观。朱棣小时候也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棣知道朱高炽身体不好，恐怕活不了太久，跟朱标一样还没当上皇帝就去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特别用心培养这个皇太孙。免得他像朱允炆一样不争气。

　　朱瞻基当皇帝以后，果然天天累死累活的干活。在内政上，延续了朱棣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加强文官内阁的权力，组成了著名的“三杨内阁”，也就是三个姓杨的贤臣来主持政府工作，算是明朝比较有名的好内阁；另一方面，专门开设了太监学校，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也就是开始把宦官按照国家正式官员的标准来进行培养。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宦官监察文官集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

　　——朱瞻基有个爱好就是玩“斗蛐蛐”。地方上有些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就利用民力去到处抓蛐蛐，挑出好的来进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有些无聊的人就给朱瞻基起了外号，叫“蛐蛐皇帝”。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弊政。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理中国的十一年间，国家经济继续繁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后一次也是在朱瞻基统治时期完成的。史学界也把这段时间称为“仁宣之治”。

　　经过系统文化教育的宦官，很快就开始在与文官集团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继位以后，出现了宦官王振专权的情况。而王振就是一个在太监学校里面当老师的宦官。随后，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就是王振撺掇朱祁镇带兵亲征蒙古。

　　朱祁镇缺乏战争经验，但很有点模仿朱棣和朱瞻基建功立业的冲动。估计他是这样想的：父亲和太爷爷都出过长城，我当然也应该去啊！

　　由于准备仓促、指挥失误，朱祁镇带领的大军惨败于蒙古，王振被杀。更要命的是，朱祁镇自己也被俘虏了。战败的地方在土木堡城外，史称“土木堡之变”。

　　大一统皇帝被少数民族俘虏的情况，只有在北宋出现过。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北宋灭亡。

　　但这一次差别很大，因为朱祁镇是主动跑到大漠去打仗被俘虏的，而北宋的两个皇帝是首都被攻破以后被俘虏的。所以土木堡之变主要是丢人丢的比较大，对明朝的实力并没有很大的伤害。

　　蒙古军队本来有机会彻底歼灭二十多万大军的，但是他们忙着抢粮食、武器、盔甲等战争物资，忘了砍人，让大约一半的军队跑回了土木堡。用毛主席的战争思想来分析，就是“不注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为他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而这些物资相对于明朝的国力来说不值得一提。

　　土木堡的残军跑回北京以后，中央立即从南京的武备库里面调过来了126万件盔甲和各种兵器；然后又从通州粮仓运送了足够北京全市居民食用一年多粮食进来；又从河南山东浙江等地调集军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就又有了一支二十多万人的装备齐全的军队，

　　至于皇帝被俘，除了很没面子以外其实不算什么大事。由于朱家子孙很多，随便找一个来坐上去就行。皇帝被俘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音：玉）马上就被立为新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蒙古军队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以为皇帝被俘、大军溃败，反攻中原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举进攻北京。在北京城下被毫无悬念的击败。而此时从各地赶过来的勤王部队还有十几万正在路上。

　　入关的蒙古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紧急撤退。明军大举追击，把在土木堡被抢走的装备物资又抢了回来。后来经过谈判，蒙古方面把朱祁镇无条件释放。

　　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的一连串戏剧性变化中，农耕帝国的战争潜力相对于游牧部落的优势展露无遗。

　　土木堡之变是一场意外的军事失利，对国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朱祁镇回来以后，继续当他的太上皇。朱祁钰继续当皇帝。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很折腾，但对帝国的经济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这就是朱棣迁都北京的战略效果。

　　北京位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最北边，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集中在在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地方全部远离北京、远离北方主战场。

　　从这张百度地图的卫星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图中颜色比较深的是山脉，颜色比较浅的是平原。沿着“北京—太原—西安”的是一条巨大的山脉绵延带，北京附近的是燕山山脉。太原附近的是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并延伸到西安北部。这形成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保卫着中原文明。

　　而从北京往南，基本上都是颜色比较浅的平原地带，一直到“武汉-杭州”一线，山脉丘陵才又多起来。也就是说，从北京出发，沿途的济南，洛阳（在郑州附近），一直到武汉、南京，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的。

　　北京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相对于南京、杭州等地来说，要难过得多。冬天非常冷，最低气温可以到零下十几度，冬天和春天都会刮大风，而且干燥缺水。经济繁华程度相对于南京杭州来说也要差得多。皇帝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住着，要论舒适程度，跟江南、跟长安都是没法比的。目的就是一个：为国家守住这个“北大门”，抵御北方蛮族入侵。当时的人们就有这么一句评价，叫做“天子守国门”。

　　在朱祁镇被俘虏，蒙古军队即将南下攻打北京的时刻，朝廷内部就存在是否要放弃北京南迁的争论。皇帝朱祁钰和大臣于谦商量，做出了坚守北京的决定。因为如果放弃北京，蒙古骑兵一路南下就没有屏障了。北宋就是因为一直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首都开封无险可守，最后只一百多年就灭亡了。放弃北京，就意味着选择跟北宋一样的命运，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是非常狠的一招。不仅是说它高明，还有一点，就是对皇帝自己也比较狠。把皇帝本人置身于抗击北方蛮族的最前线，直接指挥长城沿线的军事对抗，年年都要体验天寒地冻的生活。长城防线一旦失守，首先就威胁北京、威胁皇帝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来说，定都北京，体现了汉民族捍卫华夏文明的决心和意志，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朱家天子身上，很一点担当精神。

　　这种担当精神，既避免了重蹈宋朝的覆辙；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唐朝那种边境地区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因为皇帝就住在边境。

　　所以，这一招看起来危险，却又极为高明。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的距离很短，中央枢机对前线的指挥和支援能力大大提高。一直到明王朝灭亡，北京都没有被异族攻陷过。

　　只要北京没有陷落，北方蛮族的铁骑就算越过长城，也无法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因为北京城内的军队随时可能在背后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和退兵路线。如果越过长城以后围攻北京，也很困难，因为南方的勤王部队可以很快赶到，而翻过长城的北方部队很难获得充足的后勤补给。在明朝历史上，北京被蒙古围攻过两次、被清军围攻过一次，都没有陷落，就是这个原因。

　　这就好像一个天才的围棋手，在对方棋子密布的地方突然落下一子，跟周围己方的棋子有一定距离，但又遥遥呼应。对方如果要突破这颗棋子，就可能被包围吃掉；如果不突破这颗棋子，就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打转。一子落下，便奠定了战略上的胜局。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1）成化中兴

　　第七章、成化中兴

　　一、烽烟四起

　　由于朱祁钰的儿子早夭，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1457年，北京保卫战之后8年，朱祁钰生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朱祁镇当皇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继续当了七年皇帝以后死去，庙号明英宗。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这是明宪宗，年号成化，大明第八位皇帝。明朝总共16个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在中间。

　　在父亲朱祁镇在蒙古当俘虏和回国当太上皇期间，朱见深待遇比较惨。太子身份被废掉，另立朱祁钰的儿子为太子。国家只安排了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宫女叫万贞儿的照顾他，几乎所有人都生怕跟他沾边。结果这个朱见深就和万贞儿就产生了忘年恋。

　　朱见深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一直很受宠爱。因为皇后跟万妃闹矛盾，朱见深二话不说就把皇后废了，后来也不再立皇后。这个万贵妃就成了后宫之首。两人后来同一年去世，感情一直很好。

　　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谈。说明皇帝是个有良心的人，“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对不对？不过因为二人年龄相距太大，传来传去传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故事。说什么朱见深有恋母情结，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容易欺负的老实人云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的描述。

