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是“问题”还是“主义”？——国企改革系列笔谈之二

大参考

　　上个世纪20年代，当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涌动的时候，爆发了在中国思想史上虽然非常浅薄，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大事件，这个大事件可以说改变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那就是在两位先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引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大概的过程是，1919年7月20 日，胡适在第31 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此后，李大钊发文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那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家争论的很激烈的问题，但其实，现在细细一想，这个就根本不是问题，也就是伪问题，“主义”和“问题”本身不在一个范畴之内，不存在先后之分，喜欢谈主义，你尽管可以去谈；而对解决问题有偏执的人，比如胡适此后做考证考据，你就尽可以去解决问题，尽可以对主义的谈论充耳不闻。当时的先贤就是把精力放在这样的伪问题上去争得面红耳赤，不仅仅伤了感情，而且把青年和社会的思路也高乱套了。

　　那么我们在说到中国的国企改革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主义”呢，还是“问题”呢？笔者可以毫不犹豫的说，首先应该是“问题”，首先要去解决问题，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国企员工的就业问题，是几万亿的银行贷款能否成为坏账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功能能否正常发挥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以国企扎堆的钢铁行业为例，中国的钢铁行业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看媒体报道的几个数字：今年前半年，钢铁行业短期银行贷款仍在攀升，已经达到了9800多亿，在1.33万亿钢铁业银行贷款中占到了近74%，债务危机导致倒闭暗潮正在涌动。2015年1月大中型钢铁企业出现亏损，2月份比1月份亏损额度更大，亏损面近50%，3月份仍是订单不足，库存增加。整体来看，2015年一季度，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将是总体亏损。据统计，全国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总负债已超过3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达1.3万亿元。

　　在产能过剩，资金不足的双重压力下，兼并重组或成为重塑钢铁行业最可能的方式。但是正是由于体制问题，兼并重组阻力重重，钢铁业过剩产能的清理最近几年进展缓慢。由于历史原因，一个大型钢企，就是一个小城市，动辄几十万员工，加上家属，数字可观，钢企的兴衰往往是一个地区经济的兴衰，也攸关上千万民众的生活的基本保障。

　　既然问题尤为严重，眼前的问题是如何扭亏，如何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资和外资，如何兼并重组，如何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如何产业升级，如何结构调整，这些问题是迫在眉睫的，这时候根本就没有资格高唱什么“主义”，也没有必要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所谓私有化还是公有制。资本的意志才是公司治理的基础，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由股东按照出资多少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的一切经营决策必须接受董事会的批准和监督制约，一个公司只有资本是对自己的资产的增值真正负责任的，公司的董事会即是贯彻资本意志的直接载体，不是别的，如果一个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不是董事会决定，那这个公司就根本不成其为公司，所谓的有效的经营管理根本就谈不上。这是几千年来公司治理的规律，是经受得住历史和现实的检验的，违反这一条，那就是反科学，是形而上学的空想。

　　比如你要吸引民资或者外资进入，如果他还要接受其他人的管理，也就是把自己的真金白银交给别人，并且未来的发展也要听别人说了算，这些民资和外资还愿意进入吗？如果不能吸引到社会资本，则此次国企的改革基本就成为一句空话。

　　所以笔者总体观点还是，国企改革主要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主义当然要讲，但那是一个长期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只有问题解决了，主义自然就在那里了，不用着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