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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大参考

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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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3 08:26:44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0、皇帝罢工:“万历怠政”的谜团与真相

  五十、皇帝罢工:“万历怠政”的谜团与真相

  文官们一向把征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皇帝竟然派太监出来抢他们的征税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一方面向皇帝控告太监们在各地征税的暴行,一方面在各地掀起了“人民群众”抗拒太监征税的浪潮。

  按照文官们的记录,皇帝派出去征税的太监全都是十恶不赦之徒,征税已经征到了跟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导致了无数商民破产、无数市民失业,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在江浙、湖广、江西、山东、河北等多个省的十多个城市,爆发了大小数十次针对太监的抗税暴动,他们罢市、夺矿、焚烧税监的房屋、杀死征税人员等等。光看这些记录,好像全中国都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动乱之中。

  而万历皇帝,却完全对此视而不见。对于文官们控告太监的奏章,要么不予回复,要么就是偏袒太监,处罚与太监作对的地方官员。活脱脱的一副昏君加暴君的嘴脸。

  除此以外,万历皇帝还几十年不上朝,也很少和大臣见面,对大臣们的奏章,大部分不予批示回复,直接就留中不发。尤其是对官员的选任,他表现的非常冷漠,大批重要职位的官员退休或者去世了,空出来的位置大臣们推举上来的候选人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让那个职位在那里空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怠政”。

  对此,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更是给它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断头政治”。柏杨在书中说:

  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甚至每天)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

  然而,自一四六○年起,第九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继承他冥顽不灵老爹朱祁镇的宝座后,他比老爹更冥顽不灵,索性不再露面。朱见深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

  明政府象一个断了头的巨人,在悬崖绝壁上,蠕蠕而行。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万历)更加愚暴。据说他又染有从海外初传入中国的鸦片烟瘾,所以他更多了一个吸毒者的特质。张居正于上世纪(十六)逝世,像撒了堤防一样,使朱诩钧的凶顽性格,汹涌而出。张居正是一五八二年(万历十年)死的,朱诩钧可能当年就染上了嗜好,因为就在这一年,他就开始不跟大臣见面。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万历三十八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

  一六一九年(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军区总指挥(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新兴起的巨敌后金汗国,在萨尔浒(辽宁抚顺东)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开原(辽宁开原)铁岭(辽宁铁岭)相继陷落,距沈阳只六十公里,北京震动。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皇帝批发军事奏章,增派援军,急发军饷——前线战士正在冰天雪地和饥饿中杀敌,可是朱诩钧毫不理会。大家又转到思善门外跪求,朱诩钧同样毫不理会。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这段描述实在是非常夸张。清人赵翼就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皇帝不干活,也不让政府干活,既不作出指示、也不任命官员,天天派太监出去横征暴敛,搞得遍地民变,国家如何不亡呢?这个逻辑看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但细细分析起来,里面的问题很多。

  宪宗朱见深的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了。他是明朝的中兴雄主,不上朝但牢牢的控制着朝政,把国家治理的很好。宪宗之所以停止早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话说不太清楚,觉得这样在大臣面前有失体统,干脆就别说了,改为批阅奏章。

  上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形式。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下面一般大臣每人奏报一两件事,都是事前写在朝笏(就是古装剧里面常见的大臣们拿在手里的长条形板子)上照着念一遍,然后请旨。在明朝早期,朝会还比较认真的讨论国家大事。到了后期,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变成了走过场,每天例行公事:各部门按照规定的顺序、时间、规范报告一下日常事务,进京朝觐的官员来朝拜,得到封赏的人来谢恩,新科进士被授官、京官到外地任职的也要来请皇帝指示,还有王府和边镇武将差遣来给皇帝请安的使者,皇帝全都得接见一遍。大家见了皇帝都要先三拜九叩,什么身份说什么话、皇帝该如何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套流程下来,几个小时就没了,啥正事也办不成。回头还是得靠批阅奏章来处理政务。这种形式主义的早朝,实在是没必要上。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主要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讲、不见、不批”。其中郊祭(祭天地)、庙祭(祭祖)、朝会、讲习经筵都是形式主义,就是浪费时间,特别郊祭、庙祭这种礼仪典礼,皇帝不去还能省不少钱。

  所谓“不批”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神宗实录》上皇帝一直在批阅奏章,不然万历三大征是怎么打赢的?

  最后真正靠谱的指责就是一个“不见”。万历皇帝跟大臣确实的见得少,但有重要事情会临时把内阁首辅召进宫单独奏对,不能说是完全不见,只是不在正规场合见。

  万历皇帝不愿意多见大臣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是身体不好,尤其是有腿疾,“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又说“足心疼痛、步履艰难”(申时行《诏对录》)。

  文官们对此完全不相信,轮流上阵对皇帝进行批判。如果我们只看文官的奏章,言之凿凿,一定认为万历在说谎。但1958年,考古学家对万历皇帝的陵墓进行发掘,打开皇帝的棺材,发现万历皇帝两条腿骨不一样长,经过鉴定应该是因为长期的足疾而导致腿部筋骨萎缩、甚至身材都有些萎缩。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疾病,走起路来就痛,甚至可能不走路也痛。一条腿长期行动不便,不敢受力,几十年下来腿骨才会出现明显萎缩。可见万历皇帝并没有撒谎,他终身都在与足疾带来的痛苦对抗。从画像来看,万历皇帝在明朝皇帝中身材是最胖的,这应该也跟他行动不便、缺乏运动有关。肥胖可能诱发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他说自己“头晕眼黑,心满肋涨”等症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如此看来,万历皇帝不怎么见大臣,而用批阅奏章的方式来处理朝政,跟明宪宗朱见深的原因是一样的,主要是由于疾病。

  万历皇帝一直在不断的批阅奏章,但他对四种奏章不予理睬:

  第一种是辱骂皇帝的。万历知道这些人是在搞政治投机,就是来找打、找罢官谋取政治利益的,这种人当然不用理他;

  第二种是控告征税太监罪行的。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信息渠道来判断,一般也不予理睬。这个后面解释;

  第三是提一些大而空的意见的,说国家现在问题很多,我有十条建议,诸如广开言路、重用人才等等,却不针对具体的事情提出解决方案。说到底也是为了博取虚名,显示自己很有治国才能罢了;

  第四种是文官集团之间互相攻击、争权夺利的,特别是为保守派和东林党党争服务的。

  文官集团提交的奏章,绝大部分都是上面这四种内容,除了这四种内容以外基本就没啥别的事儿了。所以万历皇帝“怠政”,也是被动怠政,手下那帮官员除了争权夺利啥正经主意都提不出来,想在奏章上批示点有用的东西也难。万历想不怠政也可以,就得把朱元璋的办法拿出来,请海瑞出山,文官们又死活不愿意,那就真没办法了。

  文官们真正希望看到的皇帝“勤政”,也不是想让他真管事,而把是征税太监都收回去,一切权力交到文官手里,然后天天坐到金銮殿上接受他们三拜九叩、按照规定流程说规定的话;退朝之后参加经筵,听理学大师讲解程颐朱熹的高深理论,讲完之后大家一起欢乐的聚餐——明朝经筵之后吃的很好。此外还要参加各种复杂繁琐的礼仪典礼。把这些事儿干完之后皇帝也就也没时间看奏章了,只需要在内阁草拟的意见上面批示同意就可以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皇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君主。

  万历当然不喜欢文官集团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但也狠不下心来整治文官集团,所以只能消极怠工。但真有正经事务的,他仍然会批复指示。万历三大征就是他直接指挥安排的,一个也没耽误,这就是明证。

  三大征的最后一仗在万历二十九年结束。结束之后万历仍然没有闲着。从《神宗实录》里可以找到一些万历二十九年之后的政务活动记录,大家可以看看,万历到底有没有真的“怠政”:

  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以“今帑藏空虚,边饷告急,户部堂官互相嫌疑推委,借词告病,不肯代君分忧,误军国大事”,勒令户部尚书陈蕖及户部侍郎张养蒙致仕——这是在处罚懒惰的官员;

  万历三十年三月,根据官员上奏,把大运河河道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分开——这是在改革官制;

  万历三十一年一月,下旨要求户部会同兵部,前往九大边镇核实军队人数,以制止将官吃空饷,安定民心——这是在整顿军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户部上疏请改革并推广“一条鞭法”,提出了十一条改革建议。万历皇帝批示同意执行——这是在改革财税制度;

  万历三十二年,总理河道李化龙请开泇河以解决黄河水患。万历批准同意执行。同年李化龙开河成功,黄河多了一个分洪渠道。第二年,又任命曹时聘为总理河道,在泇河分流地的上游朱旺口大修堤坝,建成一百七十公里大堤,从此后黄河水患大幅度减少。清人靳辅以此为“明代治河最大成就”——这是在兴修水利;

  万历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户部说:运司盐课,过去两年,两淮拖欠了一百余万两,长芦拖欠了十八万两,山东拖欠了七万余两。请求派人调查并处理相关责任人,确保国家盐业收入,以解决边防军饷匮乏的问题。万历批示同意执行——这是在整理盐政;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礼部钦天监所推算的日食起止时间都不准确。礼部官员上疏说: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历法,比中国的精确,请求找他们来帮忙。万历下旨召李之藻到北京,参与历法编订,因为李之藻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习过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这是中国官方正式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

  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巡按辽东御史熊廷弼请设边镇常平仓,用来调节边镇地区的米价,以及储粮备荒。万历批示同意,并说:设常平仓有益于边镇,以后把常平仓的管理作为官吏考核的内容之一——这是加强边镇管理。

  万历四十一年五月,鉴于廷臣结党交攻日益严重。万历下旨警告吏部、都察院:近年来廷臣纷争,议论混淆。朝廷已经一再优容。近日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致大臣不安其位,杜门不出,甚伤国体。自今以后,务必秉公奉职,不准各立门户,结党乱政,互相纷争,颠倒是非。否则一定严加惩处——这是抗议文官党争(不过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中国河南、河北、山东、江淮等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发生大面积饥荒,不少人以抢劫为生,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万历连续下旨,发户部太仆寺银十六万两赈灾;又发通州仓米七万石,发临清、德州二仓米十万石,并发北直隶各地备荒米以及收买邻近丰收地区的杂粮,资助饥民;又发淮安府库存白银一万六千余两,买米煮粥,以治饥民;在河南则留税银四万二千余两,籴谷赈济饥民;此外还大规模的减免受灾地区钱粮赋税……这一段时间万历皇帝对于各种救灾的奏章批复都很多,几乎是有奏必回。这次持续两年的大救灾,是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赈灾行动之一——这是在组织救灾。

  从上面这些记录来看,万历皇帝在文官们所说的“怠政”期间,镇压内部叛乱、打击外敌入侵、兴修水利、组织救灾、改革官制税制等等,好像该干的事儿都干了,甚至还让礼部编订历法的时候学习西方天文数学知识,开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他真的在“怠政”吗?

  真正怠政的是皇帝,还是那些忙于党争的文官大臣们呢?

  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初二日,南京河南等道御史等官奏言,竟然说:“皇上深居二十余年,不见大臣一面,不议国家一事。”这不是摆明了在胡说八道吗?可能在这些御史言官看来,三大征加上上面那些事情都不算国家大事,只有“争国本”、梃击案、妖书案、禁毁李贽的著作、跟言官们吵架才能算是国家大事。除此以外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如果按照把文官们某些奏章里面的说法当成历史事实,那么万历皇帝在这几十年里面就是在后宫沉溺于酒色财气,长期怠政,祸国殃民;

  如果按照我上面列举的材料,又可以说万历皇帝这几十年是在经受长期病痛折磨的同时,一直坚持努力治理好国家,该干的国家大事几乎一样没落下,而且三大征打的还很不错、治理黄河效果很好、学习西方开了风气之先、组织救灾颇有成效。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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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4 09: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1.简政放权:万历怠政的谜团与真相(2)

  五十一、简政放权

  文官们对万历皇帝的另一大指责是不任命官员,导致国家行政体系陷于瘫痪。

  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对此说的比较中肯: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吏部把候补人员的名单全部开列,一个官员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级以外,他将要出任什么官职,决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中下级文官应该是指五品以下官员,对知府以上的四品文官,万历皇帝确实有些职位故意让它空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一大批官位长期空缺的情况。

  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使、按察使、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兵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力请调补。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奏:“天下御史巡行差务计十三处,今缺九处。”申请调补。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南京礼科给事中晏文辉说:南京留守政府的尚书、侍郎缺额严重,当时南京九衙门仅有五人在职,即吏部侍郎赵士登、户部侍郎赵钦汤、兵部侍郎张鸣冈、都察院佥都御史丁宾、通政使王国,其余所有职位全部空缺。

  万历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奏:查各部院十四个一把手,南北两京总共只有四人。副职编制是二十一人,现在实际只有九人,一再催请也不补缺。从来未有无官任事而可以虚位致太平的。

  万历皇帝对以上奏请,全部置之不理,让这些官位就这样空着。

  上面这些数据,乍一看比较吓人,好像政府马上就要没人一样。但仔细分析下来,其实并不怎么可怕。

  首先,缺员最严重的是南京那个留守政府。这个留守政府本来就是个养闲人、吃闲饭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实际职责,是朱棣当年迁都的时候考虑政治影响保留下来的。它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嘉靖初年的时候,霍韬就上奏建议革除南京留守政府,但是嘉靖考虑政治影响太大最终没有施行。万历皇帝采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基本把它给废了:不开除人,而是一旦位置出现空缺就不再补上,搞到最后就基本全空了。这可以说是最小化了改革阻力,实现了精兵简政、裁撤冗员,这不是很好吗?

  除了南京留守政府,缺员最多的就是御史和六科。这些监察官员已经丧失了监察功能,变成了党争的工具,为幕后的政治大佬们充当打手。不仅辱骂皇帝,而且经常抓大臣的小辫子,搞得大臣不安其位,都不敢认真做点事了。把这帮家伙裁掉一大批,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还有六部的一把手二把手之类的,说实话也不需要那么多高官来干活。吏部选拔官员主要方式是靠抽签。抽签还要尚书、侍郎这种级别的高官来干啥?找个编外人员来都能抽,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主事、吏员呢。兵部打仗就像石星那样去找市井无赖来与敌国交涉,或者像宋应昌那样请道士来跳大神,这种尚书、侍郎拿来有什么用?

  如果这些高级职位,仅仅是个别人出了问题,那么当然是换人。但如果是整个官僚体系全面的腐烂,一堆烂苹果里面挑不出好苹果来,那么就是应该不再任命。反正都干不好事,还不如空着。一些日常事务就交给低级别官员来干就行了。多几个高官,无非是国家花钱多养几个大贪污犯罢了。

  地方上缺的比例最高的是巡抚和按察使这个级别的。我想大家还记得海瑞最后给万历皇帝的上疏里面说的那句话:“当前贪污最厉害的,是巡抚、按察使这一级的封建大吏……这些官员到了地方,又继续容忍下面的官员腐败。这样贪腐之风怎么可能不越来越烈呢?”万历虽然没有听从海瑞的话,但用实际行动直接把这一级官员给废了,让政府部门少了一个贪污最严重的行政层级。

  最后到了基层真正干事的知府、知县这一级,基本是满员的。既然干活的人全都在,政府怎么会陷于瘫痪呢?不仅没瘫痪,反而还提高了政府效率。

  知府、知县这个层次的官员当然也贪污。以前派巡抚之类的就是为了监督他们,结果巡抚、按察使比被监督的人贪污的还厉害。那么取消这个监察层级,就反而可以降低腐败程度。基层的贪污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给上级上贡的,形成了一个层层抽血的腐败机制。中高级官员职位被大量取消,下面搞贪污腐败的压力马上就小了许多。所以还有人考证,万历年间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清廉程度其实是不错的。[1]

  明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后期虽然也有所败坏,但并没有完全崩塌,还有较强的公平性在里面。选拔出来的人员素质也还可以。这些初出茅庐的书生,多少有一些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不是一当官就又贪又奸的,而是在官场里面混的久了才慢慢被腐蚀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被那些老油条上级教导、压迫出来的。个别的、局部的贪污,问题可能出在基层;全局性的腐败,根源一定在高层。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和谋求升迁,地方官必须要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上贡。万历皇帝既然大幅度的减少了高级官员的数量,那么基层干部就可以减少对老百姓的搜刮,保持较高的清廉程度,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万历拒绝给很多高级职位补缺,不仅不是祸国殃民,甚至可以说是利国利民。至于说有些地方连知府也没有,其实也就是知府衙门少了个一把手而已,还有同知、通判呢,没有一把手当然二把手顶上,不过是拿着五品官的工资,干着四品官的事情罢了。有什么可怕的呢?就跟今天反腐败,书记、市长都被双规了,由常务副市长代理,也没说市政府就会瘫痪嘛。

  万历皇帝的这个做法,在明朝叫“怠政”,放到今天其实可以叫“简政放权”,放到毛泽东时代则可以叫“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般政府裁员都是裁掉倒霉的低级办事人员,万历则是大力裁撤高官,让基层办事人员有更多的职权。这种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比今天的简政放权效果还好些。

