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0.千古奇冤

　　七十、千古奇冤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吃空饷的将领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毛文龙。

　　在毛文龙生前，文官们不停的控告他冒领军饷，声称毛文龙只有两三万的军队，却谎报有十五万军队，所以毛文龙冒饷。这个逻辑完全不对。朝廷给东江镇的军饷一直都是二十万两左右，跟毛文龙说他有多少军队无关。按照关宁军的待遇，士兵每个月平均一点八两银子的工资，每年每人就是二十多两。即使按照文官们多次考察认证的最低数量，毛文龙只有二点八万士兵，那也应该每个月发大约五万两银子，每年的军饷就是六十万两。但实际发给毛文龙的，只有三分之一，相当于大约一万人的军饷。

　　毛文龙有没有冒饷，显然应该以他实际领到手的为准，而不是他向朝廷申请的为准。朝廷每年就给他发了一万人的工资，不要说毛文龙声称有十五万兵马，哪怕他声称自己有一百万、一千万兵马呢，也不能算冒饷吧？只有关宁军这种，声称有十几万，也实际按照十几万人来领工资，而实际只有六七万人，才能叫冒饷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应该是，那些从辽东逃难过来的、愿意上阵去跟金兵打仗的男丁数量有十五到二十万左右，毛文龙按照这个数量来申请军饷，有这个数量的军队，他就自信能够收复辽东。这也就是崇祯皇帝说的“荷锄是民、受甲即兵”的数量；而由于粮饷有限，勉强装备起来能够打仗的应该有五六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分散驻守在很多地方。驻扎在皮岛、铁山、云从这几个大本营的军队应该是三万多人。朝廷先后三次派文官来核查军队数量，第一次核查是六万，第二次核查是三万六，第三次核查是二万八，标准越来越严、人数越压缩越少，为的就是不给毛文龙增加粮饷。

　　但不管核查出来是多少，每年朝廷都是发的二十万两银子左右，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毛文龙每年要养活五六万士兵，负责从复州、旅顺、皮岛、宽甸的几千里战线，还要接济几十万逃过来的辽东难民，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难民需要依靠屯田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又让朝鲜半自愿半被迫的每年支援十万石粮食，还有就是招揽商船通过皮岛来做商业贸易，运点东北特产人参、貂皮之类的出去卖。

　　总的来说，东江镇的收支必然是极为紧张的。除了养活这么多人，还要购买马匹、火药、铁器、皮革、枪支、大炮、箭杆、翎毛等等。因为打仗需要大量的消耗军事物资。战死了的士兵，需要抚恤；立下了功劳，需要奖赏，这些全都需要钱。朝廷给的银子连花销都不够，更别说发工资。

　　关宁军号称十多万人，实际只有六七万，从来不出去打仗，每年光银子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皮岛也有五六万军队，经常出去打仗，每年银子却只能从朝廷领到二十多万两银子，可以想象有多么拮据。但宁远那边四个月不发工资，就发生士兵哗变；毛文龙这边被袁崇焕搞物资禁运，断粮八个月，也没有发生哗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几万人的军队，全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资，还要让他们时常深入后金腹地，与金兵厮杀。怎么样才能做的到？

　　这些人杀金兵杀起来都不手软，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享乐腐化，却让士兵们没工资没饭吃，他们早就造反把他杀了。拿着毛文龙的人头去投奔后金，保管吃穿不愁，何须等袁崇焕来杀？但东江在毛文龙治下，八年之间，就靠着朝廷那相当于关宁军一万人标准的粮饷，硬是撑了下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士兵哗变。

　　唯一的可能，就是毛文龙坚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之前，对于文官们弹劾某些太监、武将的贪污情形，我一般都会说，估计多少是有一些，但程度可能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但对于文官们对毛文龙所谓“冒饷”的弹劾，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完全不存在、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毛文龙自己没问题，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的多次向皇帝举报负责给他运钱运粮的登莱巡抚方面克扣粮饷。他不断的向朝廷抱怨，东江这边多么艰苦、多么艰苦，请朝廷多给钱、多给钱。就是在为东江的士兵们讨一个公道：同样都是大明朝的兵，为什么关宁军可以躲在城里领着大粮大饷却不跟后金打一仗，而东江兵孤悬海岛、远离故土，舍生忘死的与后金交战，人均领到的粮饷却只有关宁军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甚至更少？难道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

　　在文官们看来，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只有文官带的兵才能算是大明的嫡系部队，武将带的兵就是野孩子，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嚷嚷吃不饱，还敢说我们克扣，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幸好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还支持毛文龙。文官们于是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这都是毛文龙加入了“阉党”，阿附魏忠贤的结果。

　　但遍览毛文龙给朝廷写的所有奏疏，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魏忠贤，好像权倾天下的魏公公根本不存在一样。包括抗击后金入侵的那一仗，魏忠贤可是紧急给东江调集了粮草和银两支持的。登莱巡抚的报告里面，都特意说了：“皆赖厂臣（指东厂太监魏忠贤），沉谋秘算、授计行间”，皇上还批复“说的是”。这显然是拍魏忠贤马匹的最佳时机，但毛文龙的战报里面还是没有提到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以后，也没有说魏忠贤坏话，依旧当他没有存在过。

　　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前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的时候，毛文龙要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多有联系很正常。但是等广宁失陷，王化贞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以后，毛文龙竟然还不断的提到王化贞，每年都会。

　　天启四年十一月：“臣以偏稗，受旧抚王化贞之遣。”
　　天启五年九月：“辽东巡抚王化贞，牌委臣以二百之众，从东渡江。”
　　天启六年五月奏：“去年五月间，臣曾具疏请内臣一员，并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
　　天启七年二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广宁巡抚王化贞令，率一百九十七人抵镇江。”
　　崇祯元年十月奏：“臣于天启元年奉抚臣王化贞令，诣攻镇江。”
　　崇祯二年闰四月：“臣初以都司，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名，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节选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每次简述自己创建东江镇的事，都会说是王化贞把我派过来的。照理说，老领导提拔了你，你当然应该报效知遇之恩；但是如果老领导因为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罪名进去了，在政治上完蛋了，就应该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官场生存的基本法则。但王化贞都判死刑了，毛文龙依然在公开上疏中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了。

