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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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何以为荣，为国建功立业，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即使血染沙场，此生又何憾，读（8-7）奇袭威宁海有感。

日月丽天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非常接近于真理。尤其是在军事武器技术方面，非常的明显和直白、直接作用和影响战争结果。
武器水平近似的情况下，更突出系统和谋略的对抗。
近代空天技术和金融的崛起，边疆的维度更是产生了更大的变化。
现下比较容易 发生的征战 ，由于核武的出现、会更加容易的产生于 金融战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战争
近在咫尺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8-9）英雄末路：汪直被贬与朱见深怠政

　　九、英雄末路：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把武器问题分析完了，我们还是来说汪直。

　　仗打完以后，汪直和王越就留在大同负责大同守卫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王越本来就只喜欢带兵打仗，汪直也厌倦了京城的政治斗争。过了一年，小王子带着大军到大同来复仇，被击败；第二年又来了，又被击败，而且这次损失惨重，因为余子俊的长城修好了。这段长城修在了传统的长城外边，进来的时候没人防守，出去的时候就有人了，被搞了一个关门打狗。第三年，就没再来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平原地区的安全是比较有保障了。王越负责练兵和布防。而汪直则开始整顿军屯，各种腐败和怯战的军官被他大批的弹劾下马。按照这个节奏，如果给二人更多的时间，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被侵夺的军屯土地，那么就可以对蒙古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瓦解它的战斗力。像朱棣时代一样，让北部边境安宁四五十年。

　　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由于长期不在北京，西厂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没有汪直的西厂，跟东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成化十八年，朱见深再次下令关闭了西厂，同时取消了汪直十二团营的指挥职务。在这之前，汪直自己把吴绶弹劾下马了，因为吴绶涉嫌贪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对锦衣卫镇抚司的控制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大同镇守太监。

　　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立即就察觉到这些变化。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大同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榆林地区防务还比较薄弱，建议把王越与榆林的镇守总兵许宁对调一下。

　　这是很阴的一招，看起来平淡无奇。从朱见深的角度来看，这样也好，因为二人在一起兵权太重。虽然他很信任汪直，但对王越则未必放心。但他不了解许宁，而万安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兵油子，他跟汪直在一块儿肯定要出事。

　　没多久，巡视大同的御史郭镗就汇报说：汪直和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汪直认为应该在A处布防，许宁认为应该在B处布防，汪直就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这样反复调动好多次，让士兵疲惫不堪。后来二人吵架互不相容，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

　　从这些事情来看，有可能许宁是受人指使故意跟汪直过不去，而汪直则是年少气盛，跟许宁赌气胡闹。郭镗的奏章上来以后，群臣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严重危害边防安全，建议把汪直调开。

　　朱见深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职位没有降低，但实权是彻底没有了。

　　从大同往南京的路上，汪直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地方官员。因为记得之前巡视地方的时候在他那里吃得不错，就找他要东西吃。那个官员招待了汪直一顿，汪直吃得很高兴，跟他聊天，说现在皇帝什么意思还不清楚，去了南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又说明天我坐你的车走吧。第二天那个官员就起了个大早，蹑手蹑脚的上了车，生怕搞出动静来惊醒汪直，偷偷摸摸先跑了。

　　《明史》记录这个事儿是为了描写汪直失宠以后不受待见的凄凉景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汪直为官比较清廉：从大同到南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没有自己的豪华马车，行李少到可以跟别人拼车走。这跟很多官员换地方的时候，总要带上几十车的家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贬到南京之前历次弹劾汪直的奏章来看，没有一次提到过贪污问题。汪直的清廉应该是出名的，连最痛恨他的人也在这方面挑不出毛病。

　　到了南京以后，文官集团非常确信汪直已经失宠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弹劾浪潮。朱见深最终同意给汪直降罪——也就是弄权、迫害官员、危害国防等罪名，下令把汪直贬为奉御。这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奉御是正六品官，相当于正处级或者副厅级[1]。在南京当奉御，又没有实际的职位，就相当于退休闲住。