  万历本人未必有这么高的觉悟,他应该就是觉得反正这帮大臣不干正事,干脆就别搞那么多人了,人越多争权夺利越厉害,还得多发工资。人手少一点,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忙不过来,就没那么多闲心去搞党争了。如果万历是老板,那么在员工们看来,就是个很抠门很可恶的老板;如果皇帝只是天道的代理人,而天道其实就是国家、人民利益的代名词,那么对国家真正的主人——老百姓来说,万历就是一个很好的经理人,努力为公司节约开支,拼命压榨员工干活。

  万历后期,内阁大部分时间就只有一个首辅,什么次辅、三辅的全都没有。沈一贯天天叫苦要求增派人手,皇帝一概不理。有一年科举考试,皇帝让沈一贯去当主考官。沈一贯趁机说,当主考官期间要封闭阅卷,没法看奏章,请增补一个次辅,在我当主考官期间代行首辅的职权。万历皇帝一想,为了个临时任务就增加高官编制,太不划算,就下了一道旨意,特批沈一贯可以在考试院里面批阅奏章,到时候派专人给他送进去。这样就又把一个次辅编制给省出来了。

  后来方从哲当首辅,老是被东林党攻击,压力太大受不了,一再要求辞职。万历总是下旨挽留,说国事艰难,你要负起责任,不能一走了之。方从哲趁机说我实在扛不住了,找个次辅来帮帮忙吧。万历就不再不回复,装着没看见。

  从这些事来看,万历显然无意让政府瘫痪,而是努力维持它的正常运行。只是尽可能的压缩人员编制,以降低成本、减少党争而已。

  我想以下道理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政府编制满员这个事情,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政府部门一把手不能空缺,也并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只有维护一个政府职位所需要的成本——包括工资、办公经费以及它造成的贪污腐败等损失之和,小于它为国家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这个政府职位才有存在的必要。否则,就应该予以革除或者让它空缺。

  明末政府高层中贪腐横行,选官靠抽签、打仗靠作法,结党营私、无耻无能。到了这种地步,很多高级职位的运行成本就远远大于它能够为国家创造的价值了,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就应该革除。

  万历皇帝所选择的策略并非是最优的。最优策略是海瑞的建议。但这样就不可避免与文官集团爆发激烈冲突,最后能否取胜并不好说。朱元璋以开国皇帝之尊铁腕反腐,尚且还有胡惟庸谋反、蓝玉谋反。到万历这里,皇权已经非常弱势。真的把文官集团得罪到底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反腐败说成是暴政,根据《孟子》里面大臣可以推翻暴君的理论,废掉皇帝另外立一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朱元璋颁布《孟子节文》的苦心了。

  万历选择了一条比较中庸的道路。通过被动式的官位空缺来压缩冗员。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不错的。但也只能暂时控制问题,等他一死,一切就会恢复原状。因此只能算是中策,远非上策。但也远比简单的无所作为或者迎合官僚集团的意志去当什么贤君圣主要好的多,那才是下策。

  [1]杜车别(孙海宁)在《明代舆论独立的超前和君权约束的制度分析》中对万历年间的县令这个级别的清廉程度作了一个考证。他说:
  以冯梦龙编写的《寿宁待志》中记载的寿宁县而论,戴镗,万历十八年任,“奸尻屏息,库藏充实,卓哉能者,不但循良而已”;方可正,天启四年任,“留心民瘼,清节如水”;周良翰,天启六年任,“崇祯4年正月,以儒生鼓噪解任,转江西王府。强力任事,令出必遂,吏畏民怀,为不肖子衿所累,悲夫”。至于崇祯七年任寿宁县令的冯梦龙自己,那就更是一个好到不能再好的官了。再举一个《万历归化志》(万历42年刻本影印,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中记载的归化县令的情况。庞一夔,万历14年任“宽恤里甲,严驭吏胥,疏滞狱、剔蠹弊,奉法循理,民益安之,至礼耆宿,振学校,尤惓惓焉,屡膺旌奖”;陈大贤,万历17年任“刚果明决,清慎廉勤,其侵渔奸尻,咸置诸法,善者怀德,恶者畏威,去之日,行李萧然,有古廉吏纲”;史载德,万历20年任“练达识时,平易处众,建义仓以济荒歉,辟县门以壮形势,催科抚字不见其扰,狱讼听断庶无含冤,居任六载,声誉著闻”;洪都,万历26年任,“正节凛然,奸尻敛迹……百姓为之谣云‘冰心铁耳宰归阳,夜月花村无犬吠,其棠再布几年恩,满邑桃花春日洒’”;陆永恩(这里的字是“永”还是求,难以辨识),万历30年任,“家学渊源,信度率真,雅无贵介气,以不善事上归去,去之日两袖清风,民之攀辕卧辙者如失慈父”;周宪章,万历38年任,“慈祥恺悌,平易近民,清操水蘖,白矢天日,率无敢干以私者”。从《万历归化志》的记载来看,好官出现的频率之高,比率之高实在惊人,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其他万历崇祯时期的地方志的记载,清官好官的比率也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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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15 08:58:50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1.万历税监与地方抗税运动真相

  五十二、抗税运动

  文官们无力抗拒皇帝裁撤高级官职的行动,但对皇帝主动派出的征税太监还是有办法的。

  各大城市掀起的抗税运动,若根据文官的记录,都是太监横征暴敛甚至打死人命引发的人民反抗。他们完全站在了主持正义的一方,坚决的向检举揭发宦官暴行。其实宦官们也向皇帝提出了辩护意见,可惜的是这些辩护意见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太监们作了什么解释,竟使得万历皇帝一再相信太监,而拒绝相信文官。

  这里边并非没有可疑之处。如果相信文官们在奏章上所说的内容,那么万历中后期的中国,就到处都是暴乱,被征税太监们搞得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但是,在文官们的记录之外,另外一些非官方的民间记录则显示当时的中国社会远没有那么恐怖。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古井臼歌》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丁耀亢是山东诸城人,万历二十八年出生,这首诗写于清康熙八年年间。他显然用不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不仅如此,夸奖前朝还有被文字狱的风险。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

  这首诗里面说,神宗(万历皇帝的庙号是明神宗)年间,人民生活的一个特点是“门少催科”,也就是很少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睡懒觉,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里生活的都很舒服。

  还有一首同样写作与清朝康熙年间的《长安秋月夜》里面也有这么一句: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这首诗里把万历在位的年景称为“静穆年”,也是说的社会生活一片安静祥和。人民耕作如常、安居乐业,享受和平的生活,歌颂皇帝的伟大。这里的“绝烽烟”显然是指万历二十九年三大征结束以后的和平时期。作者能够活到清朝康熙年间,此时距离万历皇帝去世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能体会的应该也是万历后半段的“怠政”时期。这和万历派出税监的时期重合。但他看到的景象,却与文官们描写的税监四处骚扰、搜刮民脂民膏的景象完全对不上。

  写作吴三桂“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文人吴梅村也写过一首《木棉吟》: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万历年间,富豪特别多,财富堆积如山。福州地区,富商们经常携带巨资坐船外出做买卖,所过之处,河边的女子(青袜,明朝女性常见装束,这里代指女子)和小鸟都叽叽喳喳讨论一番,知道那是经商的船队又来了。

  另外一位在万历年间生活过的文人顾梦游有一首《秦淮感旧》,里面写到: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顾梦游把万历治下的中国称为“太平”、“全盛”的时代,也跟民不聊生、经济萧条毫无关联。

  清朝初年的一本通俗历史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第一回里面也说: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这段可以明显看出,文官们描写的万历时代,跟普通人的感受差别简直判若云泥——文官们奏章里面写的如同地狱,而老百姓却是“大家小户好不快活”,而且“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这段文字还把文官们骂皇帝的奏章叫做“激聒”。聒,就是聒噪,制造噪音的意思;激,就是刺激,以言辞相激的意思。文官们的那点小心思,大家看邸报都看出来了,就是故意说些废话想刺激皇帝发怒,跟国家大事毫无关系。人民群众并不像文官那样,觉得皇帝不批复就是“堵塞言路”或者“怠政”,反而觉得万历皇帝看了这些东西竟然不生气,简直就是尧舜之君了。连老百姓都知道,那些奏章就是在故意找抽,看了之后震怒才是应该的,不震怒说明皇帝脾气好、宽宏大量。

  谈迁在《国榷》中谈到万历的时候说:“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现在的官员百姓众口嗷嗷,追念万历时的宽政,讴吟思慕,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却没有一日忘记啊!)”

  《国榷》成书于清初,作者谈迁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万历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四岁,对万历中后期的生活也是有直观感受的。他在书中也把万历时期的政策称为“宽政”,而不是“暴政”。

  上面这些资料只不过沧海一粟,我们前面在“商业帝国”、“浮华世界”这两节里面早就已经详细的讲过明末万历时期城镇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奢华的状况了,列举过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反应的情况跟文官们在奏章中所说的情况,完全相反。该相信哪一个呢?

  有趣的是,很多人两个都相信。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上卷)里面,《导论》第二部分就叫《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里面引用的资料大部分都说的是万历年间,极言当时的繁华景象。可是到了书的第五章谈到万历税监问题的时候,又说万历“把整个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1]。

  同一个作者写的同一本书,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城镇经济社会所描写的状况,竟然前后截然相反,前面说“高度成长”、“蓬勃发展”,后面说“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是为什么呢?

  对比樊树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在说万历时期经济高度繁荣的时候,引用的主要是地方志或者民间文人的笔记等,还有一大来源是外国人的记录和葡萄牙日本等国当时和中国做贸易的档案文献;而在说万历时期矿监、税监带来的危害的时候,则全都是引用的文官的奏章、笔记或者墓志铭上的内容,还有就是后来东林党主持编修的《明史》,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来源了。

  两相对比,我认为前者更可靠一些,来源比较多,可以互相印证,尤其外国贸易材料,那可真是通过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把葡萄牙和日本人白花花的银子赚过去的,作不了假。如果商家都破产歇业、经济萧条了,拿什么让人家把从南美洲那么远的地方抢来的银子漂洋过海给你送过来?难道是看你“民穷财尽”跑来做慈善、搞救济来了?而文官们的记录,则主要是他们的一面之词,能够印证他们说法的其它来源不多。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文官们的记录不可靠,该如何解释那些遍布全国的大小数十起民变呢?

  暴乱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有太监向皇帝控诉,说这些暴乱是地方官在幕后操纵的。

  太监们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就是这些暴乱,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忍无可忍自发起来造反,而是文官集团和本地权贵势力煽动甚至组织了一批人,暴力攻击征税太监及其随从,然后根据这个上奏皇帝,诬告太监在征税过程中残害百姓,引起社会不稳定、威胁政权安全,以此欺骗皇帝让他收回税监。

  如果太监们的申诉是事实,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官们的奏章上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暴乱,而同一时期的普通文人却记录的是“门少催科人昼眠”的太平盛世。因为参与暴乱的“人民群众”只是权贵集团的爪牙,真正的人民群众一直在家睡觉,听见外面闹得凶就把门一关,等他们打打杀杀几天,要么地方官被皇帝抓走了,要么太监被打死了或者召回了,事情就完了,大家继续该干啥干啥,不影响正常生活。

  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呢?直接的证据不多,侧面的、间接的证据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抗税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湖广民变。具内阁首辅沈一贯上奏称,此次民变遍及武昌、汉口、黄州、襄阳等县,声势浩大,就是为了反抗征税太监陈奉的暴行。紧跟着,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就弹劾陈奉九大罪状。陈奉则反告冯应京阻拦收税、欺凌税使。

  万历皇帝下令把冯应京逮捕到北京审问。结果圣旨到的当天,武昌就发生民变。“愤怒的群众”包围了陈奉的税监府,把陈奉的手下六人丢入长江淹死,殴打锦衣卫,还把税监府一把火烧了。为了平息文官们声称的社会动乱,万历皇帝被迫把陈奉召回。

  这个事情从文官的记录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但这个冯应京是谁呢?就是万历二十八年,组织了一批地痞流氓伪装成“愤怒的群众”去打砸龙潭寺,火烧芝佛堂,然后借机驱逐李贽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幕后组织人打着群众的旗号干坏事这种事情,冯应京是干得出来的。

  而且此时在朝廷中呼应冯应京的,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是指使张问达向皇帝诬告李贽在佛堂聚众淫乱、教年轻人拦路抢劫的沈一贯。在夸大政敌的罪行、编造谎言诬告对手方面,沈一贯也是干得出来的。此外,沈一贯的贪污劣迹也十分昭著。他曾经收受楚王朱华奎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的贿赂,替楚王和湖广巡抚赵怀可掩盖其迫害宗人(朱家天子的旁系后裔)的罪行。结果激起宗人愤怒,火烧湖广巡抚衙门,打死赵怀可,酿成了万历时期轰动一时的一个大案。

  在沈一贯的领导下,冯应京的亲自指挥下,有没有可能那些“愤怒的群众”是被他们煽动组织起来的,而陈奉的罪行、暴动的规模都被他们严重夸大了呢?

  鉴于这两位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他们用类似的方法迫害李贽,被记录了下来,那是因为李贽是著名思想家,有很多文人官员朋友,他们在李贽被迫害之后把这些事情揭露了出来,替李贽洗刷了冤屈。而太监文化程度低,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们辩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沈一贯和冯应京的一面之词了。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李贽没有著作传世、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洗冤,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冯应京的墓志铭、张问达的奏章这种材料,是不是也会得出“李贽这个人是个狂生,借口讲学散布淫乱思想,诱奸妇女,激起民愤被驱赶,其随从拦路抢劫、骚扰民众,被抓捕下狱而死是罪有应得”的结论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煽动群众对抗以外,文官们收拾太监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太监潘相,他被派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提前下令,禁止百姓供给他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2]。

  漕运总督李三才——就是那个用皇帝修宫殿的木头给自己盖豪宅的那个家伙,因为太监陈增沿河征税,影响了他管理的漕运收入,就想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出来:买通监狱里的死囚,让他们诬告陈增的随从是自己罪行的幕后主使,然后李三才就立刻把这些人抓捕下狱拷打至死。

  除了这些有确凿记载的事情以外,还有两次民变也十分可疑。

  第一个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月的福州民变。“愤怒的群众”围攻税监高寀的驻地。高寀情急之下,策马挟剑突入福建巡抚衙门,劫持地方官吏作为人质。然后,“愤怒的群众”看到官员被高寀挟持了,就不再继续追杀高寀,在地方官的劝说下散去。

  这个事的可疑之处在于:如果群众真的是自发起来反抗暴政,无组织无纪律,愤怒之极,怎么会给地方官那么大的面子呢?人民造反,追杀官员,该官员竟然可以用别的官员当人质以威胁造反群众的,还真是闻所未闻。太监高寀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是不是他早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地方官在幕后组织起来收拾他的呢?

  在所有民变中,最著名、最值得深入分析的,则当属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的“织佣之变”。

  万历二十七年,皇帝派太监孙隆到苏州督促工商业税收。并没有增税,只不过要求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把该收的税收上来。但在苏州仍然引起震动,机户停机、商户罢市。孙隆不得不宣布,城内的交易暂不征税,而在城外交通要道开设关卡,只对跨城贩运的商品收税。这才算平息了风波。

  到了后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孙隆宣布每台织机加派三钱银子,每匹丝绸加派三分银子。这下又引起了苏州工商业的集体抵制。商户宣布罢市,机户宣布停机。所谓机户,就是纺织店的老板,他们拥有纺织机,雇佣机工、染工等从事劳作,给他们发工资。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

  机户停工,纺织工人和印染工人——也就是“织佣”就失业了。他们没有工资收入之后,时间长了就可能被饿死。于是大约两千名失业工人聚集起来,商量造反。在一名叫葛成[3]的机匠的带领下,这两千人分成好几拨,分头去焚烧孙隆手下的税使的房子,并把税使抓出来打死。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芟”就是割草、斩杀的意思,也就是税官全都被杀光了。孙隆的府邸也遭到围攻,但是他翻墙逃走了。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织佣之变”。看上去像是一次普通的抗税事件,但里面也有很多疑点。

  首先,这些人组织性很强,在一开始就明确了 “分别敌友,不取财物”的斗争原则。分成很多组,每组前往既定的目标,除了税使的住宅以外,其它居民的财物分毫不加损坏。打死税使以后就立刻撤退解散。

  第二,工人们的反抗目标存在越级错位。

  孙隆等人收税并没有向工人收税,而是对准的机户和商户,向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商人贩运的丝织品每匹征收三分银子。实事求是的讲,孙隆增收的税并不多。一匹丝织品在当时最少值二两银子,增收三分银子相当于1.5%的税率,六十税一,加上原来三十税一的标准,也不过5%的税率,比今天我们6%的营业税还要低。至于一台织机三钱银子,就更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之,肯定达不到收了税之后,机户和商户就要亏本无法继续经营的地步。但机户和商户却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停工和罢市。反应如此迅速、步调如此一致,幕后难道没有人组织的?

  停工罢市以后,工人们失业,生活无着,不去找解雇他们的老板理论,却直接就去杀人,而且杀的是并不向他们征税的国家税使,这个斗争目标又是如何被转移的?如果因为征税太重让工厂破产了、老板跑路了,失业工人去找征税太监算账,那还算正常。而现实是仅仅停机、罢市而已,老板没破产,人也在、钱也在,工人们为什么不去找老板要饭吃,却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打死皇帝派来的征税官员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他们,打死了税使就有工资了呢?