　　毛文龙生于“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温柔之乡，却喜好兵法，孤身北上到东北参军，很有一番“投笔从戎”的理想。但官职太小，干不成事。眼看着辽东沦陷，自己却无能为力，壮志难酬。是王化贞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两百人去突袭镇江，使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官居一品、青史留名，不负平生之志。对王化贞，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所以在奏章中不断的提到王化贞，就是不停的提醒朝廷：王化贞是有功劳的，我的东江镇就是他支持开创的。希望能够救王化贞一命。在天启六年，文官们建议派一个文臣去东江节制毛文龙。毛文龙干脆就直接提议：“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这就是摆明了请求朝廷让王化贞将功赎罪，为此不惜把王化贞请到东江来管着自己。

　　毛文龙最后一次提到王化贞是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十八日的塘报。在这份塘报后面，有一条后人的批注：

　　“死矣，毛文龙！还撇不下王化贞吗？其笃于感恩图报若此！”

　　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厚道了。他是孙承宗提拔上来的，但是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被免职之后不久，他就在一封奏疏中说：

　　“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得。”（《三朝辽事实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在跟高第争论，反对放弃锦州。他说：如果按照胆小怕事的逃将和儒将们的做法，把锦州一带当成巡逻之地而不加以防守，那么就好像柳河之败一样，打赢了就说是我们主动出击，打输了就说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天下人可欺，你自己的内心是说不过去的！

　　袁崇焕这里主动揭孙承宗的伤疤，狠狠的打了孙承宗的脸。其实你说要守卫锦州就守卫锦州嘛，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非扯上“柳河之败”来作对比呢？这可是孙承宗最丢人的一件事啊！而且还把“儒将”和逃将并列，孙承宗就是著名大儒；又说什么“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孙承宗柳河之败以后，就向皇帝报告说这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以掩饰自己的惨败，被大家揭穿了的。如果孙承宗的谎言没有被揭穿，你站出来揭穿，那是坚持真理、勇于直言。但它已经被揭穿，孙承宗都下台了，袁崇焕还要旧事重提，如此讽刺贬损孙承宗，那就很不厚道。当时孙承宗已经失势，魏忠贤正准备清算关宁军吃空饷的问题。袁崇焕这么干，有落井下石，跟孙承宗划清界限的嫌疑。

　　划清界限以后，袁崇焕就开始不停的拍魏忠贤马屁，只要能跟魏忠贤扯上关系的地方，奏疏里面都要大谈厂臣的功劳。比如在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奏章中写道：“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

　　当然，拍马屁的顶峰还是申请在宁远给魏忠贤建生祠。

　　建生祠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明朝应该是一个常见的风俗。李贽在云南在知府，当地人民就给他建过生祠；打击李贽的冯应京在湖北据说做官做的也很得民心，也有人给他建生祠。所以有些官员用建生祠的做法来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天启皇帝也很支持，还每次都给生祠亲笔题词。第一个生祠，天启皇帝题词为“普仁”；袁崇焕建的生祠，天启皇帝的题词为“元功”。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说：“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是不对的。毛文龙就没有给魏忠贤建生祠，不仅没有被罢官，魏忠贤还要给他增加军饷。所谓“立刻就会罢官”云云，过分夸张，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在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督抚当中，袁崇焕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全国各地先后总共给魏忠贤建了四十多个生祠，在《明熹宗都察院实录》中都有记载。按申请建设的时间顺序排名，袁崇焕排第九，很靠前的。看起来不像是害怕被罢官的被动之举，而是反应比较迅速的积极主动之举。

　　而且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时间也选的很好：天启七年四月。正好是后金入侵朝鲜，毛文龙在率军与金兵血战，而袁崇焕拒绝救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还忙里偷闲给魏忠贤建生祠。

　　不过魏忠贤对这些东西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崇焕再怎么拍马屁、建生祠，朝鲜之战、宁晋之战打完，发现袁崇焕总是拒绝援助友军，金兵以来就龟缩在城里啥也不管，立刻既把他撤职了。而毛文龙完全不理会魏忠贤，魏忠贤却让天启皇帝把东江镇的军饷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毛文龙是大将风范，魏忠贤是政治家风范，两人之间才是真正的国士之交。

　　以袁崇焕的认识水平，他当然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在他看来，老子拍马屁、建生祠，魏忠贤都不理我，还撤我的职，你毛文龙竟然还被增加军饷，肯定是比我干的还厉害，偷偷摸摸的给魏忠贤当干儿子、送钱行贿、修庙建祠了。所以他杀毛文龙的时候，还给毛文龙列了一个罪名：攀附阉党、结交近侍。

　　这条罪名不仅没有丝毫证据，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罪名。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已经下旨，打击阉党到此为止，此后不再追究攀附魏忠贤之罪，“纵有遗漏，亦赦不问[1]”——即使有没发现的、遗漏的人和事，也一律不再追责。但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还是打着这个旗号把毛文龙杀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袁崇焕说毛文龙与皇太极议和，大逆不道。其实毛文龙跟皇太极通信都是上报朝廷了的，为的就是骗几个人过来杀掉，皇太极派去皮岛的四个使者就给毛文龙抓了送到北京杀了；而袁崇焕当了督师以后跟皇太极议和崇祯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双方互派使者你来我往都好几趟了，白喇嘛到宁远一住就两三个月。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概括起来说，就是：

　　一个按照十几万人领军饷，实际只养了六七万人，打仗只有一万多人的将领，以冒领军饷的罪名，把一个按照一万人领军饷，实际养了五六万人，接济安顿几十万辽民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给魏忠贤拍马屁、建生祠的将领，以攀附阉党的罪名，把一个从来没说过魏忠贤一句好话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跟后金秘密议和的将领，以勾结后金的罪名，把一个将后金议和使者绑送北京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把大量粮食和布帛卖给敌国同盟的将领，以非法贸易的罪名，把派人到敌人地盘去挖人参、捕貂皮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缩在城里从来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将领，以畏缩不前、数年无功的罪名，把无年无月不与金兵交战，获得的敌人首级仅经过文官集团查验过的就有二千八百多的将领给杀了[2]；

　　一个敢瞒着皇帝与敌国议和、瞒着皇帝送粮食给敌对联盟、敢在战时抗旨拒不救援友军的将领，以不服朝廷节制的罪名，把一个持有皇帝尚方宝剑的将领给杀了。

　　翻开中国的历史，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的事，厚颜无耻到袁崇焕这种程度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好，跟秦桧谋害岳飞、史弥远截杀韩侂胄不同，这一次，袁崇焕没有能够逃脱惩罚。

