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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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1）太监汪直

　　第八章：太监汪直

　　一、厂公年幼

　　如果朱见深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去世，那么他的功绩一定会在正史上被大力歌颂，被誉为一代明君。

　　除了两广、荆襄和宁夏外，赵辅于成化三年在东北血洗建州女真，王越于成化九年在河套大破蒙古。四面八方的征讨均获得重大胜利，荆襄、两广地区纳入常态化治理，一扫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危局、乱局，重拾天下升平之势。

　　但是，从成化十三年起，朱见深的形象就迅速黯淡了下来，在文官们记录的历史中变成了标准的昏君，以至于这样一位雄主竟然逐渐被人淡忘。

　　因为这一年，他授权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

　　汪直，广西瑶族人。成化三年，韩雍平定大藤峡以后，挑选了一批幼童和女子作为战利品进献到朝廷。汪直是其中之一，进宫之前就阉割了。

　　当时皇宫并不缺宦官。宦官在明朝政治地位很高，宫内有一整套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不仅是生活服务，主要还是协助处理政务，权力很大。此外，出兵打仗有监军、战略要地有镇守太监。太监是宦官的高级职位，下面还有少监、监臣、奉御、长随、典簿等等，跟文官机构一样分为很多等级，从底层做起一级一级往上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说，混到一个小有权势的职位机会还是不小的。一些贫苦家庭如果孩子比较多，又不能供养他们念书考取功名，就会自行阉割一个争取送进宫，就有机会将来做官。不仅自己的生计不愁，还能扶植整个家族。自行阉割的人太多，根本招不完，在明朝都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此专门下过禁令：不准民间自行阉割。

　　韩雍进献的这一批幼童，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宝贝”，不是送进宫来充数的。就跟攻打外国抢到一批奇珍异宝进献皇帝一样，是比较罕见的物品。在这一批幼童和女子中间，还有一个姓纪的女子被分配去管理后宫的仓库，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朱见深看见，马上就给“临幸”了，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韩雍挑的这批人至少都是相貌很不错、颜值很高的。汪直应该也是那种皮肤白嫩、眼睛大大的，一看就叫人喜欢的小孩，才有资格从广西那么远的地方被送到皇宫来。[1]

　　汪直进宫的年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必然是极小，以至于完全记不得大藤峡惨祸。不然这种叛军的后代，父母亲戚都被明军屠杀殆尽，把他放到皇宫里面，万一心存怨恨，哪一天对皇帝动手，韩雍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十年之后，也就是成化十三年，内阁首辅商辂弹劾汪直，奏章里面说：“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只凭韦瑛等主使”。《宪宗实录》在记录汪直开西厂的时候，也用的是“年幼最得宠”。“年幼”这个词不可能用到十四岁以上的人身上。又过了两年，汪直出外领兵打仗的时候，《宪宗实录》才说他“年少喜功”，可见记录者的态度很严谨，把“年幼”和“年少”区分的很细。据此可以推测，在成化十三年，汪直建立西厂的时候，年龄应该不超过十四岁。成化三年进宫的时候，则最多只有四岁。

　　刚进宫，就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万贵妃这种皇帝独宠的后宫显贵，肯定有很多人争抢着要去伺候她。这么一个从广西送过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三岁小孩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长得好看、聪明伶俐。要么是万妃亲自挑选的时候看上了，要么是朱见深后者手下人想送给她讨她开心，不管哪一种，都要汪直长得足够好看才行。

　　前面我们说了，成化二年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的万妃刚生了一个小男孩，到了年底还没有满一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万妃心里的那种悲痛。没过几个月，送来一个跟她儿子年龄差不多的小男孩，天真浪漫、聪明可爱，天天陪在身边。肯定是母爱大爆发，当亲儿子养着。朱见深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既有丧子之痛，又为万妃伤心。见着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万妃身边，也必然极为宠爱，在感情上把他视为自己和万贵妃的孩子一般。

　　没过几年，汪直就被朱见深封为御马监太监。

　　太监，就跟今天的“总监”一样，是一个大部门的负责人。御马监是宦官机构中权势仅次于司礼监的部门，跟兵部一起，共同掌管天下兵马调动。御马监太监与兵部尚书权力相当。根据史书记载，汪直被封为御马监太监的时间不会晚于成化十年，那时候汪直也就十来岁。[2]朱见深直接把一个十岁小孩封为正部级高官，不可能是昏了头想让他干什么大事，应该就是纯粹的宠爱，赏个大官哄他开心——注意是朱见深哄汪直开心，而不是相反。御马监的事务还有其他太监管理（兵部尚书也经常不止一个，各自分管一块）。

　　到了成化十二年，京城里面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主要是闹妖怪，搞得人心惶惶，其中还有妖人跟宫内的太监勾结混入皇宫，被发现了杀掉。

　　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了朱见深的警觉，就跟朱元璋发现占城贡使到南京来没有人跟他报告一样，怀疑官僚机构给他汇报的情报有所隐瞒。就派十二三岁的汪直带着两个校尉（低级武官，应该是给汪直当保镖的），化妆成普通市民，骑着毛驴或者骡子，出宫去打听消息。“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探以闻”。

　　汪直足够聪明伶俐，打听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又没有暴露身份，朱见深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汪直。

　　这样过了半年多，朱见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下令成立“西厂”，任命不到十四岁的汪直担任西厂提督，派韦瑛等人给他做助手，再从锦衣卫等机构调一批人员来负责具体的侦查、抓捕、审讯等工作。之所以不直接任命汪直当东厂太监，而是另开一个西厂，主要原因应该是汪直“年幼”，东厂是司礼监管着的老牌监察机构，任命升迁都有一套程序管着，比较麻烦，所以干脆新设一个，让汪直放手去干。

　　西厂成立后，办的最轰动的一件案子就是“杨晔案”。杨晔是杨荣的曾孙，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军分区司令）。杨荣就是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当过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职务（指挥同知），已经退休。这家人在当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还参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积累了巨万家资。接连闹出了好几起人命官司，地方官员不敢管，但终究还是被个别实在看不下去的官员透露给了御史，被御史弹劾。朝廷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去福建调查。

　　这个事儿本来汪直不知道的。但是杨晔携带巨资到北京行贿，因为有杨荣的老关系，基本把高级官员都打点到了，想要摆平此事。汪直是皇帝最宠信太监，也被列入行贿名单。钱送到了韦瑛那里，韦瑛就向汪直汇报了此事。汪直一听，这还了得？立即下令西厂派人去把杨晔抓起来审问，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

　　这样的案子，老道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到十四岁的汪直哪里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重臣几乎全被牵扯在内——这事儿要是犯在朱元璋手里，估计又是杀的血流成河了。