　　这些看法完全错误。朱见深是一代雄主。在任二十三年，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严厉打击蒙古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奖励武将，一方面设立西厂、整顿吏治，其功绩与作风都与汉武帝相似，跟老实人一毛钱关系都沾不上。

　　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肃总兵、辽东总兵、宣府总兵、延绥总兵、蓟州总兵、大同副总兵、辽东右佥都御史、延绥右佥都御史、宣府左佥都御史等九人召回北京。因为这九人在边境镇守多年，却没有立下什么军功，于是尽数撤换。

　　换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卫战前后立下战功，“夺门之变”后被朱祁镇打压的将领。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郭登作为参将协助镇守大同。当时大同守军大部分在土木堡战死，人心惶惶。郭登激励将士，吊死问伤，亲自为士卒裹创傅药，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在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大同。

　　后来，蒙古人带着被俘的朱祁镇到大同城下要挟守将开门。郭登坚决拒绝开门，被朱祁镇记恨。朱祁镇复辟以后，将郭登判处死刑，在群臣的劝阻下，改为贬到甘肃充军。朱见深一上台就恢复了郭登的爵位，让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

　　朱见深如此大规模的撤换边防要塞的军事主将，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把他父亲最信任的锦衣卫首领斩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为朱祁钰恢复帝号——朱祁镇第二次当上皇帝以后，宣布废除朱祁钰的皇帝地位，就像明成祖朱棣废除朱允炆的帝号一样。

　　然后，他又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平反——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以反对朱祁镇复辟的虚假罪名被冤杀。朱见深承认了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恢复太子少保的头衔。此后数年间，大批受朱祁钰和于谦案牵连的官员被重新启用。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十七岁的朱见深刚刚当上皇帝，就撤换他父亲的将领、杀掉他父亲的亲信、平反他父亲的仇敌和制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见一斑。

　　东宫太监王纶辛苦服侍他好多年，眼看朱见深当皇帝了，收了几个投机政客的钱，想在朝臣里面培养几个自己的势力，被内阁首辅李贤弹劾。朱见深立刻就把王纶贬到南京去做苦役。他对万贵妃讲良心，那是跟国家大事无关，对这种关系到政治是非的问题，处理起来一点不留情面。

　　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朱见深这才开始认真关心起来：如何收拾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明英宗朱祁镇留下的摊子，确实是个烂摊子。

　　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几个部分的人组成：文官士大夫集团负责行政、武将勋贵集团主管军事、宦官集团以及锦衣卫负责监察。

　　其中，武将勋贵集团的来源主要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士兵中通过打仗升官升上来的武将。有的武将以军功封爵，这些爵位也可以传给子孙。这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文官集团基本不能插手军权。

　　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带出去都是武将勋贵中的精英，这部分基本被蒙古一网打尽了。王振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对土木堡之变负主要责任，变得臭名昭著，其党羽被诛杀殆尽。宦官集团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钰以亲王的身份入继大统，对宫中的宦官不熟悉，而专门信任于谦等文臣。于是就出现文官集团一支独大的局面。

　　受到排挤的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对此非常不满。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武将石亨，联络因为主张放弃北京迁都而受到打压的文官徐有贞，拥立朱祁镇复辟。所以这个“夺门之变”本质上，是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从文官手中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镇再次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杀了。这是毫无必要的。于谦是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拥立朱祁钰，并且跟新皇帝一起保卫北京，然后又尽心尽力辅佐之。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为朱祁钰个人效忠。对于谦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坚持必须要杀掉他，给他安了一个“准备迎立外地藩王继承皇位”的虚假罪名，朱祁镇为了证明夺门之变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后几年，他们又系统性的对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文臣进行迫害。这些都是经过危难考验的栋梁之才。国家政治于是一片糜烂。

　　但是，政治投机的成功只能带来短暂的胜利，实力的对比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的精英在土木堡被大量消灭。曹吉祥和石亨都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庸才，手下也没什么得力干将，唯一有点本事的徐有贞还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夺门之变的这三大巨头，分属三个利益集团，同盟关系也并不稳固。

　　文官集团中有头脑的人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通过巧妙的政治谋略，重新获得朱祁镇的信任，先后把石亨和徐有贞搞掉。曹吉祥一看势头不对，“夺门三巨头”就剩他一个还没事，扳着指头都知道下一个肯定轮到自己倒霉了。情急之下，干脆让他的侄子曹钦起兵谋反，妄图带兵冲进皇宫，杀掉朱祁镇另外立一个新皇帝——这个事情也可以旁证：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并不算违反常理。跟朱祁镇相比，朱元璋严酷得多；而跟曹吉祥相比，胡惟庸和蓝玉所掌握的力量又要强大的多。曹吉祥都敢谋反，胡惟庸和蓝玉为啥不能谋反？

　　曹钦的叛乱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被扑灭。文官集团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官统兵。

　　在朱元璋的时代，练兵和管兵之权归武将，统兵权归亲王，文官只负责钱粮后勤。朱棣登基以后，废除了亲王的统兵权。这样，练兵和统兵权就都落到武将勋贵手里。朱棣对此不能十分放心，就搞了一个“宦官监军”制度。也就是在重要的军事要地，或者出征打仗的过程中，都要安设一个宦官去当“监军”，监督武将的行为，随时向皇帝汇报。

　　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朱祁镇去世这一段时间，武将勋贵集团人才凋零，文官就把领军出征的权力拿了过来，逐渐成为定制。这就形成了明朝很有特点的军事制度：文官为总指挥，负责制定战略；武将当总兵，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相当于副总指挥；太监当监军，负责向皇帝汇报军情，相当于督察员。“三驾马车”互相配合、互相监督。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每次重要的军队出征，都要配齐这“三驾马车”。

　　经过这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故，帝国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的松动。政治斗争太厉害，皇帝也变得疑神疑鬼，地方上的局面很快就开始失控。在广西出现了瑶民起义、四川爆发了赵铎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湖南四川交界处的荆襄地区爆发了流民起义，在宁夏陕西一带爆发了多个少数民族联合起义。此外，北方的蒙古人不断到河套地区抢掠，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叛乱……

　　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都是可大可小的。盛世也有，一般闹不大。由于土木堡之变后朝政混乱，朝臣们忙着搞政治斗争，各种折腾，没人管这些事儿。小规模的起义就越搞越大。

　　等到朱祁镇去世，各方面的报告像火山喷发一下报上来了。一时间看起来非常吓人：广西起义已经变成了两广起义，而且义军已经进入湖南。荆襄流民起义军正在攻打襄阳；四川、宁夏也有好几万人的起义，连破数个城池。对蒙古和建州女真的作战连连失利，连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

　　摆到刚刚登基的朱见深面前的，几乎就是一个王朝快要亡国时候才能看到的局面：内忧外患、暴乱四起。比一百多年后崇祯皇帝登基时面临的局面还要严峻——那时候李自成张献忠都还没有起义，蒙古已经衰落，只有建州女真在关外闹事，但努尔哈赤已经去世，看起来并不那么可怕。

　　朱见深首先要处理的，是最紧急的两广叛乱。朱棣时代征服的越南北部早在宣宗朱瞻基的时候就丢掉了。现在，紧靠越南的广西也很危险。这个地方其实已经闹了有几十年，每次中央派军征讨，叛军和变民就躲进大藤峡里面。这个大藤峡方圆数千平方公里，里面河流纵横、高峡林立，大军无法进入。只能在周围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退兵，然后叛军又重新跑出来闹事。

　　朱见深得到的最新汇报是：广西几乎全境失守，广东和湖南受到波及，两广首府梧州也快要完蛋了。两广镇守太监、巡抚、总兵全部待在梧州城内，仅仅七百叛军竟能大摇大摆入城劫掠一夜而去，城中重兵无人敢与对抗。中国随时可能像丢掉越南一样丢掉广西。