　　皇太极亲率大军打到北京，大获全胜，威望提高，也可以开始整顿内部问题了。在退出长城的时候，留下二贝勒阿敏带着五千兵马守卫喜峰口旁边的遵化等四座小城。这明显是在坑阿敏。五千人留在长城以里，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皇太极实际上给了阿敏两个选项：要么战死或者被俘，要么承担失守城池的责任。

　　崇祯派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等各路援军，去收复遵化。阿敏得知明朝十多万大军朝着遵化城开过来，就把城池焚毁一空，带着五千兵马和财物退出了长城。皇太极抓住机会，把阿敏抓起来论罪，又在岳托等人的指证下，把他当年去打毛文龙结果改打朝鲜，而且打算在朝鲜称王的事情翻出来算总账。廷议的结果，判处阿敏死刑。皇太极宣布宽大处理，改为终身软禁，消除了阿敏这个最大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这次收复遵化，明军其实根本没有跟后金交锋。不过也算是孙承宗和祖大寿立下了功劳，崇祯非常高兴。孙承宗和祖大寿于是趁机上疏为袁崇焕说情。崇祯见了，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觉得关宁军还是能打仗的。而且经过调查满桂被箭伤的事情至少应该不是袁崇焕故意的，就说：“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攫用。[3]”这就是要放袁崇焕一马了。

　　但是真正“鞠问明白”之后，崇祯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

　　袁崇焕私自与皇太极互相遣使议和的事情被揭露了出来。袁崇焕上疏说杀毛文龙跟钱龙锡协商过，但钱龙锡给皇帝的解释是，这不过是礼节性的闲聊，最后告别的时候提过一句担心毛文龙不受节制。但调查显示，在这种过程中，袁崇焕跟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长期秘密通信，反复协商密谋，岂止是提过一句那么简单？

　　崇祯皇帝愤怒了：边将与敌国元首谋款议和，使者往来如梭，辅臣与边将协商斩帅，信件传递不绝，他竟一无所知；杀毛文龙哪里是什么逼不得已，完全是精心谋划！他下明旨禁止资粮于蒙古，袁崇焕竟然阴奉阳违。

　　说什么“五年平辽”，结果一年时间金兵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说什么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结果给后金带路攻打喜峰口的就是喀喇沁部；

　　说什么“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结果后金未损一兵一卒就越过了蓟州防线，以至京城被围、生灵涂炭。

　　这样的罪行要是不杀，天下再无可杀之罪！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经过长达八个多月的审问，在取得了袁崇焕等人的口供以及各种往来书信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最终给袁崇焕定罪：

　　“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4]”

　　上面的这些罪行，全都证据确凿。至于叛国、射伤满桂等缺乏证据的罪名，都没有写进去。至于《明史》里面编造的太监告密之类的故事，更是全无影子。这是一个严谨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最后，袁崇焕被判处凌迟处死。

　　京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居住在北京周边地区的亲人在这一次战火中惨遭后金屠杀或是被掳掠出塞，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袁崇焕可谓恨之入骨。袁崇焕被千刀万剐之时，刽子手们一两银子卖袁崇焕一块肉，很快就被围观者一抢而光，当场生吃，嘴角流血犹然唾骂不已。

[1]谈迁，《国榷》，5473～5476页
[2]其中天启二年的时候袁崇焕本人就奉孙承宗的命令去亲自查验过一次，查验的结果是“俱是真正壮夷”。有关毛文龙的更多事迹，可参考杜车别《明冤》一书。
[3] 谈迁，《国榷》，卷90。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下），第718页。
[4] 《崇祯长编》卷37；谈迁，《国榷》，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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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1.穷途末路

　　七十一、穷途末路

　　袁崇焕被下狱后不久，钱龙锡和王洽也被下狱受审，王洽死在了监狱里，钱龙锡被充军，崇祯开始重新启用太监和非东林人士，东林党的势力遭到了削弱。“重正盈朝”的时代又草草结束了。

　　明朝末年，东林党“重正盈朝”、全面当权的时期加起来不过四年，也就是天启皇帝刚刚上台的两年和崇祯皇帝刚刚登基的两年。在第一个两年里，东林党一上来就把熊廷弼拿下，把辽东经略和巡抚换成自己人，然后接连丢了沈阳、辽阳、广宁，后金从长白山打到了辽西走廊；第二个两年，东林党先干掉魏忠贤，再杀掉毛文龙，引出了李自成，让后金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战斗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重正盈朝”之后，明朝还有得救，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还有抢救的余地。经过天启皇帝、魏忠贤、毛文龙等人的努力补救，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重正盈朝”之后，明朝就彻底没得救了，已经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东林党上台压缩军饷和减少政府收入引发的两件“小事”，受后金围攻北京的影响，都继续的扩大了。

　　为了解北京之围和收复关内四城，朝廷从全国各地调集援军前来勤王。甘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靠近边防重镇，军事实力比较强，所以勤王兵马主要从这些地方抽调。但这些地方也是农民起义闹得比较凶的地方，精锐部队被抽调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就借机发展壮大起来。不仅陕西全境糜烂，起义还开始波及山西。崇祯三年二月，正是孙承宗带着全国援军收复遵化的时候，陕西农民起义军开始渡过黄河，大举进军山西。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明朝军队的粮饷，在防区内由自己解决，有固定的来源。一旦有军事行动，离开防区，就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放粮饷，被称为“行粮”。援军四集，中央财政就得花钱。东林党既不让多收税又变不出钱来，只能拖欠。山西巡抚耿如杞带了五千士兵入援，兵部没钱给他们发饷，就在三天之内连续把他们调动三次：由通州调到昌平，再从昌平调到良乡，故意用这种方法逃避发饷。因为军令规定，部队到达驻地之后第二天才发响，所以兵部就让他们不在任何一个地方驻扎超过一天。士兵们沿途辛苦劳累，连续三天都不发饷，还要被没完没了的调来调去，就沿途抢劫。