　　西厂没有审判权，只能把审讯结果提交朱见深。朱见深下令移交法司审判，杨泰被判斩罪。杨晔则已经死在了西厂大牢。朱见深命太监钱喜和韦瑛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全部充公。但是宽宥了杨泰的死刑，只把他废为平民。杨仕伟、董序被贬官。派去福建调查的王应奎和高崇也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人在返京的路上当场搜了出来，下狱论罪。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疆充军。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官场的腐败情况：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出了人命先是摆平地方官，被告到京城，又先后贿赂调查人员和中央高级官员。这跟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薛蟠杀人案”是一样一样的，是帝国官场的常态。如果不是年幼无知的汪直坚持追查到底，这个事情一定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贪污受贿好歹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朱见深没有杀掉杨泰，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其他受贿官员的责任，可以算是网开一面了，收钱的人起码应该低调一点才是。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官集团认为收点钱摆平人命官司并不算什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逮捕和审讯“文官楷模”杨荣的子孙，感到非常愤怒。经过商议，先由首辅商辂起草，以内阁名义联名上书；然后由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汪直，要求裁撤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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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世纪，北京门头沟出土过一块墓碑，上面记录了一个叫李质的太监生平，是跟汪直同一时期由韩雍从广西进献进宫的，其经历可以作为一个对比：“朝廷命将出师讨断藤峡。兵踰化州路，公方髦髧，不知趋避，为过兵执去。主将见公容止与众迥异，报捷后乃进于朝。宪宗纯皇帝见而悦之，乃付御用监太监廖公寿名下。”（齐之鸾《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里面明确提到“髦髧”，也就是年幼的意思；进献的原因是“容止与众迥异”，也就是长得好。进宫后，朱见深亲自挑选，觉得不错，就让御用监太监负责抚养。据此推测，汪直也可能是朱见深见了觉得乖巧可爱，或者很像自己和万贵妃所生的孩子，才把他派给了万贵妃。
　　[2] 跟汪直同时进宫的李质，按照其墓志铭记载：“成化丙申，自长随升奉御。癸卯，升尚衣监右监丞，给乾清宫事。弘治庚戌，转升惜薪司右司副佥押署事。癸丑，升司丞。乙卯，升御用监右少监。戊午，升太监”。
　　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进宫，成化十二年才被从长随升为奉御，十九年升为监臣；弘治九年（1493年）升为司丞；弘治十一年升为少监，弘治十四年（1498年），升为太监。从进宫到升为太监，经过了六个职级，用了三十一年。对照汪直十岁左右就直接当上御马监太监，可见其提升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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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2）西厂有“罪”

　　二、西厂有“罪”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的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等。但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则往往避而不谈。

　　比如，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

　　“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捡，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通往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不敢做生意了。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但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折，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回复的奏折。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依仗权势，向沿途州县、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反而自己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上百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它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1]

　　汪直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就是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特权是一贯就有的。就跟今天官员公车私用一样。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汪直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上百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导致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对准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理直气壮的说：

　　“（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宦官监察文官是朱棣开创的体例，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奏章最后还加了一条：

　　“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 。为了弹劾太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奏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政府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的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之所以西厂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消灭。

　　内阁重臣、六部九卿联名弹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里面还有不少威胁皇帝的话：

　　“往者曹钦之反，皆由逯杲（读音：录稿）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为明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司礼太监曹吉祥的侄子曹钦造反，就是因为锦衣卫逯杲想要查他才激出来的。皇帝陛下可要三思。

　　问题是：曹吉祥曹钦本来就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锦衣卫依法行使监察权是正确的，商辂等人竟然说曹钦造反就是锦衣卫逼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放任曹吉祥和曹钦乱搞，他们就不造反了？

　　言下之意，朱见深你竟然让汪直反腐败，就不怕贪官们造反吗？我们内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当然不会造反，但是还有很多手握重兵的边镇武将、甚至皇亲国戚也被西厂查了（奏章里面提到过），他们会不会造反，我们就不敢保证了。

　　这个逻辑其实还比较符合事实——胡惟庸造反不就是朱元璋反腐败搞出来的么？朱元璋要看到商辂等人敢这么威胁皇帝，估计能气的从坟里爬出来灭他们十族。

　　还有：“（让西厂随意盘查来往船只）以此货物不通，将来京师公私费用何以仰给？”

　　这句话的威胁是比较实在的。文官集团掌管着天下钱粮运输，要是借口西厂查船导致运输出现问题，让北京粮食供应不足引起内乱，实在逼急了他们是有可能这么干的。

　　这个奏章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就是连汪直出门带的随从太多这种事都要当做罪状来弹劾，却绝口不提杨晔死在西厂大牢的事情。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军分区司令，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情节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所谓他遭受什么“弹琵琶”的酷刑之类，都是一百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招供的高级官员太多，牵连太广，想办法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如果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缺胳膊少腿。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朱见深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诸大臣：

　　“用一个小太监查案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奏章是谁主使？”

　　第一个问题问的很有道理：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打死人可以花钱摆平不会天下大乱，各级官吏滥用国家经费贩卖私盐不会天下大乱，用一个小太监来查一下就要天下大乱，哪有这种道理？

　　内阁早就预料到了朱见深的反应，四个阁臣：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异口同声的说：太监干政就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祖传真理，毋庸置疑。至于弹劾行动，则是内阁和诸大臣出于公愤的联合自发行为，没有人主使。

　　怀恩其实也对汪直很不满，因为西厂抢了东厂的权势，而东厂是归司礼监管的。他马上就变了口气，说：“那我就这样回禀皇帝了。但回头皇上追究起来，你们可不要改口啊！”四人保证绝不改口，怀恩这才回去禀报朱见深。

　　第二天，六部九卿联合署名弹劾西厂的奏章也递了上来。朱见深这次没有发火了，因为他知道，不用问，此事肯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文官集团态度坚决。

　　内阁和六部九卿一起闹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朱见深毕竟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和魄力，想了想，还是退一步算了。下令关闭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被贬谪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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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有旨命臣等看详太监汪直所遣官校韦瑛等缉访事情。瑛等访得，官员人等，舟经运河，倚恃势豪于滨河州县，多索人夫皂隶为害甚酷。御史郭瑞巡按北直隶，在其境内不能禁约，反令官府奉承，宜加之罪。且公差人所驾马船快船，用一索十，多至百余艘，往往夹带私盐重货。所经之处尤被扰害，至于势豪违法，中盐侵夺民利。其京官又多不顾名节、交通府县。若收粮者卖法取利、克减官粮，其弊多端，并宜禁约。臣等议直所奏深切时弊，请揭榜晓谕。御史郭瑞合依律问罪。”《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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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3）反戈一击

　　三、反戈一击

　　汪直感到非常委屈，就跑来跟朱见深哭诉，说：“这个事儿不是内阁的意思，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收过杨晔的钱，我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唆使的。”

　　朱见深一看：哎呀，心肝宝贝受委屈了。别伤心别伤心，看皇帝叔叔怎么帮你收拾坏人。随即就下令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贬到南京去了。

　　朱见深根本就没有去调查黄、陈二人是否参与此事，完全是为了哄小汪直开心才把他们贬走的。这个旨意甚至比撤西厂的命令还要提前发出。怀恩再次跑到内阁去传达皇帝表示妥协的意思的时候，商辂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太监帮忙”。怀恩说：“先生别高兴的太早，西厂还没关门呢，我方已经损失两元大将了（吾辈数人已折其二）。”

　　怀恩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朱见深关闭西厂不过是以退为进。文官集团的进攻来势太猛，他不宜硬顶回去，需要观察一下形势。

　　官员们的态度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六部九卿的弹劾奏章找大臣们一起签字的时候，其实就有问题。项忠是兵部尚书，奏章就是他住持起草的。但签字的时候他却说，吏部是六部之首，应该先让吏部尚书尹雯签头一个。项忠的手下的就去找尹雯，尹雯说这事项忠倡议的，为什么他不签第一个？那人就把项忠的理由说了。尹雯大怒：“今日才认得六卿之长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不把吏部当回事，现在需要人去跟汪直火拼了，才想起来把老子推到第一线挡枪啊？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忠为人骄傲，当了兵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把其他部门的领导放在眼里。从他荆襄平叛中那封与群臣对骂的奏章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喜欢得罪人的主儿。

