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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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0.张璁变法

　　三十、张璁变法

　　“大礼议”事件最大的好处就是清除了朝廷里面的一大批理学极端分子。张璁、霍韬等一批位居官僚系统的中下层，思想还没有僵化，而且在正义面前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优秀人物得以掌握权力。张璁很快被嘉靖皇帝提拔为内阁首辅，在嘉靖皇帝的支持下对帝国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积弊展开了系统的改革。

　　对这方面的措施，田澍教授在《嘉靖革新研究》，以及他的多篇论文中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改革科举制度。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也跟宋朝一样，逐渐被腐蚀。成为了一种文官集团内部拉帮结派的工具。录取考生的主考官可以成为这些新进士的“座师”，以师生关系为名，座师提拔学生，学生孝敬座师，结成私党。霍韬担任主考官，就废除了这个制度，就对新科进士们说：“我不是你们的座师，你们也不是我的学生。我没教过你们一天书。以后各自为国家尽力。”

　　为了消除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从嘉靖七年开始，各省的科举考试改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自主管理。而且明确规定，录取的文章要求文风朴实，说理明白。对于空谈大道理、辞藻华丽的文章一概不予录用。张璁把改革第一年录取的进士的文章，挑选了一批范文结集出版，颁行天下，以端正文体。

　　在这个文集的序言中，引用了他给嘉靖皇帝上奏的内容，指出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是：“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远。”鼓励考生对儒家经典上的说法阐述自己的思考，有所创新和发挥——当然也不能故作惊人之语、离经叛道。

　　这个改革的影响非常深远。嘉靖年间的科举考试录用起来了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勇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后来隆庆变法的主持者高拱，万历变法的主持人张居正，抗倭英雄胡宗宪、谭纶、唐顺之，著名清官海瑞等等。明朝开始进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名臣时代”，这些人个性鲜明、敢作敢为，而不是像之前的一百年那样，所有的“贤臣”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为明朝在嘉靖万历年间的经济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而且，那些用这种考试标准锻炼出来的文人学子，不再像之前的考生们那样固步自封，只晓得僵硬的套用儒家经典。这对文人的文学创作风格也是极大的改进，《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伟大的文学名著都出现在嘉靖年间，与张璁的这种科举文体变革不无关系。

　　除了科举考试以外，张璁等人又强调“三途并用”和“内官外放”。也就是强调用官不能只用进士，还有举人和贡生也要大力提拔使用。因为考试只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能僵化。到了明朝中期，如果只能在乡试中举，不能在中央的会试中成为进士，那是不可能在中央政府工作的。在地方上，最多也就混到五品通判就到头了，也就是相当于副厅长，不可能当上知府。四品以上的文官职位，完全被进士垄断。因为进士是中央级的科举考试考出来的，有“座师”罩着，座师会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势力提拔。

　　强调“三途并用”实际上仍然是以进士为主，因为整体来说进士素质肯定还是最高的。这个改革主要是加强竞争，防止文官集团的僵化。

　　而内官外放，就是把京城的官员大量的调到地方上去做官锻炼。特别是言官，明确规定没有地方工作经历，就不能直接改任中央政府的行政职位。以免某些人靠言论搏出位，或者依附大臣，成为他们党争的工具，给人当枪使。这些以言论为业的官员，如果没有地方实干经历就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是很难胜任的。京官外派以后，空出位置，就给了地方上的官员进京做官的机会。让大量拥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进来充实干部队伍。

　　张璁的这个改革，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举人出身的海瑞终于可以熬出头了。由于中央扩大了举人当官的名额，四十岁的老举人海瑞终于等到了做官的机会，被安排到县里面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知县。后来又进入中央户部当处长，最后竟然成为正二品的应天巡抚，在江南地区大力整顿官僚集团兼并土地，并探索“一条鞭法”的改革，名动天下。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中央政府，又官至二品，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时期，一百多年来仅此一例。这里面固然有海瑞自己才能出众，以及各种机缘巧合有关，但跟张璁所推行的“三途并用”的措施也是密切相关的。

　　此外，张璁还改革文官监察系统，开创了“科道官员互相弹劾”的规定。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之间也有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的义务。而且规定“风闻言事”只有低级别的六科给事中才行，而御史弹劾官员则必须有证据，不准风闻言事。还出台了《纲宪七条》，类似于今天的“八项规定”，要求御史到地方巡查，地方官员不准超标接待。

　　除了文官集团的内部整顿之外，张璁当然也对于皇亲国戚、武将勋贵的特权加以严厉抑制。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大量清退包括文官在内的各种权贵势力违法侵占的土地：

　　而那时土地兼并最为激烈、数量最大的是皇宫、王府、勋戚、文官等所占有的庄田。藩王、勋戚、宦官、官僚等向皇帝乞请和强占民田，到明孝宗弘治二年，庄田有332处，占地33000余顷。霍韬在奏章中说，其严重程度已到了天下额田减半：“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张璁坚决清理庄田，并由北京周边地区扩大到各省。至嘉靖九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

　　这样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1]

　　总之，张璁和嘉靖一起所推动的改革，是对文官集团的一次深刻变革，成为了明朝“嘉万大繁荣”的政治基础。

　　张璁所推动的这一系列改革，严重得罪了权贵贪腐集团，他们每天都恨不得能置之于死地。再加上他在“大礼议”问题上本来就跟理学士大夫决裂，所以他的每一点毛病都会被文官们抓住试图把他干掉。

　　嘉靖十一年冬天，哈雷彗星出现在天空。古代一般认为彗星出现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请大家上书讨论国家政策的问题。南京御史冯恩就趁机上疏，请斩张璁、汪鋐和方献夫三人——这三人都是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后来得到重用的改革派大臣。冯恩说天上出现彗星，是因为朝廷里面有妖孽，这三人就是彗星在朝廷里面的三个代表：张璁是“根本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汪鋐是“腹心之慧”。“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只有把他们都杀掉之后，灾难才不会降临到国家头上。

　　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冯恩抓起来审问。这个冯恩一审就服软，把朋友给出卖了，说这些都是自己私底下跟御史宋邦辅聊天的时候，从他那里听说的。害得宋邦辅也跟着被抓了起来。

　　就这么一个人，竟然被文官集团安上了“四铁御史”的称号，说他肝胆、骨头、膝盖、嘴巴都是用铁做的，坚贞不屈，勇于弹劾这几个大奸臣。他虽然被贬，但后来嘉靖一死，文官集团马上就把他提拔为大理寺的副长官。

　　被冯恩弹劾的三大奸臣，张璁和方献夫都是大礼议当中支持嘉靖皇帝的。方献夫的情况和张璁差不多。而这个汪鋐当时担任督察院长官，负责执行张璁对御史制度的改革，是张璁的坚决支持者。所以也被御史视为大奸臣。

　　关于这个汪鋐还可以多说两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抵抗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民族英雄。

　　朱厚照正德十年，他被派到东南沿海去巡查海疆。四年前，葡萄牙人刚刚占领了马六甲，然后就派遣了四艘军舰前往中国，占据广东的屯门岛，作为基地“劫夺财货，掠买子女”，干着海盗的勾当，同时大力营建屯门岛，准备作为进一步进攻中国的基地。

　　正德十六年，汪鋐收到朝廷的命令，要求把葡萄牙人驱逐出屯门岛。汪鋐带领海军前往，但是跟葡萄牙人刚一交战，就发现对方火炮的威力远远强于明军，舰船也比明军的军舰更坚固、更灵活。明军首战不利，汪鋐立即下令撤退。

　　退兵以后，汪鋐就派奸细混入屯门岛，策反了给葡萄牙人工作的两个中国人杨三、戴明。汪鋐托他们暗中学习葡萄牙的火炮和造船技术，搞清楚以后即组织兵工厂进行生产。只过了两个月，竟然把葡萄牙的火炮和小型战船给仿制出来了，而且还作了一些改进。然后汪鋐再次带兵攻击屯门，用仿制的葡萄牙火炮向葡军猛烈开火，结果模仿的大炮比原装货火力更猛，很快就全歼了屯门岛上的葡军，夺回屯门。

　　一年之后，葡萄牙从马六甲再次派遣五艘战舰前往广东，要想夺回屯门。汪鋐带海军主动出击，在茜草湾与葡萄牙军队遭遇。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与西方殖民者海军在大海上交锋，最后明军击沉葡萄牙军舰一艘，俘获一艘，剩下三艘逃走，生擒舰队司令别都卢。

　　汪鋐因为军功而被提拔到北京任职。到了北京以后，他三次上疏嘉靖帝，推广佛朗机铳及蜈蚣船——也就是葡萄牙的火炮和小型战舰。为了证实佛朗机铳凶猛，汪鋐令他原来的手下带着他缴获的佛朗机铳进京实验。嘉靖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命户部、兵部、工部抓紧部署。但当时的兵部尚书李承勋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奇技淫巧，没什么好学的，拖着不办。嘉靖下令把李承勋免职，让汪鋐取而代之。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被文官们切齿痛恨、很想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都是些什么人。主要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致力于内政改革、打击权贵的，一种就是在对外战争中英勇作战，立下赫赫军功的。

　　当然，汪鋐被弹劾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张璁，不是因为他打败了葡萄牙海军。但他的事迹，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支持张璁的人和反对张璁的人，到底谁才是真的正直无私、为国为民的。坐在家里写一封奏章，拿彗星说事要求诛杀国家重臣的言官被誉为英勇无畏的铁汉，而亲自带兵与敌国决战于海上的人却被视为攀附权贵的“软骨头”，这样的历史我们是不能相信的。

　　不过，权贵集团的攻击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整倒张璁。首先是嘉靖皇帝的坚定支持。但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张璁确实没什么把柄可以抓。张璁为官极为清廉，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他曾经上书嘉靖皇帝说：

　　“臣平生不志温饱，不事产业，年过五十守祖父薄田数十亩，未尝有求于人。”因为大礼议事件而得到重用之后，弹劾张璁的奏章都能把他给埋了，但没有一份奏章里面提到过张璁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张璁在任期间，还多次跟嘉靖皇帝闹矛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嘉靖皇帝受大礼议事件的刺激，对于礼仪问题特别重视，老在礼仪问题上折腾，整出来了不少幺蛾子。其中有一次，就是争取加封他父亲为皇帝的正当权利之后，还得寸进尺，想要让他父亲“称宗附庙”，也就是要进入太庙接受祭祀，还要有庙号，封为“明睿宗”。

　　这个要求是不合礼法的。只有真正的皇帝才能称宗附庙。朱元璋的祖宗也没有庙号，没有太庙的祭祀位置。后来嘉靖又搞出来“天地分开祭祀”的理论，把原来统一祭祀的天地坛，改为天坛和地坛。嘉靖这么改的动机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天地合祭是朱元璋定下来的，嘉靖的这个决定不符合祖制。张璁对这两件事都坚决反对，最后跟嘉靖闹僵了，被迫辞职。回家路上，他只带了一个大箱子的行李，别无他物。嘉靖在成功把他父亲的牌位送进太庙、天地分祭以后，又把张璁招了回来，继续当首辅。

　　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张璁不是一个投机分子，而是一位真正致力于国家复兴的伟大政治家、改革家。也正是因为他的清廉正直，才在各种政治攻击中安然无恙，善始善终。中国历史上的大臣，像张璁这样如此大力度的推动改革，触犯权贵利益，取得成功，而且生前死后都没有遭到清算的人物，极为罕见。

　　[1] 《嘉靖革新研究》，田澍，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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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1.反攻倒算

　　三十一、反攻倒算

　　张璁死后，大礼议保守派全面复辟。

　　在称宗附庙和天地分开祭祀问题上，张璁、霍韬等都不支持皇帝。这就给保守派提供了机会。兵部给事中夏言上书对皇帝表示支持，遂得到重用。

　　嘉靖因为大礼议事件，把礼仪当成了他皇位合法性的关键。但张璁、霍韬这些人却只关心政治改革，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很不热心。经常一问三不知，甚至跟皇帝抬杠，搞得嘉靖很不高兴。夏言利用这个空档，努力研究礼仪，成为了皇帝的礼仪顾问。而且这个夏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长得帅，官话说的很标准。每次跟皇帝讲礼仪，声音洪亮、吐字清楚、仪表堂堂，嘉靖一看见他就高兴，因此得以步步高升。

　　当时士大夫们痛恨张璁、霍韬，就想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也很乐于承担这个角色。嘉靖十年，御史喻希礼、石金上书，请求皇帝特赦因“大礼议”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嘉靖非常生气，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却说，喻希礼、石金并无它意，请皇帝宽恕他们。

　　嘉靖把二人关进诏狱并，流放到外地，附带着又把夏言也责怪了一顿。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士大夫们的赞誉。他们之间遂结成政治同盟。