  还有,工人们在分组行动的时候,手里已经拿到了一份列着税官们详细住址的名单。这份名单又是谁提供的?

  第三,文官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坚决站到了机户和织工这边。孙隆在府邸被围攻的时候,向苏州知府朱燮元请求派驻军镇压。但朱燮元拒绝了他的要求。朱燮元说:“不可,兵所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我作为本地父母官,不能消灭胡乱征税的奸邪小人,让人民受苦,已经是罪过了,怎么还能去镇压人民呢?

  太监虽然被文官们描写得罪恶万分,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兵权。地方兵权在文官手中。文官不配合,他们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孙隆只能逃走,跑回北京去向皇帝告状。

  在皇帝追究责任的时候,朱燮元等文官上书为暴乱的工人们求情,说他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被逼反抗的,其行动只针对那些腐败的收税太监,没有造成其它损失,也绝不反政府。孙隆逃走以后这些人就已经散了,现在市场恢复了经营,社会秩序稳定。万历皇帝收到报告以后,下令暂停征税,只追究葛成等少数首领的罪责,其他参与者一概赦免。

  最有意思的还是首领葛成的命运。作为暴动的首领,带人打死十多名征税官员,还焚烧多处税务衙门,这种罪名在古代无论如何都是死刑——今天也是,不被灭族或者凌迟处死就算运气了。但文官集团坚持认为葛成是勇于反抗暴政的义士,拒绝判处他死刑,最后只判处监禁。

  葛成的墓志铭里面说的更神,说葛成主动到知府衙门投案。知府拒绝抓捕,说你是义士、为民除害,何罪之有?葛成说: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为义而犯法也是犯法,不管怎么说我杀了人,你不抓我就一头撞死。知府无奈之下才把葛成关进了监狱。

  葛成在监狱里呆了十年后被释放。出狱以后,因为他有反抗暴政的好名声,“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遣之”,也就是说商人们纷纷上门给他送钱。有一个苏州的富豪还送了一名姓艾的美女(“艾姬”)给他做妾。根据葛成的墓志铭上记载,他把这些礼物全都拒绝了,但是笑纳了美女,不过并没有跟她同房,过了几天就把她归还给母家,另行婚配。这说明葛成是一个真正的贤士。

  在这场“织佣之变”中,暴动者组织性很好,打击目标明确,得到的税官信息也很准确,事后又被文官集团庇护,参与者安然无恙,领头的葛成只坐了十年牢,出来之后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说整个事情就是织工们自发的抗争,恐怕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还是文官和大资本家合谋,官商勾结,在背后策划组织的一次暴力抗税行动。地方官员的吃喝都指望着从商业上来,大的商业店铺都是官僚们的亲戚朋友在经营,各种利益盘根错节,你个太监跑来征税,白白的分一杯羹,谁不跟急眼啊?

  在这场运动中,广大的普通商户和机户也参与了,但也有两中可能。一种是他们也不喜欢被征税。征得再少也是征嘛,估计普通小商户也没有那么高觉悟,觉得当纳税人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有人牵头抗税,他们也乐得参与,能少交点就少交点;

  另一种更阴谋论一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就是普通商户机户可能不想参加罢市、停机的运动。因为税收没收多少,交点税也无所谓,犯不着跟皇帝的税使对抗。但他们也必须考虑:如果不参与,可能会遭到文官集团和大资本家的打击报复——大家都在罢市停机,就你一家还在正常营业,以后你还想不想在苏州混了?给你扣上一个与太监勾结的帽子,你的生意就完了。地方上的官僚集团要想收拾几家小商户,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哪天突然来一群“愤怒的群众”,说你在罢市期间向太监献媚激起民愤,把你家店铺烧了,甚至人都给打死了也是活该。所以税监在苏州遭遇强烈抵抗,还有一个“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意思在里边。对普通商民而言,相对于皇帝派下来的税监,还是本地权势集团的威胁更实在一些。他们宁可得罪税监,也绝不能得罪地方势力。

  如果说前面的民变还最多只是幕后组织煽动的话,那么万历三十四年的云南民变就更直接了。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等直接带人冲进了税监的驻地,把税监杨荣及其多名随从两百多人杀死,然后把尸首投入火中焚烧。最后文官们调查上报的结果,当然是杨荣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愤怒,地方官员出于义愤才这么做的。万历皇帝听了之后绝食三天以示抗议,他说:“死一个杨荣不算什么,我痛心的是国家的纲纪如何废弛到这种地步?”

  ——原来只听说过人民群众为了反抗专制而绝食抗议,想不到还有专制皇帝绝食抗议“人民群众”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也算是一大奇观。

  云南暴动,是地方官员抵抗太监征税行动的最高潮。受此事的影响,万历皇帝不得不停止征收矿税,而商税的征收也大幅度降低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三十四年,太监们差不多每年收了五六十万两银子的税,累计大约六七百万两银子。后来十多年还有一些,数量就少得多了。总共加起来,征了二十多年应该也就一千多万两。数量并不大。

  有人认为,太监们私下贪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向皇帝进献的数字。贪污的情况应该是有的,但不太可能像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因为太监从皇宫被派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收税,而地方官僚始终对他们虎视眈眈,不仅不提供任何支持协助,反而不断的找茬,一有问题就马上弹劾举报。这种监督力度是很足的。太监们对上必须要完成皇帝布置的征税任务,对下必须要处理好跟地方上的关系,不然随时会有人民暴动,他们的生命都有危险;贪污被抓到证据的,皇帝就会下令把太监抄家,那就鸡飞蛋打了。他们夹在中间,能够自由回旋的余地其实很小。万历真的有几次听信文官们的举报,把好几个征税太监给抄家了,但最后抄出来也没多少银子,与文官们控诉的数量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综合以上的材料,可以认为,万历税监和矿监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之所以在很多城市激起民变,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在幕后组织煽动起来的。这并不一定说明太监们在坑害老百姓、官逼民反。相反,很有可能说明太监们在认真负责的工作,真的把税征到了地方富豪权贵之家的头上,让他们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万历皇帝之所以不相信文官们的话,是因为他们的弹劾往往缺乏证据,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真正有证据的,万历都很快把太监召回甚至抄家了,并没有完全偏袒所有太监。对于大部分所谓的“暴动”,皇帝也没有像对待农民造反一样,组织军队镇压或者大规模的秋后算账,只处罚少数几个带头的、闹得最凶的,最后是不得不召回了大部分税监,做出了妥协退让。

  矿监和税监的征税,极大的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虽然这些税收都是进入了皇帝的内帑,并不直接归户部管理。但这些钱一部分被用于救灾和军费。比如万历四十三年的大救灾,就有多处发内库的记录。保定巡抚的上奏中提到“皇上又大发帑金、出通德二仓粮平粜”,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万历四十五年的奏章中回顾救灾,也说皇帝“曾以大旱发帑金、仓粟赈济”;首辅方从哲在万历四十六年又上奏说:“近发帑金十万,人心无不感激(后面的内容是发的还不够,请继续发)”。这些记录里的帑金,都是指的皇帝的内帑银两。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户部的一份奏章里面写道:“辽东兵饷,经议需用银三百万两。今内库已发一百万两,南京户、工二部五十万两、太仆寺及水衡八十万两,总计二百三十万两。”在准备打击努尔哈赤的兵饷中,来自于皇帝内库的银两占了差不多一半。

  万历皇帝去世以后,在内帑中留下了大约七百万两的银子。这些银子大部分也被发为辽东军费了。天启初年一年就发了二百万两出去。内阁首辅叶向高还上书说:“皇祖(指万历,他是天启皇帝的祖父)当年大力征税矿税榷税的时候,我们曾经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收那么多银子起来做什么?这几年辽东用兵,我才感觉到原来皇祖思虑深远,是留下来为将来的战乱做准备的。”

  叶向高作为东林党领袖,这段话并不是良心发现,开始赞同收商税了,核心意思是通过夸奖万历,打着祖训的旗号劝天启皇帝把积蓄的内帑银子全都拿出来当军费。最后他也基本达到了目的。

  除了这些开支以外,内帑中还有一部分则是积攒起来,准备修缮三大殿。三大殿是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在万历二十五年遭到雷击被烧毁了。如果重修的经费找户部、太仆寺、工部要,那么这些财政库中用来兴修水利、救灾和打仗的钱肯定就会被大幅度的挤占。

  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财政系统是一个整体,总的花销最后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征上去的钱归户部管还是归皇帝管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三大殿被雷击烧毁,这是谁也不想碰到的事,要修就得花钱。明朝皇帝从来不在皇宫以外修建离宫别院、避暑山庄之类的,但老祖宗两百年前修的大殿没了,还是应该重修的。既然这笔额外的经费开支有了别的来源,就可以不用挤占军费等开支了。这里面的关系,也是很好理解的。

  这些开支如果不采用矿监和税监的方法来征收,而是交给地方官员去征收,那么问题只会更严重。当时国家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村地区土地兼并又很严重,权贵之家大量占据良田却不交税,加派钱粮只会大规模的加到普通农民头上,那才会真的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反,税监和矿监只驻扎在大城市征税,征收对象大部分是富家商户,以当时明王朝位居全球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而言,二十多年才收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每年五十万两,相对于庞大的商业利润来讲其实是九牛一毛。对商业活动影响不大,反而可以宽解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税收负担。

  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文官们上书控告太监们的那么多罪行、全国到处都是可怕的暴动,但非文官集团的各种文献纪录,却普遍的认为万历中后期是一段“门少催科”的太平盛世。

  因为万历皇帝取消了一大批高级官员职位,精简了政府机构,放弃了通过行政系统向老百姓加税的努力,直接派遣太监对矿业收税,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让帝国的财政来源得以优化,降低了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样,老百姓负担减轻,工商业繁荣也没受影响,对外战争却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才是真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万历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给他的继承人,并没有浪费。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多年,万历皇帝在朝廷党争不断、官僚集团腐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常年忍受着足疾带来的痛苦,忍受着言官们的疯狂辱骂,尽心竭力治理国家,独自撑起国家大局,在西北清缴了内外勾结的蒙古反叛势力、在辽东击败了日本人的进攻、在西南把杨姓土司的地盘收归国家直管,开创了官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先河,别出心裁的遏制了腐败的危害、解决了政府财政困难、减轻了底层人民的负担,营造了一段难得的天下太平的好时光,将“嘉靖-万历大繁荣”推向了顶峰。在一个王朝的末世,还能出现这样一番景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明神宗万历,不能算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治下的盛世,主要是嘉靖皇帝时期的张璁变法,以及大力剿灭倭寇打下的基础,大部分的功劳不能归结到他头上。但他显然也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没有选择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整肃吏治、改革国家制度,进而抓住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机遇改变中国的命运,甚至还被东林党人忽悠,下令抓捕了李贽并焚毁其书,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在改革派已经全面从政府高层中消失、理学思想早已系统性的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对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来说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勤勉的、负责的、优秀的君主。对于过去四百年来,理学文官们特别是东林党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应该予以澄清,还他一个公道。

  [1]樊树志《晚明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496页
  [2]《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3]《神宗实录》记载为葛贤,但根据墓志铭应为葛成,可能是当时民间尊称其为贤士,被混为真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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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5 22:01:29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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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3 15: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3.萨尔浒之战:文官统兵制度的灾难性后果

  五十三、萨尔浒之战:文官统兵制度的灾难性后果

  万历这种勤勉而保守的做法,只能暂时性的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外在的繁荣。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的问题早晚会爆发。

  万历四十六年,李成梁去世,已基本完成建州女真内部统一的努尔哈赤宣布脱离明朝独立,定国号为金,建都赫图阿拉。

  那个三百多年前毁灭北宋的势力再度兴起。

  随后,努尔哈赤以李成梁曾经害死他的父亲和爷爷等“七大恨”为理由,发兵攻击明王朝。先后攻陷了靠近长白山的开原和抚顺,然后放火毁掉这两座城,劫掠了十多万人口退回到了长白山以东。

  万历皇帝感到事态严重,经过廷议,大臣们推荐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从宣府、大同等边镇抽调了大约三万兵力,又从河北、山东、四川、甘肃、浙江、福建等省抽调了大约三万兵力,还让云南四川等地的土司也派了数千人增援,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明朝在辽阳地区集中了大约八万七千人的兵力。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开原总兵马林带领从河北等地抽调约一万五千兵马协同叶赫部的一万援军,从开原出发;山海关总兵杜松带领宣府大同等抽调的精锐三万人,从沈阳出发,出抚顺关;李成梁的二儿子李如柏带领两万五千辽东本地的军队从本溪出发;四川总兵刘綎带领从四川、浙江等地抽调的一万七千人,会同朝鲜方面的援军一万三千人,从宽甸方向出发。

  这四路大军原计划翻越长白山后,于三月六日会师,然后共同攻打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并没有在赫图阿拉坐以待毙。他当时手下可动员的总兵力大约六万,少于明军的八点七万。但是他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来犯之敌。三月一日,努尔哈赤亲自带领约五万人在萨尔浒伏击杜松带领的三万人。

  杜松并不知道后金大军已经做好了埋伏。因为看见前方浑河对岸的界凡寨有后金兵几百人在筑城,挡住前进的道路,于是自己带领一万人渡河攻击,另外两万军队留下萨尔浒山麓上扎营休息。就在渡河完成之后,努尔哈赤的大军突然出现,围攻后方的两万人,而守城的人数也增加到了上千人。杜松既无法渡河回来,也不能攻下城堡,眼睁睁看着两万大军全军覆没。第二天,杜松所带的一万人也遭围歼。杜松本人身中数箭而死。

  消灭了杜松部以后,努尔哈赤立即率军北上。三月三日,全歼马林所带的一万五千人。马林带领少部分残军逃回了开原。叶赫部落的援军得到消息,马上就撤退了。

  于此同时,南路刘綎率领的一万多人连续攻克了多座后金军队沿途设下的堡垒,开始逼近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也回到了赫图阿拉。他这一次没有亲自出征,只派了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带领四万人前去消灭刘綎部。刘綎经过两天的血战,最后终于寡不敌众被全歼,刘綎本人战死。朝鲜援军闻讯立即撤退。

  李如柏得知了杜松全军覆没的消息,又得知刘綎正在被后金军队围攻。此时他的距离刘綎不过半天的行程,如果急行军过去支援刘綎,战局仍然可能发生变化。但他已经收到杨镐立即退兵的命令,更何况他本人也绝无勇气去跟后金大军决一死战,最终决定撤退。

  最后的结果:杜松、刘綎两部被全歼,马林部大部分被歼灭,李如柏部全身而退。明军最终损失人数四万五千人,把总以上将官阵亡三百多人,刘綎、杜松、赵孟琳、王宣等几个明军当时最出色的总兵战死,丢失战马、骡子两万八千多匹,大小火器枪炮两万余件。

  后金方面战死大约四五千人,只有明军阵亡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缴获了天量的军事物资。这一仗打下来,后金和明朝在辽东的强弱形势立即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关键点。这是比较公认的。而这次惨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分兵冒进。如果八万多明军共同行动,努尔哈赤要带着五六万女真兵一口吃掉,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军采用这种分兵冒进的错误策略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缺饷导致的。因为户部预算辽东军费是三百万,万历皇帝从内帑中拿了一百万两银子出来,户部等政府银库里面只有一百三十万两,还差七十万两。但是万历皇帝却拒绝再从内帑中增发军费,而是根据户部的建议,增派两百万两的“辽饷”来补充军费。

  由于加派的“辽饷”是派到土地上的,给农民制造的负担很重,官员们也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兵饷不足的问题,大臣们反复催促杨镐赶紧进兵。比如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里面就说:“朝议只恐师久饷匮,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不顾边防实际,每天发红旗催战。方从哲写信促杨镐急发兵,杨镐惶惧计无所出。”

  当然,还有人说是万历皇帝本人多次催促杨镐进兵。

  不管是万历皇帝催促,还是文官们催促,反正最后给杨镐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在军队尚未齐聚的情况下,选择了分兵冒进的策略,以希望速战速决。最后酿成了悲剧。

  如果这个“缺饷-催战-冒进”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那么万历皇帝就应该对战争的失利负重要责任。因为他死后,内帑留下了大约七百万两银子,但是他却只愿意出一百万两以支援军费,岂不是太抠门了么?