　　项忠跟汪直闹僵，也是一样的原因：有一次汪直坐着轿子，带着一大队人马从大街上经过，正好跟项忠的轿子迎面而过。汪直不知道是项忠，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手下人告诉的，于是连忙带着队伍追回去，跟项忠打招呼并道歉。

　　这应该是很给面子了。但项忠既不下轿、也不理会，给汪直难堪。估计他是这样想的：你一个小太监见了尚书大人竟然敢不下轿请安，现在追回来也是失礼。汪直当然也生气了：给你脸不要脸，你以为本太监怕你？以后再在路上碰到别说打招呼了，直接就跟项忠抢道。二人关系很快就形同水火。

　　尹雯虽然最后还是在奏章上签了字，但随后就派人告诉韦瑛，说这个奏章是项忠写的，他是被迫签字。这表明在文官集团内部，对于撤销西厂一事，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并非铁板一块。

　　西厂撤销的第二天，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使王越，找到内阁大臣刘珝和刘吉质问：“汪直行事公道，像黄赐这种人专权纳贿，如果不是汪直，谁能把他赶走？商辂和万安在内阁任职时间长，是非很多，所以对汪直有所忌惮。二位刚刚入阁，为什么也要参和这里面的是非？”（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明史·王越传》）。

　　刘珝就不说话。刘吉反驳道：“我们弹劾西厂，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个人。你说汪直行事很公道，那朝廷还要公卿大臣做什么？（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明史·王越传》）”

　　这番话听起来正气凛然，但逻辑很有问题：汪直做的事是在抢大臣们的饭碗，不管他做事公道不公道，都必须要弹劾。

　　话讲到这个份上，王越也就无言以对了。

　　经过这么几个事情，让朱见深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其实并不团结。尹雯摆明了不支持项忠；都察院的两位长官——王越和另外一个左都御史李宾，明显意见冲突；刘珝面对王越的质问默不作声，说明他心里面未必十分支持商辂的奏章，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签字。

　　只要文官集团不团结，就比较好办了。

　　被贬到南京的黄赐应该是确实收了杨晔贿赂的，汪直这么说、王越也这么说，阁臣也不否认。朱见深决定把他作为突破口，授意东厂重新抓起来审问，很快就把项忠给供了出来。御史的弹劾奏章也恰如其时的出现，把项忠各种大小过失一股脑翻出来。

　　朱见深下令将项忠交法司审判。项忠坚决不认罪，但法司仍然判他罪名成立，贬为平民。至于具体是什么罪名，正史里面没有记载。从黄赐的这条线索来看，应该还是“杨晔案”的延伸。

　　由于韦瑛被贬去戍边去了，汪直手下一时没有得力的助手，非常不爽。朱见深就跟他说：韦瑛是个粗人，那些大臣跟他没法沟通，所以才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建议你去找个文字好的又能干的来给你帮忙。

　　汪直就去找。有人跟他推荐说锦衣卫吴绶不错。汪直把吴绶找来，让他写了两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跑去跟朱见深说：找到了。朱见深随即下令把吴绶破格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主管镇抚司。镇抚司是锦衣卫里面负责抓人和审讯的部门，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朱见深这么干，其实就是把锦衣卫交给了汪直管理。

　　这两件事释放出来了很明显的信号：汪直没有失宠，皇帝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他。

　　御史戴缙和王亿看到了这个苗头，就上疏为汪直辩护：“太监汪直厘奸易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更绝的是，这篇奏章还针对商辂所说的北京闹妖精是应到西厂身上，反驳说：“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去留。”

　　也就是说，闹妖精这种不祥之兆不是你们说要应到西厂就应到西厂的，古代大臣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反躬自省的。我们建议让各位大臣自己上奏反思自己的过错，说明自己该留任还是辞职。

　　戴缙和王亿在此之前都跟汪直没有交往的记录，而且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御史，平时都是外地巡视，很少回京，也没有跟汪直直接沟通的渠道。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上奏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但也可能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西厂反腐败干得好，原来不敢说话的，受到项忠被逐、吴绶升官的鼓舞，才决定出头为汪直申冤。

　　具体戴缙和王亿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朱见深看了之后大喜过望，马上下令重开西厂，汪直任西厂提督。而且表示同意奏章所言，让大臣们上奏“自陈去留”。

　　闹妖怪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政治斗争所宜言。商辂非要扯进来扣到西厂头上。这下被反戈一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既然皇帝都说了京城闹妖怪大臣也有责任，让大家自陈去留，作为内阁首辅总不能说自己表现良好、没有责任吧？商辂只能上奏请求辞职。朱见深立即批准。跟着被赶走的，还有左都御史李宾等十几位在弹劾西厂中表现积极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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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4）狠心治国

　　四、狠心治国

　　汪直复出，火力更猛。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南京镇守太监覃包。

　　南京镇守太监是代表皇帝镇守南京的，在太监排名里面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物。这个覃包也是朱见深当皇太子期间就伺候过他的。因为这一点，才负责镇守南京。本来汪直没去查他，而是派亲信韦瓒（韦瑛的弟弟）去福建继续查杨晔案涉及到的地方官员。韦瓒走到南京附近，就听说了覃包最近闹出了人命案，仔细一打听，原来是他用上百艘官船往北京运送私盐，行至河南河北交界处的武城县甲马营时，巡查人员向武城县令报告。县令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包拒绝检查，让手下殴打典史，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韦瓒深知案情重大，就在南京滞留了几日，搜集一些与此案相关的一些情报。结果被覃包的耳目发现，说有人在四处打听您打死人的案子。覃包马上叫人去把韦瓒给抓了起来，一搜果然搜出来不少材料。刑讯之下，韦瓒承认自己是“假冒”西厂办事人员来调查的。覃包于是把韦瓒押送北京，交付西厂处置。

　　汪直立即向朱见深告发此事。朱见深下令将覃包逮捕，经过核查事情属实。汪直坚决要求判处覃包死刑，朱见深刚开始表示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覃包不断的托人说情，还是宽宥了他，改为革职，罚往孝陵司香（负责每天给朱元璋的坟烧香，是低级太监的工作，跟前东宫太监王纶被贬往孝陵种菜是一样的处罚，司香比种菜能轻松一点）。

　　接下来，就是驸马懋凯指使手下打人，致伤人命。汪直接到报告，让吴绶把懋凯下锦衣卫大牢，审问属实，奏请朱见深法办。朱见深说：懋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看在公主的份上，姑且从轻发落。革去驸马冠带，穿着普通监生的衣服去国子监读书习礼，每年减少五百石的俸禄。

　　从上面几个汪直处理的案子来看，他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等。汪直谁的面子也不给，把帝国最大的几个利益集团全部得罪了一遍。几个大案办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权贵应该是有所震慑的。而对这些人的处置，又都要上报朱见深批示。汪直只有侦查、逮捕、审讯之权，审判和定罪则必须经过文官掌握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1]，而最终如何处理还是皇帝拍板。实际上，这才是明朝所谓“宦官专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情况：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西厂复开之后不久，汪直上奏：

　　“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多冒名投托，游荡作乱，无所不至，因为没有户籍，难以管理。如果令官校缉访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

　　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被告发的仍发回原卫所州县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的，发配到偏远的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北京附近的卫所，发给食粮，使其得所。”