　　嘉靖十四年，张璁病逝，方献夫又因病退休。留下一个霍韬，势单力薄。

　　霍韬属于愤青性格，喜欢跟人激烈辩论，行政能力与张璁、方献夫没法比，靠他主持大局是不可能的。夏言很容易就把他打倒，自己成为了内阁首辅，张璁变法也就走到了尽头。

　　夏言当政以后，国家立刻步入“正轨”：恢复了理学士大夫团结起来收拾太监、收拾武将、架空皇权，自己独享贪腐特权的的传统套路。

　　因为大礼议事件遭到打击的保守派官员被全面起复。还是那句话：皇帝靠不住，文官集团才靠得住；皇帝能保的了你一时，文官集团会保你一世。除了杨慎等几个皇帝能记得住名字的人以外，其它人都在皇帝不知不觉间被提拔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叫徐阶的，也是坚决要求皇帝应该管自己伯父叫爹，被贬到云南管理少数民族。因为他的奏章言辞激烈，让嘉靖印象深刻，还命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上：“徐阶小人，永不叙用”。但事实证明皇帝的记忆力远不如文官集团可靠，刻在柱子上也没用。徐阶被提拔了进了中央工作，各种奏章里面不断出现他的名字，嘉靖毫无察觉。后来他还成为了内阁首辅。除了他本人精于权谋、八面玲珑以外，有一条原因很重要：在大礼议事件中站队很坚决。这种人文官集团是不会忘记你的。

　　嘉靖当年把张璁、霍韬等人从南京召回来的时候，杨慎等人扬言，只要张璁、霍韬敢进北京，就要组织人把他们当街打死。武定侯郭勋站了出来，让张璁等人住进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庇护，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用。而且他还属于武将勋贵，不是文官，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嘉靖二十年，夏言当首辅后四年，郭勋因为奏章里面用词不当激怒了嘉靖皇帝。嘉靖把他下狱论罪。文官们经过审讯，把郭勋定为死罪。

　　嘉靖一看就蒙了，他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没想杀他。于是以证据不足为名，发回重审。但诸法司经过讨论，认为证据确凿，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判处死刑。嘉靖又驳回，再次要求减轻处罚。文官们再次坚决判处死刑。嘉靖再驳回。

　　这样闹了三次，文官们知道不可能让皇帝同意杀掉郭勋，于是就直接把郭勋整死在了监狱里。

　　这是无耻的政治谋杀。宪宗年间，前内阁首辅杨荣的玄孙杨晔死在西厂大牢，六部九卿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严重事件，联名上书弹劾西厂太监汪直；但级别比杨晔高得多的武定侯郭勋莫名其妙死在监狱里，文官们则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也再次警告世人，得罪这个国家最大的权贵集团后果由多么可怕。改革者——郭勋只能算是改革派的同情者——要想功成身退，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但夏言的好日子也没持续多久。嘉靖皇帝很快就不玩礼仪了，改玩修道了。夏言跟不上皇帝的节奏，反而屡屡劝诫皇帝不要去迷信修道。搞得嘉靖很烦。

　　而新晋大学士严嵩则积极协助皇帝修道，极为敬业的给皇帝陛下撰写“青词”——也就是向神仙祷告用的文章。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唯一的用处就是拿来给道士烧掉，据说这样就能让神仙们看见。夏言对这个很不感冒，每次都敷衍应付。皇帝赐给他一顶道家的香叶冠，他也从来不戴。相反，严嵩则不仅天天戴，而且还弄了一层薄纱在上面挡住灰尘以示尊崇。

　　这么看起来夏言还是有些节操的，虽然礼仪问题属于形式主义，毕竟还在儒家理论研究的范围内。作为理学士大夫，陪皇帝修道这种事情他实在无法接受。而严嵩则无所谓。失去皇帝重新的夏言很快就被严嵩干掉了，严嵩成了首辅。

　　算下来，最有节操的大礼议改革派最后败给了操守稍微差一点的夏言，夏言又败给了操守还要再差一点的严嵩。

　　然后，严嵩又败给了操守更差的徐阶。

　　徐阶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投机分子，完全不知道节操为何物。杨廷和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就撰写奏章论证皇帝管伯父叫爹的重大意义；夏言当权的时候，他就成了礼仪问题专家，大力支持天地分开祭祀，为皇帝和首辅提供各种贴心的礼仪咨询服务；皇帝喜欢修道了，严嵩当权，他就热衷于撰写青词，还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所谓“三姓家奴”，说的就是这种人。

　　最后，等严嵩老了，写不出好的青词了，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徐阶抓住机会扳倒严嵩，当上了首辅。为了不让严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又用极为无耻的手段来继续落井下石。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有贪污等不法行为遭到弹劾，诸法司经过审讯判处严世藩死刑，准备上奏皇帝。但是徐阶看了奏章，觉得这些罪名还不足以将严世藩置于死地，嘉靖皇帝不会批准。于是大笔一挥，把奏章改为严世藩勾结倭寇、占据有王气的土地准备造反。这直接导致了严世藩被杀和严嵩被抄家。对于自己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徐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自己主持编纂的《世宗实录》里面，还很得意的写了进去，以显示自己聪明绝顶。这绝对是无耻到祖坟冒青烟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

　　严嵩被抄家以后，上报的抄家收获高达数百万两银子。嘉靖皇帝还很开心，觉得发了一笔横财，下令把抄家所得一半运往边关作为军费，一半送进皇帝的内承运库。但等了半年，进入皇帝库房的银子才可怜兮兮的十几万两。嘉靖对此很生气，就问徐阶抄了几百万两银子都到哪里去了。徐阶回答说，那些财富都被严嵩家人转移了，为了给您的内承运库运银子，过去半年到处追赃，已经搞得江西一省糜烂，无数大户人家家破人亡。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再追缴了。

　　这个回答也是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不管转移财富的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是抄家所得，那么肯定是转移之后剩下的。转移出去没看见的东西怎么能作为抄家所得上报皇帝？只能说明那份抄家清单本身就是瞎编出来的，极大的夸大了严嵩的家产。然后通过追赃，把和严嵩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一网打尽。为了给皇帝的库房送十万两银子，就搞得江西一省糜烂，也根本不可能，这点银子随便找一个中等的徽商家庭都能拿得出来，其中肯定有很多被徐阶及其同党贪污了。

　　除了政治品行以外，在清廉程度上，从张璁、夏言、严嵩到徐阶这嘉靖年间的四大首辅，也是每况愈下。张璁是最清廉的，不仅自己清廉，而且也很好的管住了自己的家人；夏言自己比较清廉，但是没管好家人，他的老丈人苏纲与边将曾铣的儿子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这件事被告发，“边将结交近臣”是重罪，导致了夏言被杀；严嵩不怎么收钱，但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同时又对自己的儿子严世藩缺乏管束，严世藩大肆贪污受贿、卖官弼爵，他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而徐阶就是一个特大贪污犯，整个家族都依靠他的权位发大财，他的家人在北京开了很多店铺，在老家又疯狂兼并土地，累计达到二十四万亩，富甲天下。严嵩当二十年首辅所积累的财富，不到徐阶当五年首辅积累的财富的十分之一。

　　这种内阁首辅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根子当然还在嘉靖皇帝身上。他喜欢用权谋来驾驭大臣，大臣们当然也用权谋的心理来进行政治斗争，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越来越烂。大礼议事件给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嘉靖刺激太大，他深切感受到如果皇帝不掌握实权，会悲惨到什么程度，对手底下那些开口闭口就仁义道德的大臣们也失去了信任。他在位四十多年，真正谈得上尊重信任的也就只有一个张璁，那是落难时候的战友，算得上是患难见真情。张璁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嘉靖前十四年，当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但张璁一死，后面的首辅不管是夏言、严嵩还是徐阶，嘉靖在本质上都是不信任的，不过是听话和好用的工具，同时也是猜忌和防范的对象。夏言当首辅，他就安排一个明显跟夏言不合拍的严嵩来当次辅；看到夏言权力太大，就把他赶走，换上严嵩；看到严嵩权力太大，又把夏言招了回来。因为他从大礼议事件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要文官集团内部不断的斗争，皇帝才能享有独裁的权威。

　　夏言的岳父和边将曾铣的儿子被告发有私通贿赂的问题，嘉靖就用“边将结交近侍”的罪名把夏言和曾铣同时杀掉。其实这种事情在贪腐成风的明朝官场，并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说轻了就是个作风问题，可以既往不咎的。宣宗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多次收受边将送的军马，宣宗也没有处罚杨荣；说重了就像嘉靖这样，杀头也可以。嘉靖选择了最重的处理方式，还是出于典型的“帝王心术”：文官领袖结交军事将领可能会威胁皇权。

　　曾铣曾经向朝廷提出要统兵十二万，用三年时间收复河套。嘉靖一度大为赞赏，但当他看到夏言也极力支持的时候，就很快转变了态度，变得狐疑猜忌起来：一个可以统帅帝国十二万最精锐的部队、收复河套、立下盖世功勋的武将，如果跟内阁首辅大臣联合起来，那会有什么后果？当年如果杨廷和掌握着兵权，那他这个皇帝可能到现在还是个傀儡，而且还要被逼着管自己亲爹叫叔叔。

　　一想到这个事情，嘉靖就断然的否决了曾铣收复河套的提议，而且同时对曾铣和夏言起了疑心。这种猜忌心理被严嵩抓住，遂与边将仇鸾合作，告发曾铣和夏言家人之间的经济问题。这印证了嘉靖的猜忌，于是他毫不犹豫的下令用最重的罪名杀掉二人，以儆效尤。

　　——需要注意的是，严嵩虽然在背后捣鬼，但他确实没打算整死夏言。只不过想把夏言扳倒，取而代之。按照以前的惯例，这种罪名是不会杀掉内阁首辅的，一般也就是免职或者废为庶民，抄家就顶天了。法司上报的罪名，曾铣比照守将丢失城寨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夏言就只是被免职。嘉靖看到奏章以后，直接批示改用“边将结交近侍”这个罪名。旨意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夏言辞职回家半路又被抓了回来。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严嵩也同样反对皇帝用死刑来对付大臣。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内阁首辅被处死的先例，这个头一开，说不一定以后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严嵩连续六次上书请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都没有起到效果。

　　这个事情也让严嵩被文官们骂的狗血淋头，后来又有多次嘉靖处死大臣，严嵩都无力劝阻，所以才落了个大奸臣的称号。因为在文官集团看来，首辅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协助皇帝治理好国家，而是带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调和阴阳”。首辅的最主要职责就是调和阴阳，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和稀泥。皇帝对大臣要打要杀，宰辅必须拦着。这跟宋朝是一样的。拦得住就是贤臣，拦不住或者不去拦就是奸臣。

　　按照这个标准，张璁和严嵩就是奸臣；杨士奇、杨廷和、夏言、徐阶都是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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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2.嘉靖大倭寇

　　三十二、嘉靖大倭寇

　　实事求是的讲，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以明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恐怕很难实现。光曾铣自己算的帐，都要每年花费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这个花销的前提是必须不断的打胜仗，如果遇到较大的挫折，开销就会直线上升。而且真正头痛问题还不是打仗，而是打完之后怎么办。河套地区太大，就算取得胜利，也只能暂时把蒙古人驱逐到阴山以北，他们很快又会再来。三年的战争结束以后，还必须沿着阴山修建新的长城防线，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工程量太大，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持。把防线向北推进数百公里之后，后勤补给成本会大大上升。除非明朝能够像汉朝或者唐朝初年一样，具备翻越阴山扫荡漠北的军事能力，否则单纯的清理河套意义有限。而当时的明朝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嘉靖和严嵩否决曾铣的提议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倭寇入侵，葡萄牙人占据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对海防构成威胁。中华帝国正面临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国防重心要从北方的塞防，逐步转向应对近代殖民者的海防。如果这个时候收复河套，南北两线同时大规模开战，有可能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曾铣提议收复河套之前八年，嘉靖十九年，葡萄牙人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征服，把东南亚国家到中国参加朝贡贸易的船队基本纳入自己的管理，占据了浙江舟山附近的一个岛屿——双屿岛。把这个地方作为商业据点来跟中国做生意。短短两年内，就聚集了超过三千名基督教徒，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人。葡萄牙人完全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国土，在岛上设立了行政机构、议会、法院、收税系统、城防司令等等。岛上有炮台，水道上有军舰，把这里称之为“吾王陛下忠诚不渝的双屿镇”。

　　嘉靖二十六年，朝鲜国王向明朝报告：日本过去没有像样的火炮，但是最近日本走私船的火炮威力大为提高，朝鲜海军已经不是对手。经过调查，是中国福建沿海等地大量向日本走私中国铸造的优质铁，以及火药硫磺等违禁物品。并逮捕了三百多名中国走私商人，交给明朝处理。