　　紧接着，王越也被弹劾获罪，剥夺了爵位和官职，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免职。陈钺则早在汪直获罪之前就被贬官了。

　　汪直获罪后第二年，小王子探听到大同守将换人了，就带兵前来试探。许宁呆在大同不肯出战，任凭蒙古兵四下抢掠。这是边关老兵油子的一贯作风：等蒙古人抢够了撤退的时候，再出去追击杀几个走得慢的邀功。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有一小队蒙古兵押着一大群牛羊在外面不远处经过。许宁大喜，认为是落单的可以欺负一下，倾城而出跑出去抢功。不料中了小王子的埋伏，死伤上千人。许宁吓得连大同城都没跑回去，而是带着败军跑到就近的一个小城里面躲了起来。还好小王子不了解情况，如果趁胜攻击，大同就要丢了。

　　这么一场惨败传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王越和汪直赶走造成的。但谁都不敢说，怕皇帝知道了召回二人。就这么着，文武百官都知道的事情，愣是把皇帝瞒了个严严实实。

　　——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皇帝一旦失去了可靠的耳目，就会被文官集团蒙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盼着许宁能找个机会打个胜仗，那么就能把这次惨败糊弄过去。但这个许宁实在是个草包，以后再有蒙古兵过来，依然缩在城里不敢出去。就这么瞒了一年多，终于还是被御史告到了朱见深那里。

　　朱见深看到奏章气得发抖，拍着桌子骂娘。下二人于锦衣卫狱，判处死刑。但终究还是经不住万安等人反复求情，最后只是贬职了事。

　　他也没有提启用王越或汪直的事情。

　　朱见深为什么要将汪直贬谪、降罪，而且在大同惨败之后也不再启用呢？很难从史料中找到可靠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推测有那么几个：

　　首先，朱见深明白，文官集团跟汪直是势不两立的，早晚都要收拾他。汪直做的事情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将来被反攻倒算得越厉害。与其等到文官集团彻底摊牌，或者下一任皇帝来动手，不如自己早一点把他贬谪降罪。这样其实对汪直是一种保护。

　　汪直和王越都没有受什么苦，没有下狱、没有交法司审判，就是直接降职或者夺爵。王越在得知自己获罪的时候，听说朝廷的使者来了，一度想自杀，为的就是不被下狱遭到羞辱。但听了诏书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相当于强迫退休，也就无所谓，回家酒肉伺候去了。相反，汪直获罪后，还有人想继续弹劾他，反而会被朱见深收拾，下狱的下狱、贬职的贬职、罚俸的罚俸。

　　第二个原因，就是朱见深开始逐渐丧失进取心了，并不想再有什么更大的作为。

　　汪直被贬的时候，朱见深已经当了十九年的皇帝。

　　十九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斗志。初登大位时治国平天下的激情慢慢消退。他越来越对修仙拜佛还有春药这种东西感兴趣。太监梁芳得到重用，这个家伙以给皇帝炼春药而出名；还有李孜省，因擅长研制长生药和修道讨得了皇帝喜欢；首辅万安，则悄悄的给皇帝进献了春宫图。此外还大举修建佛寺，封了很多和尚道士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等，数量有一两千人。

　　与此同时，汪直却还在边关锐意进取，不断的跟各方面闹矛盾，对越来越沉迷于佛道的朱见深来说就是在添乱了。把汪直调走，可以平息各种争议，过几天清净日子。

　　不管怎么说，汪直获罪以后，朱见深就算是基本消停了。

　　——这也是皇帝终身制很难克服的弊端：乾纲独断的皇权固然会让人兴奋，但时间长了总会让人倦怠。像朱元璋这种一口气干上三十年不歇气的皇帝太少了，只有创业君主才能做得到。后世子孙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能像朱见深这样坚持十七八年已经是不错了。