　　这份看似普通的奏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与西厂的建立有重大关联，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汪直在奏章里面提到了大量军户的逃亡。这个军户，是朱元璋建立“军屯”制度的产物。这些人的户口种类是“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国家在驻军地附近发给他们土地，自己耕种、娶妻生子，需要上交粮食充作军费，还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和出征。子孙后代也必须有固定的参军名额，保证兵源供应。这样国家就可以减少从内地招兵和运粮的麻烦。

　　随着军队的腐败，军官们大量的侵占普通士兵的土地、克扣士兵粮饷，这些“军户”该交的粮食和参军的义务还是得承担，他们就很难依靠军屯制度生存了，因此被迫大批逃亡。

　　这些人逃离其户口所在地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其中就有跑到荆襄地区聚集的，还有跑到东南沿海进城打工的。还有一部分人，则跑到了北京。因为国家首都就业机会多嘛，到某大官人府里当个杂役什么的比较容易。这跟今天很多人到北京当“北漂”有相似之处。当然二者差别还是很大，今天的流动人口现象主要是国家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它是建立在农村地区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基础上的。

　　但明朝中期的流民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的结果。军屯的破坏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土地没有了，但税赋和徭役还要继续承担。这些人只能逃离户籍所在地。于是才有了大量流民出现。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从这份奏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前面所谓的北京地区不断闹妖怪，还有妖人勾结宦官进入皇宫被发现。这些事情不是什么“不祥之兆”，而应该是北京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表现。各种三教九流的非户籍人口都跑到北京呆着，鱼龙混杂，肯定会不断的闹出各种妖蛾子出来。朱见深居住在皇宫，对治安状况此类小事应该是不知道的。文官们也不会向他汇报。只有出现像荆襄叛乱这种大事了，才会报告到皇帝面前。等到北京地区不断的发生各种诡异事件，连朱见深都听说了以后，他才警觉起来，于是派汪直乔装出宫打听消息。

　　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一方面让朱见深对汪直的办事能力更为信任，另一方面也让他发现原来社会问题比文官们报告的严重得多，必须想办法整顿。这才决定建立西厂。西厂成立后，汪直上奏所谈的事情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就是权贵腐败的大案要案，另一种就是如何处理军户逃亡问题和完善边疆地区的军事制度。后面这一条主线是一直都有的，这也是朱见深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厂的设立，并不只是朱见深宠爱汪直这么简单，而是明朝中期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加剧的必然产物。

　　建国之后，朱元璋当了十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的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实际上，这也是皇帝手里面的最后一张牌了。在反腐败这条道路上，皇帝真的快成孤家寡人了。

　　朱见深的治国思路，到目前为止可以很清楚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化九年之前，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治乱”，也就是先把各种地方叛乱紧急镇压下去，恢复基本的和平局面，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在两广、荆襄、宁夏、建州、蒙古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成化十年到成化十二年，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治民”，从韩庸致仕开始，国家政策从军事镇压向地方治理变革转变，其最高潮就是荆襄地区的治理；

　　第三个阶段是“治吏”。重点区域的治理形势全面好转以后，朱见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全国的整体治理问题上来了。从成化十三年建立西厂开始，朱见深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严重腐化的权贵势力进行打击。

　　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朱见深确实也是够累的。主要应该是心累。他在不同的阶段任用不同的人物，每到一个新阶段阶段，都必须狠心跟前一个阶段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换思路就换人”。

　　为了当个好皇帝，他必须把尽心伺候自己多年、最亲近的太监王纶狠心罚去做苦役，而重用李贤等文官大臣；为了从战争转向治理，必须强迫默契配合多年的韩庸退休养老；为了重用汪直，必须将自己独具慧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拔起来的项忠下狱治罪——从史料记载来看，项忠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制造出来的一个冤案，而这个幕后黑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就是商辂，这是明朝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个“连中三元”的大才子——也就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到中央科举考试中再得第一名“会元”，然后再在皇帝亲自主持的金銮殿殿试中获得第一名“状元”。

　　商辂是朱祁镇点的状元。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商辂与于谦等人一起拥立了朱祁钰。然后，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在此过程中，商辂是支持朱祁钰的，并得到朱祁钰的重用。朱祁镇复辟后，把商辂贬为平民。

　　朱见深登基以后，认为商辂很有才能、做事公允，将他官复原职，并提拔进入内阁。凡是有人提到商辂当年参与废立太子之事的，朱见深总是予以严厉谴责，说：“唐太宗可以重用魏征（李世民杀掉哥哥李建成当上皇帝，魏征是李建成的旧臣），我重用商辂有何不可？”商辂确实很能干，颇有政声，提了很多改革建议都被朱见深采纳。李贤和彭时去世以后，就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从“连中三元”到百官领袖，朱见深帮助商辂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出现的完美代表。

　　现在，为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太监汪直，又要把商辂赶走。

　　朱见深守着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尚且终生不渝，却在国家治理中一轮又一轮的翻脸不认人。想必他也不是无情的人，每一次辞旧迎新，心里应该并不会很好受吧。

　　[1]刑事审判权在刑部，“交付法司”一般是指交到刑部审理。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的审判结论，为冤假错案平反等。都察院负责监督审判过程。重大案件则需由着三个部门会审，称为“三司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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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纪委，反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信息化时代，可以建立起全民监督制度，而制度的落实又需要官僚阶层。反腐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的官僚阶层，没有执行层，好的理念无法实现，通过教育和学习，提升官僚阶层的素质，建立他们的信仰，是最终实现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5）思想僵化

　　五、思想僵化

　　尽管朱见深有心治吏，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对腐败危害的痛恨程度和反腐败的魄力跟朱元璋比起来还是差的很远。其成绩比起来他的“治乱”和“治民”来说，也就要差一点。

　　对杨晔父子这种跟他没什么直接联系的官员，他下手相对来说要重一些。虽然免除了死刑，但抄了家，杨家基本就败落了。还有几个被判充军，也算是比较重。到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覃包这里，同样是腐败加人命案件，只作革职处理，没有抄家或者充军。最后轮到驸马爷，人命案件也就加强学习、罚几百石米就算完事，已经轻的不能再轻了。

　　相比之下，汪直在反腐败方面比朱见深要激进得多，对涉嫌腐败的官员用刑很重，而且屡次要求死刑。但都被朱见深否决。从最终处罚结果来看，朱见深主要还是希望通过斥革一批腐败的官员，换上一批相对清廉的官员来实现吏治的清明，而对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兴趣不大。

　　至于汪直的态度，十四五岁的他对腐败和清官应该抱着一种比较单纯的看法，类似于清官是好人，贪官是坏蛋之类。他是万贵妃和朱见深共同培养出来的。朱见深本人就对圣君贤相那一套儒家理论非常重视，后来专门给皇太子朱佑樘写了很多大谈儒家理想的信进行教育。结果培养出来一个儒家理想色彩很重的皇帝。

　　汪直受朱见深的影响，对文官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实际上是很敬佩的，一直积极向文官集团靠拢，学着大臣们的样子，向皇帝上奏提出各种治国平天下的政策建议，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抓贪官。在路上遇到项忠，虽然错过了，还要追回去打招呼并且道歉。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礼貌有教养的好孩子。

　　《明史》里面说，嘉兴知府杨继宗以廉洁而出名，有一次进京朝觐，汪直想去拜访他，吃了个闭门羹。朱见深就问汪直：在这批朝觐的官员中，有谁比较清廉？汪直说：这里面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