　　金兵撤退以后，朝廷以失职罪逮捕耿如杞，判处死刑。这五千人就一哄而散。

　　遭遇同样情况的还有甘肃巡抚梅之焕带领的部队，也就是因为粮饷短缺，走到半路就发生了哗变，逃跑了上千人。

　　陕西的绥延镇总兵吴自勉更奇葩，在抽调兵马进京的时候，还在克扣军饷，赴京的不发钱，想要不去北京的还需要给他交钱。结果部队还没有出发就发生哗变，大量士兵逃走。绥延巡抚张梦鲸忧愤而死。[1]

　　这些溃散的士兵无处可去，于是纷纷跟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结合。

　　这一下麻烦就大了。

　　农民起义军一般都是乌合之众，数量虽然多，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容易就被镇压。但士兵们都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大规模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以后，马上就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立刻大增。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镇压下去，基本上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兵和变民相结合，是明末农民起义最主要的特征，之前的明朝中前期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这种特征。所以也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变民，而是亡于变兵。

　　这样，明朝就面临着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勤王部队刚赶走入塞的金兵，就要调去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镇压的差不多了，后金又打过来了，于是马上又要把军队调过来抗金。

　　明军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还凑合，关宁军被吹成所谓的“关宁铁骑”，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吹出来的。但他们没有与后金骑兵作战的实力。那个时候军队已经十分腐败，大部分老弱病残是没人管的，只能种地。各个将领都会养几百几千个“家丁”作为自己的私人军队，待遇稍微好一点，训练的也好一点，这是他们保证自己权力地位的基础，哪能去跟后金硬碰硬的消耗掉？都是跟在金兵屁股后头跑，好像在追击，完成朝廷的任务，其实离得很远，根本不交战。各路人马也都各自为阵，就好像金兵的仪仗队一样，远远的在他们周围跟着走，都希望金兵去找别人的麻烦。

　　于是金兵就在华北平原毫无阻拦的到处烧杀抢掠，系统性的摧毁中国北方的经济基础。抢的杀的差不多了，就再从喜峰口出关，回去消化胜利成果。

　　等后金走了，李自成、张献忠那边又发展壮大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军。勤王部队又赶紧调回去跟起义军开打。眼看又要把起义军灭了，后金又打进来了，赶紧去勤王……

　　就这样，两头受敌、内外夹攻，而且两边的敌人都是机动性极强的军队，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流寇战术，在陕西、山西一带到处跑。后金骑兵跑的更快，在河北、山东地区四下抢掠。明军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不断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奔波，疲于奔命，不断的被消耗，毫无取胜的希望。

　　崇祯二年的金兵入塞，以及随之而来的变民与变兵相结合，是明朝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使明朝完全丧失内政改革的余地，只能在内外交攻中快速灭亡。东林党和袁崇焕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明朝置于必亡之地，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像山崩一样的倒塌，无可挽回。

　　这个时候再谈什么改革复兴，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了。中央枢机哪里还有精力来研究如何反腐败、改革税收制度、人才选拔机制、整顿军队之类的东西？每天就是焦头烂额的调动部署军队和想办法收税筹钱。

　　为了支持这些绝望的军事行动，苟延残喘，朝廷必须开足马力征税。商税就别想了，东林党宁可亡国也不让多征，只能主要往农业税上面想办法，按照土地加派。

　　从表面上看，加派的银两并不多，每亩地才九厘，最多的时候加派过一分二厘银子，相当于每亩地多收几斤粮食。把所有加派和正税加起来，一亩地总共也就收五六分银子，相当于二三十斤粮食，占亩产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税率还是不高。但当时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官员士绅们享有诸多优免特权，占据良田万顷基本不用交税，地方官员只能把这些全都压到普通农民头上。农民负担就被成倍的加重。此外还有很多私派钱粮，为官僚集团的腐败买单的，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这些因素加起来，才让看起来很合理的辽饷加派，变成了亡国暴政。

　　农民不堪忍受逃亡、造反。逃走农民的税就会再摊派到还没有逃亡和造反的农民头上，逼着这些人继续逃亡、造反。形成恶性循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大，局面遂完全不可收拾。

[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章第二节，《勤王兵的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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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2.大凌河之战

　　七十二、大凌河之战

　　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出于政治考虑，没有敢像天启皇帝用魏忠贤那样彻底整肃东林党——因为那意味着要给魏忠贤翻案，这是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袁崇焕一死，就有人上疏要求给毛文龙翻案，被崇祯严厉驳回。崇祯小心翼翼的回避“党争”这个话题，将袁崇焕、钱龙锡的问题局限为个人问题，而不再进一步牵连。所以东林党只是被削弱了，并没有完全失势。

　　在这一点上，崇祯跟他那被称为“木匠皇帝”的哥哥比起来，要少了很多魄力。天启皇帝在“移宫案”后信任东林党，也根据东林党的意思下了圣旨严厉谴责李选侍、魏忠贤等人，大力表扬移宫诸臣和太监王安，还把上书反对移宫案的大臣贬黜。可是等他看到东林党接连丧师失地以后，马上就翻脸不认人，重用魏忠贤，而且下旨公开说以前那些圣旨是错的，是东林党趁我年纪小忽悠我，我亲爹尸骨未寒就让我违背遗诏、驱逐李选侍，陷我于不孝。这种作风崇祯皇帝是没有的。

　　所以，分析袁崇焕死后的国家政局，跟天启年间东林党“掌权”和“倒台”那种黑白分明的局势不同。东林势力只是因为袁崇焕的案子被削弱，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被否定，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没有被打倒，在朝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局，只不过不再能够一支独大而已。

　　这种局面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袁崇焕虽然被杀，但他的城墙大炮战术没有被否定、消极防御的战略更没有被否定。孙承宗重新出山，担任蓟辽督师。作为“堡垒战术”的祖师爷、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当然继续大力修城。锦州已经被袁崇焕重新修好了，孙承宗就再接再厉，加固大凌河堡。

　　大凌河堡快修好的时候，皇太极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这是崇祯四年的七月。

　　之前打宁锦大战的时候，皇太极还攻了三次城。这次打大凌河堡，金兵根本就不攻城，上来二话不说就给包围起来。明军在里面修城墙，金兵在外面修城墙，还挖壕沟，彻底给你围死——你不是喜欢守城吗，我就让你守个爽。

