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安保法案的强推与安倍的政治偏执

大参考

　　在重重抗议声浪中，日本参院全体会议对安保法案进行表决，法案获得通过。其实，由于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日本安保法案是否通过，早已毫无悬念。透过这一事件发酵，凸显安倍政府的偏执政治品格，以及日本朝野和民意的割裂。因而安倍政府强推安保法案负面影响深远。

　　安保法案的内容其实已经做了相当的修正，日本自卫队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也并非像安倍政府预想的那般自由随意，即如“安倍谈话”，在邻国和朝野的反对下，最终的折衷文本，已经离安倍本人的政治立场远矣，而且还得不到周边邻国和国内民意的认可。

　　安保法案亦是如此。这一法案在邻国看来，认为是为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解除了法治禁锢；在日本在野党和民众看来，则是安倍政府的违宪之举，动摇了日本战后和平国家的根基。故而，日本百万民众行动起来，反对安倍政府的安保法案。在参院投票前夕，日本民众在雨中作最后的杯葛。

　　即便是同属保守右翼阵营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亦认为安倍的偏执和谎言令人汗颜。当然，小泉前首相对安保法案并未着墨太多，他反对的是安倍政府重启日本核电工程。

　　这就是日本的政治现实。安倍执政下，自民党重新恢复了政治元气。就在不久前，安倍还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再次担任自民党党首。这也意味着，安倍在首相位上还可能再做三年。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因而安倍在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化为现实政策甚至通过法治固化其政治成果时，显得特别固执。由于自民党和公明党控制众议院，安倍政府颠覆性的政治举措，往往能够摆脱被国会掣肘的尴尬，彰显出长袖善舞的行政高效。

　　这也成为日本政治的讽喻。一方面，日本属于君主立宪制民主国家，国家政治生活应该充分体现民主原则；另一方面，在自民党形成政治主控（自民、公明两党控制众议院）的情势下，其他在野和民意力量已经失去话语权。此时，安倍表现出绝对的政治偏执思维，因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意愿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尽管百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安保法案，即使在野党和众多前首相出来反对，也无济于事。

　　据《朝日新闻》9月14日民调，54%的受访者反对通过安保法案，支持者仅有3成。68%的受访者更是表示没有必要在这届国会会期结束前通过安保法案。但对安倍政府而言，这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旦自民党失去主导国会的机会，通过安保法案，几乎是遥遥无期。

　　也许国际社会过于关注日本民意对安倍法案的反对潮。反向观察，亦可发现现在的日本右翼思潮是战后最强烈的时期。客观上，每个日本人也都希望日本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成为正常化国家。正常化的显著标志，一是联合国“入常”成为全球政治大国，二是修改宪法让自卫队有更多作为--升格为国防军。毕竟，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所缺的正常化国家元素就是政治和军事两项。

　　安倍能够成为自民党内无可挑战的党首，即是他拥有这种“正常国家化”民意的折射。简言之，安倍的政治偏执，既有其个人性格和政治理念的影响，也是日本战后右翼民意托底的结果。

　　更要者，安倍的政治偏执还体现在国际因素上。作为美日同盟的核心成员，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尤其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力量不足时，希望日本能够助其一臂之力。譬如维和行动，但是日本自卫队受制于和平宪法的掣肘，行动受到限制。因而，只有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才能符合美国要求。即如当下美国共和党最热门参选人川普所言，美日同盟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美国给日本提供了更多的安全责任，但日本却无法为美国的安全尽到同盟义务。

　　如果安倍政府将美国的对日诉求，在国内进行充分宣传，并对邻国好好解释，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即如日本外交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所言，安倍政府未就安保法案与国内外进行充分沟通。

　　吊诡的是，未沟通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关键是安倍政府利用了美日安保同盟，夹带了日本的自私诉求，即借力美日同盟载体颠覆日本和平宪法。而这，才是邻国惊惧和日本民意担忧的主因。

　　安保法案已经法定，日本自卫队有了更多“战”的自由，但偏执的安倍也让日本国民从此付出更多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