　　没过多久，杨继宗就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分管法律治安的副省长）。在浙江任上，他把镇守太监张庆得罪了。张庆的哥哥张敏是朱见深身边的亲信太监（就是《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的把朱佑樘秘密抚养长大的那个张敏），就想在朱见深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刚提到杨继宗的名字，朱见深就问：“你说的就是那个不爱钱的杨继宗么？”张敏听了吓得不轻，不敢再往下说了，下来赶紧给张庆写信说：不要惹杨继宗，皇帝知道这个人。

　　还有一次，汪直到外地巡视。各地官员见了都恨不得往死里巴结奉承，只有河南巡抚秦纮不怎么认真接待，摆出一副很瞧不起太监的样子。回到北京以后，朱见深问：地方上有没有什么贤能的官员？汪直说：我看只有秦纮是有真本事的，其他人都是溜须拍马之徒。朱见深听了就笑起来，拿出一份奏折给汪直看：竟然是秦纮弹劾汪直的，说他出巡阵势太大，随员数量和接待标准都严重超标。汪直见了就连忙请罪，说秦纮奏得对，并不改变对秦纮的评价。秦纮也很快被为提拔。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来，汪直并没有让自己站到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像项忠这种战争英雄和杨继宗这种清官几乎就是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崇拜的偶像。但是他的偶像们却辜负了他。项忠的反应前面已经说了。杨继宗则做的更过分。

　　汪直多次想去拜见杨继宗，都被他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过了几年，杨继宗的父亲去世了，回家服丧。这下该有空了吧？汪直就直接跑到杨继宗家里去了。见面之后，汪直很开心，用一种带点开玩笑的亲昵口吻跟他说：“原来杨继宗就长这个样子啊？”

　　想不到，杨继宗冷冰冰的来了一句：“我是长得不怎么样，但身上的东西一件不缺，没有辱没祖宗。”

　　跟一个太监说这种话实在不是一般的过分啊。

　　汪直也没有说什么，就告退了。

　　后来汪直也没把杨继宗怎么样。朱见深又多次提拔他，有点想重用的意思，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最后不得不放弃努力。杨继宗之所以能进《明史》，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被认为是不阿附权宦、正直刚毅的典型。除此以外，他当了一辈子官，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历史记载的事情。

　　从项忠和杨继宗的态度可以看出，文官集团内部，有一种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热：完全脱离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惜违反基本的礼仪，都不能跟宦官沾上一点关系。然后就会被文官集团赞扬为刚直不阿，有古大臣之风。

　　这些事情说明，到了朱见深时代，文官精英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一切以集团划线，而不以国家利益来区分善恶，凡是试图从文官集团手中拿一点权力出去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有些文官中的精英分子可能本人很清廉，也很支持反腐败等强国安民的措施，但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集团之外的人来做，那么就决不允许。这种是因为，宦官与文官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而历史一直是由文官来书写的，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即使完全出于正直公正的考虑，也会站到坚决反对太监干政的立场上来。他们一切以书上说的为准，即使现实情况——太监汪直的所作所为本身是明显利国利民的——与书本知识明显矛盾，也拒绝反思。这种做法正是他们思想僵化的表现。

　　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如此思想僵化、党同伐异，这个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

　　类似的事情很多，像汪直这么聪明的人，应该很快就发现，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好是坏，文官集团都是不会接纳他的。那些他以前钦佩的英雄、清官，大部分其实也就不过尔尔，再加上朱见深在处理贪官的问题上，总是毫无道理的一再从轻处罚，他费心侦破的各种案件，往往起不到期望的效果。这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局面，让年少的汪直越来越感到厌倦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边境传来消息：镇守辽东的陈钺和马文升起了冲突。陈钺想要严厉打击建州女真，而马文升则主张和平共处、以安抚为主，不准陈钺生事。两人互相弹劾，闹得不可开交。汪直就上奏请求去辽东看看。朱见深刚开始不同意，只让汪直派人去调查。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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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6）成化犁庭：屠灭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是消灭北宋的金人后裔。他们居住在中国和朝鲜边境夹角的一块地方，大致在吉林省西部。建州女真是女真族中最靠近明朝边境的一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部，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北边还有什么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那就是纯粹游牧民族了。

　　明朝在朱棣的时候征服了这一地区，设立建州卫，任用女真人来管理。后来又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分出来了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与原来的建州卫并称“建州三卫”。到了朱祁镇时代，国力衰落，建州卫的首领李满住联合建州三卫，反叛明朝，开始不断的入侵辽东地区。

　　他们一会儿要求参加朝贡贸易，一会儿又说明朝给的朝贡条件不够优惠，所以跑到边境来抢东西，强烈要求提高入贡的人数和货物数量。反复闹了很多次。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朝廷一直存在争论，主战派认为女真人不服管教，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主抚派认为女真叛乱都激出来的，应该给予更多优惠，这样他们就不闹了。

　　两派观点各有各的道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确实比较僵化，每年来朝贡的次数，每次来的人的数量、货物数量都有限制。堵住了通过贸易赚钱的路子，人家就只能动手抢。但是女真人确实不是很讲信用，之前给过不少优惠，但真的到了有机会抢点钱粮的时候，又会忍不住干一票；抢完之后又表示道歉，说不好意思上次没忍住，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入贡。

　　汪直到辽东调查一番之后，很快就成为了坚定的主战派，弹劾马文升。

　　马文升倒并也没什么过错，他跟陈钺主要是“路线斗争”，一个主战一个主抚而已。但朱见深见了汪直的奏章，立即把马文升下狱论罪。因为朱见深本人也是骨子里的铁杆鹰派。从对付荆襄流民的手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太相信和平主义，比较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成化三年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的时候，朱见深的命令是：“捣其巢穴，绝其种类”。“绝其种类”四个字基本就算是种族屠杀令了。

　　成化三年那次已经杀的比较狠了，大将赵辅率军五万，兵分三路进剿建州女真。同时，朱见深又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经过一个月的围剿，明军斩首六百三十余人，俘虏二百四十余人，李满住（后来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就是从他的名字而来，即“李满住的建州女真部”之意）和他的儿子被朝鲜军队斩杀。另外一个首领董山（建州右卫首领，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即曾祖父的爷爷）也被明军设计抓获，在押送途中董山试图逃脱被杀。

　　在这次征讨中，铁腕无情的朱见深杀掉了满清最重要的两个祖先，难怪其功绩后来被《明史》大力抹杀。

　　十年过去了，建州女真逐渐恢复实力，又开始以朝贡贸易受阻为理由，不断侵犯明朝边境。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朱见深批准了汪直的申请，再次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由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巡抚陈钺参赞军务，统帅大军，征剿建州。这次远征，汪直是实际上的统帅。传统规矩是文官统兵，但文官陈钺只是“参赞军务”而不是“提督军务”，武将朱永与他平起平坐，汪直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十二月，汪直等上奏报捷：“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宪宗实录》第一百九十七卷）

　　辽东地区的十二月（农历）是极为寒冷的，野外夜间温度可以到零下二十度以下，白天气温也在零度以下。在这个呵气成冰的季节，明军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越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山脉，然后对据守山寨的女真人发动进攻，必然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这是从小在皇宫中长大的汪直从未体验过的。但初次出征，就取得了明朝历史上对建州女真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场战争的很多具体细节后来在各种史料中被删除了。因为建州女真的后代最后取代明朝统一了中国，由他们来负责整理明朝的历史。所以汪直和朱见深在《明史》里面都被黑的一塌糊涂。尤其是汪直，本来文官集团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就很喜欢抹黑太监，加上他又把清朝皇帝祖宗的老巢给一把火烧了，清朝的史官们在黑汪直的时候那叫一个肆无忌惮，功劳什么的能抹杀就抹杀，过错什么的能放大就放大，他的任何行为都从最阴暗的角度去分析。