　　大凌河的守将是祖大寿，人送外号“飞毛腿”——不是古人送的，是今天的网上明史爱好者送的，意思就是他跑的快。当年金兵打广宁，围攻西平堡的时候，王化贞派兵去救援，孙得功先跑，祖大寿第二个跑，虽然速度比孙得功慢了半拍，距离则远远过之，他从西平堡南下一口气跨过大凌河、小凌河，经过宁远，渡海向东，直接跑到觉华岛上去，才觉得安全；后来袁崇焕被抓，他又从北京城跑回锦州，一口气跑了一千多里。这不是飞毛腿是啥？

　　被围起来以后，“飞毛腿”也跑不动了，只能干瞪眼。

　　努尔哈赤打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了；皇太极打锦州，围了二十四天也走了。袁崇焕洋洋得意，认为这是他的坚城大炮战术用的好。毛文龙牵制无功，杀了就杀了。结果毛文龙一死，后金绕道千里去打北京就不说了，打大凌河也是来了就不走，一口气围了三个月。

　　孙承宗跟袁崇焕比起来有一点强，就是敢派援军。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孙承宗连续派了四次援军。第一次是离大凌河堡最近的松山堡的两千守军过去救援，有去无回；第二次是吴襄带着他那领了八万人的军饷才养出来的三千精锐，再加上别的地方抽调的三千人前去救援，因为天气原因没怎么打就退兵了；第三次还是这六千人，被皇太极带着两百亲兵就给打得溃不成军。吴襄率先逃跑，也因此被崇祯逮捕下狱治罪。第四次，是从关内调集了三万多军队前去救援，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皇太极还嫌援军来的不够多，自己找了一批金兵，假装成明军来救援大凌河，一路冲杀眼看就要杀到城下了。祖大寿一看，援军大胜，金兵溃败，赶紧带兵出来接应。结果走近一看，全是金兵伪装的，被杀的人仰马翻又逃回城里去了，从此打死他也不敢再出来。

　　祖大寿在大凌河堡里面弹尽粮绝，吃完了粮食就开始杀马来吃，马也吃完了就开始杀人，先把施工和后勤人员给杀来吃了，吃完之后还有一些蒙古兵，也给杀了吃了。最后剩下的都是关宁军自己人，没办法，只能投降。副将何可纲反对，祖大寿就干脆利索的把何可纲也给杀了。这样，大凌河里面的一万多守军全部投降后金。

　　大凌河之战，也就标志着孙承宗堡垒战术的破产。因为它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野战能力不行的情况下，敌军长期包围你的堡垒你怎么办？

　　答案是：没有办法，只能坐以待毙。

　　对此，毛文龙在天启七年五月的塘报中就说，后金有个王子声称：“西边（指宁远锦州）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挪西补。马匹用来驮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

　　毛文龙挑选这段话来写进塘报里去，就是借后金王子的口，告诫皇帝和袁崇焕——关宁军这样一边吃空饷、不训练，就想依靠大炮城墙来防守是不行的，人家一把你包围你就完蛋了！

　　天启皇帝应该是听进去了，可惜没多久就死了；袁崇焕没听进去，很快就把毛文龙杀了。

　　战后，孙承宗无可奈何，只能再次辞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山。他一辈子就跟后金打了两次仗，一次是柳河之战，一次是大凌河之战，两次都是惨败。就这样，还被《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吹成“明末最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没有争议的民族英雄”，简直笑死人。

　　这边大凌河之战开打，那边农民起义也就越发壮大。三边总制杨鹤费了天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招抚了神一魁等几支陕西境内重要的起义军。但金兵一开始包围大凌河堡，军队都调去辽东，陕西救灾经费又没有着落，神一魁等人马上重新叛乱。杨鹤被崇祯下旨切责，忧愤而死。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应该牵制后金的东江镇也正在忙着搞兵变。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为了防止东江不受节制，就把东江镇分为两个协，一个协由毛文龙的亲信陈继盛负责，一个协由袁崇焕的亲信刘兴治负责管理，以求双方互相制衡。这个制衡效果确实好，东江兵从此忙于内斗，再也无力牵制后金。

　　刘兴治原来是辽东将领，辽东沦陷后投降后金；但在后金混的不如意，又投降毛文龙。毛文龙把他留在手下干活，但是没有重用。他又不满意，偷偷的跟袁崇焕联络，打毛文龙的小报告。袁崇焕就把他当成了在东江的内线，杀了毛文龙以后，就把他提拔上来。

　　这种叛变了无数次的家伙，当然不在乎再多叛变一次。陈继盛在东江还是有威望的，刘兴治压不过他。袁崇焕死后，刘兴治觉得自己失去了政治靠山，又秘密跟皇太极联络，准备投降。皇太极当然乐于接受。刘兴治就设下圈套，把陈继盛及其十一人杀死，然后请皇太极派人过来协商具体的投降事宜。

　　皇太极回信说：照理说是该派个人过来，但是前年毛文龙假装议和，骗了我几个使者过去杀掉，现在大家还有心理阴影，不敢去东江，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干脆就直接举兵造反吧，我会派兵协助你的。

　　刘兴治一看皇太极这么说，心里又犹豫起来。这时朝廷又派人过来招抚，表示不会追究兵变的责任，刘兴治又重新归顺朝廷，想着当个军阀独霸东江，不一定非要投降皇太极。但没过多久朝廷又派总兵黄龙过来管理东江，刘兴治当不成老大，又图谋作乱。最后杀来杀去，刘兴治自己也被杀了。总之就是一团糟。

　　可怜东江兵，从辽东千难万险逃出来，身负国仇家恨，想要灭金复辽，此时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自己人内部自相残杀。这是一出怎样的悲剧啊。

　　就像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中慨叹的那样：

　　“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3.吴桥兵变

　　七十三、吴桥兵变

　　刘兴治作乱期间，毛文龙的老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逃往登州，在登莱巡抚孙元化手下做事。

　　孙元化原来是关宁军的前屯兵备，被孙承宗和袁崇焕多次提拔，也是“坚城大炮”战略的忠实粉丝，在登州城里面仿造或购买了很多红夷大炮，还请了很多葡萄牙技师来训练指导。孙承宗第二次当督师以后不久，就把他任命为登莱巡抚。当时山东有大约十万从辽东辽地过来的难民，孙元化就从中招募了三千人加以训练。没过多久金兵围攻大凌河，孙元化就让孔有德带着这三千人去救援。