  但仔细考量之下,这个因果链条是有问题的。

  首先,朝廷或皇帝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节约经费,这种想法本身没什么错误。不能证明当时军饷非常匮乏,有钱也应该省着点花。实际上,这次征辽的军费应该是很充足的。户部的花钱预算一般都会超标计划,以此作为向皇帝内帑要钱的理由,不能说没有三百万两银子就没法打仗了。抗日援朝的前两年,四万多明军入朝,中间歇了一年,最后一年增加到了八万人,四年下来总共才花了八百多万两银子。在朝鲜打仗后勤补给的距离比辽东更远。按照这个花钱速度,最后实发的两百三十万两银子,至少足够支撑八万大军打半年仗。更何况还有后续的两百万两辽饷加派。四百三十万两银子,打一年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第二条:分兵冒进并不能减少用兵时间,相反,还会增加进兵时间。

  这一条很多人不理解,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地图就可以理解了。从山海关外的边镇、四川、云南等地调兵,都只有一条路线,就是山海关出关之后,前往辽阳,再从辽阳分派到各地。

  当时八万七千人马已经齐聚辽阳了,也就是说是已经合兵一路了。在分兵四路之前,还在辽阳搞了一个誓师大会。而且总指挥杨镐,以及马林、杜松、刘綎、李如柏四大总兵都在辽阳开会,讨论战略。如果要快速进军,最快的办法就是走最大的一条路。八万七千人从辽阳前往沈阳,出抚顺关,往赫图阿拉一路杀过去就行了。

  这条路就是杜松带三万兵马走得那条路,大炮都能开过去。宪宗时期太监汪直去攻打建州女真也是走的这条路。而分兵四路的办法,马林就要带一万多人先北上开原,跟叶赫部援军汇合,再掉头南下;刘綎则必须先带一万多人南下宽甸,跟朝鲜援军汇合,再掉头北上。这是一个更加浪费时间的方案。

  很多人错误的以为,四路大军还没有来得及汇合,就急匆匆的向赫图阿拉进发了。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历史记载,也不符合地理常识。刘綎带的四川兵不可能不经过辽阳就直接跑到宽甸去了;马林带的河北兵也不可能不经过辽阳就去开原。

  至于说有没有可能开原等地还有一部分明军没有调过来之类的,也不可能。云南四川的兵都到了,不可能辽东内部只有两三天行程的调度还没有完成。辽东不管啥地方有兵,调到沈阳跟大部队汇合都不会比四川兵还到得晚。至于叶赫部和朝鲜的援军,那就是来壮大声势的,明军能击败后金主力,他们跟着剿灭一下残余部队是可以的,指望他们为明朝卖命打硬仗是不可能的。为了跟他们汇合而分兵,那就是军事战略上的无知,也跟节约时间或粮饷没有关系。

  皇帝和大臣们的催促,从内容上来看,既没有明确限定时间,也没有严厉的措辞,远没有到可以让主帅杨镐担心晚三五天发兵就要被临阵撤换、追究责任的程度。我们不能因为萨尔浒打败了,战争之前有朝廷的催促,想要尽快打完好省钱,就想当然的认为战争的失败是缺钱和催促造成的。

  分兵冒进的主要原因是主帅杨镐水平太低,跟缺钱和朝廷的催促无关。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宋朝和明朝的文官们搞出来的“文官统兵”制度。

  首先说这个主帅杨镐。廷议为什么要推举他来当主帅,万历皇帝也同意了呢?因为他之前在辽东地区打过不少仗,比较有亮点的是曾经和李如梅(李成梁的第五个儿子)一起突袭蒙古炒花部落取得了胜利。但基本都是小胜利,而且次数也不多。

  但是,他这些小胜利加起来,都不如他打过的一次大败仗影响大。就是抗日援朝的第二阶段,李如松因为在北方与蒙古作战意外身亡,杨镐成为朝鲜战场的实际负责人。他带兵进攻日军占领的蔚山。当时日军只有五千人,而杨镐带领了四万明军去打。当时他就祭出了“分兵合围”的法宝,分三路去进攻。其中前锋部队已经攻破了日本的前面两道防线,还有最后一道也马上要攻破了。杨镐却突然下令停止攻击,因为他觉得前锋部队功劳太大了,而他的老朋友李如梅带领的那一支队伍还没有到。他想把功劳留给老搭档。

  等李如梅赶到的时候,日本的援军也到了,数量超过了明军。杨镐见势不妙就率先逃跑,引发了混乱的大撤退。日军趁势追击,明军阵亡一万多人。

  这次惨败几乎把前几年对日本战胜的胜利全部输了回去。万历皇帝极其恼火,想要把杨镐抓起来杀掉。但是杨镐很会走关系,得到了沈一贯、赵志皋等大臣的庇护,最后只是被撤职回家了事。

  这种败军之将,竟然被再次推举为征剿后金的主帅,实在不可思议。但廷议的结果选择他,又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杨镐是文官,进士出身。在文官里面,杨镐还算比较能打仗的,起码有过一些小的胜利。虽然蔚山打了败仗,但在文官将领当中,已经算是辽东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要想从文官里面挑出来打仗资历、对辽东情况的熟悉程度比杨镐高的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只能选他。

  但是,当时显然有比杨镐更适合当主帅的人选。马林、杜松、刘綎都比杨镐适合。其中刘綎的级别最高,除了总兵,还有一个左都督的头衔,在武将中仅次于李成梁。而且战功也极为显赫,当时就有明朝“第一猛将”之称,智勇双全,多次运用伏击、突袭等方式大败敌军,大小打过一百多次仗,从无败绩。

  刘綎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带三万四川兵打败了入侵云南的十万缅甸大象兵,因此被晋升为副总兵。两次朝鲜之役刘綎都参加了,第二次就是杨镐蔚山之败后,他带兵攻击日军主帅小西行长的部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刘綎被评为战功第二,仅次于李如松的副手麻贵。

  后来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刘綎带领的三万四川兵就是主力,一路过关斩将,攻破天险娄山关,把杨应龙逼到海龙囤(贵州遵义附近)死守。然后他又与各路兵马一起攻城,刘綎率先攻破外城。杨应龙自知内城已不可守,自杀身亡。刘綎因此被评为战功第一。

  刘綎战争经验丰富,南方打过缅甸,东北打过日本,西北在青海打过蒙古,西南打过杨应龙等土司,每一次都战绩辉煌,是真正南征北战的猛将,威震海内。如果让刘綎为主帅,带八万明军去攻打赫图阿拉,恐怕努尔哈赤就在劫难逃了。

  如果要论对辽东的熟悉程度,那么曾经接替李成梁当过辽东总兵的杜松也比杨镐更合适。而杜松之前打仗的战绩也比杨镐好得多。

  但是,在文官统兵制度下,打了大败仗的杨镐可以当主帅,而百战百胜的刘綎、杜松则绝无可能当上主帅。他们不仅当不成主帅,连军事决策层都进不去,只能被动的服从文官们的命令。在大军齐聚辽阳之后,明军方面就组成了一个决策小组,小组成员是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清一色的文官。几位真正要带兵出征的武将全部被排除在外。

  对于这个小组作出的“分兵四路”的决定,三大总兵全部表示反对。马林明确的说:“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但他们的反对意见被拒绝采纳,只能按照命令进军。

  分兵进攻是不太懂战争规律的文官们非常喜欢的作战套路。他们自己没胆量也没能力亲自带兵上阵,但是也不愿意由一名武将全权指挥整个军队,那样他们的兵权就会被架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图上画上几条路线,让几个武将各自带一路军队,分兵前进,自己在后方“坐镇指挥”。打赢了就是自己统筹全局、指挥若定,功劳最大;打输了死的都是武将,自己大不了被撤职,没有生命危险,还可以找机会东山再起。

  后来民国时期,蒋介石围剿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喜欢用这种“分兵合围”的战术。原因也是一样,就是老蒋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武装力量,也不可能放心的把几十万军队交给某一个将军来统率,所以就从各地调集军队,让各路将领分头进剿,自己在后方遥控指挥。毛泽东采用了跟努尔哈赤一样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主动出击,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或者冲到最前面的先给干掉,后面的那些援军马上就跟着溃败或者逃走了。

  分兵合围的办法,杨镐打蔚山的时候用过。之前的播州之役,文官总指挥陈化龙也是这种方法。他让刘綎、麻贵等将领,分兵四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攻播州。当时明军总共有二十万,每一路军队大概五万。杨应龙的军队总共有十五万,但是精锐只有四万,还有十一万是造反以后临时拼凑的。杨应龙只知道分兵驻守各个据点,被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最后给合围成功了。

  如果杨应龙跟努尔哈赤一样会打仗,手下的军队的组织纪律性也能达到后金的水平。他用两三万军队拖住其中三路大军,然后集中十二三万军队围歼战斗力最强的一路,再趁胜歼灭挨得最近的另外一路。那么剩下的两路就只能退兵。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就要提前十七年上演了。

  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文官统兵”这个制度下,因为主帅往往不熟悉战争的规律,也没胆量亲临第一线指挥,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又对武将猜忌防范,不肯下放一线指挥权,军队的战斗力就必然被限定在某一个水平线以下。这个战斗力水平,大体就是镇压农民起义和依靠城墙搞好防守的水平。如果跟蒙古、女真这种正规军硬碰硬的打野战,就只能碰运气。对方统帅水平一般的,也能打一打;遇到水平高的,就难免要一败涂地。播州之役打杨应龙,属于运气好,对手水平太差;宁夏之役和第一次朝鲜之役,是因为有李如松。他仗着皇帝的信任,不把文官统兵这个规矩放在眼里,把文官统帅丢在后方管后勤,自己亲领大军在前线作战,所以明军四万人就能打败日军七八万人。李如松死后,文官出身的杨镐马上就开始搞分兵合围,跟日本人一打就惨败,没办法最后增兵派了八万明军入朝,兵力翻了一倍才取得胜利。

  等到萨尔浒之战,这种好运气就结束了。

  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是文官统兵制度的必然结果,是早晚要出现的。只不过运气好就晚点出现,运气不好就早点出现而已。

  在兵分四路的战法上,主帅杨镐还很动了一点脑筋的。他的基本思路是杜松这一路为主攻方向,马林带着叶赫部协同;而刘綎这一路是用来吸引努尔哈赤的注意力的,让刘綎轻装快速前进,最先给努尔哈赤制造威胁。这样努尔哈赤就会调兵南下,被刘綎拖住,然后李如柏跟进。那么就可以为杜松和马林攻击赫图阿拉赢得时间。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部署,杨镐把大炮等攻城的重装备交给杜松部携带,杜松带的兵也以火枪兵为主,基本没有冷兵器部队;马林所统帅的则是火枪骑兵部队,走得快一点,所以让他北上开原再南下,这样速度就跟杜松差不多。而为了让刘綎能够快速逼近赫图阿拉,杨镐交给他的内地兵都是以骑兵、冷兵器为主,而且比马林和杜松要提前两天出发。李如柏的辽东兵也是一样,以冷兵器为主,但安排的时间进度比刘綎要晚一天。

  这个部署背后还有一个很恶毒的意图,就是牺牲刘綎,让刘綎带着一万多内地兵去送死。杨镐跟李如柏、杜松、马林都属于辽东军事将领集团的人物,彼此之间要互相照顾。而杨镐跟刘綎是有过节的。杨镐带兵打蔚山的时候,刘綎就是他手下的总兵,坚决反对分兵三路的策略,跟他拍桌子。结果蔚山大败,杨镐不仅不承认自己不如刘綎,反而心存忌恨。当刘綎再一次反对杨镐分兵冒进的时候,杨镐直接亮出了万历皇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声称敢违抗军令者斩,把刘綎给压了下去。

  刘綎这种军事天才,对杨镐的想法洞若观火。他跟朝鲜方面的主帅姜弘力说:“杨爷目前与俺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自许。”杨镐也对刘綎很不信任,在出发的时候派两名亲信带令旗到军中督战,并给他们下令,如果刘綎进军缓慢,就夺了他的兵权,自行带兵前进。

  在四大总兵中,杨镐跟李如柏关系最好——毕竟是老搭档李如梅的二哥,当然要特殊照顾。他给李如柏安排了一个最安全的位置:带着两万多军队跟在刘綎的后面,等刘綎跟后金拼杀的差不多了,杜松等人开始逼近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被迫回兵救援,李如柏就可以从后面追击,捡个大便宜。所以三大总兵都反对分兵进攻的方案,只有李如柏没意见,最后也果然只有他这一支安全撤退。

  杨镐这种充满私心的安排,导致了一个比简单的分兵四路更糟糕的局面,就是冷兵器军队与热兵器军队分开作战,彼此不能协同。而且,战斗力最强、对后金兵作战方式最熟悉、由李成梁亲手训练出来的辽东嫡系部队被放到了最后,不能对战局产生关键的影响。

  冷兵器与热兵器军队分开的后果极其严重。明军当时已经大量配备了鸟铳,也就是火绳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没有线膛,精度很差,而且不能连发,发一枪之后必须花时间重新装填火药。热兵器部队因为不需要与敌人搏杀,也就没有配置盔甲,基本没有防护能力。在这种装备水平下,热兵器部队很难独立作战,必须有冷兵器部队的配合才能打好野战。也就是先由火枪兵放枪杀伤对方骑兵,然后本方的骑兵步兵上阵杀敌,火枪兵利用这个时间重新装填火药。

  努尔哈赤当时已经很了解明朝的火器装备,知道鸟铳的射程大约在三十米到五十米之间。所以后金骑兵在面对明军火枪队的时候,就进入五十米的范围,但是不到三十米。这样明军就会开火射击,后金骑兵穿着牛皮做的盔甲,火枪如果打到人头上就能打死,打到身上就只能打疼。由于火绳枪的精度很差,正中头部的概率很低。等一排枪响之后,骑兵就快速冲击。一旦冲到面前,没有防护装备的火枪兵就成为了可以随意屠杀的对象。这个时候就最需要有本方的骑兵或步兵冲上来保护,为火枪兵退后装填弹药进行下一轮攻击赢得时间。但骑兵和步兵都被杨镐分配给刘綎和李如柏了,杜松和马林没有。

  杜松部队被打得最惨,毫无还手之力。三万人被歼灭,对手只损失了几百人。马林的前部也是同样的下场,很快就被全歼。还好有潘宗颜带领的数百人占据了一处险要的山头据守。努尔哈赤在消灭马林主力以后,急于返回赫图阿拉攻击刘綎,被迫强攻。潘宗颜的火枪兵在山上往下开火,打死女真兵上千人之后,才被后金突破防线,全军覆没。这也是萨尔浒之战中唯一一场明军伤亡小于后金的战斗。

  最后真正给后金造成麻烦的还是刘綎带领的冷兵器部队。后金以四万人攻击刘綎一万多人,打了两天,损失了数千人才取得胜利。如果李如柏的两万五千辽东兵能以最快速赶来支援,明军仍有获胜的可能。

  归纳起来说,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主要原因有三条:

  第一,分兵冒进,导致本来数量占据优势的明军在每一场战斗中人数都处于劣势;

  第二,冷兵器部队和热兵器部队分开,导致热兵器部队的战斗力完全无法发挥;

  第三,战斗力最强的辽东兵被放到了最后,不能发挥作用。

  这三条,都跟万历皇帝有没有多发内帑,跟军饷是否缺乏,朝廷有没有催战是没有关系的。第一条是因为主帅杨镐不懂军事规律,这是他无能。第二条和第三条,则完全是他个人的私心造成的,这是他无耻。

  这场战争中,明军方面装备是比较好的,也说明在万历皇帝治下,军费是基本有保障的,才能有一半的军队装备了火枪,还配置了很多大炮。潘宗颜部队的火力杀伤效果也说明,枪支弹药的质量都还比较有保障。如果八万多人的明军合成一队出征,以冷兵器的骑兵和步兵为火枪兵提供保护,协同作战,则军队战斗力将远强于后金骑兵。努尔哈赤不管有多大的军事天才,都无法吃掉这支队伍。等大军兵临城下,又有重型火炮攻城,赫图阿拉必不可守。

  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明军一线将士们表现得非常英勇。老将杜松和刘綎都力战到底,最后战死沙场。马林虽然带领几千人败走了,但随后后金进攻开原,仍然拼力死守,最终战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綎部中的四千浙江兵,这是戚继光留下来的队伍,组织纪律性极高,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主将刘綎战死、大部队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严格按照戚继光留下来的阵法作战,外排的官兵倒下就马上有后排士兵顶上,阵型始终不乱,在八旗骑兵的重重围攻之中坚持到了最后,杀敌千人以上。在明军损失的四万五千人中,只有数千人投降,绝大部分都战死沙场。

  但是,所有这些人的英勇牺牲,都无法改变主帅的愚蠢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所谓“一将无能、害死三军”,就是对萨尔浒之战最好的形容。而这个无能无耻的统帅杨镐,之所以会被选拔出来,根本原因就是文官集团的整体无耻无能,一方面夺取兵权,搞文官统兵,防范和打压武将,外行领导内行;一方面徇私腐败,在蔚山惨败后为杨镐提供庇护,让他逃脱了军法处置,为萨尔浒之战前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机会。

  通过第萨尔浒之战的详细分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朝对外战争会如此的一塌糊涂?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官统兵制度会保证主帅中大量出现杨镐这样的人物。

  明朝军法极严,文官统兵打了败仗也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处决。嘉靖年间,北京被蒙古军队围攻,兵部尚书丁汝夔就被杀掉;张经和李天宠没有及时击败倭寇,双双被嘉靖皇帝下令斩首;兵部尚书石星,因为用沈惟敬瞎搞外交,引来日军第二次侵略朝鲜,也被处决;杨镐虽然逃过了蔚山之败的追责,但萨尔浒之战以后也被抓起来杀掉了。就这样,明军才能在文官统兵制度下,维持比宋军强得多的战斗力。

  而宋朝不杀士大夫,文官将领不管怎么丧师失地、临阵脱逃,都没有性命之忧。大不了丢掉官职,过几年再托关系东山再起。这就跟杨镐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也都跟杨镐指挥萨尔浒一样,喜欢在地图上一画,让武将们按照他们画好的线路分兵前进,自己在后方坐镇指挥。一般也就会被辽兵、金兵、或者西夏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所以宋朝对外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是萨尔浒之战,动不动就全军覆没,损失几万甚至十几万军队。最后只能死守城池,靠压榨人民来向敌国进贡,以勉强维持局面,而绝无力量收复已经被少数民族占领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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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5 09: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4.辽东糜烂