　　面对这种最紧急的军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统帅。他让首辅李贤推荐人选，李贤说兵部尚书王竑比较懂军事，可以让他推荐。朱见深就去问王竑，王竑说：“要想平定两广叛乱，非韩雍不可。”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朝堂一片哗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雍刚刚卷入东宫太监王纶的案子。当时传说，王纶打算任命某人取代李贤任内阁首辅、任命韩雍取代王紘任兵部尚书。李贤在弹劾王纶的奏章里面，把韩雍也列为王纶一党。朱见深就把韩雍一块儿给贬到浙江去了。

　　刚刚贬走的官员，马上就重新启用，而且委以重任，皇帝和首辅大人岂不是都很没有面子？

　　朱见深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同意王竑的意见，任命韩雍为总指挥，另外任命武将赵辅为总兵，太监卢永为监军。“三驾马车”组合完成，带着十五万军队就到广西平叛去了。

　　平叛的路上，翰林院编修邱浚上书内阁首辅李贤，说大藤峡那个地方非常险峻，大军无法进入，正确的方略应该是先逐步剿灭外围的叛军据点，然后把它的几个出口堵住，封闭起来，让里面的乱兵缺乏粮食供应，围它个一两年。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胜利。

　　李贤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转呈给朱见深。朱见深看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下令转发给还在路上的韩雍，建议他按照这个思路来平叛。

　　韩雍一接到折子就回复了：“邱浚的那个方案不行。大藤峡绵延六百多里，有很多河流贯穿其中，地形非常复杂，要想把所有出口都封住需要耗费很多兵力，也未必能真的封得住。这么多兵力耗在广西一两年，会耽误国家其它地方的用兵。我建议直接冲进大藤峡，把里面的叛军全部消灭。没有这个据点以后，其它地方的小股叛军就很容易扑灭了。”

　　奏章到了北京以后，朝廷又是一片哗然，马上分成两派开始大辩论。大部分人支持邱浚的方案，认为韩雍的方案过于冒险。大藤峡里面有些什么都不知道，几百里长的山谷、河流，十几万大军开进去，万一中了机关埋伏，很有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里边。现在天下叛乱四起，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土木堡之变的军队死亡人数，也就是十万左右。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韩雍说的有道理，把中央精锐部队耗在广西一两年，对其它地区的平叛和北方的防守非常不利。速战速决才是最佳选择。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最后，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由不满18岁，高中没毕业就当上皇帝的朱见深来拍板。

　　十几万人的生死，甚至整个帝国的兴衰，就捏在了这个从未见识过战争的年轻人手里。

　　朱见深日夜阅读各种分析战局利弊的奏章，陷入了沉思。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2）荆襄平乱

　　二、荆襄平乱

　　经过反复思考，朱见深最后决定：支持在第一线作战的韩雍，大军直奔大藤峡平叛。

　　决定发下去之后，剩下的事儿就是韩雍的指挥问题了。过几个月就会有消息传来，全军覆没还是大获全胜都有可能。

　　但现在还顾不得为大藤峡的战况提心吊胆。因为荆襄流民叛乱的阵势也越闹越大了。荆襄地区不像两广，非常靠近中原，一旦变民突破长江北上，那就是全国局势一片糜烂了。

　　荆州、襄阳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战略要地。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从这里起家的，后来关羽从荆州发兵北上，攻克襄阳，在这里上演了水淹七军的好戏，中原震动。襄阳和荆州西边的十堰、神农架地区，那是崇山峻岭、山野茫茫。直到今天，神农架原始森林还充满着神秘色彩。这一片地方被朱元璋征服以后，他就觉得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干脆下令，把这一片大荒山列为禁区，禁止人民进入居住。

　　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那地方有十几万平方公里，山川纵横，怎么可能封锁得住？开国的时候人民都还有土地耕作，很少有人愿意往大山里跑，暂时问题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破产农民，这些人流离失所，无所居住，形成明朝两百多年始终无法根治的流民问题。很多人就选择了跑到这一片没人管的禁区里面来生活。这里没有官府，不用交税，虽然是崇山峻岭，但里面小块的谷地和平原其实很多，开垦一块土地，种点东西来养活一家人是没有问题的。夹杂着还有很多亡命之徒，想造反的、逃犯、躲避仇家追杀的等等各种人就都往这里面跑。聚集了几十年，竟然有上百万人。里面就有不少人占山为王，聚众为匪，动不动就跑到平原地区来抢劫杀人等等。就好像一个特大号的梁山水泊一般。

　　到了朱祁镇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土匪势力在这里作乱，地方无法镇压了。上报到中央，请求派兵镇压。朱祁镇却说：“这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用军队来镇压呢？”派人去稍稍安抚了一下，估计是给那些土匪头目封个虚职官衔，给点钱让他们消停消停就不管了。后来锦衣卫特派员下去巡视，又上报说：“这个地方聚集流民极多，一旦发生饥荒，就会有大的暴乱。建议朝廷想办法慢慢的把流民疏散，以免造成大乱。”汇报上去之后，朝廷竟然没人理这个事儿。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四个省的领导都认为此地不归自己管，互相推诿，于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这其间，就有一个叫刘通的豪杰，联络一个叫石龙的和尚，开始在荆襄一带秘密发展势力。到了朱见深上台的时候，刘通认为准备成熟，宣布建国，自称汉王，定年号为顺德，聚集了四万人马，连续攻占襄阳、邓州，队伍迅速壮大到了十几万人，很有当年关羽北伐的气势。

　　朱见深刚刚定下大藤峡的战略，就得马上来处理荆襄事务，

　　此时，一半的中央精锐在两广，还剩一半在北京。对付这个刘通，该怎么办？

　　朝廷就有人上书警告：北方边境有蒙古屡屡入寇，边防压力很大。如果再抽调精锐去征讨荆襄地区，北方空虚，可能会危及北京的安全。最好的办法是派遣少量部队镇守关键据点，与叛军周旋。这些叛军都是乌合之众，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散去。或者等韩雍平叛结束以后，再来处理刘通叛乱。

　　然而朱见深不听。

　　不仅不听，还把提出警告的人下狱论罪，很有独裁暴君的风采。

　　他命令调集剩下的中央精锐，由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一起讨伐刘通。要求速战速决。

　　与此同时，下令长城沿线各地，加强警戒，确保北方边镇不出问题。如果有蒙古人跑到河套地区来捣乱，暂时不要出战——河套地区在长城以外，但属于明朝疆域，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蒙古人冬天经常跑到这一带来躲避严寒、顺便抢劫一把，天气暖和之后又跑回蒙古草原去。朱见深认为蒙古部落还处在分裂之中，暂时不具备大举进攻中国的条件，应该抓紧时机先消灭内部叛乱，再整顿边防。因此冒险将精锐全数调往南方，而在北方采取全面防守的态势。

　　朱见深当皇帝的第一年——成化元年，就在这样紧张的决策中度过了。到年底时候，两支大军的命运如何还不得而知。

　　刚过完年，成化二年的元月，后宫传来喜讯：三十五岁的万妃给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儿子的降生让十八岁的朱见深非常开心，在百忙之中还住持大礼祭祀宗庙，感谢上天赐给他儿子，并趁机把万妃封为万贵妃。

　　几乎就在同时，广西的韩雍已经布置完毕，扫平了大藤峡周边的几个据点，水陆并进，十五万大军分五路开进大藤峡。

广西大藤峡

　　大藤峡叛军在山中设下四十多个山寨，密布滚石、圆木、镖枪、毒箭，准备严防死守。

　　韩雍先是虚张声势，只派少数人马去放火放箭，后面一大堆人敲锣打鼓，让敌人以为进攻已经开始，不停的放下滚石、圆木。这样折腾了多次，估计对方储备的战争物资消耗的差不多了，再悄悄的率领大军从绝壁攀沿而上。把山寨从四面围住，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消灭。