　　明朝军队国内行军的粮饷，由所经过的地方负责安排筹措。这也是文官们“以文制武”的重要制度安排：军队出行不能准备充足的粮草，只能走到一个地方要一点、过一个地方再要一点，每次供应不超过三天的粮饷。这样军队的命脉就完全掌握在行政系统手中。

　　但当时辽东难民和山东居民的关系处的很不好，山东兵和辽东兵也关系紧张，地域矛盾突出。山东军政官员也大都很反感辽东难民和辽东兵。这里面的原因应该是辽东战争和难民给山东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次孔有德带兵出征，所过之处，地方官员纷纷下令闭门罢市，拒绝提供粮饷。走到济南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吴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地方官员又没有安排军粮。此时士兵们已经饥饿难耐，驻扎下来之后只能自己出去找吃的。有一个士兵到农家偷了一只鸡，想不到这只鸡是山东士绅望族王象春的田庄养的。

　　王象春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东林点将录》里面被称为“浪里白条王象春”，之前当过南京吏部尚书。退休以后，到济南大明湖畔的百花洲买了一座豪宅，修了一些楼台亭榭，成天吟诗作画，交往名士，好不自在。但他这种悠闲高雅的生活，是靠着权势欺压老百姓得来的，王家的庄园遍布山东、河北各地。吴桥离济南很远，也还有王家的庄园。

　　王象春的家仆把这个偷鸡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军营，要求处理。军官们也不敢得罪这种缙绅豪强，赶紧赔礼道歉认错。这个家仆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杀掉。最后，这个士兵被处以“穿箭游营”的处罚，也就是用箭把耳朵扎透，挂着在军营中示众。

　　士兵们无法忍受这种侮辱，发生哗变，把王家的家仆杀掉。王象春的儿子得知此事，立即要求地方官员逮捕杀人者。哗变的领袖李九成带兵去找孔有德，声称三千士兵们都已经立誓：谁敢让王家来逮人，大家一起把他杀了。要求孔有德带着大家一起造反。

　　孔有德仍然犹豫不决。李九成对孔有德说：

　　“毛大将军带两百孤军，跋荒涉海，历经万死以复疆土，却蒙冤而死。我们也不过是朝堂之上那些人案板上的肉罢了，再为这个国家尽忠还有什么意思？”

　　孔有德终于决定率众叛变。王象春的儿子一家被叛兵所杀，王象春本人紧急逃出山东，史称“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看来起是因为一只鸡偶然引发的。但背后的根源还是相当复杂。

　　首先是政府财政能力严重匮乏，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军饷。地方官员后勤压力很大，人民负担也很重，不想为军队提供帮助。正好看不惯辽东兵，就干脆不给提供。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赴京勤王部队哗变、溃散差不多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地域矛盾，但核心还是官员素质问题，没有大局观。人民群众见识短浅一点可以，地方官员应该知道辽东战争是全国的大局，不能因为打仗是辽东的事情，与山东无关，因此把气撒到辽东士兵头上，拒绝提供粮饷。说到底还是吏治问题和中央权威衰落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就是东林党人王象春这种地方豪强的存在。依靠权力背景大量兼并土地、营建田庄，把战争成本推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引起老百姓对辽民不满。其家仆在地方上无法无天惯了，偷一只鸡就要把士兵穿箭游营，最终激起变乱。

　　这三千人把王家踏平之后，随即倒戈杀向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数城，然后开始围攻登州。于崇祯五年正月攻陷登州，掳获了山东兵六千人、援军一千余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孔有德和手下的东江兵感激孙元化收留他们，打算拥立孙元化称王。但孙元化拒绝了。

　　孔有德最终还是放走了孙元化。孙元化回到北京后，被朝廷处死。其实他真应该叛乱的，明王朝已经腐朽堕落到这个地步，谁也挽救不了了，早点灭亡早点好，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至少可以不让这些兵马物资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叛军又攻下黄县，围攻莱州，山东地区一片糜烂。

　　大凌河之战结束以后，朝廷赶紧把军队调往山东平叛。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双方都死伤上万人以后，叛军终于在山东难以立足，夺取船只出海。于崇祯六年四月，在镇江——当年毛文龙带两百人上岸的地方——投降后金。

　　吴桥兵变对明朝伤害极大，登莱局势彻底糜烂，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损失无算。从此登莱荒芜，东江动摇，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

　　后金因此获得了明朝的海军船只和红夷大炮。有了船队以后，就可以方便的从山东半岛登陆上岸对明朝进行攻击，在喜峰口之外，又多了一条进攻线路。有了红夷大炮，长城防线就更加不堪一击，他们可以随便找个关口用大炮轰塌就打进来了。明朝对后金的防御体系已经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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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4.最后的兵团

　　七十四、最后的兵团

　　掌握了红夷大炮之后，皇太极没过多久就又来了。

　　崇祯七年七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从长城独石口再次入塞。七月，在延庆大败明军。八月，后金军猛攻昌平，遍蹂京畿，杀掠不计其数，历时四个多月，史称“丙子虏变”。

　　这次入塞的时间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当时正好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围剿，已经被明军包围。即将被消灭之时，金兵来了。明军主力部队接到调令往大同抗金，被围农民起义军趁机突围。

　　崇祯八年，多尔衮、萨哈璘、豪格等率后金军出征林丹汗的河套地区，顺便入塞抢掠了太原府所属的忻州、定襄、五台等州。这是第三次入塞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登基称帝，定国号为“清”。清帝国建立。

　　此前，皇太极已经把族名由女真改名为满洲。

　　这些做法，都是在为消灭明朝、入主中原做政治准备。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德”以配天地。明朝是火德，在汉字里面，明由日月两字合成，日、月、明三个字都跟火相关，因此又被称为三重火德之朝。而满、洲、清三个字都带水，以三水灭三火之意十分明显。用汉字的特征以配五德之说，也是满洲政权加速汉化的标志。

　　一整套帝国政府机制也随之建立起来，过去那种部落统治模式被彻底改变，大量的汉族文臣武将进入政府获得正式职位。这也是在为成为中原政权做准备。

　　至于把金的国号改掉，把女真的族名也改掉，则是为了照顾汉族人民对当年两宋时期金兵入侵的历史记忆，尽可能的消除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心理。