  五十四、辽东糜烂

  萨尔浒之战损失惨重,不过对明朝来说并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四万五千人的损失在明朝历史上只能排第三。第一名是土木堡之变,损失了十多万人,而且由于是皇帝亲征,无数的高级武将勋贵和大臣都随同前往,国家顶级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但明朝很快就恢复了国力,后来也没受什么大的影响。第二名是永乐七年,明成祖朱棣派邱福率领十万大军北征蒙古,结果全军覆没,邱福、王聪、霍亲、王忠、李远五员大将也全部战死。

  这两场惨败的损失都是萨尔浒之战的两倍以上,而万历时期的国家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至少是永乐年间的三倍。所以只要能够吸取教训、重振旗鼓,找到正确的战略战术,重新恢复在辽东对后金的战略优势,并非一件很困难的事。

  失败的消息传来以后,万历皇帝很快下令将杨镐下狱论死,同时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整顿辽东局势。

  熊廷弼之前当过辽东巡抚,对辽东的情况也很熟悉。其实打努尔哈赤就该派他去的,但是文官集团只提名了杨镐。表面上是因为杨镐实战经验比熊廷弼丰富,但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杨镐的实战经验主要是打败仗的经验。主要原因还是熊廷弼这个人是文官中的异类,喜欢习武和研究战略,左右手都能拉开几十斤的大弓,而且极其反感朝廷中的党争,不与任何政治势力结盟,深受万历皇帝赏识。万历“怠政”期间,内阁大臣的上疏都很少理睬,唯独熊廷弼的折子,总是能很快得到批复。因为他的奏章都是谈的实事,比如该如何在辽东屯田、如何建立常平仓、如何练兵等等,万历皇帝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做事情务实,不结党。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朝廷大臣中人缘很差,大臣们当然不希望让熊廷弼再去辽东立功。

  万历没有坚持用熊廷弼,而同意了廷议推举的杨镐,这不能说也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但杨镐惨败之后,朝廷大臣们都害怕承担责任,不敢说话,只能同意让熊廷弼出山去解决问题。

  万历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用了,就给你全力支持,让你有机会施展才干。他很喜欢给前敌主帅尚方宝剑,可以专擅杀掉任何不听从号令的将领。主帅犯了一次错误,还会再给一次机会,如果犯了两次错误,那么就会被毫不客气的撤掉。不管是宁夏之役的总督魏学曾,还是朝鲜之役的兵部尚书石星,甚至对杨镐,都是这样。这样既让有能力的人可以充分发挥才干,并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但也可以避免庸人长期占据重要职位。

  从万历放弃杨镐,起用熊廷弼之后,辽东局势就迅速开始好转。

  熊廷弼的一切方针政策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不仅赐给他尚方宝剑,而且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基本都是很快就批复同意。

  熊廷弼刚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地区一片风声鹤唳。到处都在传言后金兵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开原、抚顺、沈阳,甚至辽阳的人民和士兵都纷纷逃亡。他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去。接着派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走到一半,大哭而返。熊廷弼于是亲往巡视,抵达沈阳,又冒雪夜往抚顺。

  抚顺当时已经是最前线,无兵守卫,后金随时可能打过来。总兵贺世贤劝他不要去,熊廷弼说:“冰雪满地,敌人想不到我会来的。”还命令随从兵士打着鼓挥舞着巡抚大旗进入抚顺城,以安定人心。他在抚顺祭祀了那些为国事死亡的将士,哭了一场,察看了当地的地理形势,然后返回。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招集流民,分派兵马驻扎,当地军民的心重新稳定下来了。

  然后,他马上就大刀阔斧的进行整顿,斩逃将以祭死节将士,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同时监督军士建造战车,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墙,作好长期守御的打算。接着他向万历皇帝上疏,认为就当前形势而言,漫谈恢复、进剿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当住后金的进攻势头,应该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

  这一战略方针,得到万历的高度赞赏,他马上批复熊廷弼说“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

  熊廷弼在万历的全力支持下,仅仅一年,就使辽东形势改观,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原先奉集、沈阳两座空城,俨然成为重镇。

  熊廷弼脾气刚硬耿直,喜欢漫骂,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不停的攻击诋毁诽谤。几次逼得熊廷弼辞职。万历和言官斗争了几十年,很容易就看穿他们的把戏。对熊廷弼的辞职申请,他回复说:

  “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万历皇帝一个“深切依赖”就把他对熊廷弼的赏识和信任表露无遗,以皇帝之尊而公开向众人表示对一个臣下“深切依赖”,这是不多见的。

  至于“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这就更不象一个皇帝居高临下对臣僚说的话,倒更象是对知己朋友语重心长的劝导。

  最后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万历和文官集团打了几十年的交道的经验之谈。他很知道那些动辄摆出正气凛然模样的言官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污蔑皇帝生病是酒色财气所致,那么现在他们污蔑熊廷弼的话里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正因为自己有了几十年的切身经验,所以他才语重心长的告诉熊廷弼“毋为人言所阻”。

  然而,万历皇帝已经没有时间给予熊廷弼更多的支持了。他已经当了四十八年的皇帝,超过了他的祖父,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刷新了明朝皇帝在位的记录。早在萨尔浒之战前,就已经因为病重而卧床不起了。后来因为萨尔浒的惨败,才又勉强打起精神,试图挽救危局。

  但他终究还是撑不下去了。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去世,告别了他与之苦斗了一生的文官集团,也告别了他鼎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

  万历皇帝死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东林党人因为在“争国本”事件中大力支持朱常洛,打击郑贵妃和朱常洵,因而得到光宗的信任。他们自以为扫荡万历弊政,施展他们才华抱负的时刻已经到来。

  空缺的高级官员职位全部补满,各地的税监被全部召回。而万历皇帝大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当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扫除不可的。

  就跟张居正一死,戚继光和李成梁就被反改革派文官赶下台一样。万历一死,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他们给熊廷弼安了很多帽子,比如独断专行、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滥用刑罚、不能收拾人心等等,最扯的是御史张修德甚至说熊廷弼破坏辽阳城防,而实际情况是熊廷弼大力加强了沈阳、辽东等地的城防。熊廷弼无论如何上疏辩解,都会遭到一大群言官的围攻。他只能请求缴还尚方剑,辞职离任。廷议的结果,允许熊廷弼离任,而让袁应泰接替。

  弹劾熊廷弼的主力,包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要么是东林党成员,要么是东林党的盟友。

  袁应泰这个人没有任何军事经验,之前在内地做官,刚调到辽东来一个月。东林党推举这么一个人接替熊廷弼完全是扯谈。这是因为他们对真正的军国大事并不了解,而只关心政治斗争,意识不到这种不负责任的任命可能带来的危险。

  袁应泰完全按照内地行政管理的方式来主持辽东事务。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大力接济很多来历不明的少数民族难民,让他们进城居住甚至编入军队。这种做法在内地是可以的,但是在战争最前线,就是在做滥好人、引狼入室。而且他还大规模的收纳来自女真、蒙古部落的叛将、判兵。手下的将领纷纷提出警告,他也听不进去。

  所谓“慈不将兵”,长期从事地方行政职务的袁应泰显然不能理解这里面的含义。熊廷弼在的时候,治军严格,部伍整肃。而袁应泰对手下非常宽厚仁慈。结果就是管不住,军队纪律日渐废弛。更要命的是,他对当时明朝在辽东与后金的实力对比没有概念,放弃了熊廷弼制定的以坚守城池为主的战略,力主大力进攻、收复失地。上任之后没多久,就向皇帝上梳要求征兵十八万,准备收复失地,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城防上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场灾难。第二年,后金大举进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放弃坚守的策略,出城与后金野战,大败而回。那些被袁应泰救济和招入军队的少数民族难民和士兵,他们对明朝是没有忠诚度的,只不过有奶便是娘。一看见明军打输了,立即叛变,与后金勾结,私自打开城门放金兵入城。贺世贤、尤世功两总兵死于乱军之中,沈阳陷落。

  努尔哈赤随即进攻辽阳。袁应泰带兵出城五里与后金野战,仍然是大败而归,被迫退入城中据守。沈阳的悲剧再次发生,袁应泰招纳的叛将叛兵在半夜打开小西门,迎接金兵入城。袁应泰得知消息,自杀身亡。辽阳陷落。

  就这样,在东林党人掌权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成功的赶走了熊廷弼,任用军事白痴袁应泰,连续丢掉了辽东最重要的两座城池沈阳和辽阳。辽东大部分地区落入后金之手,局势一片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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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5 09:06:2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5.辽西溃败

  五十五、辽西溃败

  在对外战争连续惨败的同时,东林党人仍然在热衷于党争,好像辽东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沦丧、数十万人民的死亡跟他们无关一样。

  朱常洛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去世了。东林党人把这归结为郑贵妃送给朱常洛了几个美女,导致他纵欲身亡。这些东西都是捕风捉影的猜测,属于看到白胳膊就想到裸体、性交的道学家思维,没有根据。朱常洛以皇太子之尊,要想找几个美女来侍寝还是很容易的。而且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嫔妃一大堆,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为啥非要等到当了皇帝才开始纵欲?

  此外,还有一些大臣进献各种药方,其中鸿胪寺丞进献一个红色的药丸,朱常洛吃了之后两天就去世了。东林党大佬邹元标就说李可灼是跟郑贵妃的太监崔文升合谋,故意下毒想要害死皇帝。这在当时的医学水平下,也无法证实。没人知道朱常洛得的是什么病,也没人知道红丸里面到底含有什么物质。

  其实朱常洛在吃红丸之前就已经病情非常严重,连续拉肚子,吃不下东西了,处于病危状态。不吃红丸恐怕也很难挽救。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岁,在明朝皇帝中间属于正常寿命,不是早死。明宣宗、明英宗、明宪宗、明孝宗、还有武宗朱厚照、隆庆皇帝都没有活过三十八岁,所以光宗死于普通疾病的概率很大,而不是纵欲或者吃了红丸。其实还算东林党运气好,如果朱常洛提前一个月死掉,或者万历皇帝晚死一个月,那么继位的就应该是朱常洛的弟弟、东林党死敌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了。

  这些事情,让东林党又掀起一番攻击郑贵妃的政治风波。因为红丸是首辅方从哲推荐的,所以东林党也顺便把方从哲给拉下水。总之就是一堆政治斗争的烂账。

  郑贵妃已经被整得不敢说话了。东林党又盯上了太子朱由校的养母李选侍。因为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很早就死了,作为祖父的万历皇帝亲自指定了朱常洛的妃子李选侍来负责抚养朱由校。李选侍很得朱常洛的喜爱。朱常洛刚一继位,就下令把她封为皇贵妃。但这个事情的手续还没有办完,朱常洛就死了。

  由于李选侍是朱由校的养母,光宗死前留下遗命,由皇长子朱由检继位,并追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但东林党不想认账,因为李选侍跟郑贵妃关系不错。而且,李选侍还一直住在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正殿,是皇帝的寝宫。朱常洛在的时候,她以妃子的身份侍寝,住在那里当无问题。但朱常洛已经死了,她以太子养母的身份住在那里,东林党就有文章可以做了。他们宣称李选侍住在乾清宫是想搞垂帘听政,挟持太子;更有想象力的是,他们还引用武则天和太子李治私通的故事,认为李选侍不是朱由校的生母,而朱由校已经十六岁了,两人都住在乾清宫,有可能发生有伤风化的事件,所以李选侍必须马上搬走。

  这些说法纯粹瞎胡闹。明朝从未出现过后宫垂帘听政的事情。在明朝的政治制度下,文官权力很大,太后是没办法搞什么垂帘听政的。更何况李选侍既不是皇后也是不是太子的生母,朱由校都十六岁了,之前那么多任皇帝的亲妈都没搞过垂帘听政,一个低级嫔妃出身的养母要想搞垂帘听政绝无可能。武则天能够垂帘听政,因为她既是李治的皇后又是新皇帝的生母,而且在李治当政期间就已经搞了很多年“二圣临朝”,掌握实权,在大臣和武将中间培育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李选侍完全不具备这种条件。

  至于声称李选侍和朱由校可能搞出什么丑闻出来,则是对皇室的无理羞辱。李选侍是万历皇帝指定给朱由校当养母的,抚育朱由校已经很长时间了,光宗也认可,二人是有母子名分的。李选侍还给光宗生了一个女儿,算是朱由校的妹妹。这跟武则天和李治的关系差别很大。武则天只是唐太宗身边一个普通的才人,地位跟宫女差不多,与太子李治也没有任何名分。东林党人毫无根据的瞎联系,完全是道学家伪君子的一贯做派:表面上自诩清高,搞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心里面却一团污,什么事情只要可能跟男女之事扯上关系,就往最荒淫的方向联想。

  在朱由校正式登基称帝以前,作为养母的李选侍居住在乾清宫继续照顾太子,是她的合法权利。至于说她想要争一下皇贵妃的名分,那是人之常情。这本来就是光宗的遗命,应该追封,跟想不想垂帘听政没有什么关系。

  东林党人拿着这个小事情大做文章,把它搞成一个政治事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本质上还是搞政治投机。他们从支持朱常洛当太子、打击郑贵妃上面尝到了甜头,在朱常洛继位后得到了重用。现在,他们又想把好把戏再玩一遍。通过凭空捏造并不存在的危险,然后挺身而出保护太子、驱逐坏人,树立自己一心为太子作想的形象。这样太子登基以后就会对他们倍加信任。

  光宗驾崩的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请见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立刻将朱由校带离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然后,决定不让太子返回乾清宫,断绝他和李选侍的交流,安排在慈宁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监视。然后派人前往乾清宫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

  到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东林党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与东林党勾结,在乾清宫内,带人强行驱赶,殴打李选侍的几个贴身太监魏忠贤等人,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带着魏忠贤等,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

  第二天,万历四十八年(同时也是明光宗泰昌元年)的九月初六,朱由检登基,定年号为天启。这就是天启皇帝。

  东林党为了取得新皇帝的信任,又进一步跟太监王安达成密谋,由王安在天启面前造谣,说天启的生母王氏就是因为李选侍争风吃醋,派人害死的,现在又想挟持朱由检垂帘听政。没有经历过政治阴谋的天启皇帝听信了这些鬼话,误以为东林党真的是在全心帮助自己,登基以后不久就下旨谴责李选侍,宣布不再按照光宗遗命给李选侍任何封号。

  内阁首辅方从哲在这个过程中是反对移宫的,希望遵从光宗的遗命,保一下李选侍。东林党就把“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合起来跟方从哲算总账——这三大案都发生在方从哲当内阁大学士期间,他们攻击方从哲是勾结郑贵妃、害死光宗、袒护李选侍的大奸臣。方从哲终于顶不住压力被迫辞职,东林党大佬叶向高成为首辅,朝廷主要职位大都被东林党把持。东林党全面夺权成功,《明史》里面就把这段时间称为“众正盈朝”的好时光,也就是朝廷里面全都正直的大臣,国家振兴有望。

  三个月后,就发生了沈阳和辽阳连续失守的惊天剧变,山河破碎、国土沦丧。

  这下东林党急的团团转,以为金兵马上就会越过辽河攻击广宁。这帮人对打仗完全一筹莫展,只能再次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派他去收拾烂摊子,阻挡后金的进攻。

  不过努尔哈赤并没有马上向辽河以西继续进攻。毕竟吃下了辽河以东那么大一片土地,必须要花时间来消化。

  东林党一看局势稳定下来了,后金并没有打过辽河,以为没事了,又开始后悔让熊廷弼出山的决定——这不是等于承认他们很无能吗?如果熊廷弼守住了辽西,那他们的脸往哪里搁?