　　韩雍自己也亲自攀岩爬藤，参与进攻。就这样一个山寨一个山寨的攻打，打完之后就放火焚烧所有物资。经过几个月的攻打，累计攻破大小山寨三百二十四个，斩首三千二百零七人，生擒七百八十二人，俘获妇女小孩二千七百一十八人。另外还有烧死、坠崖或者坠江而死的不计其数。大藤峡被彻底清空，韩雍把山峡间最大的几根藤条砍断，下令在此立碑记功，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

　　大藤峡攻破以后，其它地区的问题就好解决多了。这次征剿，累计斩首两万三千二百零七人——都是战后清点人头用来统计功劳的。所以非常精确，有零有整。大藤峡间，横尸片野，连江水都被染红。

　　收到这个战报以后，朱见深才算松了一口气，下令把主力部队调到宁夏，又要去平定那里的满俊叛乱。又把总兵赵辅召回，派到东北去打建州女真（明朝这时候真是四面受敌，不停的拆了东墙补西墙）。韩雍留下少数兵马在两广继续平叛。

　　收到韩雍的捷报后不久，荆襄地区的报告也递了上来：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最终擒获首领刘通等三千五百余人，以及妇女小孩一千余人，斩杀叛军万余人。

　　朱见深立即下令班师回京。同时，把贼首刘通等主要领袖四十余人全部处以凌迟的酷刑，十岁以上的男子尽数处决。

　　但一次残酷的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白圭刚回到北京，刘通的副手石龙又纠集了数千人多人起事，进入四川后连克巫山、大昌等县，杀夔州通判王祯。

　　啥也别说了，白圭你又回去收拾残局吧。不过还好这次规模不大，只需要少量人马即可，不用调动京城精锐了。

　　随即，后宫传来噩耗：万贵妃给朱见深生的儿子不满周岁就夭折了。此事对朱见深打击甚大，这不仅是他第一个儿子，而且万贵妃已经36岁，属于高龄，可能很难再有生育了。

　　紧接着，宁夏平叛的消息传来：征讨行动遇挫，头两仗都被打败。叛军进入石头城，大军围攻未果。伏羌伯毛忠战死。到目前为止，朝廷为了平定宁夏叛乱，已经战死了一个伯爵、三个巡抚了。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战局失利让廷臣惊恐万分，据内阁首辅彭时回忆，“京师士夫闻失副将，益危惧，以为安史复出”。也就是说，大家都担心会重演唐朝安史之乱的结局：长安失守、关中糜烂。而且，满俊属于归附中国的蒙古人，如果他们联络漠北蒙古本部，里应外合，则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刚从荆襄调回来的京城主力再派到石头城去打满俊。

　　前敌主帅项忠反对这项提议。口头上说是有信心。但也有人认为，项忠刚打完败仗，如果再增派大军，可能就会换上一个级别更高的主帅。如果这样，后面不管打赢还是打输了，项忠都要承担前面出师不利的责任。所以他必须牙咬把这一仗打完。

　　项忠的意见传到北京，朝廷又是一片哗然（这已经哗了第三回了）。一边是内阁首辅彭时（李贤已经去世），认为不该继续派兵，项忠肯定能打下石头城；一边是兵部尚书白圭（当时他已经把石龙第二次叛乱平定了再次回到北京），认为一定要派兵，而且准备毛遂自荐。

　　嘴仗打完之后，照例请皇帝拍板。彭时是纯文官，没打过仗，白圭则刚刚取得两次重大胜利。朱见深等两边吵完之后说：“我支持彭时，不派。”

　　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为什么朱见深对荆襄平叛坚持要冒险派出京城精锐去征讨，而对看起来更难打的满俊起义却拒绝增兵？反正他就是这么决定了。

　　三个月后，项忠果然打下了石头城，斩首七千六百余人，俘虏两千六百人，彻底毁掉石头城后班师。

插图：石头城遗址

　　满俊等数百人被押解到北京，朱见深下令将其中二百九十人凌迟处死，剩下的斩首——如此残忍好杀的君主，不知后世为什么会把他说成是只求安稳的老实皇帝？

　　朱见深对项忠这个人的感觉也很奇怪。这家伙之前打仗成绩并不好，土木堡之变就被俘虏过，当然这不能怪他。成化元年，蒙古人入侵河套，朝廷派项忠去清剿，但效果不佳，蒙古军队连续攻陷开城，深入到静宁、隆德六个州县，大肆抢掠一番而去。项忠根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蒙古军队开打。兵部弹劾他作战不力，朱见深给压了下来，还把他调回北京掌管都察院。现在又派他到宁夏剿匪，出师不利，折了一个伯爵三个巡抚，也仍然坚持信任。

　　出奇的是，等项忠真的不辜负朱见深的支持，攻克石头城立下大功之后，朝廷一片狂欢，认为是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关键一战。朱见深反而没怎么奖赏，给项忠升了半级，仅此而已。

　　对于项忠，朱见深好像是一直在等着他去完成一件什么样的大事业。

　　这件大事在三年后来临：荆襄地区又开始暴乱。

　　这一次是因为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那地方本来土地就很贫瘠，一遇到天灾就会大规模的饿死人。农民吃不饱饭就要造反。这一回是一个叫李原的人牵头，在山里闹了一年多没人管，地方弹压不住，后来队伍越搞越大，把襄阳、邓州都攻陷了，聚众号称超过一百万。李原于是自称“太平王”，宣布建国。

　　在帝国腹地发生百万人规模的大暴动，是骇人听闻的。朝廷为之震动。朱见深下令项忠为主帅，带领二十五大精锐大军立即前往平叛，这几乎是明帝国除了北方边防军以外能够调动的最大军事力量。

　　项忠采用的办法是软硬兼施，一边大军镇压，一边不停的派人到处宣传只要脱离李原军队的，一律不予追究。李原的军队虽然号称百万，实际上毫无组织，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一时吃不饱饭参与劫掠，一旦有饭吃了，并不想提着脑袋干革命。很快就有四十万人走出大山。李原的副将王彪带队巡查，禁止流民出山，结果运气不好，还让明军给抓住了。

　　经过半年左右的征讨，项忠终于活捉李原。大仗其实打的不太多，大部分叛军都是自愿接受招抚或者自行解散的。

　　这是一场接近完美的平乱，原本是值得举国欢腾的。但等待项忠不是满朝称赞，而是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弹劾的内容也差不多：项忠违背了招抚百姓时候的承诺，先是下令参与叛乱的家庭每家出一个青壮年男子去戍边，也就是到边境充军；更严重的是，下令所有外地流民必须回到原籍，拒绝回籍的就地诛杀。

　　这是一个可怕的决策。这些流民有一些是朱元璋时代祖先就搬到这里居住的，原籍在哪里都说不清楚了，不少人拒绝搬家，便遭杀戮。这些被迫返乡和遣往边境充军的人，由于数量巨大而且缺乏管理，大批的死于半途，死亡数量无法统计。《明实录》记载：“驱迫不前，即草剃之，死者枕籍山谷。其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而且还提到了项忠这是“奉敕行事”，也就是朱见深的意思。

　　由于弹劾的数量实在太多，包括平定过荆襄叛乱的兵部尚书白圭都上书弹劾。还有人上书说，最近天上出现彗星，是不祥之兆，就是项忠杀人太多造成的。项忠也很有个性，上了一个折子就开骂——明朝官员上书都是公开的，皇帝能看到，内阁也会抄一份，文武百官都能看到。所以大家就以给皇帝上书的形式互相对骂，也是常事。