　　显然，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已经十分确信，他的帝国取代明朝统一中原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称帝以后，皇太极立即出征朝鲜，迫使朝鲜彻底投降，从明朝的属国变成了清朝的属国。并且顺便派兵把那个已经没有存在感的皮岛给平了，东江镇覆灭。

　　随后，皇太极又派阿济格率清军入塞，五十六战皆捷，共克十六城，俘获人畜十七万。清军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明称“戊寅虏变”。这是第四次入塞。

　　当时三边总制洪承畴已经基本把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清缴完了，张献忠、李自成这帮人全部跑到河南山西去了。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清兵一来，啥也别说了，卢象升等最厉害的队伍全给调过去打清兵，围剿的事儿也就只能缓一缓。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遭洪承畴和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张献忠自己也中箭，败退谷城。九月，五省总督熊文灿进攻郧阳、襄阳两地的农民军，斩获二千首级，获得十年来最大胜利。

　　但是，也就在九月，清兵又打进来了。多尔衮、岳托就率领清军分两路，一入墙子岭，一入青山口，至通州会师，到涿州分为两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山河之间六路并进。

　　朝廷一看，赶紧命令熊文灿跟起义军谈判招降事宜，不要再打了，调兵来抗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功最为显赫的宣大总督卢象升与清兵交战中阵亡。次年初，清军攻下济南，全城焚毁一空，全城百姓死亡十七万之众。二月，清军退兵。

　　这次入塞共五个月，转战二千里，攻下七十余州县，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这是第五次入塞。

　　清军入塞，抢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国力日益强盛。而大明却遭受了空前浩劫，城破人亡，无数城市被屠杀一空，千里荒无人烟，再也无力与清军作战。

　　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入塞并不仅仅以抢掠毁坏为主，而且还很明显的在故意策应农民起义军。每当农民起义军面临困境或即将被消灭之时，清军就大规模地入塞，调动明朝兵力，使被围困的农民起义军绝处逢生。

　　总的来说，清军入塞是一种极为高明、同时也极为残酷的消耗战略。它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标，而是以充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敌方的战争资源为目标，淘空敌人，壮大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清军想要攻克并长期占据某些大城市，并不是做不到，但是那样就会牺牲他们骑兵的机动性，难以集中兵力完成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毁灭明朝存在的经济基础、大规模调动明军以消耗他的军队和粮饷。

　　这个时候的清帝国决策层，才是真正的战略家。在他们制定的战略面前，孙承宗这种靠东林党文人吹出来的“堡垒开疆”式“战略家”，就被打回原形了。

　　对耗尽明朝国力建设的宁远和锦州防线，清军早就有能力攻克了，但是他们就让它在那里存在着，让明政府每年花费几百万两银子养着好几万只有在领工资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军队、守着几座在战略上全无价值的孤城。

　　一直到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洪承畴杀得大败，只剩十八人逃入陕西南部的大山之中；同时张献忠跟左良玉交战再次大败，逃入四川。皇太极为了“策应”农民起义军，才开始对它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进攻。

　　这一次，还是围城打援。

　　锦州城的守将，还是“飞毛腿”祖大寿。

　　上次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已经投降过一次了。但后来找了个借口，说愿意给后金在锦州城里当内应，又跑了回来。朝廷不仅没有处罚他，还让他继续守卫锦州。对比孙元化、耿如杞等抓起来就被判处死刑，吴襄临阵脱逃也没死，他儿子吴三桂还能接替他当总兵，而祖大寿更是屡次临阵脱逃外加杀本方将领投降敌人竟然什么事儿没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辽东军饷这块大肥肉朝廷上吃的人太多，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为关宁军将领提供庇护。

　　这一次攻守双方配合默契：清兵说什么也不攻城，祖大寿说什么也不出战。祖大寿在城里老老实实的呆着着等待援军，粮食吃完了就吃马，马吃完了就吃人——这都是老套路了。

　　明军这边蓟辽督师变成了洪承畴。他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正在陕西做官，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得力被迅速提拔，一直做到了三边总制，崇祯十二年基本消灭了李自成部以后，调任蓟辽督师。

　　清军此时已经拥有了孔有德投降带过来的十多门红夷大炮，可以熟练的在长城上轰开缺口入塞了，要想轰塌锦州城墙并无困难。但是他们故意围而不打。用了一年才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还在锦州附近修了一座城堡，作为士兵休息和后勤补给基地，摆明了就是要长期围城，让锦州陷入粮食断绝的境地。

　　得知锦州被围的消息，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十三万，“刻期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锦州这个地方，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给明朝挖的一个大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北边打过来比较容易，从南边宁远方向去救援比较困难。

　　从宁远到锦州有三座小山头，从南到北依次是：塔山、杏山、松山，把本来就不宽的辽西走廊道路进一步压窄。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就能在这三个三头附近把道路封锁。过了松山，还要过小凌河，才能到达锦州。从宁远去救援锦州有三百里地，又有这些阻碍，很容易被敌军挡住或者切断后路。

　　三百年之后，1948年的辽沈战役，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展开决战。国民党军占据了长春、沈阳、锦州重要城市，共军占据北边靠近苏联的哈尔滨、四平等城市，以及一些小县城和农村地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打算从北往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先打长春再打沈阳，最后打锦州。而毛泽东则坚持跨过长春和沈阳，先打锦州，因为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咽喉，打下了锦州整个东北的国民党军就没法跑了。而且，他也知道，锦州从北边打容易，从南边救援困难。

　　东北野战军一围困锦州，蒋介石就急忙派兵从山海关出发去救援，还派舰艇紧急从宁远附近的葫芦岛登陆去支援。共军就在塔山这个地方布置防线，展开阻击。一直到锦州被打下来，国军也没有能够越过塔山防线。

　　锦州一丢，长春和沈阳的国军就跑不出东北了，在共军的围困下，相继投降。

　　这一次清军围攻锦州，形势跟东北野战军打锦州很相似，都是从北边来攻打锦州，同时阻挡南边过来的支援。但是战术不同，东北野战军是强攻锦州，阻敌支援；清军是包围锦州，围城打援，重点不是攻城，而是把关内的明军调动出来一举消灭。

