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不抵抗，假抵抗，真抵抗

大参考

　　一位出版商朋友送了一本书，张正隆写的《无上光荣——战！东北》。我知道张正隆这位作家，以前也看过他的书，似乎他的写作比较多地集中在东北。朋友不太高兴地说，出版拖了时间，没赶上“9·3大阅兵”之前上市。很快看完了这本书，我觉得出版时间虽然重要，但并不绝对。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顺其自然也没什么。

　　张正隆的这本《无上光荣》讲的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距今70年了，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时间有不同说法，以前常用“八年抗战”，即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算起。今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将抗日战争定为“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抗战十四年”的提法，与以前常见的另一个说法有点冲突，即“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既然“不抵抗”，何来“抗战十四年”？既然“抗战十四年”，“不抵抗”的结论还能存在吗？张正隆的这本书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总体上是确凿无疑的。“九一八事变”前不久，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3万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只有关东军正规军1万多人，加上其他辅助兵力，总兵力不足2万人。东北军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有16.5万军队，关内还有近10万人。沈阳（奉天）附近仅北大营驻地就有8000多兵力，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张正隆书中写到，日本军队最初落入北大营的是空炮弹，不爆炸，没引信，目的就是试探对手——如果东北军猛烈抵抗了，日本人事后就说是军事演习，搞错地点了；如果东北军不抵抗，就真枪实弹地大干一场。结果，日本人赌注下对了，因“不抵抗”政策使得沈阳很快就被日本军队占领。

　　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想抵抗，包括东北军在内，依然有热血的军人。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辽宁和吉林，蒋介石如果想抵抗，且不说“九一八”当晚的复杂性，就在“九一八”后的一、两个月内，不能明确命令抵抗吗？为何让日本几乎兵不血刃地轻松拿下大半个东北？直到日本打算继续占领黑龙江省，才遭遇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这就是在马占山、谢珂等指挥的“江桥保卫战”。张正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当时黑龙江省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和一年以后苏炳文指挥的“海满抗战”（海拉尔、满洲里）。当然，这两次抗战都以失败告终。只要参照一下同时期的大事，我们大致能懂得失败的原因。

　　江桥抗战是部分东北军希望用战争让张学良回心转意回东北抗战，同时因为黑龙江靠近苏联，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会有所顾忌，所以，东三省中军力最弱的黑龙江首先开打。张正隆指出，在辽宁、吉林，蒋介石、张学良的政策是不抵抗地等待洋人裁决，在江桥无非是“打着等”，因为，如果希望洋人调停，一点没抵抗也说不过去。在我看来，更像是用“小打”催洋大人快来调停。这种撒娇式的催促洋大人，另一个体现就是第二年初在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

　　1932年1月开始的淞沪抗战，蒋介石最初也不愿意抵抗，后来同意抵抗，是因为上海是英美等洋人的势力范围，在洋人家门口，一方面打给洋人看，另一方面让日本人不敢放开手脚打，关键是就近吓唬一下洋人，催促洋人赶快调停，以夷制夷，指望用洋人来管住日本。我们应该注意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做了种种外交努力，终于在1932年1月底，促使“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李顿调查团”，专门调查“九一八”及“满洲问题”。因此，淞沪抗战既是对民众抗日热情的一个敷衍，又是打给洋人看的，尤其是打给“李顿调查团”看。不打，洋人觉得中日冲突与己无关，调停没动力。打得过了，与日本撕破脸，亦非老蒋所愿。因此，在上海，在洋人家门口，小打小闹地撒个娇，催促“李顿调查团”说点事态严重的话，催促五国赶紧管管日本。所以，虽然淞沪抗战导致全中国人民热血沸腾，积极请缨，蒋介石在淞沪战区投入杂牌加嫡系部队一共只有5万人，而日军从最初几千人逐步增兵，最终兵力超过了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与前几个月投入30万对付3万红军相比，蒋介石在淞沪战场就没想真打，只是打给洋人看的一场战争秀。

　　1932年5月，经英、美、法等国调停，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内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同时发表。这份本报告书虽然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但认为中日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抵制日货而引发的，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干嘛没事去惹日本人？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案：中日两国都从东北撤出武装，由西方列强对中国东北实施共管。此报告书发表以后，蒋介石也许认为东北问题、中日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在此时，远在海拉尔的奉系将领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抵抗日军向嫩江以西的推进。显然，蒋介石不会给苏炳文任何支持或援助。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1933年3月，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也就在这时，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蒋介石的外交努力以及耐心等待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变成废纸，试图借洋人之手管束日本的意图完全失败。而此刻的蒋介石却孤注一掷地调集约百万兵力，对10万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张正隆的《无上光荣》一书讲述了马占山、苏炳文抗日的经过，也揭示了很多遗憾和思考。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就马占山、苏炳文等人抗日的背景及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把“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投入的兵力以及围剿红军的兵力与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政策以及小打小闹地抗战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的确没想抵抗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另一方面，蒋介石对于洋人的国际秩序同样抱有幻想。所以，从东北最初燃起的抗日烽火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马占山、苏炳文等人失败后，退入苏联，后辗转回国。

　　抗日烽火真正燃遍中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民心，举起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大旗，将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团结在抗日的旗帜周围，形成抗日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歌，后改名《义勇军进行曲》。马占山、苏炳文不是共产党员，《义勇军进行曲》的两位创作者田汉、聂耳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从193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陆续整编各抗日武装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时，东北抗联兵力达3万多人，牵制了东北地区40多万日伪军。东北抗联的内容在张正隆的这本书中没有涉及，我听司马平邦说，他想写东北抗联的故事。我很想早点看到司马平邦笔下东北抗联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