　　项忠这个骂的尤其过瘾：

　　“老子先后招抚了九十三万流民复业，贼党逃入深山，又招谕解散了五十万人（大家看看，这是何等功劳？）。俘获的百人全部都是首恶，现在说他们全是好人，那之前屡次上奏说猖獗难以抵御的，都是谁啊？就是因为不忍心滥杀，才让丁壮全部去边境充军，那些居住很久的人，有的占山四十余里，聚集上千人，彼此争斗劫杀。像这样的，不遣走能行吗？我之前张榜说杀了数千人，那是吓叛军残党的，哪儿真有那么多？这个白圭，自己又不是没来过荆襄，还好意思说我？今日之事本来就是因为白圭之前没剿干净留下的祸害！之前，朝廷内外忧心忡忡，都说不知道荆襄何年何月才能平定，现在一年内平了，却流言沸腾，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就是那东汉的马援、魏国的邓艾（真不谦虚），因为功高震主才不被承认功劳，连身家都不保。皇上您要是圣明，就把我罢黜了吧，别让我步了马援、邓艾的后尘！”[1]

　　朱见深看了这份奏章哭笑不得，回复道：“荆襄平叛很成功。骂你的人再多，我也没说你不对呀。你平白无故的说什么功高震主？还要辞职？我不批准。”后来对于骂项忠的奏折，一律驳回。而项忠上报的功劳，不管多少，甚至包括一些数字前后对不上的，不经审查一律核准；有关荆襄善后工作的申请，全部同意。充分展示了偏听偏信的昏君风采。

　　从这一段事情来看，朱见深跟项忠两个人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就是要充分吸取之前荆襄平乱的教训，不能只擒斩叛军首领，剩下的人招抚一下让他们自己回家种田就完了。如果这样，这个地方的叛乱永无宁日。要彻底解决问题，迁徙流民回土安置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上百万人的迁徙，在当时的交通医疗条件下，必然导致数以万计的死亡。关键是决策者能不能狠得下这个心，朱见深就属于能狠下心来的那种。

　　经过一年的迁徙，荆襄地区的流民数量从一百五十多万降低到了大概四五十万的数量上，整整少了一百万。朱见深这才把项忠召回北京，大加封赏。两年后，白圭在兵部尚书的任上去世，又让项忠接任。

　　对项忠来说，荆襄平叛的任务就算完了。而对朱见深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作为皇帝，不能只考虑武力征讨，社会治理也是必须关心的。朱见深雄心勃勃，绝不满足于平定叛乱，而是要彻底改变朱元璋以来的荆襄治理模式，从根源上断绝荆襄地区的叛乱问题。

　　在这场治国安邦的大戏中，项忠退场，原杰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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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正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势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昔马援薏苡蒙谤，邓艾槛车被征。功不见录，身更不保。臣幸际圣明，愿赐骸骨，勿使臣为马、邓之续。”《明史·项忠传》
　　翻译文字转引自百度贴吧“墨吏花开”的帖子《印象·明宪宗》：http://tieba.baidu.com/p/1931338110?see_lz=1&pn=3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3）编户齐民

　　三、编户齐民

　　原杰这个人，堪称“治乱专家”。先在江西管理治安，效果很好；又被升到山东任巡抚，遇到荒年，负责赈灾救济，百姓没有流离失所。后来到户部当副部长，又负责黄河泛滥的遗留问题。基本上就是“哪里有灾哪有我”。

　　成化十二年（1476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写了一篇《流民图说》的文章，文章里面说：

　　“我之前在参与修编《地理志》的时候，读到东晋时候治理荆襄地区的故事，当时江西的流民聚集到荆州，政府就在荆江的南面设置了松滋县来安顿这些人；后来陕西雍州的流民又聚集于襄阳，政府于是在襄阳边上设立了南雍州来安置。松滋县归荆州管辖，南雍州归襄阳管辖。现在松滋县和南雍州这两个地方，经过了上千年，还是比较稳定。今天如果像东晋一样，允许流民在附近的州县落户口，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区，则设立新的州县来安置他们，任命官吏、编制户口，建立里甲制度[1]、轻徭薄赋，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这些流民就可以变成齐民了。”[2]

　　这篇文章被右都御史李宾看到了，觉得写的不错，就呈给朱见深。朱见深也觉得说的很好，想到原杰好像很擅长干这个，就把这篇文章给原杰看，并叫他去荆州照此办理。原杰这个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而且刚娶了一个年轻的小妾，已经没有进取心，只想在北京娱乐晚年。听说皇帝要派他到荆襄去处理流民问题，那是相当不爽。一打听，这个《流民图说》是李宾进献的，正好他跟李宾的一个学生薛某有过节，就认定是这个家伙撺掇李宾上书派他去荆襄受苦的。所以就跟皇帝说：让我去也可以，不过让这个姓薛的家伙跟我一起去。

　　朱见深一看，这还有啥问题？这人我都不认识，你想带就带吧，马上批准。

　　这哥们就很郁闷的被自己的死对头带到荆襄蛮荒之地干活去了。原杰成了他直接领导，估计没少给他穿小鞋。但是后来因为荆襄治理成功，朱见深以为这是原杰推荐的人才，不停的给他升官，以至于立碑传世、名垂青史，成了荆襄治理的大功臣，简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现实版。

　　两个月以后，一个低级军官叫做文会的上书，谈了自己对荆襄治理的看法，提了三条建议：“首先，开垦山区土地，安置流民；第二，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实现荆襄治理常态化；第三，荆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实际上是一个交通要道，发展商业贸易的位置很好。建议修建道路，在关隘险要的地方设立卫所，并且建立学校传播文化，这样把当地的治安搞好，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之后，自然就不会作乱了。”

　　这篇上书极有见识。前面两条与周洪谟的观点差不多，第三条则立足于荆襄特殊的交通区位条件，提出了发展商贸的针对性意见，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推进措施，已经有了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理念雏形。朱见深非常赞同，转发给原杰参考，让他照此施行。

　　离开了京城的繁华之后，原杰慢慢的又找回来当年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一路走一路看朱见深不断给他转发过来的各方面意见建议。到了荆襄后，就带着小薛同志“遍历各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问民疾苦。”又召开会议，召集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地的各种地方官员讨论问题、搜集档案资料。经过艰苦的核查，取得流民信息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合计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近年逃过来的，在原籍还有房子土地的，有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合计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原杰先把他们遣返回原籍，剩下的就编入邻近州县的户籍，正常纳粮当差。

　　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完以后，原杰又亲自观察地形、调查关隘，按照文会上书中所说的，在许多关键地方布置设立了驿站和军事卫所。然后，又开始着手地方政权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经过调研和通盘考虑之后，他向朝廷上书说：

　　“郧县（今天的湖北郧县，在十堰市区北面大概25公里）这个地方，周围平原面积比较广阔，又靠近汉江，可以连通竹山、房县、上津、洵阳、淅川等五县，四通八达。但是一直以来盗贼猖獗。可以在这里修建城池，建立军事卫所，控制地方，安抚居民。”

　　郧县地处荆襄的中心地带，又是交通要道，但是距离最近的州府也有五百多里地，方便盗贼、土匪活动，不利于官府抓捕。原杰经过一番山川地理形势的考察分析，认为适合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郧阳府，用来统管荆襄地区。把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上津县和郧西县六个县纳入郧阳府管理。同时，在陕西的西安府、河南的南阳府的辖地内，再新设一二个县，来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对一些已经有了政府管理的如固阳、信始等地，又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加强对山区地方的管理。