　　经过“治乱、治民、治吏”之后的朱见深，好像丧失了人生的奋斗目标。明朝著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时代开始了。以内阁首辅万安为首的文官集团，把汪直整下去以后，就乐得天天糊弄鬼。站着茅坑不拉屎。每天喝喝茶聊聊天、收点贿赂、研究一下佛法道术之类就把日子混过去了。

　　还好，他们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天下还算太平，边境也还算安宁。

　　四年后，万贵妃和朱见深相继因病去世。“成化中兴”的时代结束了。

　　朱见深去世后，庙号是宪宗。谥法：“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从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并用以恢复国家强盛的才能称之为“宪”。宪宗，也就是中兴之主的意思。[2]

　　[1]明朝的品级制度是九品十八级。每一个品有两级，比如二品分为正二品、从二品两级；三品也分为正三品、从三品两级。但是不能简单的对应为现在的正职和副制的区别。而且武将品级最高，一品二品的高级武官极多；文官品级较低，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比一品武将权力大得多；宦官品级更低，御马监太监只有正四品，权力实际上于兵部尚书差不多。
　　明朝官员的职位设计和品级制度与现在差别很大。明朝的品级对应现在的官员级别，只能根据实际职位和权力，跟现在的官员的职位对应，再转换成级别，得到一个大概差不多的模糊结论，精确对应是不可能的。
　　[2]历史上用这个庙号的还有唐宪宗和元宪宗，也分别是唐朝和元朝中期努力实现帝国中兴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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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1）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一、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佑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软弱昏庸的朱见深形象相反，朱佑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十六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佑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佑樘，有失偏颇。

　　朱佑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四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四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老老实实干活。

　　少了四年挫折教育的朱佑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 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 “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1]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1] 《皇帝也是个冤大头》，吴思，《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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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来解决这种政令不出的局面呢？只有形成一个高效的执行政府！如何形成高效的执行政府？反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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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2）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二、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谈到朱佑樘的治国功绩，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要说他治理黄河的功劳。这也是弘治年间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写朱佑樘或者白昂、刘大夏这两个“治黄”负责人的文献，提到他们治理黄河这件事，没有一个不夸的；凡是研究黄河治理的水利专业文献，提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不骂的。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水利专业文献。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其中一部分洪水从今天山东聊城的张秋镇附近流入了大运河。张秋在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点，十分繁华，这一段运河也被称为“张秋运河”。因为担心影响运河漕运安全，朱佑樘任命户部侍郎白昂去治理。

　　白昂用了三年时间，会同各地巡抚知府等各官员，动用了25万人，堵住了36处决口，在张秋附近的黄河段累计修筑了七百里大堤，然后又疏通了很多支流等等，宣告治理完成。朱佑樘很高兴，封白昂为太子少保，升官为都御使。

　　但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决口了，而且决口地点就在白昂耗时三年修整的那一段。张秋运河又被灌了。这还不算，第二年，张秋附近继续决口，“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1]。

　　花了三年，动用25万人，就修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怀疑治河行动相关负责人存在严重的贪污行为，偷工减料，把河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不然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只管了两年就崩溃了，怎么也说不过去。

　　白昂是著名的清官，我们姑且相信他自己没有贪污，但起码也是渎职。但白昂什么事儿没有，还从都御使的位置上升到了刑部尚书。

　　朱佑樘一看情况不妙，决定派出他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这个刘大夏可是弘治年间最有名的“贤臣”、“清官”。刘大夏这次用了一年，动用了十五万人，修完了回京，也被封为太子少保，升官、加俸。为了纪念这次治理，朱佑樘下令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也就是希望黄河从此安定之意。

　　结果如何呢？上次白昂修的还管了两年。这次只过了一年，弘治九年，还是在那一片，“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史书记载，就在刘大夏治理之前，弘治六年六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遭灾的县都是一样的，没变。