　　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兴起，实际上是葡萄牙人大力支持的结果。他们不仅通过和中国的贸易向日本大量走私出口铁器，而且直接向日本出口火炮，传授近代火器知识。这种行为背后的意图也很清楚，就是扶植日本来侵略中国。

　　所以，嘉靖中后期出现了倭寇大爆发的背景，就是近代殖民者的到来，让日本这个长期落后于中国的岛国骤然强大，掌握了更先进的海上航行技术、火炮技术和铸铁技术，具备了前往中国沿海劫掠的技术能力。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原因。嘉靖大倭寇的本质，是中国第一次遭遇较大规模的近代殖民入侵，葡萄牙人是幕后黑手，日本人充当了先头卒。

　　接到朝鲜的报告以后，明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当时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不断有烧杀抢掠进攻城镇的报告。朝廷于是派遣右副都御使朱纨前往浙江，总督浙江、福建军务，全权处理海防事宜。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曾铣建议收复河套的同一年，朱纨经过调查和准备，向双屿港发动进攻，大获全胜，占领并焚毁了双屿岛，把葡萄牙殖民者、日本倭寇和中国海盗赶了出去。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双屿港只是一个商贸中心，朱纨是出于落后保守的认识，错误的打击了双屿岛，并且还应该为之后的倭寇问题负责。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双屿港当然是一个商贸中心，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海盗窝、倭寇基地和被殖民者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这两种性质同时存在，并不矛盾。不能通过论证它是一个贸易基地来否认它的其它非法属性。因为后一种性质的存在，朱纨才会对双屿发动军事打击，这是完全合法合正当的行动。之前已经多次出现海盗、倭寇甚至葡萄人从双屿港出发，到沿海进行烧杀抢掠的事件，有一些是纯粹的抢劫杀人，有一些则是因为商业纠纷，前者性质恶劣，后者性质不那么恶劣，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些人杀人放火之后又跑回双屿港，浙江政府拿他们毫无办法。世界上没有一个正常的政府，会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存在这么一个由外国人军事占领、管辖，还容纳海盗、劫匪四处制造刑事案件的地方存在。至于说它是商贸基地，浙江、福建、广东的港口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不去这些地方，而非要跑到这里来聚集？

　　明朝当时对外非常开放，海禁政策只存在于纸面上，实际根本没有执行。葡萄牙人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从中国出发前往东南亚做生意的商船；他们到达广州的时候，居然赶上广东政府在招商！广东右布政使吴延举，在正德九年发布了《番舶进贡交易之法》，公开鼓励外国商船到广州港口贸易，不管有没有堪合，都可以来，正常纳税就可以。

　　我们在第一卷讲过，明朝是允许对外贸易的，但原则上只限于被明朝认可的“进贡国”。明朝会给这些国家发一个堪合，只有持有堪合的船队才能以进贡的名义来中国做生意。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进贡国的政府就把堪合卖给商人，只要给钱，封他们一个进贡使者的名义，他们就可以带着船队到中国贸易了。广东的这个政策，就是把潜规则给挑明了：反正堪合在我这里登记认证，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真是来做贸易，正常纳税，那么我就可以把你这艘船登记在某个堪合的名下，把你算成这个进贡船队的一员。这是地方政府为了开拓财源、发展经济搞的土政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吴延举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没有处罚，也没有否定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默许了。

　　由于葡萄牙人采用武力征服了马六甲，以及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其它沿海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所以葡萄牙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国拒绝和他们做贸易。这种贸易制裁手段也合理合法，并不是保守落后的体现。葡萄牙人本来就到处烧杀抢掠，不是正经搞贸易的。中国防备他们不仅合理，而且是必须的。对葡萄牙人来说，规避的方法也很简单，用东南亚诸国的旗号就可以了，或者找中国海商代理。所以，要跟中国做生意，并没有必要跑到中国沿海自己占据一个岛屿、搞个基地。占据双屿岛的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中国主权、图谋不轨的行动。

　　朱纨扫荡了双屿岛之后，还有大量的海盗船、葡萄牙和日本的军舰在海外游荡，准备等明军撤退之后再回到双屿岛。于是朱纨下令周边沿海地区居民不得出海，对这些船队进行封锁。这是战争时期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沿海那些有官员背景的大户，为了谋利，竟公然出海向敌方船队销售食物和淡水等补给物品。朱纨抓住了几个，连同抓获的海盗头子李光头等人，总共九十六人，被临阵处决。

　　这个事情立刻就激起了福建、浙江沿海权贵家族的愤怒。他们本来就是靠跟双屿岛做贸易发财，朱纨这么一搞，他们生意短期内是没得做了，而且还杀掉了他们中一些为倭寇提供物资、通风报信的人，更是无法接受。于是他们撺掇自己在朝廷里面的代理人，弹劾朱纨滥杀无辜，祸害百姓。从明朝的法律来看，官员不经过皇帝批准就杀人是重罪。朱纨这么做在合法性上也确实有点问题。但另一方面，可能他认为这是战争时期，需要杀一批来震慑那些通敌的不法分子。这次集体处决到底算不算滥杀，在法律上比较模糊。总的来看，当时的情况似乎没有紧急到必须杀那么多人的地步。嘉靖皇帝揽奏大怒，下令把朱纨和他的主要副手逮捕，进京受审。朱纨接到圣旨，说：我既老又病，不能再忍受长途押送和下狱受审的侮辱。于是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但一直没有执行，后来倭寇严重又给放出来了。

　　这下，沿海地区的官员就更不敢谈海禁或打击倭寇的事情，一切又恢复原状。从双屿岛跑出去的海盗倭寇趁机大举入侵，沿海地区的治安形势就越来越严重。

　　倭寇的成分非常复杂，不全是日本海盗。大体以中国沿海的海盗为主（假倭），真正的日本人（真倭）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二。但有人——包括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倭寇问题主要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逼出来的沿海渔民或商人造反。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就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明朝在朱棣之后、嘉靖二十六年之前，海禁政策名存实亡，民间几乎就是自由贸易，连关税都不用交。再加上官方的堪合贸易，明朝海上对外交流十分自由和发达。

　　从嘉靖十二六年开始，朱纨到东南沿海执行的比较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海盗猖獗、倭寇问题日益严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葡萄牙人不武装占领双屿，如果不是大量中国海盗和日本倭寇利用双屿，不断的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那么朝廷就不会派朱纨来整顿沿海治安形势，也就不会有海禁收严的问题。认为海禁是倭寇的原因，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好比我们原本跟日本贸易往来很密切，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对日本贸易。那些原来搞对日贸易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就造反，就加入日本侵略军的队伍到中国来烧杀抢掠。难道我们就能认为这些人的做法是正义的？是官逼民反？责任难道应该由中国政府来承担吗？

　　这样的逻辑，是非常荒谬的。它抹杀了嘉靖大倭寇是中国第一次遭遇大规模近代殖民入侵的本质，也抹杀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抵抗这种侵略的正义性质。完全不可接受。朱元璋、朱棣时代海禁政策非常严厉，为什么没有逼得沿海人民生活无着、被迫造反，没有出现严重的倭寇问题？为什么屯门海战和茜草湾海战之后，倭寇问题加剧？为什么葡萄人占领双屿岛之后不久，倭寇问题再次恶化？海禁和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谁才是嘉靖大倭寇的首要原因，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从战法和武器来看，不管真倭、假倭，都是典型的日军战法，用的是日本制造的武器。嘉靖年间的倭寇，得到了日本军队的系统训练，有大量的日本中下级武士或者将领加入，成为了倭寇的骨干力量。后来戚继光编写的抗倭手册《纪效新书》，在万历年间被明军用来对付入侵朝鲜的日军，很有效果。入侵朝鲜的那是真正的日本军队，没什么中国人。这也印证了倭寇的日军属性。倭寇头目，如徐海、麻五等人，也与当时日本列岛的诸大名联系密切，他们就是在日本和葡萄牙人的支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真倭和假倭的比例，不能改变倭寇问题是日本军事入侵的基本性质。如果只是普通的中国沿海海盗，不可能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给中国造成这么严重的灾难。这是一群用近代冶金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其基本推动链条是：葡萄牙人提供技术和钢铁火炮等战略物资，日本出钱出人并负责军事培训，中国海盗负责带路。

　　明朝政府经过十多年的持续作战，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彻底剿灭了倭寇。在战争期间，沿海贸易并没有中断，江南地区虽然多次遭到倭寇荼毒，但经济社会日益繁荣的趋势没有改变。战争结束以后，一切恢复正常，因为战争而增强的贸易管制完全放松，明朝的经济繁荣程度遂逐步走向顶峰。

　　战争的胜利给了葡萄牙和日本侵略者以严重的教训：要想做生意中国是欢迎的，要想靠非法的抢劫和入侵发财，一定会得不偿失。所以，明朝时期的西方殖民者，一直很老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本来就很老实，他们在美洲、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亡国，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他们的暴行证明了，如果可以用抢劫杀戮的方式来获得财富，他们绝不会老实的做生意。只有大炮才能让他们真正老实起来。明朝军队用巨大的牺牲和比殖民者更猛烈的炮火，维护了国家主权和自由贸易，才使得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时候，成为了全世界的经济中心。

　　我们一定要清楚：倭寇是海禁政策加强的原因，消灭了倭寇是海禁政策放松的原因。现在有很多人颠倒因果，认为海禁带来了倭寇，解除海禁后倭寇就消失了。这是错误的。好像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在做生意的，结果被我们打成强盗一样。实际情况是：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强盗，被我们打成了做生意的。没有明军将士奋勇杀敌，倭寇不会自己跑掉。美洲、非洲那些国家没有海禁，结果不仅没有享受到大航海带来的繁荣，反而亡国灭种。

　　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中说：“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个时间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自从明朝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以来，在抗击近代殖民者入侵中牺牲的英雄们，同样永垂不朽。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3.“奸臣”严嵩

　　三十三、“奸臣”严嵩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比较严嵩和徐阶，说虽然两人很贪，但有区别，严嵩光贪污不干活，徐阶虽然贪但是干活。这个说法很不可思议。因为严嵩明明干了很大一件事，竟然就这么让作者一句话给说没了。别的事抹杀了也就罢了，这件事几乎家喻户晓，至少只要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

　　这件大事就是剿灭倭寇。

　　严嵩当内阁首辅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到嘉靖四十一年。

　　朱纨进剿双屿岛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倭寇被彻底消灭的时间是嘉靖四十三年。

　　可以说，严嵩当内阁首辅的这段时间，就是明朝抗击倭寇入侵的时间，二者几乎完全重合。

　　面对这场中华帝国从未遇到过的海上反侵略战争，嘉靖皇帝天天窝在西苑修道，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实际上负责了抗倭战争的战略制定、人事安排和后勤组织。他做了那么几件事：

　　首先，把国家军事重心从北方转向南方，坚决反对曾铣试图收复河套的建议。甚至包括遭遇蒙古大规模入寇，也暂时采取龟缩战术，而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南方，特别是把很多江南上缴中央的税赋留在南方作为军费。

　　其次，派遣亲信赵文华去巡视抗倭一线。根据赵文华的报告，选择了胡宗宪作为抗倭战争的第一线总指挥。胡宗宪选拔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来作为他的副手。赵文华同时还推荐了唐顺之。后来的实际格局是胡宗宪带着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在陆地上打击倭寇，唐顺之带领海军在海上多次大败倭寇。最后消灭倭寇的人事格局就是严嵩敲定的。

　　第三，上书皇帝，请求扩大一线统帅的权限。他认为前期对倭寇作战不力，主要是倭寇到处作战，跨越多个省份，缺乏统一指挥。在严嵩和赵文华的建议下，嘉靖皇帝任命胡宗宪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兵力，所掌握的权力要比一般总督大得多。由严嵩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基本上让胡宗宪成了江南沿海的土皇帝，所有文武官员都要归他统一指挥。

　　第四，派遣亲信鄢懋卿为巡盐总理，巡视两淮盐政，给抗倭战争找钱。鄢懋卿把两淮盐政的年收入从每年六十万两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新增的部分全部被用于抗倭军费。

　　除了这四件事以外，严嵩确实就没再干更多事儿了。但作为内阁首付，干了这些事，其实也不错了。倭寇在南方，远离中央枢机，内阁也不能事事过问。选好一个前线总指挥，正确的授权，然后保证后勤供应，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总指挥和他手下的将领们去干。好像严嵩该做的都做了，没什么太大的遗漏。怎么能说他光贪污不干事儿呢？

　　那些骂严嵩是奸臣的，往往会拿北方对蒙古作战不利说事，却把同时在进行的抗倭战争给忘了个干净。这对严嵩是不公平的。当时北方战线老是龟缩防守，就是因为南方在打仗嘛。两边同时开打怎么行？南方打完之后，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被调到北方，南方的军队也调了过去，蒙古人瞬间就老实了。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蒙古方面都没再闹出过什么大事。