　　郧阳府设立以后，原杰推荐由原邓州知府吴远任郧阳知府。然后，又推荐河南巡抚吴道宏接替自己。朱见深立即下令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命令他负责巡抚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基本上就算是设立了一个“荆襄省”，由这六个州府组成，巡抚坐镇郧阳。郧阳也就大体相当于成了荆襄地区的省会。同时，原杰又在郧阳设立行都指挥司，统管地方治安部队。这样，荆襄地区的军政管理体系基本建设完毕。

　　原杰把这些事搞完以后，马上就要想走人，回北京去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是运气不好，因为他功劳大，朝廷决定给他升官。但是这个级别的官位暂时没有合适的，只好再给他提半级，任兵部尚书，但任职地在南京。其实算是一种照顾，因为他年龄大了，南京比北京繁华，气候也更适合养老。而且，南京兵部尚书位居南京六部之首。江南地区的事务，主要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镇守和南京守备三大长官共同决策。南京守备是武将，南京镇守是太监，兵部尚书作为文官首领，地位在二者之上，是整个江南地区实际上的最高长官。但原杰还是很不爽，就想回北京，来回讨价还价了很久，最后无奈只得启程。很不幸刚走到南阳，还没有走出荆襄地区，就因病去世了，享年61岁。

　　原杰死时，史书记载“荆襄人闻讣，为巷哭罢市”；“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 。

　　对原杰治理荆襄地区的功劳，历代史学家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区画流民一事，尤为卓伟，使国家百年意外之变，一旦潜销默定。”《明实录》

　　“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明史》

　　“一介之吏，贤于十万之师。”《明史纪事本末》

　　“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国榷》

　　这样高的评价，原杰当之无愧。荆襄地区已经闹了几十年，朝廷不停的安抚、镇压，再安抚、再镇压，反复循环，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一旦遇到天灾，这个地方马上就变成火药桶，爆发个十几万、几十万的人起义是常事，动不动就攻陷州府县城，又是建国又是称帝的，搞得不亦乐乎。光成化年间就派了白圭、杨璇、王恕、项忠至少四拨人去处理了，其中两次派出守卫北京的中央精锐，劳师动众、耗费极大。但经过原杰这么一整顿，情况立即好转。

　　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指挥司驻地，城池大规模扩建，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很快，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经堵河可达巴蜀，由丹江可入商洛，而汉江则上可直达汉中、下可直达荆襄及武昌以至南京，商业极为发达（文会的预言成真了），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以郧阳府的建立为标志，荆襄流民问题基本解决。到了十年后的弘治年间，就出现了“流离之民，俱为土著，生有产业，死有坟墓，男婚女配，各遂所愿，安土重迁，绝无他慕”的局面。“即今抚民等官，俱在闲散，故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之嘲”，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政务不多，每天上班喝喝茶聊聊天，地区社会经济仍然一切正常。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荆襄之地，从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根定海神针。郧阳府在清朝继续存在，到了新中国改为郧阳专署，一直存在到1994年才被撤销。原杰的这个规划足足管了五百一十八年。

　　明朝能够存在接近三个世纪，荆襄治理的成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的各种战乱，除了最后的大起义以外，都在边疆地区发生，心腹之地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原杰之功，不可谓之不大。

　　[1] 里甲，明代社会基层组织。每里人户为一百一十户，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
　　[2] 文言文原文见《明末纪事本纪》，第三十八卷 平郧阳盗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4）政通人和

　　四、政通人和

　　成化年间荆襄治理的这场大戏基本落幕。我们来对前面讲的这些个故事做一下回顾和总结。

　　首先，从朱见深登基的第一年开始，帝国军队就不停在四处征战。大的战争有两广大藤峡，两征荆襄，宁夏平叛，小的还有四川、湖南、建州女真等等。北边对蒙古的防卫作战也从未停止过。看起来烽烟四起、内忧外患。但与此同时，关中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核心区却一直在享受着连续一百多年的和平与繁荣。特别是江浙一带，可谓歌舞升平。江浙地区都不怎么种植粮食了，因为经济效益比较低，而大规模的改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粮食主产区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所以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江浙则被称为“衣被天下”，也就是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占据了统治地位。

　　此外，各种商业贸易手工业也极为发达。成化时期是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成化瓷”在收藏界是一个专有名词，成华瓷有2个主要品种，一个是青花，一个是斗彩。青花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斗彩”是成化年间才烧制成功的，颜色比青花更为丰富，一般是以青花为底色，间以其它五种色彩，大有青花与五彩争奇斗艳之势，故称之为“斗彩”。2014年4月，“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8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刷新了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纪录。

　　这种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狼烟滚滚的局面，彼此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边远地区的战争，就是为了保护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千百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是中原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可以有力的促进生产，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二者互为表里。和平来之不易。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就很明显了。战争一个接着一个——两广、四川、东北、荆襄、宁夏、蒙古……必须根据军情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在上千公里的跨度上，来回调动成建制的军队，让他们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同时还要不断的任命或撤换将领，并大规模的调度和运输后勤物资。在交通和通信条件如此落后的时代，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没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君主来拍板定案，没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地方官僚体系来征兵调粮，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想：在荆襄地区，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流民们自己耕种自己吃，不需要向官府交税纳粮，也不用承担劳役兵役，没有专制政府压迫他们，为什么还会不断的发生暴乱？反而是让他们纳粮当差，多养活一个很庞大的官僚集团（新设的县、知府、巡抚、行都指挥司）之后，反而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了？

　　这个问题，得从两条线来思考。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

　　从正面来说，帝国政府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的，而是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荆襄这个地区，虽然全是崇山峻岭，但同时又是四省交汇之处，具有很好的商贸发展条件，政府就来组织内河运输、修建道路。

　　商旅往来，必须要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政府就来修建驿站和卫所，保护治安、打击盗贼，商业经济才能真正繁荣。

　　荆襄地区土壤肥沃、环境恶劣，好年景容易大丰收，坏年景就民不聊生。这里气候潮湿，粮食保质期不超过两年，一旦连续两年受灾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政府就负责从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灾年从外地调入粮食赈灾，丰年把粮食调往外地，把荆襄地区纳入到整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系统里面来综合平衡，问题就容易解决的多——这也是只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的好处。

　　从反面来说，人性总是有好有坏，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产生世外桃源，只会产生土匪社会。人一多了之后，就一定会有坏人欺负老实人，强取豪夺、不劳而获。在有人群的地方，政府不去收税，强盗就会去“收税”。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政府除了治安基本啥都不管，结果就是地主豪强横行州县；荆襄地区连个管治安的政府都没有，结果就是比西汉的豪强政治更坏的“土匪政治”。政府不管，自然有人来管。这些人可不喜欢什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世界，而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自在生活。没有野心的，就打家劫舍、呼啸山林；有点野心的，就占山为王、称孤道寡。无政府状态的荆襄地区，是一个弱肉强食、盗贼云集的“世外桃源”。这种世外桃源，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陶渊明所描写的那种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是无法存在的。

　　无政府绝不代表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强盗们的自由。政府，就是把必要的暴力集合起来加以理性的管理和使用的这么一个机构。没有政府，就意味着暴力行为的泛滥和非理性的使用。荆襄地区在政府建立之前，人民并非真的是自己种粮自己吃，而是必须向其他暴力机构缴纳更沉重的赋税。这种赋税可以体现为被抢劫、被迫入伙当土匪或者参与叛乱等等。

　　所以，在荆襄地区建立政府，不是平白的新增一群官老爷们来让老百姓养着，而是用一群更能干的、组织的更好的、负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责任的人来取代原来的那一批山大王、土皇帝。这就是为什么新增好几套军政组织，不仅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反而大大促进荆襄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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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朝分析的这么透彻，是准备让帝国借鉴明朝的一些制度吗？
信息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农耕时代的社会治理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就是人的素质必须要大幅度提升，海量的信息充斥社会的时候，每个人要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挑选能力，而这需要靠教育；第二是社会的公平性必须得到保障，就是我党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能变，而且要做的更好。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5）专家治国