　　比如，陈钺看不惯某人，不断的在汪直面前说此人的坏话，想让汪直去给皇帝告状，说了半年汪直都没理会。结果这个人生病退休了。《明史》里面竟然把这事儿也当成了汪直的污点来记载，说这个人运气好运气好，还好退休了，不然肯定要被汪直陷害。这种逻辑也确实是醉了。

　　正因为如此，这么一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少年英雄，竟然在史书上成了无恶不作的所谓“权宦”。

　　不管怎么黑，1479年的这次远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血洗之后，建州女真消停了一百年。一直到努尔哈赤时代，才重新崛起。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它只能算是一场内战。但跟镇压荆襄、两广的叛乱一样，它对维护国家整体和平，保障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民生幸福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进剿，以及上一年陈钺在反击女真入侵中取得的胜利，再加上成化三年赵辅的那一次，合计三次对女真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称为“成化犁庭”，也就是“在成化年间，明朝对女真部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就好像对一片长满花草的庭院，用牛拉着犁翻过一遍一样”，清理得干干净净。汪直只是负责了其中一次，整个过程真正的主导者还是皇帝朱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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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7）奇袭威宁海

　　七、奇袭威宁海

　　朱见深大加封赏三位统兵将领。回到北京后，朱见深又让他掌管十二团营，也就是京城戍卫部队。这是明朝最重要的精锐，原来一直是亲信武将掌握，再派亲信太监监督，皇帝才能放心的。但朱见深竟然直接让太监掌管，可见其对汪直信任之深。更何况此时的汪直，还掌握着西厂和锦衣卫，朱见深简直就是把身家性命交给了汪直保卫。

　　不过，对这样的荣耀和责任，汪直好像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出去征战了一回之后，他就彻底的迷上了边关战火，对内政事务不那么上心了。没过多久，他又请求朱见深派遣他和王越共同去防守大同。

　　王越，就是汪直被弹劾后第二天跑去跟内阁争执的那个都察院长官。他跟韩雍、项忠一起，是朱见深时代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身，真想不到考八股文怎么能考出来如此生猛的家伙，而且一下就是三个。而在这三个人当中，最厉害最生猛的，就是王越。

　　历朝历代，非军功不能封爵。明朝也是如此。而文官虽然有军功，一般也不封爵。但实在功劳很大的，也可以封爵。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上，科举出身的文官被封爵的只有三个人，都姓王。第一个是朱棣时期的王骥，第二个就是王越，第三个则是心学大师、正德时期平定宁王叛乱的王守仁。

　　王守仁是王越的忠实粉丝。他对人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考进士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王越亲手赠给他宝剑，把他激动的不得了。后来，王越在家乡病逝，朝廷命王守仁去给王越修建坟墓。王守仁尽心竭力，很快就把墓修好了。王越的家人很感激他，要给他钱。王守仁坚决不收。他们就把王越生前用的剑送给他。王守仁想起之前做的那个梦，大吃一惊，不敢推辞，就收下了。后来他就跟王越一样，成了明朝最后一个被封爵的进士。

　　这个王越确实是个奇人，在满朝文武都敌视汪直的时候，唯独他跟汪直走得最近。此时王越已经五十多岁了，而汪直才十三四岁，论年龄可以当汪直的爷爷。但二人经常一起聊天，谈的非常热络，而且应该是聊得很深入。后来汪直跟王越闹矛盾。王越还威胁汪直：你再不给我面子，我就把当年你跟我讲的宫廷秘闻捅出去。汪直很快就服软了。

　　等汪直被弹劾，第一个出头为他说话的，就是王越。

　　在认识汪直之前，王越早就已经军功赫赫了。韩雍和项忠在南方平叛的时候，负责在北方防守蒙古的就是王越。由于主力南下，北方相对空虚，但王越还是不断的取得胜利。

　　应该说这些胜利基本都是小胜，因为当时蒙古已经开始恢复强大，而明朝军屯制度废弛，明军主力又在南方，防守已经非常费力。只是因为王越实在水平太高，每次蒙古入侵，总能抓住机会出奇兵收拾他们一下，所以看起来竟然对蒙古占据了胜利。等到成化八年，项忠平定荆襄的战争基本结束，朝廷就开始不断的给王越施加压力，要求他把蒙古人彻底赶出河套地区。

　　河套，就是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黄河中游平原。这个地方是明朝的传统势力范围，已经农耕化，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也有未经开垦的大片草原。汉民族和蒙古等少数民族杂居于此。

　　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冬天非常寒冷，所以蒙古人就经常回到这里来“过冬”，顺便抢劫一把（也可以说主要是来抢劫的，顺便过冬）。蒙古骑兵越过阴山过来并不容易。但明军也不好在长城以北进行防守，基本就是据守在“大同 -榆林-银川-张掖”这一带的长城据点，建立了“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延绥）、固原、宁夏（银川）、甘肃（张掖）”七大军事重镇，跟防守建州女真的蓟州和辽东两镇一起，并称为“九边重镇”。蒙古人来了，就出长城进行打击，打完了又回到边镇守着。所以，这里就成了蒙古和明帝国反复争夺的地区。

插图：明朝“九边”重镇分布图

　　王越上书表示坚决反对“搜套”行动。因为他很了解明军边防废弛的情况，认为现有兵力不足以清空河套的蒙古人，目前可以河套边镇总共才有八万军队，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搜套”起码也要十五万军队。但是朝廷议论的结果，原来北边打建州女真和南边打荆襄的时候，边镇军队也就四五万，你王越都能不停的打胜仗，现在守军增加到八万了还不行？还想要十五万？肯定是你畏战。弹劾的奏章也是一个接一个。

　　朱见深比较信任王越，把这些奏章都压下来了。但王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尽快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可能真的要获罪了。

　　事实证明，对王越这种军事天才，给他施加点压力，潜能是无限的。被逼急了的王越一咬牙，拼了。成化九年九月时候，趁着蒙古（鞑靼部）可汗满都鲁大举入侵河套，王越探听到了满都鲁把后方驻地设在红盐池（河套地区的一个湖泊）附近，于是决定冒险绕过蒙古骑兵主力，突袭其大后方。王越派刘聚等人带领一万余人拖住满都鲁的主力，自己亲自带领4600精锐，昼夜兼程，两天两夜急行军800余里，奇袭红盐池。

　　在距离驻地还有二十里的时候，蒙古军发现了王越，一方面紧急派人告知满都鲁，一方面集结余部出战。王越轻骑突击，很快突破了对方防线，斩首三百五十余级，获驼马牛羊器械物资无数，把搬不走的各种物资如帐篷房屋等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满都鲁接到后方被袭击的消息，急忙率军撤退。刘聚早就按照王越的安排在路上设下了埋伏，一路不断追赶伏击，又斩杀两百余人。满都鲁等返回红盐池的时候，发现妻子畜产已荡尽，全军“相顾痛哭”。急红了眼想要报仇，开始追击王越。

　　满都鲁也是气晕了头：从红盐池派人送信再到他返回红盐池用了很长的时间，突袭部队难道不是应该早就跑远了么？眼看着王越的帅旗就在前方，当然要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报仇。

　　结果是，被王越带进了埋伏圈，打败了。

　　这一仗打得蒙古军队心惊胆战，数年内不敢再进入河套地区。王越冒着巨大的风险，以身诱敌，虽然没有全面的“搜套”，但前后只动用了约两万军队，就基本达到了让蒙古骑兵远离河套地区的目的。