　　所以，对严嵩这个著名大奸臣的评价，我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名节有亏、功大于过”。在整夏言和曾铣的问题上，在贪腐问题和约束子女方面，他确实有很多应该被指责的地方。但在工作上，他一直兢兢业业。皇帝天天修道，他就天天守在西苑的小房子里，协助皇帝完成各种政务，保证随叫随到，问什么知道什么，维持中央政府正常运转，并从战略上、人事上和后勤上统筹安排了抗倭战争的大局，让中国成功战胜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殖民入侵。功劳是大于过错的。

　　至于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在《明史》中也是被黑的可以。其实他推荐的胡宗宪和唐顺之都很能干，有识人之明。而且赵文华在奏章里面除了推荐二人以外，还明确提出放宽海禁有利于消灭倭寇。这个政策是被采纳执行了的。在打击倭寇的过程中，明朝中央政府并没有走极端，过分强化海禁政策。对外贸易没有受到明显抑制。他对抗倭战争也是有功的。

　　赵文华最大的罪名是弹劾抗倭将领张经和李天宠，导致二人被嘉靖皇帝杀掉。这事儿赵文华并没有错。

　　这两个人当时掌握江南地区的兵权，带兵打击倭寇都是互有胜负，败多胜少。李天宠担任浙江巡抚以后，《明史》里面这样记载：“贼犯嘉善，围嘉兴，劫秀水、归安，副使陈宗夔战不利，百户赖荣华中礮死，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走。入城大掠。贼复陷崇德，攻德清，杀裨将梁鄂等。”浙江被倭寇祸害的很厉害，他却没有什么作为。

　　张经和李天宠还是希望打胜仗的，但是认为沿海地区的军队不太能打，需要等着从湖广等地调少数民族军队来再打，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湖南土家族的狼土兵。赵文华来督战的时候，这些援军还没有到齐。尽管赵文华一再督促他们出战，他们都拒绝执行命令。

　　这个解释可以接受。但这两个家伙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屑于向赵文华解释，据说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可问题是赵文华是皇帝派下来督战的，名义上是张经和李天宠的临时上级，你们对谁保守军事机密也不能对皇帝的特使保密啊。这两位好像脑子进水了一样，对钦差大臣不理不睬，天天吃吃喝喝，至于抗倭问题则一问三不知。

　　根据《明史》的记载，张经和李天宠这么做是因为赵文华非常飞扬跋扈，浙江官员纷纷不要脸的去讨好赵文华，而这两位却不去讨好他。所以他们是正人君子。如果这个记载是正确的话，那说明二人也是被理学思想洗脑洗成脑残了。那个时候严嵩的奸臣名头已经很响了，赵文华是严嵩的亲信，当然也被认为是奸佞。根据君子和小人不两立的原则，他们拒绝和赵文华配合。问题是他们一个总督江南军务，一个巡抚浙江，是抗倭前线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别的官员可以不理睬赵文华，就是他们两人不能不理。你们要显示君子风范，可以不请赵文华吃饭，不跟他说闲话，但该汇报的事情得汇报啊。大敌当前，甚至是国难当前，还因为一些可笑迂腐的原则搞内部对立，也着实是可笑可恨。

　　站在赵文华的角度看，问题就很明显：沿海地区不断遭受倭寇荼毒，人民深受其害，而两位最高指挥官成天大吃大喝，对抗倭情形毫不关心，他反复督促出战的命令被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当然要弹劾告发，而且要往死里告。如果不弹劾不告状，那才说明赵文华良心坏了。

　　赵文华的弹劾奏章递上去以后不久，援兵到了。张经和李天宠这才组织力量大举进剿，取得了对倭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斩首一千九百多。二人连忙上奏这次辉煌的胜利。严嵩也都很及时的把赵文华的弹劾和张李二人的捷报都给嘉靖皇帝递了上去。

　　这个过程赵文华和严嵩都没什么错，正面反面的情况都跟皇帝汇报了，让皇帝裁决。嘉靖皇帝看了两份奏章之后，作出判断：张李二人长期畏战，得知被赵文华弹劾以后，才被迫出战。结果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说明倭寇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主要就是这两个人胆小畏战，才导致了倭寇长期危害沿海一带。于是下令把二人斩首。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两人确实是被冤枉的。但这个责任也确实不在赵文华和严嵩。张经和李天宠错误的处理了自己和钦差大臣的关系，然后又因为一系列巧合，让嘉靖皇帝做出了一个很缺心眼的判断，匆忙的杀掉了二人。嘉靖皇帝在诛杀大臣方面，在明朝十多位皇帝中，是仅次于朱元璋和朱棣的。手下好几个冤案。但他又缺乏朱元璋和朱棣的责任心，没有把治理国家太当回事，天天就知道修道。虽然修道期间也坚持每天批阅奏折，但主要是出于抓权的考虑，不让大权旁落，心思没花在治国上。杀人还是不杀，往往只凭借一时的主观判断，而缺乏详细周期的考虑，害得严嵩被文官们指着脊梁骨骂，背了一个大奸臣的黑锅。

　　不过嘉靖这样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说句缺心眼的话，中国人才很多，错杀一两个损失并不大。杀了张经和李天宠，胡宗宪反而干的更好。但是由于他这种冷酷无情的风格，臣下干活丝毫不敢松懈，总比明孝宗那种宽厚仁慈的作风要好得多。像抗倭名将俞大猷，多次被问罪，又多次被破格提拔，就是因为嘉靖对事不对人，反正打胜仗了就奖励，打了败仗就严惩，管你是谁，管你以前立过什么功劳，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打败的，一概不卖帐。俞大猷打仗次数多，胜负掺杂，打赢了就升官，打输了就降级或者变成大头兵戴罪立功，起起落落了很多回。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皇帝这样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皇帝治理国家，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最好的层次是嘉靖前十四年那种表现，跟张璁一起励精图治，大力改革国家弊政；第二等的层次就是嘉靖后三十年的表现，不求改革创新，但是严刑峻法，保证官僚集团能够努力工作而不至于松懈；最差的层次就是明孝宗那种“仁政”，官僚集团无所顾忌，国家加速向下堕落。

　　当然还有更差的，比如隋炀帝杨广这种，属于极端情况。

　　隋炀帝和嘉靖都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暴君。但我们要区分清楚，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暴”。隋炀帝的暴政主要是祸害百姓，先大力营建东都洛阳，又修大运河南下游乐，连续三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嘉靖的暴主要是诛戮大臣，没有干什么大规模劳民伤财的事情，其危害程度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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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3.“奸臣”严嵩

　　三十四、清官海瑞

　　徐阶扳倒严嵩，当上内阁首辅以后，确实干了很多事，最重要的就是引诱着嘉靖皇帝专心修道，不断的修建各种道家庙宇。

　　在徐阶掌权的那几年，正是嘉靖修庙宇殿堂最起劲的几年：

　　“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华等殿，宝月等亭既成，改惠熙为元熙延年殿；

　　四十四年正月，建金大典於元都殿，又谢天赐丸药於太极殿及紫皇殿，此三殿又先期创者；至四十四年重建万法宝殿，名其中曰寿憩，左曰福舍，右曰禄舍，则工程甚大，各臣俱沾赏；

　　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真庆殿，四月紫极殿之寿清宫成，在事者俱受赏，则上已不豫矣。

　　九月，又建乾光殿，闰十月紫宸宫成，百官上表称贺。”[1]

　　这方面徐阶是专家，他早已经从礼仪专家转型成为了青词专家，然后又进一步转型成为工程专家。嘉靖四十年，永寿宫失火，嘉靖想趁机修个好的宫殿。严嵩不赞成修，认为南方还在打仗，花钱太多，皇帝最好还是将就一下。徐阶却说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修好。后来还真是，徐尚书带着自己儿子日夜辛勤工作，亲自画图、亲自监工，只用一年时间，只花了严嵩预计的不到一半的钱就把新的宫殿修起来了。嘉靖对此非常满意，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遂超过了严嵩。

　　徐阶当首辅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皇帝安心修道，别再搞什么严刑峻法了，让官员们好好过日子。嘉靖也老了，身体又不太好，不想再折腾了，就很舒服的进了徐阶布置的圈套，全心修道，除了关心各种庙堂工程的进展，其它什么事儿都懒得管，一切交给徐阶去处理。

　　皇帝动不动就把臣下抓起来下狱、廷杖甚至杀头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文官们对徐阶交口称赞，视之为大贤臣。

　　后世对徐阶的评价，海瑞晚年的说法比较靠谱。他把徐阶称之为“甘草宰相”，治理国家只有一味药，就是甘草。甘草这个东西不治病，最多也就能缓解咳嗽，但吃着甜甜的，能让病人身体舒服一些。徐阶也愿意为国家做点事，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他的家族以及文官集团的利益，清退一些皇室勋贵的庄田可以干，有优秀的人才他也愿意提拔。除此以外，确实没干过什么改革进取的事儿。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后死去，由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继位。

　　隆庆皇帝在当藩王期间，身边辅佐他的人是高拱。徐阶为了巴结未来的皇帝，在嘉靖病危的时候，把高拱火线提拔进入内阁。几个月后嘉靖就病死了。

　　几乎同时被提拔入阁的还有翰林院掌事张居正。徐阶认为他是自己的亲信，可以用来制衡高拱。但张居正并不认为自己是徐阶的亲信，反而把高拱当成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来徐阶就在这个上面吃了大亏。

　　徐阶不知道，其实高拱和张居正都是张璁的铁杆粉丝。

　　高拱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张璁改革科举制度以后选拔出来的那一批官员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

　　高拱对徐阶的贪污和弄权早就非常不满，一上台就组织人马弹劾徐阶。御史齐康上书说：

　　“徐阶当内阁大学士十多年，对先帝修道、建宫殿庙宇，没说过一句劝诫的话，反而积极支持。先帝去世，他以先帝的名义撰写遗诏，却痛数先帝的过失，把责任都归结到先帝头上，自己一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他跟严嵩一起工作十多年，没有反对过严嵩的任何决定，还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严嵩倒台，他就落井下石。这种人事君不忠、对朋友不义，大节有亏。”

　　这些话说的有些道理，但不是什么实际的罪名。徐阶早已是公认的大贤臣，要靠道德攻击来扳倒他太难。高拱这个事儿干的有点急。六部九卿还有南北两京科道官员几十人轮流上书痛骂高拱，高拱实在无法抵抗，只能辞职走人。

　　高拱走后，剧本又按照传统套路展开：隆庆皇帝不管干什么，文官们都要管着。皇帝想去自己当藩王时候的府邸看看怀一下旧，不行；想去京郊散心游玩，不行；想去泰山祭拜，当然更不行；想给后妃买点珠宝，想都别想。总之，一切要按照文官们的安排，老老实实窝在皇宫里，每天上朝听取大臣们的汇报，定期举办经筵，听儒家学者讲授儒家经典，在内阁草拟的政策建议上面批示同意。除此以外其它什么事儿也别想干。一旦皇帝想表示不同意见，内阁就集体闹辞职，同时言官上书开骂无道昏君。

　　然后下一步就是皇帝实在受不了啦，跟内阁起冲突。就像朱厚照和嘉靖初年一样，把剧本再演一次。

　　但徐阶并不想历史重演，他不具备杨廷和或者刘健、谢迁那样的道德力量。杨廷和等人虽然迂腐，但还是很有理想的，要为儒家道统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徐阶并没有这样的政治理想，他不想冒险。家里有良田数十万亩，豪宅无数，还有几十间黄金位置的商铺，雇工上千人的纺织工厂。钱也捞够了，权势也享受够了，不如见好就收吧。

　　在隆庆皇帝多次不听劝告自作主张之后，一些言官看出了动向，又开始弹劾徐阶的不法行径。虽然这些事情还远远不足以动摇徐阶的地位，但他已经看到了危险，于隆庆二年七月，反复请求辞职，获得批准。

　　徐阶退休之后的第二年六月，朝廷下令，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海瑞调任应天巡抚，管辖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应天（南京）、苏州、松江（上海）、常州、镇江、徽州（徽商老家）、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还兼管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全天下最肥的官，可能就是这个了。

　　徐阶的老家松江府就在应天巡抚的管辖范围内。徐家是当地首富和最大的权势家族。海瑞清廉正直的名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对腐败分子的杀伤力就相当于核弹，扔到哪里那里就寸草不生。徐阶下台不到一年，就把挂正四品虚衔的海瑞，授予正二品[2]的实权肥缺，去巡抚应天十府。如此不合常理的安排背后，很有可能是有人想故意收拾徐阶。

　　这个天才的人事调令是谁搞出来的，无法查证。应天巡抚是正二品大员，选任必须通过内阁。当时内阁首辅是李春芳，这是个好好先生。这么大胆的事儿他干不出来。接下来就是张居正，再接下来是陈以勤。