　　五、专家治国

　　第三个问题，就是荆襄地区治理的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天才人物——比如朱见深和原杰——拍脑袋就搞好的，还是背后有一套系统而复杂的制度来促成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荆襄治理历程。项忠平叛以及之前的事情先不说。治理行动的起点，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国子监就是国家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就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他平时喜欢与人讨论时事政治，荆襄问题是当时的热点，周洪谟也是比较有名的“荆襄问题研究专家”。《流民图说》就是他研究历史地理，结合当前荆襄地区的实际情况搞出来的研究成果，背后还有国子监的一大帮人在为他提供研究支持。

　　这个研究成果通过左都御史李宾递给皇帝。其过程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政府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方式。皇帝认为讲的很好，就找来原杰去负责执行。

　　既然把原杰派下去，就说明“荆襄治理”要从研究层面转入到实践层面了，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于是各个方面都开始研究这个国家战略，写成奏章递上来出谋划策。通过官僚体系的筛选，把好的再提交给皇帝。就跟现在总书记提出国家要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了，就有无数的智库研究机构开足马力研究“一带一路”该如何建设，然后把研究报告递给各个级别的领导。这些领导读了觉得好的，再层层筛选上报，一直递到最高层作为决策参考。在这些奏章中，就有文会的那篇文章得到了朱见深的特别重视。这些材料又被转发给原杰，由他来负责最终的实践。

　　而原杰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个省的地方官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流民户籍与水文地理资料。这些资料，又是之前很多年、很多人调查积累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六十岁的原杰累到死也搞不清楚荆襄地区到底有多少流民、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了这些制度还不够。元朝也有类似的制度，但是一个黄河治理就把自己搞死了。关键还要看用什么样的人来参与这一套制度的运行。我们来看看参与荆襄治理的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和培养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角的。

　　不管是白圭、项忠，还是周洪谟、李宾、原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进士，也就是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中白圭和周洪谟是“进士及第”，也即科举考试全国前三名，比今天的省高考状元厉害多了。

　　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明朝就是著名的“八股文”。八股文格式要求非常严格，能够用八股文的形式写一篇意思通顺、道理明白的文章难度极高。在八股文考试中获得高分，说明这个人智商很高、思路清楚、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强，可以熟练的阅读政治经济文献和写作政府公文。而且有上进心、有自制力，从小就懂得刻苦读书学习而不是游手好闲。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古代帝国，这些人就是人才中的人才。让他们来治理国家，政府的效率才有保证。

　　但即使经过了严格选拔，他们也只是刚刚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要从较低级别的职位做起，做出成绩了才会被提拔到高位。像原杰中了进士之后，先是到南京当御史，然后再提拔到北京来参与实际政务。过了两年又派到江西去负责抓捕江洋大盗。因为成绩显著，才被升官，到山东赈灾。后来又负责黄河治理。三十多年的各种考验和锻炼，让他从饱读诗书的进士，变成了处理灾害问题和治安问题的专家。这才被选中派到荆襄地区去主持工作。

　　项忠也是一样：中了进士之后，先从刑部的主事（正处级）做起，干的好了再提拔为副局级的员外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自己找机会偷了一匹马逃了回来。后来被派到广东去当公安和司法厅副厅长（按察司副使），参与了镇压瑶民的起义，表现良好，开始进入统兵文官的序列。此后又到陕西当按察使，带地方军成功镇压了羌族叛乱。又被提拔到中央大理寺工作，被朱见深看中，开始指挥大兵团作战，在平定宁夏满俊叛乱中立下大功，这才获得了统兵25万征讨荆襄的机会。

　　周洪谟则是走到另外一条道路：进士及第以后，因为文笔好、博闻强记，所以安排他在国子监工作。长期从事修编历史经典、研究时事政治、给皇帝讲课等事务，远离一线行政，重点负责研究，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上的。他能够提出荆襄治理的策略，就是因为他负责修编《地理志》，梳理历朝历代的地方人文地理沿革，从中发现了汉朝和东晋治理荆襄的典故，这才提出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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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6）储君之路

　　六、储君之路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不能漏掉，就是皇帝朱见深。他既不是科举考试考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基层锻炼一级一级提拔成皇帝的。他的出现又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呢？

　　中国帝制时代皇位虽然是世袭的，但并不是说大家就只能碰运气，指望坐上皇帝的位置的人天生的雄才大略。对于储君——也就是太子——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

　　在明朝，太子要每天参加早朝，看着皇帝如何跟大臣们讨论和处理政务。早朝凌晨五点就开始，一般是开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这是政务观摩。就跟现在很多公司的董事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参加董事会一样。香港富豪李嘉诚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如果今天让一个小孩从六岁开始就旁听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上十年，政治能力估计也不会太差。

　　退朝以后，内侍就要负责监督太子读书。先读四书五经或者《帝范》等讲道理的书，然后读史书。每天读什么、读多少，都有一套文官班子专门给列定计划，还要经过皇帝批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就休息，练习一下骑射作为锻炼放松。下午开始，就有专门的讲师——一般都是翰林院或国子监的高级官员，比如周洪谟这种——来给太子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上午看的部分。讲完课之后，内侍再监督着太子把讲课的内容温习一遍。

　　每隔三天，就是一个“温书日”。这一天，老师不来讲课，也不用看新的内容。而是把前三天的内容复习一遍。

　　然后，还要练习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个字，冬季每天写五十个字。遇到重要节日、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可以暂停。皇帝会不时的来考察太子的学习情况，让他回答问题或者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命题作文”来应对。

　　从这一套学习程序来看，非常的科学：讲究先预习、再学习、当天复习，然后每隔三天再整体复习一遍。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艾斯浩宾遗忘曲线”的规律，可以保证学习效果。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首先是四书五经这种讲大道理的书，然后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一书，里面的目录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大部分。

　　《格物》里面包括《明道术》和《辩人才》两章；

　　《致知》里面包括《审治体》和《察民情》两章；

　　《诚意》和《正心》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没有分章；

　　《修身》则包括《谨言行》和《正威仪》两章；

　　《齐家》则包括《重正妃（挑选和管理好后妃）》、《严内治（管理好太监）》、《定国本（管理好太子和其他儿子）》、《教戚属（管理好外戚和亲属）》四章。

　　这一套东西，把治理国家的基本注意事项给讲清楚了。

　　学习这些大道理的同时，太子还要读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左传》以及《史记》以来的断代史和《资治通鉴》。读的都是原文，不像咱们今天这样，中学历史学的都是经过严重简化的、干巴巴的历史教材。

　　除了这种标准的经书和史书外，太子还要学习之前的皇帝专门为教育储君而写的一些资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明太祖朱元璋编写的《储君昭鉴录》、明成祖朱棣编写的《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还有明宣宗朱瞻基编写的《帝训四书》等等。此外如《贞观政要》等优秀政治经典也是必读书目。

　　这些都是朱见深当太子期间被要求反复学习的材料。多年太子当下来，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已经是相当清楚了。可以说，一个当过几年太子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达到文科博士的平均水平当无问题。朱见深刚一当上皇帝，就为《贞观政要》写了一篇序言，大谈自己要学习唐太宗治理好天下的理想。这篇序言现在已经成为《贞观政要》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版本上都可以找到。读了之后就知道，那古文功底和政治学功底已是相当了得，不能拿今天十七八岁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来评判。

　　除了跟着上朝学习和读书写字以外，皇帝还会随时派遣太子去处理一些政务，或者辅助大臣处理政务。比如朱元璋下令逮捕蓝玉审判的时候，就是皇太孙朱允炆带着吏部尚书去审的。朱棣到漠北去打蒙古，期间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政务。后来朱高炽当了皇帝，则把儿子朱瞻基派到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去锻炼。此外明朝还有个特殊传统，就是皇帝本人要带着太子去拜访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这是朱元璋传下的惯例。