　　弘治十一年，河南开封和商丘附近黄河又决口，堵塞漕运（安平镇名字白改了）[2]；弘治十五年，山东兖州（还是在那一片，下游一点）黄河又决口，徐州以及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淹[3]；同年，开封和商丘又被淹。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朱佑樘在世的最后一年，最恐怖的事情发生——黄河改道！“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4]

　　这次改道持续了五年，朱佑樘死后三年，黄河河道继续向北移动了三百里；一年后，又向北移动了一百二十里，然后才稳定下来。

　　应该说，以古代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黄河并不是想治理好就能治理好的。这事儿不能全怪负责治理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治理黄河治出这么个效果出来，非要说成是圣君贤相大有作为的证据，我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不晓得史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根据水利专家们的观点，弘治年间的黄河治理跟后来持续不断的黄河水患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很多水灾都是可以避免或者不那么严重的，是活生生被白昂和刘大夏治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在北宋末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在今天河南安阳附近扒开黄河河道，使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平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河从此就注入淮河，用淮河河道从江苏流入东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淮入海”。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因为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阻挡外敌入侵，主动决口黄河，给江淮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宋朝，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这是只有极度腐败无耻的政权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宋朝之事发生在北宋立国一百五十年以后，而民国则发生在建国26年之后，相比之下民国更为不堪。

　　“夺淮入海”之后，因为黄河泥沙淤积严重，新的河道很快就被抬高了，而北边原来的黄河故道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拔是要低一些的——这也是黄河历史上一直从北边入海的原因。

　　所以，黄河又开始往北泛滥，经过一百多年，形成了南北两大支流，北边走河南从山东入海，南边还是继续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朱佑樘面临的黄河水灾，主要是北线的决口。他当时给白昂和刘大夏的旨意是：重点解决北线对大运河漕运的威胁。因为大运河是南方往北京运输粮食的要道，需要力保。原话是：“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5]。

　　在这个治河思想的主导下，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思路就都坚持一个方向：堵住北线，保卫张秋运河；同时疏通南线，尽可能的让黄河往南边流，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但这个方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为南线河道高于北线。所以，白昂和刘大夏拼命在北线堵水、修堤坝，在南线挖沟、疏浚河道，根本没用，一发大水，黄河一定走北线，堵得越狠、水就涨的越高，冲毁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运河漕运在洪水期间还是会被中断[6]。最后黄河强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把黄河治理成这个样子，是不应该的。治理河流“堵不如疏”是中国从大禹治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拼命堵水，让它往地势高的地方流，这是十分愚蠢的。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大力疏通北部河道，为洪水入海留下足够的空间。

　　反思朱佑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首先，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的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制定了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佑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7]”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做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佑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但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佑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前者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后者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它官员没有贪污。

　　朱佑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惩罚和震慑贪官。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的时候，朱佑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佑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他还认为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某某某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

　　朱佑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与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交相辉映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佑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们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佑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他竟然不去追究上面的行贿大臣的罪过——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佑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是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的。黄河大堤修了三年，使用寿命却只有两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几乎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点，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佑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呆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是一贯如此的。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佑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佑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他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就把黄河治理完了打道回府。

[1]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2]《明孝宗实录》卷160
[3]《明孝宗实录》卷167
[4]《明史》卷83，《河渠一》。
[5]《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6]《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水灾及治理》，封越健，载《资政要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
[7]《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3）以德制夷：蒙古入贡与王越之死

　　三、王越之死

　　朱佑樘“以德治国”的理想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弘治元年，朱佑樘任命许进为大同巡抚。这个许进之前积极参与弹劾汪直和陈钺，被朱见深下狱审问过。按照文官集团的道德标准，有这种经历的那当然是“正人”，必须要重用的。朱佑樘一上台，他就被多次推荐，委以重任。