　　隆庆皇帝、李春芳、张居正、陈以勤，这四个人里面应该是有人想要收拾徐阶，也许还不止一个。具体是谁，不知道。隆庆和张居正嫌疑最大。

　　海瑞当官，一向以敢于跟上级对着干出名。当了十几年官下来，顶头上司被他折腾了个遍。他在淳安当七品知县，胡宗宪是总督，是海瑞的上级和上级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五个上级），对五品以下官员可以不用奏请直接处置。胡宗宪的儿子出游，沿途索要贿赂，到了淳安的驿站吃拿卡要，殴打驿站人员。海瑞直接就把胡公子吊起来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还干了一票抢劫，把胡公子随身携带的金银珠宝全部没收充公。消息传出，震惊整个浙江官场。不过胡宗宪这个人还不错，竟然没找海瑞麻烦。

　　后来海瑞又得罪了巡视盐政的鄢懋卿，主要就是拒绝高规格接待。鄢懋卿本人倒没说什么，但陪同他出行的御史袁淳看不过去，就上奏参了海瑞一本。这下海瑞就吃亏了。本来已经内定他升级为嘉兴通判，被袁御史这么一参，只能平级调动到江西兴国县，换了一个更穷的地方继续当知县。

　　严嵩倒台以后，胡宗宪和鄢懋卿都被视为严嵩的亲信，遭到清算。而海瑞因为得罪过这两位，当然被认定为忠臣。这是中国官场政治斗争的一贯原则，历来如此的。于是他奇迹般的被提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从地方七品官变成了中央六品官。

　　到了中央以后，他发现官场之腐败黑暗比地方更严重。观察过来观察过去，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子——嘉靖皇帝。冒死写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上奏嘉靖皇帝。

　　这份奏疏的内容大概就是说：

　　皇帝陛下你天天修道有什么用？你以为修道就能长生吗？那带着你修道的那几个老道士咋都死了呢？你动辄打杀大臣，有违君之道；不见自己的儿女，有违父之道；不跟皇后住在一起，有违夫之道。你就是个三位一体的无道昏君。对此全天下的臣民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了。现在天下官吏腐败，军队羸弱，盗贼四起，民不聊生。大家都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的意思。

　　陛下您刚刚登基的那几年，可不是这样啊，每天励精图治。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也算是钱粮满仓、人民安居乐业的好时光了。但没过多久，您就开始沉溺于修道，荒废了国家大事。二十余年不上朝，国家纲纪废弛。后来虽然罢黜了奸臣严嵩，无非也就恢复到严嵩当宰相之前的局面罢了，也不是什么清明世界。

　　陛下你的过错那是举不胜举，但主要问题还是修道。您觉得只要严刑峻法，就不怕无人办事，天下就可以治好，修道便没有什么害处了吗？这是大错特错啊。这样只会培养出一批阿谀奉承，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臣子出来。坏人还是贪得无厌，一般人也只是得过且过。即使是好人，也不过是奉旨做事、亦步亦趋罢了。而那种清正廉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能够除旧布新、振兴国运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发现。

　　陛下天资英明，就算是汉文帝、唐太宗也有所不及，只要能够幡然悔悟，放弃玄修，重新振作，找回当年的干劲，那么治理好国家对您来说绝不是什么难事。这是目前天下第一重要的事，所以我冒死进谏，恳请陛下醒悟。

　　嘉靖皇帝读完这封奏疏之后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在地上，下令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

　　皇帝身边的宦官好像也比较同情海瑞，就说：“这个人一直就有愚直的名声，我们听说他上奏前把棺材都买好了。陛下不用着急抓他，他不会跑的。”

　　嘉靖听完这个话，又把奏章捡起来重新读了一遍，然后说：“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比干吧，但我不是桀纣。”

　　后来海瑞虽然被下狱，但嘉靖皇帝一直没说要怎么办。嘉靖其实心里明白海瑞说的是对的，只是自己不想改。但又不能把海瑞放出来，那就等于公开承认错误了。所以既不杀，也不放，也没有审讯，没有廷杖，没不罢官。就这么关着吃牢饭。这对海瑞来说倒没啥，他自家吃的说不定还没有牢里的饭菜好。

　　嘉靖有时候想起来生气了，又要把海瑞杀掉，总会有人想办法劝解。

　　在劝解的人当中，就有徐阶。徐阶这么做并不是他很欣赏海瑞。这是内阁首辅的责任。对这种骂皇帝的官员，内阁一定要拦着不让打、不让杀，这是文官集团的基本政治规矩。海瑞这封奏章名气太大了，如果在他的首辅任期内让海瑞被皇帝杀掉，那他这个贤臣的名声可就要毁了。

　　嘉靖死后，海瑞当然立刻被放了出来，而且不断升官。这也是文官集团政治规矩的一部分——如果骂完皇帝不给升官，那以后谁还骂？

　　但徐阶没有重用海瑞，而是把他派到南京去当一个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官。品级还可以，但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就是养老的，中央官员去南京任职就相当于贬谪或者退休。到南京通政司当一个副职，这个人的前途就废了。对徐阶来说，海瑞就是一个政治上必须要提拔，但是又很不好打发的人。放到南京去当一个没实权的高官是最佳选择。

　　[1]《万历野获篇》卷二·列朝·斋宫
　　[2] 明朝知府的品级是正四品。应天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府尹是正四品。但应天巡抚权力范围大大超过了应天府的范围，是正二品高官。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5.应天巡抚

　　三十五、应天巡抚

　　海瑞当了应天巡抚，终于有了大干一场的机会，自然是不负众望，开始甩开膀子干。提倡节俭，打击贪腐；又兴修水利，只用了几个月就治理好了两条河流。这些事情，对海瑞来说当然是不在话下。真正比较大的事情还是探索“一条鞭法”的改革和打击土地兼并。

　　当时江南地区的土地兼并问题已非常严重。

　　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为原田主管理土地的家仆，伪造点证据，把原田主的田说成是家仆的，“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人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

　　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大明律》规定，官员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就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

　　通过这种强取豪夺的方式，官僚地主就可以兼并大量的土地。在松江府，兼并土地最厉害的当然就是官最大的内阁首辅徐阶一家，达到二十四万亩之巨。

　　海瑞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徐阶对他是有些恩情的，在皇帝面前保过他。在此之前，海瑞还一度认为徐阶是一个很不错的政治家。等到海瑞了解到徐家在松江的各种不法事项之后，对徐阶的看法就大大的改变了。

　　对海瑞这种人来说，这倒没什么好纠结的，肯定是严格执法、铁面无私。他写信给徐阶，要求他带头退田。徐阶给了海瑞面子，象征性的退了几百亩给原来的田主。算是作出了表率。

　　要是一般人，那也就算了。但这是海瑞。他还是不依不饶，要求徐家至少退掉一半，也就是十二万亩。

　　这下徐阶就不干了，拒绝再退。双方遂陷入僵持。

　　此时，远在北京的张居正又干了一件事：走太监的门路，把徐阶的死对头高拱给调回来了，继续担任内阁大学士。高拱回来了还不说，竟然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兼任吏部尚书，直接掌握人事权力。

　　此时弹劾海瑞的奏章已经如同潮水一般涌到了皇帝面前，抱怨海瑞退田冤枉了很多富豪家族，纵容刁民告状，把江南富豪们很多合法取得的土地也给夺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隆庆皇帝刚开始还非常坚决的鼓励和支持海瑞。但高拱回来以后，情况就变了。

　　高拱这一次站到了徐阶这一边。经过他的反复劝说，隆庆皇帝改变了对海瑞的看法，认为这种改革方式过分激进，不利于社会稳定。免去了海瑞应天巡抚的职位，让他回南京去管理粮储。

　　然后，高拱又利用吏部尚书的权力，把粮储的职能转移到户部，取消了这个职位。这下海瑞就没有位置了，相当于被强迫退休。

　　高拱把事情做这么绝，是因为他非常痛恨海瑞。

　　三年前的隆庆元年五月，御史齐康在高拱的指示下，弹劾徐阶。当时海瑞坚定地站在徐阶一边，上疏指斥高、齐“小人非才不能乱国”，大骂“齐康甘为鹰犬，受高拱指使，搏噬善类”。

　　海瑞官位不高，但是名声太大。大家都知道海瑞公正无私，肯定不会结党。既然他说高拱是鼠辈，徐阶是正义的一方，舆论自然对高拱极为不利。高拱马上就兵败如山倒，只能灰溜溜的走人。

　　这个事情，让高拱对海瑞的忌恨超过了对徐阶的不满。

　　在高拱看来，徐阶已经是落水狗，被海瑞这么一闹，全天下都知道徐家干过很多为非作歹的事，再也翻不了身。而海瑞的名声和权位正在迅速上升，如果帮助海瑞打倒了徐阶，在江南推行改革取得成功，那么海瑞的名声就太高了，功高盖主，内阁也驾驭不了。

　　更何况，海瑞本来就是一个无法被驾驭的人。这种人只认公理，不认人，甚至不认权力。这是任何喜欢专权独断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不仅高拱不能容忍，后来张居正当权，也坚决不再用海瑞，谁推荐也不行。核心原因就是一个：无法驾驭。

　　海瑞在江南的改革，只持续了九个月，就终止了。

　　赶走了海瑞之后，高拱这才调转枪头继续收拾徐阶。他指示自己的亲信苏州兵备使蔡国熙出马，处理徐阶一案。蔡国熙经过审理，将徐家的六万亩土地收归国有，把徐阶的大儿子充军，两个小儿子罚去做苦工。不过很快

　　高拱这个人气量比较狭小，不过也确实很有才。在他当政的几年里，跟张居正密切配合，着实干了几件漂亮事。主要是促成了明朝和蒙古俺答汗的和议，开放双边贸易，使得明朝边境长期战争不断的局面基本结束；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取得成效，任用殷正茂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等等。

　　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高拱很快就变得骄傲自负起来。仗着隆庆皇帝的信任，连续赶走三位内阁大臣：李春芳、陈以勤、殷士儋。只剩下一个张居正。高拱在首辅的位置上，刚开始还比较注意操守，但慢慢的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跟人聊天时常说：“工资太低，没法生活”，对方当然就心领神会的给他送礼送钱。其门生弟子也跟着乱来，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张居正和高拱，彼此之间原本互相引以为同志。但高拱的独断专行和自甘堕落让张居正越来越无法容忍。高拱在整徐阶的时候，张居正表示过希望下手不要太重。高拱竟然听信谣言，跑去质问张居正是不是收了徐阶的贿赂。张居正勃然大怒。后来虽然高拱道歉了，但二人的决裂已不可避免。

　　隆庆六年，高拱最重要的支持者——隆庆皇帝去世了。高拱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反而想趁着太子年龄幼小，加强一下内阁专权，把他不喜欢的御马监掌印太监冯保赶走。冯保遂和张居正联合，在太子和太子生母李妃面前诬告高拱，说高拱嫌太子年龄太小，不堪做一国之主，想要拥立外地藩王进京当皇帝。太子和李妃大惊失色，第二天就颁下谕旨，让高拱回家养老。

　　赶走高拱以后，张居正遂掌握内阁。开始按照他的意志来推动变法。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6.张居正变法

　　三十六、万历首辅

　　张居正能够掌握大权，除了万历皇帝幼小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太监冯保配合的很好。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之前的内阁首辅，往往囿于文官集团的陈见，跟太监集团划清界限。这种偏见毫无道理，文官并不天生就是好人，太监并不天生就是坏人，最多只能说受过系统文化教育的文官行政能力总体比太监更强，但道德水平那就很不好说了。

　　张居正实事求是的对待这个问题，由冯保充当他跟小皇帝和太后沟通的渠道，而把行政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冯保的弟弟犯了法，落到张居正手里。张居正毫不客气的依法治罪，打了一顿板子。冯保也没说什么。之前六科给事中的弹劾奏章不经过内阁，而是通过司礼监直接上奏皇帝的。张居正说为了加强管理，言官的奏章以后一律通过内阁，不再通过司礼监。冯保也表示同意。

　　张居正能够打破陈见的第二个地方就是敢于大胆信任武将勋贵，这一点他和高拱是一致的。他把世袭爵位的戚继光放到北方对抗蒙古，把行伍出身的武将李成梁放到辽东，都放手让他们去统管当地军政事务，直接对张居正负责，没有同级别的文官在上面管着。这一时期也是明朝中后期北方边防最稳固的时期。李成梁号称大小两百余战，无一败绩，“边将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

　　戚继光更猛。打胜仗的次数没有李成梁多，主要是因为打了几次之后蒙古就发现这仗没法打了。万历三年，蒙古五万骑兵入寇。结果被戚继光用火枪骑兵八千人加上几十架战车就给打垮了，活捉对方主帅。蒙古一看这还打个屁啊。一部分归附明朝，一部分改到辽东找李成梁玩去了，当然也没占到便宜。