　　所以，当太子是很辛苦的，早上五点跟着上朝，然后不停的读书学习一直到天黑，要全面学习治理国家的各种必备知识，要参与很多政务处理，出席诸多礼仪大典。此外还很有危机感，虽然废掉太子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只要发生了，这个太子基本上都会死的很惨。因此必须谨小慎微、认真学习，不能让皇帝对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产生太大的怀疑。

　　经过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人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朱见深基本上就是完整的按照这一套训练程序教育出来的皇帝。他当太子的时间很长，从土木堡之变前被立为太子，在朱祁钰当皇帝之后三年被废掉；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接着当了七年的太子。累计当了十年太子。这个时间足够把太子必读的各种经典文献很认真的读上好几遍，思考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废太子的经历也让他有足够的危机感，观摩朝政、学习经史和实习政务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在十七岁当上皇帝以后，一上台就能大刀阔斧的处理一批不堪用的文臣武将，然后不断的调兵遣将来平定国内的各种叛乱，并主持完成荆襄地区的治理变革。他的这种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套完整的培训程序培养出来的。[1]

　　[1]太子的这一套培养制度，虽然也很有章法，但跟科举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比起来，可靠性要差得多。因为皇帝首先是靠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皇帝去世的时候太子年幼，根本没有来得及接受培养就登上皇帝位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或者太子培养得好好的，突然生病死了——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就是这种情况，临时立一个新太子，没来得及培养好就登基了，也是有的；还有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或者被俘了，只能从皇室宗亲中挑选合适的人来继位，这个人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当皇帝的培训（提前接受那是谋反），明朝就有三位——景泰帝朱祁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崇祯皇帝朱由检。

　　太子培养制度，只能算是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辅助制度，不是皇帝选拔的核心制度。皇帝继承的核心，是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很低的条件下，用明确的规则（嫡长子继承制）来认定皇帝人选，杜绝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来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以高效调动帝国军事经济资源，组织战争或对抗自然灾害。

　　也就是说，即使皇帝素质平均比较低，给帝国造成的损害也要小于为了争夺皇位而造成的破坏，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制度。皇帝素质能培训高一点最好，实在培训不好，也勉强可以接受。帝国养一个昏君的成本总比开打内战要强。只有出现杨广那样的暴君，皇帝继承制度才应该中断。太子培养制度只能弥补皇帝制度的某些不足，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无法保证皇帝的素质都足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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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7-7）鸟尽弓藏

　　七、鸟尽弓藏

　　在处理荆襄问题的同时，扑灭大藤峡起义的韩雍还在两广坚守。

　　朱见深用人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支持第一线的军事总指挥，对于朝廷的议论不太理睬。韩雍想进大藤峡就让他进，项忠不想增兵宁夏就不增兵，在荆襄地区制造大规模的死亡也不管。总之，把决策权留给第一线。这是一个好习惯，比较符合现代管理原则，华为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就老爱说“让听得见炮火的地方做决策”，跟朱见深的用人之道是一样一样的。

　　韩雍平定大藤峡之后，由于精锐兵力调往宁夏，两广的叛乱形势很快又出现波折。大藤峡内叛军再次聚集，其它叛乱势力也跟着反扑，攻略州县。朝廷的言官们马上就一拥而上准备痛扁韩雍，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涌到朱见深面前，内容无非就是韩雍赵辅等人虚报军功、隐匿贼情等等。对这些弹劾，朱见深回复道：“捣巢剿贼大功已成，余寇复叛，韩雍又进剿矣，科道官如何妄劾？”一概不听。

　　相反，对于韩雍的各种奏议，朱见深一律批准。并且在成化六年，在两广设立总督，任命韩雍为两广总督，全面负责两广军政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府的总督，以前的总督就是临时协调跨省军事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开府之后，就成为了有稳定编制的地方军政一把手。后来又很多有名的大臣都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干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韩雍这个两广总督当得很爽很过瘾。因为朱见深总是毫无保留的批准他的一切奏议，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各种人事任免。韩雍威仪极大，出行总是一整套军事仪仗队跟着，两广地方官员跟他汇报事务必须跪着说话，所有政务军务一概独断专行，俨然就是两广的皇帝。军事花销也如流水一般。朝廷的言官没玩没了的弹劾，韩雍也曾经上书辩解过：两广地方多少数民族，这些人不服教化，只认两样东西：银子和拳头。所以恩威并施，对听话的，就大把的撒银子；对不听话的，就血腥镇压。地方长官要时刻显示自己的威风和严厉，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不仅不会觉得过分，反而心悦诚服。

　　这个见解朱见深完全支持。两广地区在韩雍的统治下，局势日趋平稳。两广少民，把韩雍敬若神明，不敢再有叛乱。

　　到了成化九年，广西镇守太监黄沁弹劾韩雍贪欲纵酒，滥加奖赏，胡乱开支花费。这些事儿其实已经被言官弹劾过很多次，对韩雍来说都已经虱子多了不痒了。但这一次，朱见深的反应很迅速：先是派人去调查，调查完了之后认为情况属实，立即下令韩雍致仕（也就是退休回家），相当于彻底罢官。

　　接替韩雍的新总督不到两年就在任上去世。成化十一年（派原杰去治理荆襄的前一年），经朝臣推荐，朱见深任命甘肃巡抚朱英为两广总督。这个朱英在朱祁镇时期就参与过镇压两广叛乱，后来又调到甘肃去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他的特点是比较善于治理，而军功并不突出。从朱见深先是完全信任韩雍，但突然把他撤职，再派朱英出场来看。他的思路其实跟处理荆襄是一样的：先派项忠血腥镇压，迁徙流民，把流民迁徙得差不多之后，再派治乱专家原杰去筹划地区的常态化治理。韩雍的作用，就跟项忠一样，等两广基本平定以后，朱见深就不再容忍他在两广作威作福、胡乱花钱，而是派出一个抚民专家去完善地方治理结构。

　　朱英任两广总督以后，首先就是把韩雍的仪仗队取消了，出行只带少数的几个护卫。然后约束告诫手下的将领，不得夸大叛乱者声势，随便请求出兵以邀战功。

　　除此之外，朱英的政策跟原杰非常相似，主要就是“编户齐民”：招抚瑶族、僮族这些少数民族，把他们纳入地方户籍，按照里甲制度进行管理。愿意编户的，免除三年徭役。马平、阳朔、苍梧诸县的少数民族全都望风归附。有一个人叫“李公主”的叛军首领，长期凭恃地势险固与政府对抗，也派儿子归顺。朱英将他们安置在永安州居住，并承诺他的子孙可以世代在官府里面有公务员编制。此后归附的就一天比一天多，总共四万三千多户、十五万余少数民族转化为户籍人口。两广地区的治理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韩雍在的时候因为花销太多太滥，两广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朱见深看起来对韩雍很“够意思”，其实是纯粹的对事不对人，看中的就是他能够强力镇压叛乱。等到镇压的事儿基本结束，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相反，朱英是个理财能手，为官清廉、注意节约，巡抚甘肃的时候，多年下来节约了三十万两军费。到了两广，“改剿为抚”降低了大量军费开支，把少数民族纳入户口编制以后，又有了新增的赋税来源，两广地区的财政局面迅速改观。两广从依赖中央拨款，到自给自足，等朱英辞任的时候，还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政盈余。

　　从荆襄和两广的治理来看，朱见深的用人和治国之道思路清楚，方法得当。其战略才能与政治手腕对挽救陷入危局的明帝国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