　　这是数十年来对蒙古取得的最大胜利，朱见深非常高兴。为了表彰王越的功绩，专门设了一个“三边总制”的职位给王越，也就是甘肃、宁夏、延绥（榆林）三大军事重镇的总指挥，各镇的总兵、巡抚都要听其节制。

　　由于这一仗打完之后蒙古人就基本不怎么来河套骚扰了，朱见深很快又打起了“鸟尽弓藏”的小心思。成化十三年，也就是逼走韩雍之后的四年、从荆襄召回项忠之后两年，朱见深把王越也从边关召回北京，让他当起了都察院的长官，取消了他的兵权。而派“工程专家”余子俊前往榆林地区大力修建长城。这说明朱见深对河套地区的安全状况已经比较满意了，希望从积极进攻为主，向巩固防守转型。

　　这个时间，正好赶上汪直开设西厂。王越就跟汪直勾搭上了，卷入了西厂撤销和重开的一系列风波。对这种战争英雄，汪直一向十分崇拜；对王越来说，跟汪直结交，除了意气相投之外，应该也有利用一下汪直，重新带兵打仗的意思。因为汪直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且很容易就试探出来这个小孩子对战争充满了向往。

　　陈钺和马文升在辽东闹矛盾的时候，王越就撺掇汪直，带上他去辽东打仗。但陈钺也看中了汪直对皇帝的影响力。汪直到辽东的时候，陈钺带兵出城五十里相迎，一路巴结奉承兼说马文升的坏话。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征讨建州女真，就没带王越去。

　　等汪直从辽东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成化十六年，蒙古骑兵又开始来骚扰了。因为两年前满都鲁去世，没有儿子。蒙古（鞑靼部）就拥立了新的大汗，七岁的巴克蒙图（明朝一直很萌的把他称之为“小王子”）继位。满都鲁的皇后满都海，根据蒙古风俗，又嫁给了巴克蒙图，继续当皇后，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叫满都海的女人非常强悍，经常亲自带兵冲锋。在蒙古文献中，被描写为神话般的女英雄：武艺高强，能征善战，政治军事才能出众。32岁的她坚持立巴克蒙图为大汗，一方面是因为巴克蒙图是“黄金家族”成员，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另一方面巴克蒙图年龄幼小，有利于她掌权。这两个动机，都说明满都海是一个很有雄心的女人，后者是为自己，前者则是为整个蒙古的复兴，二者并不矛盾。

　　满都海带着年幼的巴克蒙图南征北战，不断教育他如何才能承担起复兴蒙古的责任。经过两年的战争，基本上平息了因为满都鲁去世带来的汗位之争。蒙古鞑靼部落又重新团结起来。红盐池之战的伤痛逐渐被忘却。蒙古军队再次南下，开始入侵河套地区。

　　王越瞅准了机会，让汪直去请朱见深派兵征讨。

　　朱见深一般来说总会在第一时间批准汪直的申请，这次也不例外。汪直被任命为监军、朱永为总兵，王越 “提督军务”，前去征剿。

　　对这次出征，王越和汪直应该是早有预谋的。一年之前，汪直就上过一道奏章，说大同在朱棣朱瞻基时代，有军马一万五千匹，但是最近几十年没有清点过，现在不知道还剩多少，请边境守将清点，数量不足的及时补齐。

　　这一检查，果然发现大同军马数量严重不足。为了把马匹补齐，层层摊派，搞得很多军户卖儿卖女才能完成任务。这件事情被史官郑重记录下来，作为汪直的一大罪状。

　　成化十六年五月，户部又上报：全国各地大量积压食盐米粮，这是由于汪直之前曾上奏说边饷紧缺导致的。

　　从军马和米粮的事情来看，汪直和王越早就商量好要在边境打一场大仗了——现代战争，判断对方军事意图的一个方式，就是观察对方有没有大规模的进行后勤动员。如果只是调动军队，那么很可能是虚张声势。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国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边境搞军事演习。西方情报机构的很快获悉这次演习没有大规模的派遣医疗人员，说明应该是真的军事演习，没准备真的打乌克兰。

　　等到朱见深真的批准出征的时候，汪直和王越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

　　王越非常清楚蒙古和明军的实力对比，正面的硬碰硬作战明军并不占优势。这一次他打算故伎重演。

　　经过探听得知，巴克蒙图的王庭在威宁海子附近。这个地方不属于河套地区，而是要北上翻越阴山山脉才能到达。这对骑兵偷袭是非常不利的。阴山以北是蒙古人完全控制的地区，跟河套地区的红盐池不同：道路与环境皆不熟悉，后勤补给和接应部队也完全没有，万一路上碰到蒙古骑兵那就只能是活该倒霉。

　　对这些问题，王越肯定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和估计，不可能是纯粹想赌一把，并且跟汪直反复商量过。这两个岁数差了四十岁的人能够聊到一块儿，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足够的冒险精神。二人应该是一拍即合，并这个计划感到十分兴奋。

　　大将军朱永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们估计朱永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冒险作战，所以找了个借口把他支开了：说要分兵两路攻击蒙古，让朱永带了两万人，前往河套地区寻找蒙古骑兵的踪迹；然后王越和汪直从宣府和大同抽调最精锐的两万部队，从大同奔赴威宁海子方向。

　　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两万大军白天隐藏、晚上行军，沿途不断布下伏兵准备接应，经过二十七天的秘密行动，大约有一万骑兵到达威宁海子附近。

　　在发动总攻的前夜，突然下起了漫天大雪。王越和汪直各自统帅一路，分道向王庭发起攻击。由于天黑而且下雪，敌人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上万明军从天而降，很多人从睡梦中惊醒，起来抓起衣服就跑。

　　这次雪夜突袭彻底摧毁了蒙古王庭，斩首四百三十余级[1]，俘获马驼牛羊六千，“小王子”巴克蒙图逃脱，但是皇后满都海被杀。

　　自从朱棣去世以后，蒙古在对明朝的作战中完全处于进攻的一方，所有战斗都在明朝境内的河套地区开打。不管打赢打输，抢完了就退回大本营休息。这一次明军竟然翻过阴山摧毁王庭、击杀皇后，对因为军队腐败而长期处于守势的明朝来说，不可不谓之奇功。

　　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朱祁镇被蒙古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朱见深当然特别高兴，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可以世袭，让他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二个以文官封爵的人；至于汪直，因为是太监，则只能增加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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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斩首数量和杀敌数量不是一个概念。斩首数量需要战后由专门的报功官清点才算数，而且老人和妇女儿童是不算的。但是战场混乱，再加上放火烧掉不少尸首，斩首数量一般会远远少于实际杀敌数量。特别是奇袭作战，取胜后需要尽快撤退，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扫战场。
　　对比万历年间明朝攻打平壤的战斗。明军先是攻克了平壤，然后又在城外设伏兵大败日军，战后是明军控制战场。后来明军报功在平壤斩首1250颗，后来的伏击又斩首360颗，一共是1610颗。 防守平壤的小西行长兵力大约有15000人，战役结束后小西全军只剩6520人（桑田悦《简明日本战史》），减少了8500人，死亡数量应该不会低于6500人。在明军有充裕时间打扫战场的情况下，取得首级和杀敌的比例也就1:4左右。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8）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八、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讲到这里，我们对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蛮族交战的“成绩”做一个对比和分析。