　　经过抗倭战争考验的戚家军，已经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全面装备了火枪和大炮，具备了远征漠北的战斗力，跟汉朝一样与对手形成了武器代差。唯一缺憾是数量不够，火枪骑兵只有八千人，带小型火炮的战车有几百辆，然后还有一两万步兵。如果军费充足，能够训练出五万火枪骑兵，那么再现当年汉唐军队出塞几千里，横扫漠北的的盛况是很容易的。张居正的改革让国库充足，财政实力也具备。可惜明王朝已经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末期，内政腐朽，理学士大夫阶层腐败堕落，思想保守，不可能支持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张居正一死，啥都白搭，戚继光马上就被解除兵权，调到广东养老去了。

　　内与太监合作，外有武将支持，皇帝年龄又小，张居正才能够大权独揽，开始铁腕推动自己的改革。

　　改革的内容目前说的比较多的都是经济方面，主要就是丈量天下土地和“一条鞭法”的改革。其实这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

　　什么是重点呢？张居正一死，官僚集团就迫不及待的立刻废除的那些措施才是重点。

　　丈量土地的成果是公认的，丈量出来登记的黄册被继续用于征税；“一条鞭法”的改革在张居正死后继续推行，最终推广到了全国。但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张居正一死马上就被废除了。

　　这两条，才是改革的核心，是严重触犯文官集团利益的东西。

　　我们先讲非重点。

　　“一条鞭法”是张璁改革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实践，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又有探索。主要就是把各种赋税、劳役都折合成银子缴纳，原来是叫“一条编”，就是各种形式的税负都编成一条的意思。赋税和土地数量挂钩，劳役和人口数量挂钩，以前赋税是缴纳粮食，劳役是本人去从事政府派遣的劳务，这些现在全部都可以折算成银子。

　　一条鞭法的改革意义不是很大。有人往往误以为一条鞭法是把劳役摊入土地，而不再和人口挂钩。这是错误的。明朝的一条鞭不是这样的。在实际执行中是把人口折算成土地面积，合并之后再折算成银子。比如一个人承担的劳役可以折算的银子，相当于五亩田的税。他名下又有十亩田，那么他就按照十五亩田来交税，就把劳役和田赋都一块交了。就是这个意思，劳役还是和人头数挂钩，没和土地挂钩。真正的“摊丁入亩”要到清朝雍正改革的时候才有。

　　所以一条鞭法的改革本质上只是赋税货币化，基本不涉及赋税公平的问题。实际执行过程中，粮食其实还是要交，只有部分货币化。因此一条鞭改革主要就是劳役货币化。政府收了银子再去雇佣人来完成所需的劳务，不再直接无偿征用人力。

　　这个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像海瑞在江南搞一条鞭法，就没有问题，因为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对外贸易挣了很多白银回来，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劳役都变成银子来交，就很方便，政府也方便、纳税人也方便。

　　但是，推广到全国以后，就有问题。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这些地方经济货币化程度比较低，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他们要把粮食卖了去换成银子来交税，中间就会吃亏，变相的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有些人很穷，宁可承担劳役，因为劳役虽然不给钱，但是管吃管住。改完之后不让干活反而要交钱，他们就受不了。所以北方地区一度很反对一条鞭改革，山东官员在奏章里面就说：“所谓便民一条编，其实是杀民的一把刀”。

　　“一条鞭法”的改革，主要是有利于政府，对于老百姓有利也有弊，不同地区不一样、不同阶层不一样，主要对富裕地区有利，对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有利。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官僚集团当然不会废除，而是继续推广——因为它对官僚集团有利嘛。后来推广到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西北地区，就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给推广出来了。

　　丈量天下田土这个事儿我们在讲刘瑾变法的时候讲过。主要是避免权贵家族多占土地却是瞒报，这样税负就落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军民身上。刘瑾丈量到一半就被杀了，丈量行动立刻终止。张居正成功的把土地丈量完了，清查出来了三百多万顷的土地。

　　这个事情从表面上是不利于官僚集团的。但很容易变相执行。你丈量你的，反正每年收税的总量是定的，你也只能监督这个。地方官员收税的时候，还是不收权贵家族的税，还是继续把全部税负压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那你这个丈量的结果自然就废了。张居正死后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条政策看起来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其实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制度。

　　所谓“考成法，就是“考核工作成效的制度”，跟今天公司绩效考核很相似。张居正在给皇帝的奏章里面说：以前言官发现什么弊政，就上书揭发要求改革；各部有什么政策，也上书建议希望实行。但是这些东西说了就说了，皇帝批示说：“好，各部遵照执行”。其实没有人去落实监督，地方上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中央政府变成了放嘴炮的，大家以空谈发表意见为荣，谁都不去真正干活。因为提意见很容易，真正把事情做出来却很难。

　　为了纠正这种官僚主义弊病，张居正就把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个地区的任务详细的列出来，并且根据奏章和皇帝、内阁的批示，不断的加任务进去。最后每个部门、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任务清单，什么时候完成、谁是第一负责人等等都说明。完成了就来销账。到了年底，督查部门核对计划，如发现官员有重要工作没完成，那官职就被降一级（严重者降二、三级）。如果次年绩效还没有改观，那就一直降下去，直到回家当老百姓为止。

　　内阁管理言官，就是把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考核权力放到内阁。把监察权抓起来之后，张居正就不让这些人随便指点江山了，全都给我上山下乡，到基层去监督中央政策执行情况。丈量的田地，有没有平均分摊税负；一条鞭的改革，有没有简化征税手续，真的把之前种类繁多的劳役杂税都给合并了。官员有没有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情况等等。被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就严格处罚。有点像今天的中央巡视组。通过强化监察，来保证改革的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因为没有完成绩效考核，或者被参劾执行改革措施不力而被降级或罢官的官员，超过了两千多人。

　　这两条才是真正对官僚集团动刀的改革。这下官员们没法偷懒了，要想把税收转移到小老百姓头上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丈量天下田亩以平均税负，一条鞭法以简化征税程序、降低征税成本的目的才能够实现。

　　之前各个地方拖欠钱粮的情况非常严重，每年的税收任务，能够完成百分之六七十就算高的，最低的有只完成百分之二三十的。而拖欠国家税粮的主要就是有权有势之家，官员也可以趁机中饱私囊，说起来就是宽限民力、藏富于民。张居正的考成法一出，最低必须完成百分之九十，完不成的就降级。又有很强的监察系统盯着，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不太容易。这下子官僚集团、豪强家族就愤怒了。开始向张居正发起进攻。

　　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说你妨碍了我们贪污国家钱粮、妨碍了我们坐着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不干活。而是从祖宗制度和个人品行等方面，向张居正发起进攻。说这种改革不利于太祖皇帝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立国精神，还有就是内阁管理言官严重违反了朱元璋废除宰相的祖制，是搞专制独裁等等。

　　反正这个时候他们又想起朱元璋来了，觉得还是朱元璋的政策好，言官不归宰相管。其实朱元璋收拾官僚集团的力度比张居正不知道要猛多少倍，二人简直就是大怪兽和小白兔的区别。这帮人落到朱元璋手里那就不是考成降级的问题，早就给剥皮实草了。

　　年少的万历皇帝非常支持张居正，对这些弹劾一概置之不理，或者予以严厉处罚。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照理学思想的要求，他需要回家守孝。如果这样，张居正的改革就自然终止了。张居正当然不想走，小皇帝也不想张居正走。于是就要“夺情”，也就是皇帝不准大臣回家守孝，以免耽误国家大事。

　　这一下保守派文官大臣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激动起来。可算让他们找到一个赶走张居正的正当理由了，焉能放过？于是轮番上阵，要求张居正必须回家守孝，不然就是严重违反国家制度和儒家伦理的行为，大逆不道、畜生不如，不足以为宰辅。

　　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上奏声称离职守孝是“万世不易之制”，“纲常不顾，何以安社稷？”

　　翰林院检讨赵用贤指责张居正：“背公议而徇私情”；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斥责张居正是“忘亲贪位”；

　　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则大骂张居正“亲死而不奔”是“禽兽”。

　　还有人把这些谩骂的奏章字句，抄成小字报贴到大街上进行煽动，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张居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内阁大学士张四维跑到张居正家里去劝他，说现在舆论压力很大，要不你还是回家去吧。张居正情绪激动，竟然突然拿出一把刀来对着自己脖子说：“大臣们要我守孝，不守就是禽兽；皇帝要我夺情，不从就是不忠。你让我怎么办？不如杀了我吧！”张四维被吓得转身就跑了出去。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万历皇帝态度坚决，下令把闹的最凶的艾穆、赵用贤、吴中行、沈思孝、邹元标处以廷杖，然后削籍为民。并颁下圣旨，以后还有谁敢非议夺情的，杀无赦。这才把这股风潮给镇压了下去。

　　尽管有很大的阻力，由于皇帝的坚决支持，张居正变法终究还是顺利的推进下去了。最大的成就，就是自从明孝宗以来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局面得到了改观。

　　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国家财政强大的同时，人民的负担并没有显著加重，社会安宁、经济繁荣。边防军队在戚继光和李成梁的统领下，基本上是战无不胜。国家呈现出全面中兴的景象。这种立国两百年之后再次复兴的情况，在之前的大一统王朝都还从未出现过。可以说，张居正的变法，在他生前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功。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7.王安石与张居正变法之异同

　　三十七、末世变法

　　张居正变法跟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基本一样。张居正丈量土地平摊税负，在王安石那里叫做“方田均税法”，完全一样；张居正搞“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程序，在王安石那里叫“免役法”，就是要劳役变成交纳“免役钱”的方式来代表，内容也是一样的。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而张居正的变法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这里面最大的差距，就在我们前面说的，张居正变法的真正重点在于考成法和监察机制的改革。这是王安石变法没有的。王安石变法只改革财政税收制度，而没有对官僚体系进行整顿。

　　中华帝国是郡县制、官僚制国家，跟封建制国家不一样，官僚系统在国家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各种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都要通过官僚体系去执行。改革措施是一样的，执行的人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正好相反。

　　王安石只是在中央层面获得胜利，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但他对地方官僚完全没有掌控能力，甚至对那些中央的反对派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他们贬到地方上去做官。这样的变法，不可能取得成功。相反，很容易就被搞成了一场灾难。

　　王安石曾经向皇帝保证，只需要“理天下之财”，就可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是不可能的。古代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缓慢，短期内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定会相应的减少民间的财富数量。所以问题的关键绝不是“理财”，而关键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于新增的国家财政收入是从哪一部分“民”那里来。

　　如果是从权贵阶层那里来。那么“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就可以实现。这些人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对下掠夺民脂民膏，对上侵吞国家资产来获得的。把这些财富转为国家财政收入理所应当。国家财政充裕以后，可以用来救济灾民，降低底层人民的税收负担，修建有利于经济增长民生幸福的公共工程等等。这就是改革的最佳效果。

　　反之，如果不能够对权贵阶层增税，而把税收负担压到老百姓身上。那“国用足”就是一场灾难。

　　王安石变法，最终的效果就是后者。因为北宋官僚集团已经完全腐朽，他们自己就是最大的权贵阶层，一切变法措施经过他们执行，最终都成为掠夺老百姓的新工具。比如“免役法”到了他们那里，很简单，不就是收钱吗？马上给老百姓加税就是了，以后大家要新交“免役钱”了啊。至于以前的劳役杂税，照收不误。

　　“方田均税”，新查出来了土地要增税，当然继续加派到老百姓头上就是了。

　　王安石还搞了“均输法”，设立政府机构，在粮食等物资下降的时候收购，在粮食价格昂贵的时候销售，以平抑市场物价波动。到了腐败的官僚集团手里，这个新的机构就专门抢购紧缺物资，哄抬市场价格，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最后，官僚们看起来努力的执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新丈量出来的土地的田赋交上来了，免役钱也收上来了，国库充足了。但同时人民也快要暴动了，国家也快完蛋了。

　　出了这么多问题，他们当然归结到王安石头上。说你这个变法，其实就是与民争利，就是来抢劫民间的财富，让人民流离失所。各种人民的惨状被汇报给了皇帝，还向皇太后打小报告。在太后的压力下，皇帝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然后，文官集团就大书特书，把王安石变法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记录下来，以告诫后人：千万不要学王安石。

　　从北宋一直到明朝，大家都公认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糕的事情。朱元璋更是听到“理财”两个字就要抓狂。有人跟他建议，说其实还有很多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好好的理一下财，国家财政还有很大的增加空间。朱元璋听了就大骂，说北宋就是被王安石这种理财专家给搞垮了，政府理财就是想办法抢人民的血汗钱，以后谁再跟我谈理财我就杀了谁。然后定下规矩，锁定国家财政收入总量，不准增加。