　　许进刚来到大同，小王子也来了。早大同城外连营三十里，自称“大元大可汗”，要求“入贡”。许进向朝廷报告情况，绝口不提兵临城下的事，而是说：“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原来小王子是因为受朱佑樘即位而受到感化，所以才来入贡的。

　　朱佑樘竟然相信了许进的鬼话，同意小王子入贡：以后我们可就是“天朝和属国”的关系了。

　　可问题很快出来了：小王子派了五百人来入贡，一路好吃好喝，强买强卖，几倍的赏赐都拿回去了，但没多久又带兵到河套抢劫。

　　言官们愤怒了：说好的“感恩向化”呢？

　　面对诸多弹劾许进的奏章，朱佑樘坚持认为只要我以诚待人、别人一定会诚以待我。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声音被置之不理。

　　弘治三年，小王子大举入侵河套，两边都上阵砍人了，这下该撕破脸了吧？但在和平使者许进和热情好客的皇帝推动之下，双方关系很快恢复如初了。

　　朱佑樘和许进始终认为：可以用儒家之道来感化小王子，让他成为大明的朋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小王子统帅的蒙古鞑靼部既然承认了自己是大明的“朝贡国”，那他就可以阻挡更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的入侵，成为中国北方的屏障。这可是堪比汉朝招降呼韩邪单于、唐朝招降突利可汗的盛事啊！[1]

　　但他们也不想想，汉朝招降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是持续一百年以上对匈奴的残酷打击之后才取得的成果。而且招降以后，也没有指望呼韩邪单于能帮助他们防卫北匈奴，陈汤依然远征五千里把北匈奴单于斩首；唐朝招降突利，也没指望他能帮忙解决突厥问题，而是派李靖出塞三千里，杀敌上万，活捉吉利可汗。明朝根本没有这种军事优势，怎么可能天上掉馅饼，突然让一个强邻变成屏障呢？

　　在朝廷上下一片祥和气氛中，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越来越多了。当初朱见深逼着大同军户卖儿卖女凑足战马、预征一年以上的赋税，十多万将士多年浴血奋战，王越和汪直出塞千里冒险奇袭才收复的河套平原，就这样被蒙古人不声不响的给占了回去。[2]

　　弘治八年，小王子正式撕破了对明朝的伪装，攻打甘肃、宁夏、宣府，三入辽东，基本上从西到东把“九边重镇”虐了一遍。弘治九年，又到宣府、大同、榆林一带烧杀抢掠。朱见深十多年心血稳定下来的北方安定局面荡然无存。

　　这种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再假装小王子是北方的“屏障”了。许进此时已经被升官了，不再负责边境防务。朝廷讨论了半天，始终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朱佑樘可是真着急了，一咬牙，做出了他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

　　召回汪直！召回王越！

　　汪直又从南京回来了，从奉御重新升为太监；王越恢复爵位，再次担任三边总制。

　　朝廷这下算是炸了锅了。北方被蒙古打成狗了那都是小事，可以慢慢研究对策；汪直复出可是要动摇祖宗基业的大事，必须立刻制止。无数大臣上书强烈抗议，还有官员要求辞职，表示与汪直水火不容。

　　朱佑樘自当皇帝以来，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没办法，只好把汪直遣送回南京去了，不过没有贬职，还是太监。

　　这样，大臣们才勉强同意让王越复出，担任三边总制。

　　弘治十一年，王越复出后第二年，小王子再次入侵河套。王越第三次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后方偷袭。派出六千骑兵，从宁夏（银川）出发，分为三路，七十三岁的王越自带一路，避开蒙军主力，向西北行军三百里，翻越贺兰山，衔枚夜袭[3]，大败后方守军，斩首四十三级，俘获牛马六百余，焚毁各种帐篷等物资。小王子闻讯立即退兵。

　　《贺兰山后大捷》
　　　　　王越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4]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进士出身的王越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明朝著名的诗人，其诗风以重现汉唐边塞诗的气魄与雄浑而闻名。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边塞诗，也是最后一次军事胜利。