  等熊廷弼走到广宁,迎接他的就是刚刚上任的辽东巡抚、东林党人王化贞。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学生,刚被任命为辽东巡抚,掌管广宁卫全部兵马。熊廷弼这个辽东经略名义上是辽东巡抚的上司,但王化贞手下的一兵一马他都指挥不动,最后只能回到山海关,那么还有五千人马可以归他管,实际上就成了个山海关总兵。辽东事务的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王化贞手中。

  王化贞具备跟袁应泰一样的特点,就是没打过仗、完全不懂军事,非常容易相信人,对手下比较宽厚仁慈。他坚信广宁西部的蒙古虎墩兔、炒花等部落可以帮助自己收复辽东,计划合兵四十万出击。而四十万这个数字也是蒙古部落向他吹嘘的,实际那些部落根本没那么多人。每次王化贞计划向后金发起进攻,蒙古部落的援军都不见踪影,无奈只得改为防守。

  熊廷弼主张重点防御广宁,他提出五条意见:不要分兵驻守、辽地人不可信用,蒙古人不可凭仗、投降后金的将领不可相信、广宁地方有很多间谍让人担心。王化贞则一切相反,绝口不提防御,说我们一渡河,河东人必为内应,纷纷起义迎接王师。他还把兵力分散到镇武、西平、辽河沿岸等多个地方布防,还跟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李永芳书信往来密切,请求他作为内应。并且飞书报告朝廷,说再过几个月你们可以收到我光复辽东的捷报了。

  王化贞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在辽东的间谍发来的情报,以为里面有内应,于是又联合蒙古发兵突袭海州,结果走到半路内应也没有、蒙古援军也不见踪影,只得无功而返。

  天启二年的正月,努尔哈赤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发兵越过辽河。王化贞在辽河沿岸布置的防线不堪一击,金兵随即围攻西平。王化贞相信了手下将领孙得功的建议,认为这是消灭金兵的大好时机,派出广宁的全部兵马前往西平支援。

  正月二十二日,明军在平阳桥遭遇后金军,刚刚交锋,孙得功就带头逃跑。明军惨败,多名大将战死。

  孙得功是王化贞最信任的将领,王化贞对他言听计从。但他不知道的是,孙得功其实早就背叛了他。就是因为王化贞妄想策反李永芳,由孙得功负责跟李永芳联络,结果反而让李永芳把孙得功给策反了。全军出动救援西平,就是孙得功故意想消灭明军搞出来的主意。

  孙得功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广宁,声称后金已经打过来了,明军已全军覆没。于是广宁城内一篇恐慌,大家纷纷收拾家当南逃。王化贞也真是个脓包,一见所有人都在跑,外面乱哄哄一片,也没搞清楚情况,还以为金兵已经破城了,就带着几个亲信将领抢先跑路。结果跑了两天之后,金兵才到达,在孙得功的迎接下进入了广宁城。

  熊廷弼得到消息,赶紧领兵去救援,但显然已经于事无补了。只能一路掩护着溃逃的百姓进入山海关。

  东林党掌权之后一年零几个月,辽东辽西的领土就全部沦丧,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明帝国被迅速推到了接近亡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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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9 09: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6.癸亥京察

  五十六、癸亥京察

  面对接踵而来的惨败,帝国的最终负责人——天启皇帝愤怒了。天启二年二月,广宁失陷之后一个月,他下了这样一道诏书:

  “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官员)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1]

  这个奏章跟万历皇帝在万历四十一年下旨切责官员党争是一样的意思。天启皇帝的大意就是说:国家现在处在危急关头,你们这些官员上书,竟然还在互相挑小毛病、搞党争,不说一件正事。广宁陷落,主要就是经略和巡抚不和。你们怎么就不吸取教训,搞好团结,还想重蹈覆辙吗?

  天启告诫百官,要虚心,要“协力共图宗社大计”、“毋事空言”。最后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再有像以前那样小题大做混淆是非的,绝不姑息。

  但天启的警告,并没有发生任何效果,这群人还是老样子。两个月以后,天启继续下诏书悲愤的说:我刚说了你们不许乱传谣言乱攻击,你们却还在闹。自从努尔哈赤崛起后,国家财政紧张,军队伤亡惨重,你们除了互相吵外,半点好主意都拿不出来。我自从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的操劳国事,你们这帮官员却天天胡闹。再有结党排诬的,我就要用国家大法来收拾你们了。[2]

  这次天启皇帝发了狠,以后再有大臣胡闹,就开始罚俸,也就是扣工资。但这种轻微的处罚根本没用,大臣们该吵还是吵,该务虚还是务虚。

  天启所说的传谣言乱攻击,除了文官们彼此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针对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和东厂太监魏忠贤的谣言和攻击。

  东林党把李选侍赶走了之后,没想到又冒出来了一个客氏。客氏是皇帝的乳母,天启就是吃她的奶长大的,感情比只抚育了他一年多的李选侍要深厚得多。天启成年以后,客氏也一直留在宫内,还找了一个“对食”——也就是坐在一起吃饭的假夫妻——魏忠贤。客氏照顾天启的生活,魏忠贤就给皇帝办事、当秘书。这两个人都是看着天启长大的,彼此之间感情都很好。

  移宫案的时候,魏忠贤是站在李选侍这一边的。在大臣们让还是皇长子的天启离开乾清宫的时候,魏忠贤奉李选侍的命令出面阻拦,因此跟东林党结下了梁子。太监王安带人驱赶李选侍,顺便就把魏忠贤也给打了一顿,一块儿给撵出了乾清宫。

  但魏忠贤因为和客氏的特殊关系,没过多久就又给调回到了皇帝身边工作。刚开始是派去修建万历皇帝和光宗的陵墓,表现出色,工程进展很快,因此还受到了皇帝的嘉奖。对于王安在移宫案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污蔑李选侍害死皇帝生母王氏的事情,天启应该是没过多久就基本调查清楚了。在天启元年的七月,下令驱逐王安;天启二年的正月,王化贞丢失广宁的同一个月,又把“移宫案”主谋刘一燝给免职。

  此时东林党仍然把持着朝政,首辅还是东林大佬叶向高。但经过辽东惨败,天启皇帝对于文官集团已经失去了信任,他任命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身份兼任东厂太监,派出太监前往山海关搜集情报,恢复了嘉靖年间被首辅夏言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绕过文官系统又建立了一套通过太监来直接了解和指挥军队的系统。这些事情的主要执行者就是魏忠贤。

  对这种事情,文官集团当然要大大的跳起来反对。他们开始不断编造谣言,说天启皇帝每天就沉溺于木匠活儿,不理朝政,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魏忠贤去处理;魏忠贤和客氏勾结,对后宫的妃子堕胎,不让皇帝生孩子,而想把宫外的已经有身孕的女人送进宫来生太子夺取大明江山;还怀疑天启皇帝本人跟客氏有一腿;又有说法说魏忠贤其实没有阉割,是皇帝和魏忠贤都跟客氏有一腿,所以才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等等。

  这些传言都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天启皇帝任用魏忠贤的核心原因就是东林党执政之后在辽东的连续惨败。他必须要找到可以信赖的、能干实事的人来处理辽东危机。他刚上台的时候后金还在长白山的大山里头晃悠,不过一年多一点,都快打到山海关了。按照这进度,攻破北京也要不了多久。没有一个智力正常的国家元首会不对这种事情做出激烈的反应。他要再由着东林党这帮人胡来,没准就要当亡国之君了。

  东林党却利用这些传言来对客氏和魏忠贤进行攻击。他们中的一些头脑简单的愤青,如杨涟、左光斗、周嘉谟等人则对这些谣言深信不疑。他们宁可相信自己在政治上失势,是因为桃色新闻造成的,也绝不愿意相信是军事惨败造成的。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是道学家们在口头上坚决反对的,皇帝好色乱政、玩物丧志是文官们最喜欢听的故事,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写到正史当中去。而辽东、辽西两次军事大溃败的主帅都是东林党选派的,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跟皇帝讨厌他们有任何关系,以至于皇帝连续两次下旨严厉指责都被完全忽视。

  实际上对于魏忠贤和天启皇帝的关系,作为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看得很清楚。叶向高虽然也是东林党,但属于有长期执政经验的大佬,不过利用东林势力来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而已,比手下那些言官看问题要实际。他经常跟皇帝见面讨论问题,跟魏忠贤直接打交道,对天启皇帝、魏忠贤是什么样的人是知道的。但他们也压不住手下的极端分子。

  有一次,叶向高的学生缪昌期过来拜访,目的也就是劝自己的老师帮助弹劾魏忠贤。叶向高对缪昌期说:

  “据我所知,有一次,一只鸟飞进宫里,皇上拿着梯子准备上梁抓鸟,魏忠贤看见后紧紧抓住皇上的衣袖,没有让皇帝上去;又有一次,皇帝开心赏赐了一个小内侍绯衣(四品和五品官员穿的官服),那个小内侍很开心,就穿在了身上。魏忠贤立刻喝斥那个内侍脱下衣服,说‘这不合你的身份,虽是皇上所赐,也不能穿。’可见这个魏忠贤做事非常认真,遵守礼仪。如果弹劾了魏忠贤,以后皇帝很难找到像他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了。”

  叶向高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外间传闻魏忠贤引导着皇帝玩乐、耽误朝政自己专权的情况不属实。

  被极端理学思想洗脑的缪昌期怎能听进去这种话。他立刻站起来,一脸严肃地反驳道:“是谁用这些话蒙蔽老师?应该把他杀头!”

  看着缪昌期严峻而冷酷的面容,叶向高也就没话可说了。

  一回头,缪昌期把叶向高私底下跟他说的话告诉了杨涟。杨涟官位不高,但是东林党中的激进派领袖,听完之后暴跳如雷,将叶向高的“恶劣言语”给公之于众。东林党人顿时感觉叶向高就是个潜伏在党内的内奸,通过各种渠道向叶向高表示严厉谴责。叶向高不得不写信给东林党的李应升,表明自己并未言语攻击过杨涟,希望他为自己打打圆场。

  没想到这个李应升又把信拿给了杨涟看。杨涟一怒之下,要把叶向高的书信刊印散发。幸好缪昌期脑袋还没被革命的热情烧坏,劝说杨涟原谅自己的老师,这事才暂告罢休。

  杨涟的做法让叶向高尴尬不已。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召集内阁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臣们对魏忠贤意见很大,建议让魏忠贤回家养老。自己第一个署名。

  天启皇帝看到奏疏后,又立刻下发了一道意味深长的批复:“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3]

  皇帝的意思很明确:现在宫廷绯闻被东林党闹得沸沸扬扬,连菜市场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了,这还像个国家吗?你作为内阁重臣,外廷那些人不懂事,你也跟着不懂事吗?赶快想办法把这事说清楚,让那帮人别再闹了。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奏疏,估计也没有什么感觉。叶向高看到这样的奏疏后,吓得一身冷汗。这个被其称为“天纵英才”的少年天子,在处理政务上,总能抓住事情的核心。他一眼就看出来叶向高是在和稀泥。这次事件的核心就是“卿等与廷臣不同”——低级官员不知道高层内幕,你叶向高天天跟魏忠贤低头不见抬头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你也跟着他们一起上奏,摆明了就是不想承担责任,把压力推给皇帝。

  以叶向高多年的行政经验来看,皇帝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自己必须做出抉择:究竟是选择跟皇帝站一队,成为群臣口中的阉党走狗;还是跟廷臣站一起,保住自己正义的面孔。

  这两个选择都很难受,前者就不说了,后者就意味着跟皇帝决裂,那么内阁政务就会陷入停顿。低级官员们可以不管内阁运转不运转,内阁首辅却不能不管。所以叶向高里外不是人,没得选,他向皇帝递交了辞呈,要求辞职。

  天启没有接受叶向高的辞职,因为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替代人选。于是下旨谴责说这事儿是缪昌期带头写的,内阁只负责传递,不追究内阁责任,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

  虽然天启皇帝已经对东林党极端不满,但真要大规模的整肃东林,还必须等待时机。因为文官集团势力太大,如果内部非常团结,其实皇帝是啥事儿也干不成的。当年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能够反击成功,主要就是因为文官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分裂;而在“争国本”事件中,文官集团一直意见比较一致,万历皇帝争了十多年最终也没有争过。

  以方从哲为代表的非东林保守派大臣在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中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所以东林主政以后,虽然辽东连续惨败,但这尚不能引起文官集团的内部分裂,大家还是要一起背黑锅。在团结对付太监的问题上,文官集团内部,东林和非东林之间并无异议。

  但是东林党很快就把事情做绝了。

  天启三年,这是京察之年,也就是对北京的官员进行统一考核的年头。这一年是农历癸亥年,因此也被称为“癸亥京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东林党人、吏部尚书赵南星,背后则是首辅叶向高支持,还有一大群东林党官员在叫嚣要清除异类。这个赵南星早在三十年前,就公开声称,京察是“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的时机,是一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较量。那是万历二十一年,他刚刚当上吏部考功司郎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京察。他就按照党派划线,狠狠的排挤了一批非东林党人。那次京察也被视为是东林党崛起的标志,从此以后朝廷党争再无宁日。

  赵南星把京察解释为“君子”和“小人”之争,也代表了东林党的一贯风格,就是对人不对事,评价官员好坏,政务能力怎么样不管,关键是要按照儒家宗法伦理来划线。只要认可东林理学思想的,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把行政考核的重点,从考核政绩,变成了考核道德标准。而道德标准,也不是什么不贪污不腐败等公认的官员操守,而是要以东林党所解释的理学思想来衡量,简单来说就是东林党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凡是不同意东林党主张的就是小人,实际上就是把京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赵司长变成了赵部长,当然要变本加厉的区分君子和小人。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南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338人,人数创有明三百年来之冠,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反对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四人。

  但这四个人除了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劣迹。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反改革的保守派,跟张居正、海瑞等改革派并无瓜葛,也反太监,对于万历皇帝派出矿监征税、不理睬官员上疏、不及时补充官员职位等都多次强烈提出抗议。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东林党极端抵制皇权、降低商税等主张,希望中央集权和政府财政不要被削弱的太厉害,不然对外没法打仗、对内没法救灾,就被东林党视为十恶不赦之徒。

  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大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大有要独霸朝政之势。

  这种情况下,文官集团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了。保守派官员被迫与东林党决裂,去跟太监集团结盟。比如,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遭到排挤的徐大化就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

  在后来被称为“阉党”的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是阉党核心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最终站在一条战线上。

  这样,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终于等到了文官集团分裂的时机,他们就可以彻底清算东林党这个祸国殃民的反动势力了。

  [1]《熹宗实录》卷十九
  [2]“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熹宗实录》卷二十一
  [3]《熹宗实录》卷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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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3 13:46:1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7.58:魏忠贤整肃东林党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的罪名分析

  五十七、封疆贿案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癸亥京察结果公布之后两个月,东林党骨干汪文言被魏忠贤下令逮捕下狱!

  汪文言被捕是天启大规模整肃东林的起点。此人官职很小,只有从七品,比县官还要小。但位置很关键,是内阁中书,负责内阁文书的整理抄写工作,掌管中央枢机的文件往来,深受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信任。

  汪文言是东林党的信息中枢,各方面的消息都要在他这里汇总、散布。赵南星、高攀龙、周嘉谟等东林大佬都经常偷偷的到他家里去长时间密谈,而东林激进派杨涟、左光斗、顾大章等人跟他关系最好。

  同时,汪文言又是东林党的“白手套”,诸如收受贿赂、打通关节等比较“脏”的事情,那些喜欢装清高的东林大佬们不愿意亲自去干,就交给汪文言去处理。

  汪文言对于这种事情,能够愉快的胜任。因为他原来就足够“脏”。他原本是安徽黄山的一个县城里管库房的小吏,因为偷库房里的钱被发现,被判处充军。他半路潜逃,到了北京当一个无业游民。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结交了内阁中书、东林党人黄正宾。黄正宾在“争国本”事件中,因为参与了对首辅申时行的大规模弹劾而出名,最后把申时行赶下了台。

  黄正宾看中了汪文言搞阴谋诡计的才能,把他推荐到了太监王安手底下做事。

  ——这个事情也说明东林党与太监勾结是由来已久、刻意谋划的,汪文言的存在就是明证。东林党在反太监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是那么坚持原则。对王安这种愿于投靠文官集团的,就相处得其乐融融。他们的反太监狂热,专门针对魏忠贤这种忠于皇帝的太监,本质上还是为了架空皇权来。

  在“移宫案”中,汪文言负责在王安和东林党之间传递消息,也负责在幕后出谋划策,跟杨涟、左光斗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魏忠贤一出手就把汪文言抓起来,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的手法,就是要从汪文言下手,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东林集团给拉下水。

  逮捕汪文言的罪名是受贿。而且受的还不是一般人的贿赂,而是已经被逮捕下狱并判处死刑的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熊廷弼属于封疆大吏,此案也就被称为“封疆案”。

  熊廷弼被判处死刑这个事儿,背景相当复杂。后来关于对后金军事战略的一系列争论,包括抗金将领毛文龙、袁崇焕、孙承宗等人的生死荣辱,乃至明朝的灭亡,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必须详细分析一下。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前去接应,在大凌河遇到了王化贞。王化贞建议退守宁远,遭到了熊廷弼的一口回绝。他认为广宁失守以后,锦州、宁远都已经不再有守卫的价值,相反,为了不给金兵留下人口和资源,他把这些地方所有的人口全部迁入山海关,带不走的东西全部烧掉,相当于彻底放弃了辽西走廊。

  熊廷弼这个做法,在军事战略上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法律上就大错特错了。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7.58:魏忠贤整肃东林党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的罪名分析  

  为了把熊廷弼的思路说清楚,我们必须对辽东到山海关一带的地形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张《明末辽东重要地点图示》中深色的部分,是萨尔浒之战前,明朝在辽地的实际控制范围。沈阳以西的浅色部分,被建州女真控制;广宁和沈阳以北的浅色部分,就被蒙古各个部落控制。

  明朝的实际控制边界,之所以会这么拐来拐去,形成一个奇怪的形状,主要是受地理形势的影响。

  古代行军打仗,特别是后勤运输受地形制约很大。明朝实际控制的地方,除了辽东半岛是多山丘陵地区外,其它基本都是平原,方便从山海关运送兵马和粮草。

  山海关到宁远、锦州,再到广宁这一线以北的地区,主要就是燕山山脉及其余脉,再往北是蒙古高原,大军行动不便。所以明军出山海关前往辽东,就只能沿着渤海海湾边上这么一条窄窄的通道北上。这条通道就叫辽西走廊。