　　张璁变法的时候，也说：“王安石主行新法，遂致天下大坏”，所以“过高之论，不可行之事，纷更法度，吾虽死，不敢苟同也”。[1]张璁变法虽然也在整顿官僚集团，但总体改革力度比较保守，主要就是受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张居正刚开始变法的时候，反对派就质问他：“你是不是想学王安石？”张居正也不敢正面回答。

　　与王安石变法相似的，还有唐朝后期的“两税法”改革，把所有的税收、劳役都改为夏季和秋季分两次征收的单一税。具体做法，其实就是重新调查天下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然后重新把国家税负分配到这些土地和人口头上去，让税负更加公平一些，让那些隐匿土地和人口的权贵之家多交点税，以保证国家采用充足。

　　但是最后的效果也跟王安石变法一样，刚开始极大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效果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很快就形同虚设了。[2]

　　——一个王朝的后期，一定会出现较大力度的财税制度改革。这是因为原有的财税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逃避税收、把税赋压给老百姓的成熟方法。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人民税负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的情况。这就是明孝宗很郁闷的问刘大夏的那个问题：“我百般节省，人民苦不堪言，财政却还是不够用，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钱都到权贵腰包里头去了。所以就要改革，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方面降低人民负担。两头得好处，必然就要求对上贪污、对下掠夺的官僚权贵阶层出血。所以不管是唐朝的两税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和免役法、还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和丈量天下田亩，都不是什么很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就是换个方式收税而已。

　　这个措施并没有触及到帝国衰落的核心问题，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

　　不去对官僚集团进行换血，不打击腐败、澄清吏治，不提高政府效率，财税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像样的成功，最多维持几年，然后新的逃税和转移税赋的模式就会被普遍使用，一切又恢复到改革之前的状态。改革者改革的初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降低人民负担。注定只能完成其中一个：增加国家收入。而人民的负担反而会加重。这样反而有可能加速王朝的灭亡。王安石变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财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推行考成法和改革监察机制。监督着他们按照改革者的本意去执行变法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张居正之前的张璁变法，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富有实干精神的人才进入政府。张居正变法的时候，这些人正值壮年，他们在各个部门和地方为张居正提供支持。从张居正和海瑞等人的书信文集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各个地方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们通信交流，彼此引以为同志。而王安石变法之前，没有这样的用人体制改革为他打好基础。

　　——不过，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王安石本人却全身而退，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张居正变法虽然成功，身后却遭到了清算。因为王安石在个人操守上无懈可击，而张居正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1]《张文忠公集》奏疏卷2《公职守》。
　　[2]张有义、张娜：《唐朝“两税法”：中国赋税改革的分水岭》，法制早报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8.人亡政息

　　三十八、人亡政息

　　尽管如此，张居正在对付官僚体系方面，也仅仅是加强考核和监督而已，没有更大力度的改革。这就注定了他的改革无法长期维持。

　　万历十年，张居正因为痔疮手术的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

　　——无耻文人王世贞，因为向张居正求官不成，给张居正送礼，又被退回，遂深恨在心。后来写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时候，就捕风捉影，说张居正是好色过度、胡乱吃春药而死的。甚至污蔑说是戚继光送的春药。这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胡说八道。张居正在私人通信中多次提到他的病是痔疮，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痛苦，最后下决心拔掉，当时医术很不发达，手术后如何避免感染内出血等问题都没法解决，结果出现严重的术后并发症。终于不治。此外，这个王世贞的父亲因为边关打蒙古吃了败仗，被嘉靖皇帝判处死刑。他就跑去苦苦哀求严嵩帮忙。因为严嵩没有能够救得了他的父亲，他在《首辅传》也里面就大力抹黑严嵩。今天有关严嵩的负面材料，很大部分都也是从王世贞这本书里面来的。

　　张居士死后，一场反攻倒算的大戏立刻上演。

　　文官们先是从冯保下手，因为冯保确实有贪污问题，而且在万历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向李太后打小报告的角色，万历本来就有点讨厌他。很快冯保就被下狱抄家。结果抄出来了一百多万两银子，这让万历皇帝感觉这是一种不错的发财方式。文官们就趁热打铁，不断攻击张居正有经济问题。

　　有些事情也确实存在，特别是张居正一边严格教育小皇帝要勤俭节约，这里不让花钱那里不让花钱，自己却非常乐意接受一些官员提供的奢华享受。这种两面派作风，让小皇帝尤其生气。比如回家省亲，竟然坐的是三十二个人才能抬得动的轿子，里面有卧室、有客厅，简直就是一栋移动的豪宅。

　　张居正在这些方面确实有些不注意，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衣服穿的鲜美耀目，一天都要换好几身衣服等等。但其实他还是挺清廉的，基本不会收受贿赂，经常有地方官给他送东西被他给退回去的记录。

　　张居正的收入应该主要来自于官场的常例钱，也就是按照“官场潜规则”，逢年过节、还有官员和官员夫人的生日，下级部门向上级送的礼物。这个钱不对应具体的人情和事，你在某个位置上，下级哪些部门什么时间该送多少钱，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收了之后也不欠谁的人情。这已经成为了官员准合法收入的一部分，类似于官僚集团自己给自己发的岗位津贴。

　　因为明朝后期官员的工资确实太低。朱元璋定的标准其实还可以，足够养家。但是后来物价上涨，工资标准却没有变过。如果大家都按工资生活，那就都跟海瑞一样，只能天天吃青菜馒头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陋规”。最终来源是征税的时候所加收的“损耗”。比如所谓“火耗”，就是收银子的时候，声称银子要重新铸造，用火烧化，过程中会有损失，这个损失要由纳税人来交。征收粮食，也会声称在装卸过程中有损失，需要多收一些。其实就是找个名头来征收一笔附加税，官员们就用这笔附加税来给自己发岗位津贴。

　　连皇帝都知道有这笔钱，不会有人因为收了这个钱而被告贪污。它已经基本合法化了。这也是明朝一直不给官员涨工资的原因，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吏员都知道官员们有这么一笔收入来源，没必要再涨工资。一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改革，“火耗归公”，把这笔钱纳入国家财政，然后给官员们大幅度增加岗位津贴——“养廉银”，才把这种做法改过来。不过等雍正一死，一切又恢复原状。

　　这笔“常例”是正工资的十倍以上。算上这笔收入以后，明朝的官员完全可以不再贪污受贿，就能过上非常殷实的生活。所以有人把明朝官员贪污归结到工资太低上，是不对的，甚至归结到朱元璋头上，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在常例之外还要再伸手拿钱的真正的贪官污吏，主要还是自己良心坏了，过度贪婪。

　　明朝的所谓清官，一般就是指除了这种常例以外，不再因为个别请托事项另外再收贿赂的官员。按照这个标准，张居正可以算是清官。没有任何他收了别人的钱帮人办事，或者主动索取珍宝古玩，别人不满足他的索贿就整人的记录，反倒是有很多他退回各种礼物的记录。

　　至于生活奢侈，张居正确实是有一点过度讲究。但衣服穿的精美一点也不是什么罪过。像坐豪华大轿子那是确有其事。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不耽误办公。他是整个国家军政系统的神经中枢，他一不干活，系统运行马上就会放慢。坐着轿子啥事也不干在路上走一天，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得相当于多少台大轿子呀？回家一趟来回在路上得一个多月，如果都坐在轿子或马车里面不动，那才是真正的浪费。

　　但是墙倒众人推，张居正的这些生活上的小问题，都被文官们挖出来添油加醋的向皇帝报告。终于完全改变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印象。认为张居正在严厉管束皇帝的同时，不知道背后贪了多少钱。于是下令给张居正降罪，抄家。地方官员一听到要抄家，为了争功，马上下令包围张家，不准任何人进出，以免他们转移财产。等到抄家官员来的时候，家里已经饿死了好几口人。但最后包括他六个儿子在内的整个一大家子，只抄出来了十万两银子。抄家官员绝不相信就这么点钱，对其全家反复拷打审问，还逼死了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最后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财富。

　　抄家的结果表明张居正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注意的，但也显然注意的不够。

　　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在子女问题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竟然全都中了进士，命中率高达百分之百。明朝科举乡试的录取比例大概4%，会试的录取比例大概10%，加起来，一个人中进士的概率应该是千分之四。三个儿子都考取进士的概率大概是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因为张居正是天才，23岁就中了进士。考虑到遗传因素，他的儿子们应该都很聪明。然后他教子有方，也延请了最好的老师。三个儿子都中进士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作弊走关系了。我看了很多种材料，关于张居正科举作弊的说法基本都是野史传闻，没有切实的依据。而且他的大儿子张敬修在万历二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还没有考上，过了几年再去考才考上的。

　　但是，他的二儿子参加殿试中了榜眼（第二名），三儿子参加殿试中了状元，这就是很赤裸裸的走关系作弊了。虽然这个走关系看起来是合法的。

　　殿试的排名由皇帝最终决定。万历皇帝在出成绩的时候就跟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也就是明着告诉张居正：你儿子当了榜眼，不是因为考试表现好，而是为了表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张居正欣然接受，并没有反对。

　　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皇帝主动定的，大臣无权或者不应该反对。张居正自己问心无愧。

　　但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皇帝还没有成年，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如果不妥当，张居正有劝诫的权力，也有劝诫的责任。万历皇帝有时候想要花钱修缮宫殿，想要给李太后家的亲戚封官，张居正都会拦着，要求皇帝花钱不能花太多，封官也必须符合制度不能封太大、数量不能太多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对皇帝要求严格，要求皇帝为全天下臣民作出表率。但是皇帝公然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给他的两个儿子走后门，点为榜眼、状元，他却没有拦着。这就是不对的。而且，影响极坏。

　　《明史》里面说：“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万历年间的礼部郎中高桂也说“自从张居正的儿子全都中了进士之后，大臣们的儿子再中进士，天下就再也没有人相信是硬考的了（自故相子一时并进，而大臣之子遂无见信于天下者）。”

　　这种影响，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应该可以考虑到。就算他的三个儿子中进士没有作弊，他也必须认真考虑公众的怀疑及其负面影响。如果他认真考虑了，而且出于天下国家的公心，那么皇帝给他的三儿子点状元的时候，他无论如何应该拦着。前面没拦着也就罢了，这还不拦着，国家科举考试的公信力就毁了。

　　但是他不仅没有拦着，还很得意很高兴。众官员去向他祝贺的时候，他竟然说：“我虽然已经有两个儿子中了三甲，但真正能为我光耀门楣的，我看还要数我的四儿子。”言下之意，等他四儿子长大了，也还要考状元才行。

　　这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给科举制度带来的损害不可估量。在张居正的儿子们连续高中以后，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以及吏部尚书王国光、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子弟也跟着沾光，纷纷考中进士。科举制度遂急剧败坏。

　　张居正同一时期的文人王化贞评论说：明朝两百年的“公道”就来自于科举制度，自从张居正开了这个坏头，“公道悉坏”。蒋星熠在《中华文化史论》中指责道：“万历年间科举营私舞弊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内阁的首辅、次辅以及一般的尚书、侍郎们，不再有任何顾虑，公然不要廉耻，直接出面为自己的子侄出谋、钻营，以求在各级考试，主要是会试中能够名列前茅。从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羽翼，壮大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并认为张居正就是这种“为私利而一意孤行的典型人物。”[1]

　　蒋先生的评价似乎有点过于苛刻。明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败坏显然也不是因为张居正一个人，而是大的趋势决定的。不是说张居正的儿子不中进士，科举就不会败坏；中了进士，科举就败坏了。但张居正确实应该以身作则，那么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它败坏的速度。

　　严嵩徐阶这种直接贪污钱财，是一种腐败；张居正不怎么收受贿赂，以清廉自许，但利用特权地位为子女谋前程，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更糟糕的腐败。

　　张居正死后的封号是文忠公，跟张璁一样。人们常津津乐道，明末有两个张文忠，都是大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改革也有很多地方是效法张璁的，包括在科举录取标准方面一样努力提倡文风朴实，同样采取了完善监察制度来保障改革落实，裁撤政府冗员等等。“一条鞭法”的名称也是张璁变法时期提出来的。但是，他和张璁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子女亲戚的要求不够严格。张璁回家就带一个大箱子，他回家就要坐三十二人的大轿子。张璁的子女全都默默无闻，他的三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所以改革措施虽然相近，张居正掌握的权力还要更大，但若论实际效果，张璁的效果明显更好。张居正的改革做成了事，却坏了人心；张璁改革做成的事不如张居正大，但没有把人心坏掉。所以第一个张文忠之后，还有第二个张文忠。第二个张文忠之后，就不再有第三个张文忠了。

　　[1] 《嘉靖革新研究》，田澍，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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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39.讪君卖直