　　汪直和王越取得了震动朝野的空前胜利，但实际也就斩首四百三十余级。之前的红盐池之战，还要少一点。此外其它时间对蒙古骑兵作战，能够斩首一百以上，就算是大功了。虽然说杀敌数一般会比斩首数要多一些，但即使翻个三四倍，也不过几百一千的，不算太多。

　　如果我们看一看汉朝，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是斩首一万多甚至好几万，动不动就长途奔袭上千里攻击匈奴骑兵主力部队。甚至到了东汉中期，外戚专权和门阀政治都很严重了，对外战争仍然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东汉中期的外戚窦宪，率军进攻匈奴，出塞三千里、斩首一万三千级，燕然勒石而还；一年后继续出征，这次更厉害，出塞五千里打败匈奴，斩首五千余级。从这个角度看，明朝中期最强大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也比东汉中期差的很远很远。

　　我们真的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讲战争故事或者军事战略，核心还是讲政治经济关系。但军事行动在古代社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文献资料缺乏，政府的腐败状况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很难查证。一般来说，对外军事行动的成绩，是检验内政清明与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军队体系不大可能独立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之外独立的保持清明或腐败。一般来说，腐败低效的政府，其军队战斗力就弱；而政治清明时代的军队战斗力则比较强。这个规律应该基本靠谱。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跨朝代进行比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影响军事胜负的因素，除了政府效率、经济实力外，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差异也会起很大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农耕地区的武器生产水平，跟周边蛮族的武器技术水平，差异很大。

　　比如，秦汉时期我国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往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这种层面上扯。觉得中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尚武精神”这种东西，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啊？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两千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的弓弩在关键部位也是铜或者铁所制，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上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只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不过类似于一场简单的屠杀。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1]。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两千多里，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2]

　　这句话很明白的说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五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三个胡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三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本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主动提出要带五千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三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又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还有四百多人突围跑了回来。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八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八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在西方，如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钢的生产技术就进一步成熟和产业化了。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就世界范围而言，“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来的钢相媲美”[3]。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部分汉朝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无法抵抗。匈奴人翻过阿尔卑斯山，对罗马帝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单于阿提拉被西方历史记载为恐怖的“阿提拉大帝”。西罗马帝国因此灭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时代。

　　——有人喜欢拿罗马军队跟秦汉时期的中国军队比战斗力，还很认真的比较战术、兵种、阵型什么的。这是不用比的，武器是硬伤。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魏晋时期的诗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就是说的这种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矿渣较多，需要多次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从西班牙罗马时期古墓出土的两把铁剑，一把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朝青铜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还是不如秦剑。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出土的铁剑都没有经过淬火。中国战国时期的普通士兵用的铁剑都经过淬火，而且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甚至有回火组织了，这是在淬火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热处理技术。到了公元4世纪（东汉都灭亡了），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更不要说跟汉刀比了。当时欧洲最长的剑是凯尔特长剑，刀刃长度60厘米，而罗马士兵用的剑则只有30厘米，只能刺不能砍，因为硬度不够。而秦剑长度可以超过1米，又能刺又能砍。[4]

　　所以，在汉军面前像羊群一样被屠杀和驱逐的匈奴骑兵，到了欧洲就势不可挡，直接导致西罗马灭国。这是因为此时中国与欧洲的武器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的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来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一千度，达到一千二百度，练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东西的。

　　从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看，汉朝的时候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其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5]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国有钢铁冶炼体制，保证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面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6]；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人”[7]。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十二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十七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为难以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那么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些东西少数民族学习起来很慢很慢。汉朝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长达数百年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蒙古帝国能够横扫欧亚大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时候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每次都要带三十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叛乱，在非常险恶的山行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两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会自然的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两千年了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现在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文前面对宋朝的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它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的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的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它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一百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快。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要想像一百年前一样欺负中国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的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残酷的古代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了两千年的强大和文明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两千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个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宋朝积贫积弱，不仅是相对于它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朝而言，相对于同时期的其它力量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宋朝始终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有人说是宋朝的养马的地方被西夏和辽国占领了。没有好的战马，所以无法取得对辽国骑兵的优势。因此，收不回来是正常的；还有人说，辽金当时的冶金技术也赶上来了，换了唐朝也照样打不过；还有人认为，宋朝的时候，少数民族已经学会了组织国家政权来发动战争，不像匈奴突厥那样还是游牧民族。等等。

　　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而且确实会影响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这能不能成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呢？

　　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女真部落是非常落后的。北宋为了对付辽国，派人过去传授女真冶金、攻城等相关技术。然后女真就迅速强大，很快把辽国消灭了，建立了金帝国。同样一个敌人，人口数量少得多的徒弟都能很快把辽国灭国，师傅反而被打的落花流水，能用技术来做借口吗？北宋的战马数量再少，还能比女真起兵灭辽的时候战马少吗？

　　实际上，北宋并非没有养马的好地方。关中平原就是养战马的好地方。汉唐时代天下无敌的骑兵战马都是关中平原养出来的。而关中平原一直在北宋的控制之下。只不过因为战火的破坏，经济比较萧条而已。赵匡胤还提出过迁都长安的想法，但是因为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作罢。北宋统治者只顾在开封地区享乐，不愿意辛苦的去开发关中平原，这能怪得了谁呢？

　　还有就是面对金兵的铁骑，北宋军队总是一触即溃，毫无还手之力。但岳飞的民间武装兴起以后，在位于平原地区的郾城，杀得金兵伏尸十五里。这样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连战连捷，从杭州地区一路把金兵赶回到开封，让金兵哀叹“憾山易、憾岳家军难”。莫非岳飞掌握了特殊的冶金技术，或者找到了养战马的好地方？还是金兵突然丧失了有组织的政府支持？显然，都不是。在岳家军的战绩面前，各种技术原因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因只能是北宋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了。

　　在少数民族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建立了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不能再现汉唐的荣光，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也应该像明朝一样，完全收复并稳固的守卫中华文明核心区。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地理形势决定了，中原政权的后勤补给线是有优势的。在后勤占优势的情况，武器也不落后，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是对手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然后打仗竟然打输了，显然是政府腐败无能。

　　明朝立国一百年后，还能轻松的血洗建州女真、翻越阴山击斩蒙古皇后；立国两百年后，还能远征朝鲜、把日本人赶下大海。像北宋和南宋那样从建国开始到灭国，就不停的被辽国、西夏、金国和蒙古轮流虐，北宋军队跟前代比比不过汉唐，跟后代比比不过明朝，跟同时代的比又比不过岳家军、完颜阿骨打的女真，那就只能在自己的制度身上找原因了。

[1]司马迁《史记·大宛传》
[2]《汉书?陈汤传》
[3]《秦汉与罗马》，徐波著，黄山书社。这本书中同时也批驳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也错误的采用了：汉朝的冶金技术是从西域学过来的。这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中东地区炼铁的历史确实比中国早，但长期停滞不前，完全没有掌握炼钢的技术。炼铁技术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它地区。汉武帝时期根本不需要去西域学习炼铁，而是完全相反：是西域学习汉朝的炼铁技术。
[4]《古代西方铁兵器的技术指标及与同时期中国的比较》，http://bbs.tianya.cn/post-no05-26295-1.shtml
[5]《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早期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0年05期
[6]《汉书?贡禹传》
[7]《盐铁论?复古篇》

yuyue1111

人生在世，何以为荣，为国建功立业，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即使血染沙场，此生又何憾，读（8-7）奇袭威宁海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