　　这次胜利让他又一次升官，官居一品。但这些并没有什么用。文官集团针对他的打击早就在酝酿了。那个收黄米白米的李广在贺兰山大捷之前一年死掉了。朱佑樘拿着那个账本谁也没有追究，但文官们却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往王越头上扯。扯来扯去，说王越几年前曾经跟李广结交，让李广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重新回到都察院当官，只是因为遭到言官上书反对才作罢。

　　这事儿有可能有。因为王越一向不太讲究，当初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汪直结交，贬官回到老家后天天花天酒地，一点也不低调。现在换成了李广受宠，估计黄米白米也该送就送。

　　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王越一边在前方打胜仗，言官们一边在后面弹劾他勾结李广，有不法行为；另外就是领兵深入敌境，虽然打赢了，但是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属于贪功冒进，不可效法等等。

　　对此，如果换了朱见深，既然王越还有用，那是一定要护着的，一边要下诏安慰王越受伤的心灵，一边还要谴责言官生事——当年他就是这样保护项忠、韩雍和商辂的。但朱佑樘什么也没有做。

　　贺兰山大捷之后五个月，王越在一片弹劾声中，“忧恨而卒”，享年七十四岁。

　　王越死后，天下再无人是小王子的对手。此后关于蒙古入侵的记录，明军就只有“败绩”、“逗留不进”、“久无功”之类的记载了。

　　弘治十三年冬天，小王子再次率众南下，侵占河套。这次把王庭都搬过来了。朱佑樘实在忍无可忍，任命朱晖（威宁海之战前，被汪直和王越支开的大将军朱永的儿子）佩大将军印，统领五名正一品武将，太监苗逵监军，尽遣明军主力，兵分五路进剿。等大军开到宁夏，蒙古人已经“饱掠而去”，明军“斩首三级”，宣布取得了胜利，然后退兵。

　　但蒙古军队并没有真的撤退，不过从宁夏跑到了固原、平凉、庆阳一带抢劫。这几个地方的守将全部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任凭蒙古军队横行。朱晖带领大军慢悠悠的开过去，等蒙古人抢够了，在后面截杀了几个掉队的，斩首十二级。

　　为了这十五个首级的战功，“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5]。

　　战后，朱晖上报了有功将士一万多人。朱佑樘全部给予赏赐，并派出太监在北京城门举行仪式，欢迎得胜归来的明军将领，给二百多人升官一级。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贺兰山之后三年来对蒙古最大的胜利啊！

　　朱晖报功人数虽然有点夸张，好歹还有十五个首级作为支持。就在之前一年，三万蒙古军到大同一带劫掠，守军龟缩不出战。等到蒙古军队劫掠八天之后，满载而归，游击将军张俊这才带领六百人追击，连一个首级都没有捞到，就上报邀功，声称自己击退了三万蒙古骑兵。

　　朱佑樘见了奏报大喜，把张俊提拔为大同总兵！

　　这件事情实在过于荒唐，想不通朱佑樘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当时连蒙古人退兵的时候敢于象征性的追击一下的将领都没有了，张俊还能算是比较勇敢的。除此以外实在找不到别的解释。

　　当上总兵的张俊后来再无尺寸之功，屡屡被弹劾遇敌怯缩不敢出战，朱佑樘一概不听。

　　弘治十七年，小王子主动绝贡，连派几十个人进来说几句好话就能领一大堆赏赐回去的事都懒得干了。

　　朱佑樘“以德制夷”的策略终于还是失败。

　　[1]“朝廷能与小王子通和，若汉之呼韩，唐之突利，使为外藩，瓦剌虽强，岂能越小王子而入哉？”《孝宗实录》卷九十七
　　[2]http://tieba.baidu.com/p/1931296220?pn=4
　　[3]衔枚：突袭的时候，人嘴里衔个东西，保证不开口说话，以保持安静。
　　[4]勍（读音，晴）：强敌。
　　[5]《明史·朱晖传》