  在广宁和沈阳中间夹的那一片浅色区域,辽河从那里流过,虽然地势平坦,但是河流纵横,沼泽比较多,军队行动也不方便;从沈阳、辽阳往西,就是长白山山脉了,也是后金的根据地。

  这张地图上有两个重要的水系,一个是辽河和大辽河,这个水系以西就是辽西,归广宁卫管理;以东就是辽东[1],归辽东都司管理。另一个是大凌河、小凌河,位于锦州和广宁中间,靠近锦州,以西就是辽西走廊,以东就是辽河平原。

  萨尔浒之败后,后金不断入侵明朝,也是先打沈阳,再打辽阳,然后越过大辽河,围攻西平堡,再攻陷广宁城。

  明朝的广宁卫,管辖包括辽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辽西地区。广宁城背靠燕山余脉,俯瞰整个辽河平原,易守难攻,经过明朝两百多年的营建,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巨城。所以熊廷弼一再要求集中兵力布防广宁,只要广宁城不丢,金兵就拿辽西没办法。王化贞竟然在慌乱之中,金兵还在打西平堡的时候,就放弃广宁城逃跑,实在是让人无语。从此辽河平原的土地、粮食、人民就尽属后金所有了。

  广宁丢失以后,锦州和宁远要不要守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两个地方在当时并非军事重镇,城墙也没有修多高多厚,兵力也不多。明朝在辽西的防守核心是广宁。后金从辽阳,过海州、大辽河,来打广宁,沿途江河沼泽比较多,是不太好走的,它的后勤补给很难受。而广宁到锦州、宁远是大路,很好走。广宁一旦沦陷,锦州、宁远这两个小城就很不好守。

  在熊廷弼看来,这两个地方不太可能守得住,即使守住了,也没有价值,反而是个拖累。因为它们都位于辽西走廊上,辽西走廊宽的地方有几十里、窄的地方只有几百米,通过大军是没问题的,后勤运输也没问题。但没地方种地、生产粮食。守着这两个地方,就必须从山海关内源源不断的运输粮食。

  若跟后金长期对峙,后金后勤补给线就比明军要短。后金来攻打锦州,长期围攻,明朝就要从宁远派出援军去支援,援军很有可能就被切断退路;打下锦州以后,如果再来围攻宁远,明军从山海关出来支援,也可能面临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在广宁失守的情况下,熊廷弼认为没有必要再守卫锦州和宁远,而是干脆退回山海关防守。节约下来的粮食和军费开支,用来训练军队。同时在辽东半岛对面的山东半岛,设立登莱巡抚,负责支援已经占据了皮岛(见地图)的毛文龙部,从朝鲜这个方向攻击后金的大后方,钳制后金,使之不敢大举进攻。

  等山海关这边兵马齐备、训练完成,直接出兵山海关收复广宁,寻求与后金军队决战,然后再图谋收复辽阳和沈阳。

  熊廷弼这个布置,从战略上看是有道理的。但熊廷弼忘了,不管他这个战略有多么完美,如果他在没有经过朝廷批准的情况下放弃锦州和宁远,那就是死罪。

  明朝军法极严,打了大败仗的将领往往会被判处死刑。但还有一条更严厉的,就是有守土之责的将领如果丢弃了自己负责守卫的领土,那就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失土者死”,这是每一个明军将领都非常清楚规定。

  熊廷弼是辽东经略,对辽东的领土就有守土之责。沈阳辽阳之前就已经丢了,袁应泰也自杀了,就不用说了。广宁是王化贞丢掉的,熊廷弼也可以说他管不了王化贞,把责任推出去。但是当王化贞提出要守宁远,熊廷弼拒绝的时候,他就得承担责任了。

  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驻守宁远。然后紧急向朝廷汇报,要求放弃宁远入关。得到朝廷的批复同意以后,再撤退。如果朝廷不同意,那就没办法,熊廷弼死也得死在宁远。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驻守宁远汇报朝廷的时间是足够的。金兵占领广宁以后,曾经派人追赶过王化贞,但是没有跨过大凌河就退回去了。他们要进攻宁远也得准备一段时间。其实努尔哈赤跟熊廷弼英雄所见略同,也认为锦州和宁远没有战略价值。熊廷弼主动撤退以后,努尔哈赤也一直没有派兵来占领这两个地方。

  很快,王化贞和熊廷弼就被双双逮捕下狱,判处死刑。其中对熊廷弼的审判是东林党大佬邹元标主持的,其他主审官员也都是东林党。他们意见非常一致:熊廷弼你的战略我们理解,对错我们不跟你争论,但你的行为是死罪,只能判你死刑。

  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倒是正确的。国法如此,罪无可遁。

  熊廷弼被判处死刑以后,马上就尽力开始自救。他联系上了汪文言。经过沟通,熊廷弼愿意出四万两银子,给汪文言打通关节,减免其死罪。

  熊廷弼生死关头,肯定是把家底都拿出来了。汪文言也是够黑的,收了四万两银子,直接就自己先扣下两万两,再用剩下的去打点关系。两万两银子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万,可是一笔巨款。

  汪文言首先想到的就是走魏忠贤的门路。虽然东林党跟魏忠贤势不两立,但这对汪文言来说无所谓,他不直接出面就行了,委托别人跟魏忠贤联系,出价两万两银子保住熊廷弼的命。

  魏忠贤没有收这个钱。东林党人的说法是,魏忠贤本来同意了,但汪文言后来反悔,没有给钱。魏忠贤因此恼羞成怒,就要杀熊廷弼,并且追查出来了汪文言。

  这个说法有点扯,不太可能,应该是他们行贿被魏忠贤拒收了之后,瞎编出来给自己挽回面子的。而且,行贿事件距离汪文言入狱,隔了有一年多,魏忠贤要愤怒一年多才行动吗?

  虽然魏忠贤不知道此事是汪文言在幕后操纵,但文官集团内部肯定是知道的。等癸酉京察以后,就有人向魏忠贤告发了。魏忠贤一查,问题就很清楚:

  首先,熊廷弼给了汪文言四万两银子;

  然后,汪文言扣下来两万两,用剩下两万两去找魏忠贤帮忙,被拒绝了。

  第三,熊廷弼被判了死刑一年多快两年了,一直没有被执行。

  那么,问题就来了:剩下两万两银子到哪里去了?魏忠贤这边没有人保熊廷弼,那么谁在保熊廷弼?

  最大的可能,就是有东林党大佬收了这两万两银子,保了熊廷弼。

  根据这条线索,魏忠贤把汪文言逮捕下狱,并根据汪文言的供诉,进一步逮捕了左光斗、顾大章等人。

  这一下东林党人就紧张起来了,白痴都看得出来魏忠贤想要干什么了。首辅叶向高首先上疏,说汪文言是内阁中书,是我任命的,他犯了错误我有责任,请求把我免职,但不要牵连太广。试图拿内阁首辅的职位来做交易,换取东林党平安着陆。

  这样的请求当然被魏忠贤拒绝了。继续追查已在所难免。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天启四年六月,汪文言下狱之后两个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要求立即处死魏忠贤,震动天下。

  五十八、二十四罪

  东林党试图以此来逼退魏忠贤的进攻。要么直接干掉魏忠贤,要么逼着魏忠贤放弃追查“封疆案”。

  后来东林党书写的历史,把杨涟在这次弹劾中的表现吹上了天。《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则说魏忠贤看了之后非常害怕,欺负天启皇帝不认字,让亲信挑了其中不那么重要的部分读给天启皇帝听,这才逃过一劫。这属于特大号胡说八道。天启不仅识字,而且阅读奏章水平很高,总是能很快找出要点,各种批示都很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在万历四十七年,他就被万历皇帝封为皇太孙[1],进入了储君序列,一切教育都是按照太子的标准来的[2],熟读经史子集,每天按计划写两百个大字。他的老师就是东林党大儒孙承宗。首辅叶向高专门上疏称赞过天启:“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朝讲时临”是说的天启当了皇帝后还经常出席早朝和经筵讲学活动。叶向高的意思,经常早朝就是勤政,经常参加经筵就是好学,所以天启是勤政好学之主。叶向高再怎么拍马屁,应该也不会把一个文盲夸成“览观经史”的“好学之主”吧。孙承宗再怎么无能,也不会教了很多年把学生教成文盲吧。

  杨涟的弹劾奏章,天启是认真读了的。不仅读了,而且读完之后很生气,认为杨涟是在诬告。绝大部分跟着《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骂魏忠贤的人,应该都没有读过杨涟的弹劾奏章,其实它跟商辂等人弹劾汪直、刘健等人弹劾“八虎”的奏章一样,都是整的一些不靠谱的罪名来往太监头上扣,看起来很吓人,其实空洞无物、缺乏证据。

  为了辨清其中的是非,我们把杨涟总结的这“二十四大罪”一条一条列出来看,魏忠贤到底有多大罪过。

  第一条:魏忠贤是市井无赖出身,中年净身入宫当太监。竟然以大奸大恶之事乱政。根据祖制,草拟圣旨的事情只能由内阁来干,魏忠贤以太监的身份批阅奏折,侵犯了内阁的权力。这是他的第一条大罪。

  ——杨涟这一条的意思无非就是太监干政就是罪恶,抢了文官的权力就该死。其实草拟圣旨的权利也是皇帝授权的。朱元璋的时候就没有内阁这个机构。朱棣把内阁当秘书班子,让他们帮忙草拟圣旨,没说过有排他性授权。所谓“只能由内阁来干”,是文官权力壮大以后自己宣称的。皇帝让魏忠贤帮忙批阅奏折提出处理意见,完全在皇帝的权力范围内。这一条不是罪。

  第二条:刘一燝、周嘉谟这些人是先帝留下来的顾命大臣。魏忠贤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把他们驱赶走了,让陛下没有保住先帝留下来的大臣。这是大罪二。

  ——刘一燝、周嘉谟是“移宫案”里面带头的大臣。光宗死后,他们率领东林党人连吓带骗把天启从乾清宫带走,不让他再回来跟李选侍见面,说重了可以说是劫持储君。后来,那些吓唬小孩的谎话被天启想明白了,二人被迫辞职。新皇帝上任之后,过一段时间把老皇帝留下来的大臣赶走很正常。莫非顾命大臣不管干了什么坏事都动不得?谁动了谁就有罪?不管魏忠贤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都不算罪。再说真正的顾命大臣是内阁首辅方从哲。东林党等光宗一死就轮番上阵弹劾方从哲,把他给赶下台了。按照杨涟的逻辑,是不是东林党也犯了大罪呢?东林党人一贯的对人对己双重标准在这一条里面就体现的很清楚。

  第三条:“先帝宾天,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魏忠贤却把他们赶走了,而对于支持李选侍的那些人,加以重用。这是“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这条里面加引号的是杨涟的原文。他说光宗去世有“隐恨”,也就是指光宗是被人害死的,说的就是“红丸案”。孙慎行、邹元标都是东林党人,抓住“红丸案”要求皇帝大开杀戒,以“弑君”的罪名把进献红丸的那一帮子人都杀掉。这就是杨涟所说的“以公义发愤”。

  孙慎行上疏皇帝说,红丸案就是首辅方从哲和李可灼密谋要害先帝,里面水很深,大家都不敢说,请皇帝不要问周围的人,也不要抓李可灼来审问,直接派人把方从哲和李可灼杀了就完了[3]。

  孙慎行作为国家重臣,竟然在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皇帝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连周围的人都不要询问,直接就杀人,而且是杀内阁首辅,简直骇人听闻!亏他的名字里面还有“慎行”两个字,爹妈的期望都给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天启在光宗病危期间一直在宫内左右伺候,对光宗的病情比谁都清楚。他知道红丸进献之前光宗就已经病危了,登基后多次说过这个话,让大家不要在红丸上纠缠。但东林党根本听不进去。在辽东局势一片糜烂的时候,他们还抓住红丸案不放,想当成“弑君”的重罪来搞大狱,整治反对派。天启拒绝接受。孙慎行和邹元标就上书闹辞职,被批准了。这事儿也不管魏忠贤在中间发挥了什么作用,都不是罪。

  第四条:王纪、钟羽正等人在“争国本”事件中立下过功劳,而且执法严明、为官清廉。魏忠贤把他们赶走了,这是不容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这一条不用解释。反正杨涟的逻辑就是只要有东林党人被免职了,那就是魏忠贤的大罪,是冤枉好人,让朝廷不能容纳正直的大臣,所以魏忠贤该死。

  第五条: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内阁首辅。但魏忠贤从中干预,阻止大臣们推举的贤臣做内阁首辅。难道他想让自己的亲信当宰相吗?大罪五。

  ——用谁当首辅,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大臣推举的候选人皇帝可以否定。不管魏忠贤在皇帝面前发表过什么意见,这条也不是魏忠贤的罪。

  第六条:去年廷推南太宰、北少宰的候选人,皇帝都没有按照惯例接受,导致名贤不安其位。这是因为魏忠贤乱政。大罪六。

  ——这条跟第五条一样,任用官员,魏忠贤如何影响皇帝做决定,都不是罪。核心还是抢了文官的权力,所以在杨涟看来就是大罪。什么“名贤不安其位”之类的都是扣帽子的空话,没有实际意义。

  第七条: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等人,因为弹劾魏忠贤,就被贬黜。天下人都说:“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这条也不是罪。这些人弹劾魏忠贤,天启皇帝如果同意,魏忠贤就得下台或者下狱。但天启不认可这些弹劾,反而下令贬黜这些人,不管对不对,都是皇帝的权力,不能说是魏忠贤的重罪。“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就是讽刺皇帝的权力被魏忠贤架空了,属于扣帽子的话,无意义。

  第八条:“传闻宫中有一贵人”,德性贞静,深受皇帝宠爱。魏忠贤害怕她在皇帝面前告状,就假称她生病,将其害死。大罪八。

  ——这条若是真的,那么魏忠贤确实有大罪。可惜前面有两个字——“传闻”。这就是杨涟道听途说来的市井流言,没有任何证据,连这个贵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啥时候死的也不知道,就列为魏忠贤的大罪,十分可笑。

  第九条:裕妃因为有了身孕,传闻即将被加封皇贵妃,但是魏忠贤因为她不听话,竟然伪造圣旨令其自尽。这是大罪九。

  ——这条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宫中绯闻。在宫中暗杀还有可能,公然伪造圣旨令一个妃子自尽,传旨的时候她肯定身边有宫女太监在,连杨涟都知道了,而皇帝竟然不知道,不可能。天启认为杨涟在诬告,也说明他不认可有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第十条:皇后怀孕,不幸流产。“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大罪十。

  ——这又是一个“传闻”,说魏忠贤和客氏(奉圣夫人)联合起来迫使皇后流产。这种事,皇帝都不知道,作为低级官员的杨涟是如何知道的?这事儿应该是假的。后来崇祯皇帝给魏忠贤找罪名的时候,天启的皇后还在,也没有提到这一条。

  第十一条:魏忠贤因为对王安怀恨在心,伪造圣旨杀掉了王安。这是大罪十一。

  ——王安之死,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魏忠贤把他交给太监刘朝监管,没过多久王安就死了。刘朝是李选侍的贴身太监,移宫的时候被王安带人殴打,怀恨报复是可能的。但杨涟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魏忠贤给刘朝下了命令杀掉王安;也没有提供证据,说王安是被刘朝杀死的。两个关键点都没有证据,这个罪名就无法成立。而且,此事是否“矫旨”,只有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清楚。伪造圣旨这种罪名,皇帝不认可,那就是没有伪造。

  第十二条:不停的向皇帝索要各种奖赏。前一段时间在河间损害当地居民的房屋,给自己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用官地给自己修建坟墓,而且规格远远超过了太监的标准。大罪十二。

  ——奖赏是皇帝给的,牌坊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是皇帝下令奖励魏忠贤建造的,都不是罪。违规建造坟墓这个事儿史料上没有记载,不知道杨涟从哪里得知的。如果真有,派人一查就清楚了。杨涟也没说魏忠贤在哪里侵占官地给自己建坟,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法考证。应该还是杨涟听信传言,没有查证就写到奏章中去的。天启不可能因为杨涟连个地名都不说就认可这条罪状。

  第十三条:滥封赏自己的家人亲戚,“今日封中书、明日封锦衣”,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等,五侯七贵。大罪十三也。

  ——这条的内容基本属实。但封赏也是皇帝封赏的,皇帝愿意就合法,不能算魏忠贤的罪。而且这种封赏很常见,封的“中书”“锦衣”都是虚职。皇后、贵妃的家人都会得到一大堆这种锦衣卫百户之类的头衔,然后皇帝从内帑里面每年给发几十两的银子作为俸禄。这也是皇帝奖励有功之臣的常见手段,内阁大学士的儿子侄儿们也会时常被封一个这种虚衔作为奖赏。

  第十四项:立枷之法以示威,动用刑具来审讯皇族的家人,是为了陷害皇亲;陷害皇亲,是为了动摇三宫。当时如果不是阁臣大力反对,就要兴大狱了。大罪十四。

  ——这里“陷害皇亲、动摇三宫”都是杨涟自己联想的。“如果……,就要兴大狱”这个句式,就是拿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来往魏忠贤头上扣帽子。历史学家用假设的方法来分析人物动机可以,杨涟用这个来弹劾魏忠贤犯了大罪显然是不靠谱的。