　　三十九、讪君卖直

　　万历皇帝给张居正降罪，抄了张居正的家之后，很快就发现问题有点不对劲了。

　　考成法被废除了，政府办事效率立刻直线下降。以前什么事情让张先生去办，很快就给办好了，办出成效来回复了。现在很多命令，发出去就跟石沉大海一样，问起来总是这个部门推到那个部门，那个部门推到这个部门，理由倒是很充分，反正事情就是没办好。政府税收又恢复到了之前那种不断被拖欠、每年只能征收到百分之四五十的状态水平，财政开支很快就捉襟见肘了。

　　言官们解放了，内阁管不着了。据说这是“言路大开”的好现象，言论自由嘛。但放开之后就是对官员政务的监督不见了，改成天天上奏打嘴仗，你骂我、我骂你，说的都是一些跟治理国家没什么关系的事。

　　明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政务公开做的很彻底的时代。言官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抨击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人。而且各种奏章，经皇帝批阅发下来的，不管皇帝的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当天就要抄在邸报上公开发布，并印刷或抄录很多份，送到在京官员和地方重要官员的府邸——所以被称为邸报。

　　邸报没有保密规定，随便传抄，到大街上去发都行。实际上当时就有商人干这个赚钱，因为有很多人愿意花钱订阅。官员说了什么，皇帝批复了什么，全国人民都会很快知道。内政事务基本没有秘密可言。像宪宗时候，官员质问皇帝为什么专门跟万贵妃睡觉、不跟其她妃子睡觉的奏章，也是第二天就抄录下来发往全国，供大家传阅。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今天专门设置一批官员，主要工作就是批评中央政策、对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高级官员进行人身攻击，连私生活都可以揭发，而且不用提供证据。然后《人民日报》就天天刊登这些辱骂中央领导人、抨击中央政策的言论，还第一时间公布领导人之间的公文往来情况。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明朝就是这个样子。

　　内阁管理言官的制度被废除以后，言官们很快就把邸报当BBS论坛了，天天在上面发帖子，刷屏，打口水仗，争当网红，各种帽子满天飞。

　　这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在博弈。幕后的大佬们把官职俸禄都很低、说话又可以不负什么责任的言官当成武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比如，万历十二年，张居正死后两年，御史丁此吕上疏揭发礼部侍郎高启愚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出题《舜亦以命禹》，是在建议张居正当皇帝。因为根据儒家学者编写的历史，上古帝王舜是通过禅让的方式把位置传给禹的嘛。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因为高启愚去当主考官是首辅申时行推荐的。如果用这么重的罪名扳倒高启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让申时行引咎辞职了。

　　这事儿要是在清朝，高启愚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头。但明朝不会发发生这种事。首辅申时行坚决反对这个弹劾，认为根据朦胧的字面意义就是给人安上谋逆大罪，是非常危险的先例，无论如何不能开。

　　申时行立刻遭到反击，又钻出来几个言官连续上疏，说申时行在堵塞言路、包庇亲信。万历皇帝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正在气头上，凡是跟张居正有关系的事情都容易让他生气。于是下令罢免高启愚。申时行只能申请辞职，次辅许国也表示要和申时行一起辞职。

　　但这个时候有人提醒万历皇帝，那几个言官都是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发起攻击，就是为了打击申时行，还有次辅许国——他也是申时行的亲信。如果把申时行和许国赶走，那么王锡爵就是首辅的第一人选。王锡爵当上首辅以后，他们这些门生弟子当然就可以指日高升了。

　　这些言路官员品级很低，也没有实权。所以往往会铤而走险，采用这种方法来谋取政治前途。幸好王锡爵这个人比较正直，也看出来了其中的问题，于是上书为申时行辩护，并说自己绝不袒护自己的学生。万历皇帝才恍然大悟，下令把那个几个家伙贬出北京。

　　言官们除了进行这种文官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骂皇帝。

　　这也是帝国政治的一大传统。凡是能够把皇帝骂得猪狗不如的人，不管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证据，都会被文官集团捧为英雄。名气打出来之后，很快就会得到升官的机会。海瑞就是一个成功典型。因为把嘉靖皇帝骂的狗血淋头，正直的名声立刻传遍中国，一个举人出生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处长，竟然获得了应天巡抚这个天下第一肥差。晚生后辈们当然要大力效仿。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皇帝长期生病，不能上朝。他对自己疾病的描述是：“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

　　对于皇帝竟然不准时上朝和文官们讨论国家大事这种问题，文官们当然非常不满。给事中雒于仁可能学过点医术，就借题发挥，写了一篇《酒色财气疏》开始毫无根据的侮辱万历皇帝，说皇帝陛下你生病不能上朝，病根我都跟你分析出来了，主要就是四点，第一，酗酒；第二，好色；第三，贪财；第四，脾气暴。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改掉的话，您的病自然就会好了。

　　这个雒于仁有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万历皇帝长什么样，因为他的级别太低。医生看病还讲究个望闻问切，他根据皇帝说的十几个字，就把病根和治疗方法都给分析出来了，也算是神医。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经常过度饮酒。明史专家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能够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是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小皇帝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然后说，既然万历十八岁的时候喝醉过，所以他在八九年后还经常酗酒是很有可能的。

　　这样的逻辑并不能成立。如果万历亲政以后，仍然继续纵酒无度，何至于在史料中没有一点记录？年轻人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喝醉过一两次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怎么能以此为证据推论他一直在酗酒呢？

　　至于色字，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相反，万历倒是一直专宠万贵妃，终身感情都很好。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万历十四年，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主事也是在没有见过万历长啥样的情况下，听说皇帝有头晕目眩的毛病，就上疏分析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在《晚明史》里面就根据这个，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这句话用来说中国人有点打击面太广，但用来形容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伪善道学家确实很合适。卢洪春和雒于仁就是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好苗子，非常善于在“衽席之娱”上浮想联翩。不过著名贤君明孝宗可不好色，也不酗酒，天天跟士大夫们打成一片，三十多岁就病死了，之前也头晕目眩、卧床不起，这该怎么解释呢？

　　至于贪财，万历皇帝自己反驳的也很清楚了：

　　“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

　　这里说的张鲸是东厂太监，之前遭到文官集团的轮番攻击，要置之于死地。万历皇帝一直没有处罚张鲸。就有官员上疏说：“前数日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皇上犹豫”。也就是“流传”一种说法，没有证据。雒于仁把传闻当事实，说皇帝收太监的贿赂，实在很不靠谱。

　　万历皇帝反驳的很对：要是贪财，直接把张鲸抄家不就完了，收什么贿赂？太监是家奴，皇帝抄太监的家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比抄文官方便多了。

　　至于说爱生气，那倒是有道理。天天被这些没根据的言论人身攻击，还要抄到邸报上全国传阅，为人民群众提供八卦素材。这种事儿摊到谁头上都会生气。这奏章一传出去，过几天就会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讨论的热门话题：“哎呀，听说皇帝房事过度，搞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啧啧啧。”换了我也想把这帮家伙抓起来打板子。

　　对皇帝进行这种无根据的人身攻击，有一些人是真的被理学思想洗脑了，但大部分不是。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搏出位，得大名，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

　　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一文中说：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

　　蔡明伦分析道：“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这是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一种基本方法。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去反对皇帝的各种决策。你不是有廷杖吗？那好，我就把挨廷杖吹成一种荣誉，谁挨了廷杖谁就是英雄，把他抬到天上去。这样你廷杖的威慑力就降低了。

　　这种风气发展到明末，就是有些贪名好利的政治投机分子，主动去申请廷杖。而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去激怒皇帝，让皇帝生气了打自己一顿板子。挨完打之后，立刻成为文官集团的英雄，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位置有位置。

　　比如，张居正“夺情”事件的时候，那五个认为张居正必须回家守孝，把张居正骂的禽兽不如的官员，就如愿以偿的申请到了廷杖。特别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听说皇帝下令廷杖四个反对夺情的人，就赶紧写了一封奏疏交上去，大骂张居正。为的就是能够赶紧补上一个廷杖名额。万历皇帝果然满足了他的要求。

　　被打完以后，这五个都被革职了。但其正直无畏的名声传满天下。

　　五年后，张居正死了。这个五个人全部起复，全部升官。

　　刑部员外郎（副厅级）艾穆，“居正死，复起户部员外郎，迁右佥都御史”，最后的职务是四川巡抚（省长）。

　　刑部主事（处级）沈思孝，“居正死，召复官，进光禄少卿”，后来又迁太常少卿，迁顺天府尹（北京市长）。

　　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居正死之明年，用贤复故官，进右赞善”，最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长）。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居正死，廷臣交荐，召复故官，进右中允。”最后的官职是掌南京翰林院（院长）。

　　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居正殁，召拜吏科给事中”，最后官至吏部左侍郎（副部长）。

　　所以，廷杖是个好东西，挨打之后升官快啊。你为文官集团挨了打，集团的同志们能忘了你吗？

　　风险当然存在。这五个人算是运气好，五年以后张居正就死了。也有可能等不到年头的。比如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竟然干了四十七年。这个雒于仁就没有等到起复升官的哪一天。大臣不断的推荐起复，但万历坚决不批。雒于仁也想不到万历这么能熬。因为明朝皇帝一般也就是在位十几年。万历皇帝已经在位十七年，头晕眼花病不能上朝了，根据历史经验合理推测他估计也快挂了。这不是正是学习海瑞的好时机么？岂料万历这病怏怏的身体竟然还能再坚持三十年，成了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买卖就做亏了。但我们也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如果万历皇帝没几年就病死了，雒于仁一定会被起复，而且会跟那五位一样，不断升官。

　　风险是有的，没风险的事情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多好处？这就是文官集团开出的价码，有可能骂完之后被廷杖打死了，那你就只能名垂青史了；也可能像海瑞那样吃几年牢饭没受什么罪就出来了，火箭式的升官。就看你愿不愿意赌一把。

　　大部分人估计是不愿意拿自己辛苦考来的功名去冒险。但肯定会有人，而且有很多人是愿意的。对大部分低级官员来说，在官僚体系中升职希望十分渺茫，熬一辈子就是个副处长处长退休，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的生活，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想尽办法激怒皇帝，换来廷杖或者免职，一夜之间即可名满天下，还有很大的可能嗖嗖嗖的往上升官，这种事情当然可以考虑的。

　　那个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回到朝廷任职以后，继续以攻击皇帝为能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写道：

　　“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匆闻，英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宫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冷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对此，万历皇帝看得比较准，核心就是“讪君卖直”。这个卖不是卖弄，而是真的销售，把它销售给文官利益集团，从他们那里换来官位或者其它利益。不仅是名垂青史这种虚无缥缈的名誉，而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回报。

　　其实不仅是廷杖，不仅是骂皇帝，只要是对抗皇权受到皇帝处罚了，都会赢得好名声，是升官的捷径。就算被罢免了，在老家依然可以得到照顾。作为“反对暴君的义士”，你名气很大，会有人来请你去撰写墓志铭、给自己的府邸题词等等，并支付价格不菲的“润笔费”；还可以出自传挣稿费赚钱；你要办个书院招生讲学，因为你是义士，也会有人在赞助支持；中央的老关系也还在，地方官员会很尊敬你，找他们办个事儿一说老子是当年骂皇帝挨过廷杖的，就会受到英雄般的接待。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仅得了个“虚名”而已。

　　万历二十二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为不断推荐皇帝讨厌的人当官，激怒了万历，被革职回家。回到家里，他就开办书院，宣传士大夫才应该是天下的主人，以及政府应该给工商业富豪们减税。地方官员就给找地方，富商就给提供资金赞助。书院很快就开起来了，被命名为“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党人名义上的起源了。

　　相反，跟顾宪成同一时期的民间思想家李贽，皇帝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因为大力宣传反对理学思想的观点，揭露理学士大夫们虚伪无耻的真相，就不断遭到迫害、驱逐。最后被文官们诬告，被捕后自杀于监狱，其著作被列为禁书。

　　这就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厉害之处——皇帝不管是处罚还是奖励，只能盯着身边的几个人，而权贵集团则无所不在，不管你在朝还是在野，都会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照”。

　　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一些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如果敢于站出来公开辱骂共产党专制独裁、骂毛主席禽兽不如，马上就能暴得大名，被交口称赞为民主英雄、自由战士、中国的良心等等。然后就会有很多人邀请你去讲学，支付价格不菲的讲课费；可以申请去美国当客座研究员，享受全额奖学金；可以获得著名思想家等奖项，甚至还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或者诺贝尔文学奖。

　　2011年，一个叫茅于轼的民间经济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把毛泽东从神还原成人》，文中在没有注明任何来源或引用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空口白牙的声称毛泽东“强奸过不计其数的妇女”，而且跟身边很多女性有“肌肤之亲”。一夜之间轰动网络，第二年就被美国人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后来又被英国人评为世界顶级思想家，名利双收。

　　由此看来，古往今来的利益集团为了达到政治目标，所采取的手法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