尚楼

大运河造福于中国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你却骂杨广是暴君，楼主的历史功夫还差得远，和犬儒根本没有差别！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9-4）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四、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弘治时期边防的溃败，除了缺乏优秀的军事将领以外，“开中法”的废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开中法”，就是“用民间的粮食换官方食盐的制度”。

　　盐在古代是官方控制的，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要杀头的。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边境需要军粮，但是从内地运粮非常麻烦，建议让民间帮忙运输粮食，运一石粮食到大同，就给他发一引盐（200斤）的领取凭证，也就是“盐引”。然后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到沿海的官方盐场去领盐，领到之后再销售获利，弥补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且立为制度，这就是“开中法”。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流行的“PPP（Publicand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属于“公共事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捆绑”的这么一种制度安排：运输军粮是典型的政府公共事务，而食盐专营的权利则是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权利，把二者捆绑起来，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实用。

　　就好像现在有些地方，搞城市建设没有钱，政府就请一些投资商来投资，修建道路、桥梁等市政设施，修完之后不给钱，直接给他一块地让他自己建房子卖来弥补成本。就是一样的意思。

　　“开中法”的好处是中央政府不用直接去组织粮食运输，哪个地方需要军粮了，就申请“开中”，就让民间商人去给运过去，谁想赚这个钱谁就去。比较方便快捷。这个事儿如果政府来做，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转运体系，养起来一大批人，非常费力，也容易产生腐败。

　　“开中法”与军屯制度一起，成为明朝边镇军粮最重要的两大制度保障。

　　民间商人对于参与“开中”颇为积极，不仅组织运粮，还有很多盐商干脆雇人在边境地区开垦土地，在当地种粮然后卖给军方，获得盐引，被称为“商屯”。这就省却了长途运输之苦。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大大巩固了国防。

　　但这个制度跟所有其它制度一样，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而问题越来越多。

　　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盐商把粮食交给军方，拿到盐引以后，长期领不到盐。这就像现在的“打白条”，钱是应该给你，但是暂时没有，就先欠着。

　　很多有专门生产盐的“盐户”——这些人跟“军户”一样，世代以熬盐为业，国家发给他们固定的海滩用于熬盐，然后规定每年要熬多少盐，按照固定的价格卖个政府。由于国有盐场腐败严重，盐户的海滩等生产资料被权贵兼并侵占；或者政府收购盐的钱被中间大量克扣等等，大量“盐户”生活困苦甚至逃亡。盐产量因此受到影响，不能按期供应食盐，你拿着盐引也没有用，只能等。

　　另外，有很多权贵能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盐引，不走“开中”，拿着这些盐引去盐场直接领盐。这些盐就被权贵领走了，真正辛苦卖粮运粮的商人却长期拿不到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商人对参与“开中”的兴趣就越来越弱了。弘治四年的时候，因为小王子入侵缘故，边关需要更多的粮食，中央特批了一定额度的“开中”来给军队发粮，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粮食被运过来卖给军队。这反应出“开中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急需改革。

　　“开中法”一直是户部管着的，改革措施也交由户部研究。这时的户部尚书叫叶淇，趁机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改“运粮开中”为“纳银开中”，也就是商人不用运粮食到边关了，改为直接交银子到户部，户部收到银子以后直接给商人盐引，然后再用这些银子来向边关运粮。这样商人的参与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很快付诸实行。表面上看起来效果很好：商人们很开心，马上就交了很多银子到户部领走了盐引。一年之内，户部管理的国库收入增加了一百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真正的银子也就才200万两，这一下就增加了一百万两，可以说是暴增。