  第十五条:良乡生员章士魁,因为开煤窑破坏了魏忠贤家的祖坟风水,魏忠贤就栽赃说他们私自开矿,而将其下狱致死。大罪十五。

  ——这条如果是真的,那么魏忠贤有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之罪。但这条没有别的文献对照。按理说魏忠贤这种太监这么招东林党恨,用特权把人整死,文官们的各种笔记、弹劾奏章里面应该一大堆记录。但只有杨涟的弹劾里面出来说了这么一句,除此之外那么多人弹劾魏忠贤,都没有提到此事。连私人笔记、野史记载里都找不到。只能说是一个没有证据的罪名。

  作者个人推测,可能是有章士魁这么一个人,违法开矿被抓起来,然后死在监狱里了。经过传闻,传来传去,就变成了因为破坏魏忠贤的祖坟风水才被整死的。杨涟道听途说,没有搞清楚就把它列为魏忠贤的大罪。

  第十六条:伍思敬、胡遵道等侵占牧地这种小事,落到魏忠贤手里,就被判处重刑,置人于死地,这是草菅人命。大罪十六也。

  ——这个案子也无史料可查。不过从杨涟的奏章来看,是有人侵占了公家放牧草场,被魏忠贤下令抓起来治罪,结果人死在监狱里了。若是真的,可以算是监狱管理有过失。魏忠贤如果无故意害死这几个人,那么就不能算是大罪。再说这事儿也同样没有证据,只有杨涟自己说,别的史料查不到这个案子,不晓得他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第十七条:科臣周士朴弹劾织造太监,遭到魏忠贤忌恨,竟然不准他升迁,大罪十六。

  ——周士朴因为弹劾太监而受到东林党赏识,想把他提拔重用,遭到魏忠贤反对而作罢。这只是人事安排的政治较量,不是罪。

  第十八条:被镇抚司锦衣卫刘侨,不肯按照魏忠贤指示胡乱杀人,而按照法律来办案,魏忠贤就以认为他办事不力,就把他撤职。大罪十七。

  ——锦衣卫刘侨受叶向高指使,在“封疆案”中试图“大事化小”,只追究汪文言的责任,避免牵连到其他人,因此被处分。“封疆案”是否会牵连到其他东林党人,需要根据审讯的结果来决定。锦衣卫是独立于文官集团的监察机构,不跟文官结交是基本的政治纪律。刘桥作为锦衣卫,受内阁指示袒护东林党,严重违纪,被撤职理所当然。

  第十九条:魏大中刚刚奉圣旨升官,就突然被下旨诘责,还被抓起来了。让皇帝朝令夕改,大罪十八。

  ——魏大中因为牵涉到“封疆案”被捕,这跟他有没有刚刚升官无关。不能说因为刚刚提拔了他,就不能下旨诘责,有罪行被揭露出来也不能处分。今天中国反腐败,刚刚升官不久就被抓起来的也不少。这显然不能算魏忠贤的罪。

  第二十条:“东厂原以察奸究贪为常,不以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近日逮捕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大有不兴大狱就不停止的势头。跟当年西厂汪直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罪二十。

  ——所谓“鸡犬不宁”只是虚言,无实际意义。东厂的行动本来就由东厂太监直接向皇帝汇报,不归内阁管。杨涟竟然说逮捕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令阁知”是魏忠贤的大罪,真是糊涂到一定程度了。要是东厂按照内阁的意思去抓人,或者抓什么人之前要通知内阁,那才是大罪。傅应星举报汪文言受贿是公开弹劾。至于“不兴大狱就不停止”本身不存在对错,如果罪案牵连很广、犯罪集团人数很多,那么就应该兴大狱。这也不是什么罪。

  第二十一条:前日后金的间谍韩宗功潜入北京,进入魏忠贤的私宅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情败露以后逃走了。大罪二十一。

  ——这条如果是真的,那当然是私通敌国的大罪。不过韩宗功这个人是否存在都无法证实,更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进入过魏忠贤家里。此事只是传闻,没有目击证人。杨涟也说人都已经逃走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就无从核实,显然罪名不能成立。实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魏忠贤私自与后金有过勾结。

  第二十二条:根据祖制,宫内是没有军队的。魏忠贤创立内操,让他的亲信党羽盘踞其中,怎么能保证中间没有盗贼刺客之类的人物威胁皇帝安全呢?大罪二十二。

  ——在皇宫里面操练禁卫军是大事,天启皇帝再昏庸也不会这个事情都不知道。此事显然是皇帝支持的。祖制什么样不知道。但内操万历皇帝的时候就干过,被首辅申时行用跟杨涟一样的借口威胁太监,给巧妙的制止了。武宗朱厚照也干过。都是有先例的。魏忠贤奉旨操练宫廷卫队,完全无罪。

  第二十三条:魏忠贤到涿州进香,声势浩大、随从如云,骑的马和坐的轿子都严重超标,就好像皇帝出巡一样。大罪二十三。

  ——魏忠贤去涿州进香到底声势浩大到什么程度,无法查证。但最多也就是威风一下而已,或者地方官拍他的马屁拍的比较厉害,接待得过分隆重,跟张居正回家坐三十二个人抬的大轿子一样。这不是什么好的作风,但也不能说是大罪。

  第二十四条:听说今年春天魏忠贤在皇帝面前骑马,皇上亲手射杀了他的马以示警告。但是魏忠贤心里很不服气,回家后向别人抱怨。以前的乱臣贼子,有很多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打压,一念之差,就干出弑君造反的事情出来了。皇帝怎么能如此养虎为患呢?就算是把他剐了也不能算是冤枉了魏忠贤。大罪二十四。

  ——这条又是“听说”来的,没根没据。如果天启皇帝都发怒到亲手射杀魏忠贤骑的马了,怎么可能还继续重用他管理东厂、组织内操呢?此事显然是无稽之谈。从一条听来的不靠谱消息,就推理出来魏忠贤随时可能造反,然后认为可以按照谋反的法律来将魏忠贤凌迟处死,这个杨涟的想象力也太强大了。

  以上就是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全部二十四条大罪。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人事安排的争议,跟犯罪毫无关联,杨涟坚持一个逻辑:“我们东林党人以及我们推荐的人都是贤臣,魏忠贤打压我们、不准我们升官,就是大罪。”

  杨涟的第二个逻辑是“魏忠贤处罚锦衣卫、让东厂抓人竟然不经过内阁,这也是大罪”。

  第三个逻辑是:“我听说魏忠贤干了很多坏事,具体情况不清楚,也没有证据、没有证人,但这些都是大罪。”

  第四个逻辑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如果任由魏忠贤这样发展下去,他一定会祸国殃民、弑君造反,应该趁早把他杀了”。

  所有二十四条大罪,都在这四条逻辑范围之类。其中第二条逻辑是最晕的,说明杨涟已经进入了一种幻想状态,以为国家制度都已经根据东林党的政治理想修改完毕了,魏忠贤竟然不服从内阁管理,就是大罪。完全忘了司礼监、锦衣卫、东厂这些机构本来都是不归文官管的。

  [1] 《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
  [2] 明朝培养太子的方案参考本书第一卷。
  [3]“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载《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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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08:19:2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59.魏忠贤变法

  五十九、魏忠贤变法

  天启皇帝当然不可能根据杨涟这种无根据的罗列一大堆罪名就处理魏忠贤,而是下旨谴责了杨涟,把他革职回家。没过多久,杨涟本人也被牵连进入“封疆贿案”中,下狱审讯。叶向高知道已无力再挽救危局,强烈要求辞职,获得了批准。随后,根据汪文言的供述,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捕,还有很多则被革职或被迫免职。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势力很快就被洗刷一空。

  东林党人声称,除了汪文言贪污的那两万两银子外,其他人的贪污腐败罪名全都不成立。汪文言等人的供词是伪造的。

  “封疆案”的主审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后来东林党翻案的时候,许显纯被抓起来审问。他始终拒绝承认有伪造供词的行为。东林党就把死在锦衣卫监狱里的“东林七君子”之一的黄遵素的儿子黄宗羲找来“旁听”刑部审讯。审到一半的时候,黄宗羲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铁锥来,往许显纯身上乱扎,扎得他鲜血直流。黄宗羲并非审讯人员,在刑部大堂公然行凶,审判官竟然不加以阻拦,就这样坐着围观。一直到许显纯无法忍受铁锥的折磨,被迫招供。刑部根据这样取得的供词,判处许显纯死刑。后来审问另一个魏忠贤的手下李实的时候,刑部又默许黄宗羲这样干了一次,再次成功取得他们想要的证词。

  东林党人据此大力夸赞黄宗羲,称他是孝子、英雄。

  黄宗羲为父报仇心切,可以理解,但法司竟然纵容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对的。所以许显纯证词的可信度恐怕也需要打个折扣。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那些被控贪污下狱的东林党人罪名是否成立,只能存疑。

  尽管个别人物的具体罪证我们无法确信,但我们肯定的是:东林党是一个腐败无耻的政治集团,其成员大多具有道学家一贯的伪善特征,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后尽干一些无耻的政治交易。在被魏忠贤以贪腐的罪名整治的东林党人中,有个别人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大部分人应该都是罪有应得。

  他们出于党派私利,让熊廷弼英雄无用武之地,犯下了死罪,然后亲自判处他死刑,一转身又收受熊廷弼的贿赂,为他保命。他们嘴上喊着要促进国家政治清明,喊得震天响,真正掌权以后,既不反腐败,也不抑制土地兼并,更不打击商业垄断,天天排除异己、清洗非东林官员,拼命给大商业资本减税,除此以外啥正事儿都不干。他们集体把持中央权力三年多,干的正事还不如海瑞一个人在应天巡抚任上七个月干的多。这种政治集团,要说大多数人都是清正廉明之士,绝无可能。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高喊道德文章的东林党人能够无耻到什么程度。“东林七君子”之一的缪昌期,在翰林院当官期间,竟然鸡奸年轻貌美的翰林学士冯铨。东林党人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在其个人笔记《先拨志始》中这样记载:“翰林冯铨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馆颇狎之,左谕德缪昌期狎之尤甚。铨之父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边患望风南奔。铨求援于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这里这个“狎”当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个意思。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翰林冯铨是河北涿州人,年轻俊美,其他翰林纷纷对他进行性骚扰,左谕德缪昌期干的最过分。冯铨的父亲冯盛明为辽阳兵备,因为辽阳失守而被追究责任。冯铨于是四处哀求东林诸君子救他父亲一命,因此不得不对缪昌期的无礼要求一再顺从。”

  此时冯铨才二十岁,而缪昌期已经五十多岁了。冯铨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的,但是被东林“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贤。后来还因为才能出众当上了内阁首辅,不过没多久就因为贪污腐败而被魏忠贤赶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

  天启五年十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下狱死后三个月,皇帝下诏提出了几条改革措施:

  第一条,是降低田赋负担:“天下田赋因比年东西未宁,军兴费重……小民困累极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补纾目前新旧并征之苦……小民拖欠者尽行蠲免”。

  第二条,是降低人民养马的负担。因为马户需要寄养朝廷的军马,一旦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认为变得瘦弱了,就会被要求赔偿,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诏书下令,以后出现类似情况,如果经过勘察,养马户“无作践情弊”的,“准免陪补”。

  第三条,就是增加商税来充当军费:“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这就把万历年间新增的商税而被东林党废除的部分重新恢复了。

  第四条,禁止地方官僚集团私自从商业活动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税钱、网利病民者,抚按官严行查革参奏重治”。[1]

  所谓“擅立牙行、私抽税钱”是地方官僚比较喜欢干的事。他们一方面反对国家依法征税商税,另一方面垄断地方商业活动谋利。

  “牙行”就是贸易中间商,主要活动包括撮合交易、代商人买卖货物、设仓库保管货物、代政府征收商税等等。明代经营牙行者必须经官府批准,并发给执业凭证和帐簿。地方官员通过掌握批准牙行经营资质的权力,也就可以控制牙行,再通过牙行垄断商业贸易,规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须经过牙行中介。这样就可以从商业活动中赚取暴利。

  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曾经下令禁止设立牙行,规定一切商品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2]。但商品交易确实也需要中介。商人全国各地流动,买家买到假货也无法维权;卖家则对不同地方的物价也不够了解,不太容易准确定价。所以需要牙行在中间担保,以专业经纪人的知识和经验对卖家的货物进行查验、评价货物价格等等。朱元璋在禁止牙行的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或商人在城镇设立“塌房”,为商品交易和存储提供空间。这个“塌房”慢慢的也就发挥了牙行交易中介的作用。

  后来朱元璋也认识到了牙行存在的必要性,于是做了妥协,允许设立牙行。《大明律》规定:设立牙行必须官府批准,发给“牙贴”方准许经营。牙贴有年审制度,每年审查一次,查验合格的才能继续经营。牙行主人一般要求是长期居住在本地的户籍人口,家族财力雄厚,而且必须有比较大的房屋作为经营场地。这样买家在这里买东西出了质量问题才能找到人赔偿,卖家的货物寄存在这里才不用担心被卷跑。牙行要把每一笔交易的商品信息和交易双方的信息都登记下来,每个月供官府查验一次,并代征商税。这样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明代牙行制度,为明朝商业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东林党人缪昌期(就是把叶向高为魏忠贤说好话的事透露给杨涟的那个家伙)的父亲缪炷,就是牙行老板。

  但是,朱元璋并没有规定牙行有商品交易的垄断权利,买卖双方直接交易仍然是合法的。这个制度在地方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给搞歪了,直接交易被禁止,一切贸易活动必须通过牙行。地方政府私发牙贴、私设牙行抽分,不向中央交商税成为普遍现象。

  至于私设税关,也是地方官吏喜欢干的事,收上来的商税就直接进入地方小金库,而不再上交中央。所以为什么万历皇帝派税监下去征税那么招人恨,就是抢了牙行的利润和地方官僚自己税关的税源,因此遭到地方豪强的激烈抵制,暴乱四起,不仅把征税的人杀了,还把税收衙门都给一把火烧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政策分歧,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在农民和商人之间的利益选择,魏忠贤的政策偏向于农民,东林党偏向于商人。这个层面已经被很多明史爱好者注意到了。但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在商民中间,东林党人其实是注意保护大官僚的商业利益。官僚们把商业活动的利润通过垄断牙行和私设税关等方式纳入私囊,而截留中央财政收入。所以东林党所谓的关心商业发展之类的口号,不过是腐败的官僚集团为了从中央财政中抢夺商税的一个旗号而已。魏忠贤的政策就是严厉打击这种非法收入,把这部分收入变成国家的商税,并用于支付军费,以减少农民和马户的负担。

  跟万历皇帝派遣税监征税引发抗税运动一样,魏忠贤派遣的税监同样遭遇到了地方势力的激烈抵抗。最典型的是苏州。这里万历二十九年发生“织佣之变”,打死了几十个国家征税人员,结果竟然没什么事儿。没有官员被追究责任。暴动领袖葛成早就给放出来了,天启年间一直在苏州居住,得到了地方豪强的隆重奖赏,成为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受这件事情的鼓舞,苏州的地头蛇们还想继续再玩一次官逼民反的好把戏。

  征税太监李实在苏州收税,遭到巡抚周起元的抵制。李实上书弹劾周起元,说他每天不干正事,却喜欢召集一大批东林党人在家研究道学,所谓“善政罔闻,唯以道学相尚”。包括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等人经常以私事跑到周起元家里讨论政治,主要就讲两条,一条是太监收税不合法应该抵制,第二条是各种商税能少交就少交、能拖延就拖延。周起元还把国家拔下来用于支付织造工匠的工资十万两银子,换成分量不足的薄钱用来发给工匠,中间的差价被其中饱私囊。引发民怨,“迄今吴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3]。

  皇帝下令把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逮捕进京治罪。在逮捕周顺昌的时候,苏州再一次爆发了动乱,“愤怒的群众”冲进州府衙门,殴打朝廷派来的锦衣卫,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根据历史经验,上次葛成他们打死好几十个人都没事儿,这次才打死一个人,“愤怒的群众”已经相当克制了。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朝廷妥协,召回太监李实,暂停征收商税。但这一次他们遇到的不是软弱的万历皇帝,而是铁腕的天启皇帝和魏忠贤。魏忠贤声称这是赤裸裸的造反,威胁派兵镇压。地方势力被迫妥协,交出了五个带头闹事的人。这五个人被逮往北京处决,商税仍然继续征收。后来东林党衣钵传人、复社领袖张溥写了《五人墓碑志》来纪念这五个人,称之为“豪杰”、“志士”。

  这些人到底能不能算是“豪杰”、“志士”呢?我们假设东林党说的都是真的,这五个人确实是出于义愤而带人攻击锦衣卫的,只有公心没有私心。那么,从苏州的一部分商民的利益来看,他们确实是豪杰、志士。

  但我们又要看当时整个国家的大背景。当时明帝国其实已经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国家面临重大外敌入侵的威胁,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政府需要增加税收保卫国家安全、恢复故土。这些人出于一个地区、一个阶层的利益,暴力抗税,那么就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是什么豪杰、志士了。

  对天启皇帝和魏忠贤来说,面对后金的军事威胁,如果不能迅速镇压这种内部叛乱,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吃不饱穿不暖,那么就是对天下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

  [1] 《熹宗实录》卷64
  [2] 《明会要·食货五》
  [3] 《熹宗实录》,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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