　　但这个改革似乎有个问题：改革“开中法”不是为了解决边关粮食紧缺的问题么？怎么改来改去变成了户部发大财，商人很高兴，那边关的粮食问题呢？

　　答案是，边关的粮食问题就没人管了。银子交到户部以后，户部也不可能辛苦费力的去组织粮食运输，就干脆把这笔银子直接发给军队自己去买。

　　发粮食和发银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以前是直接把粮食运到前线，环节很少。现在从户部发到前线，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层级。“过手三分肥”是中国官场的基本规律，而且克扣银子比克扣粮食方便得多。到了前线，还要军队自己去组织粮食采购，采购过程中又是层层回扣。最后真正能到士兵肚子里的粮食，就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既然可以“纳银开中”，那么还辛苦费力的在边关屯田就没有意义了。商人们撤回了在边关种地的雇工，边境地区人口迅速减少。这直接导致了边境经济萧条、粮食储备下降、粮价飞涨。户部多收的那一百万两银子，除了贪污克扣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被边关地区粮食价格上涨给抵消了。

　　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言：“叶淇变法，开中法遭到破坏。两淮地区的商人从边关撤走，西北地区的盐商也干脆搬家到两淮（中国主要食盐产地）。边关经济萧条，一石米的价格高达五两银子（正常价格是一两银子左右），粮食储备也因此匮乏。”[1]

　　要解决商人不愿意参与“开中”的困境，方法是很容易想出来的：可以改变粮和盐引的兑换比例，比如以前运一石米到大同可以换一引盐，那么以后可以换一点五引盐，不就有人运了？或者是打击盐场腐败，对于不能如期交盐的盐场官员进行处罚；还有就是禁止权贵从特殊渠道搞到盐引等等。这些做法，才是“对症下药”。

　　这些措施，叶淇都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只对商人有利，而对边境粮食保障不利的改革建议，这是为什么？

　　因为废弃“开中法”带来的严重问题，言官们开始弹劾叶淇，揭露出来了他的很多背景：叶淇，江苏淮安人，这个地方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盐商云集。其中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就靠近这里，有很多徽商到两淮来做盐业生意。叶淇家族与徽商多有通婚关系，徽州盐商大部分都跟他关系很好。

　　《续文献通考》中《盐铁》一节中记载：“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

　　两淮地区靠近食盐产地，但是远离边境。在“运粮开中”的制度设计下，徽商要运粮去边境或者到边境屯田，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另外一大商人集团——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同、太原就在山西，另外几大边镇离得也很近，从山西运粮到边关成本很低。所以，靠近两淮的徽商反而搞不到食盐，而天下盐引大部分都归于晋商。

　　于是，徽商就利用和叶淇的姻亲关系，不断游说，请求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样，只要把钱交代户部的运司，拿到盐引，剩下的就是领盐和卖盐了。而在这方面，靠近盐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徽商就比晋商更有优势。

　　变法之后，徽商实力大增，迅速超过晋商，成为了盐商主力。与徽商广泛结为姻亲的叶淇家族，自然也是愈加兴旺发达。

　　从叶淇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政商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明史》记载，叶淇是一个清官。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论。但叶淇本人有没有收受盐商的贿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徽商通过各种渠道对叶淇施加影响，最终改变了政府决策。这个决策有利于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利益的皇帝朱佑樘对此全无察觉。至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前线士兵，则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开中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边防困境。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变成了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前几年，大家都很关心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子钱”太多，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低下、生活困难的问题。各种媒体不停的报道、曝光，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政府决策出来：为了提高司机收入，出租车涨价——人民群众交通成本提高了，而份子钱则一分没有减少。

　　——很多政策从好的出发点开始讨论，最后却讨论出来一个跟初衷背道而驰的政策出来，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这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一点，古今皆然。

　　[1]原文：“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日月丽天

将某些政府职能直接向社会购买
是近几年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主要研究成果
盐票制度非常合理。问题出在不能兑现盐票上。
至于后期政策的‘昏招’ 就有点体制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