　　洪承畴也是实战打出来的将领，看出来冒进的危险，在宁远长期顿兵不战。但是这显然不行，大军云集来救援锦州，你呆在宁远有啥意义？毛文龙在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从背后偷袭一下沈阳什么的，迫使清军回撤。现在毛文龙没了，清军就把锦州围了一年，都开在始城外修房子、屯田了，再等下去锦州的守军就该饿死光了，宁远这边粮饷开支也受不了。朝廷天天督促尽快出战。

　　这个事情历史学家一直怪朝廷不该催战。其实这个局面在战略上就没办法，不出战等死，出战找死。唯一的办法是不要锦州了，援军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但要放弃锦州早就该放弃，熊廷弼广宁之战后就放弃了，魏忠贤在天启七年把袁崇焕撤职之后也把锦州放弃了。袁崇焕和孙承宗又去当个宝贝一样，捡起来重新修缮、驻军。现在里面有几万大军，宁远也云集了全国调过来的数万大军，就这样眼看着锦州守军被饿死或者投降，丢失城池，谁也不敢下这个命令，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洪承畴也并不是朝廷一催战就开打的，他等了好几个月，确实没办法了，必须进军。

　　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十三万人（史料如此，实际应该没那么多，可能有七八万），开始进军，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松山一带，粮草则在杏山和塔山之间。

　　这个时候对清军来说，策略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洪承畴大军的后勤供应。

　　皇太极那段时间正在生病，听说洪承畴大军已经到达松山，大喜过望，高兴的连病都好了——天启七年打锦州无功而返的场景犹在眼前，等了十四年，终于等到了今日！

　　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立即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松山前线。到了之后，密令阿济格绕过松山，抢夺并烧毁了杏山塔山之间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洪承畴起来一看，自己的大军已经被清军切断了归路，而且山下还竖着皇太极的皇帝大旗。

　　他知道：完蛋了。

　　再能征善战的军队，一旦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很快就会崩溃。当时明军随身只带着三天的粮食。明军粮食缺乏，很快就陷入了恐慌。这个时候什么援助锦州之类的就没法去想了，怎么让这七八万大军活着跑回宁远才是关键。

　　最后，洪承畴和八总兵商定在某个时间突围。结果吴三桂等关宁军将领抢先开跑，部队遂陷入混乱，八总兵开始带着各自的军队竞相逃命。

　　清军人数有限，不可能完全堵住这么多军队的突围。“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里面的八大作战原则之一，就是包围敌人以后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们感到有逃跑的希望，不然他们会作困兽之斗、拼死抵抗，对包围的一方来讲并不利。而且让敌军朝一个方向逃跑，动起来，阵型混乱，有利于包围方从后方和侧翼进行追杀截击，大规模的杀伤敌军。

　　所以见到明军大局突围，清军故意放了一部分出去。而放出去的这部分，主要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内地调来的大部分没跑掉。联系到吴三桂率先开跑的举动，难免让人怀疑关宁军与清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总之，突围行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明军被清军各种追击截杀。吴三桂等一部分跑的快的，在死伤惨重后跑了出来，大部分又被压了回去，重新围困。

　　经过多次的这种突围、救援。最后，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松山沦陷，洪承畴被俘后投降。

　　二十天后，三月八日，祖大寿开城投降，锦州失陷。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明朝最后的生力军，就这样葬送在了孙承宗的得意之作“宁锦防线”上。

　　锦州距离山海关有七百多里，孤悬关外，只能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关内连接。对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明朝来说，它离本方主要防御阵地——长城防线太远了。如果把锦州作为进攻基地，是合适的；如果用来防守，就是兵法上所说的“死地”。清军充分利用这个“凸出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调动明朝主力大军远离长城防线前来救援，以达到在自己后勤补给线最短、敌人后勤补给线最长的位置进行战略决战的目的，取得了接近于完美的胜利。它对明朝来说是一场恐怖的灾难，但如果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它跟毛泽东在辽沈战役中决定先打锦州一样，都是一场史诗般的战略经典，清军方面战略战术手段之高明，值得写进每一本军事教科书。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锦防线都没有被完全攻克。这是对的，因为宁远和山海关都还在。但明朝存亡的关键显然不在于宁远和锦州有没有守住，而在于北京有没有守住。宁锦防线对明朝来说，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花钱的无底洞和一个死人的无底洞，怎么填也填不满。为了保卫宁远和锦州，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激起无数民变，最后却让原本应该保护整条长城防线或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全部葬送于此。

　　在清军已经多次越过长城防线打到北京的情况下，明朝的当政者们竟然还死守着长城防线七百里之外的锦州不放，把重兵屯积到那样一个孤立而又遥远的点上，然后又以倾国之力前去救援，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这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然后经过层层选拔，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步步高升，最终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文官精英们绝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他们主要应该不是愚蠢，而是贪婪。他们都很聪明，只不过把聪明用错了地方。宁锦防线在政治上是一条利益输送通道，把国家的大部分白银收入输送进贪官大佬们的口袋。大部分军饷还没有离开北京就被截流了。它让无数中国老百姓耗尽自己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来供养好几万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腐败的官僚集团不惜把整个国家送进绝境也要维持它的存在。[1]

　　明朝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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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故意设计的，而是官僚集团腐败的必然结果：只要财政新增一大笔开支，就会形成一个从这笔开支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然后这个利益集团就会拼命维护这笔开支的存在，即使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比如，我们国家以前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小孩，超生就会被罚款。这笔罚款是很大的数目，一年可能有好几亿。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收入都要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来。那么就可能形成一个从这笔罚款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等中国人口已经增长放缓了、劳动力紧缺了，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利益集团仍然会努力想办法继续维持计划生育政策。假设利益集团足够强大，可以左右中央决策，那么就会出现中国人口已经减少，还要继续搞计划生育的奇怪局面。这种奇怪的局面会不会发生，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清廉程度：如果决策者都是一片公心，没有私利，那么自然就会根据人口变化的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及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反之，如果官僚集团腐败，计划生育罚款被大量贪污，那么即使人口减少，这个政策就还会继续被严格执行。
　　宁锦防线，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开始为了抵御后金入侵，搞了这么一个防线，每年征收几百万两银子砸进去建设它。由于官僚集团的腐败，围绕这笔巨款迅速形成一个分赃格局，很多人吃喝就都要从上面来了。这笔钱足够大、明末官僚集团也足够腐败，所以，它制造的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就足够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决策。即使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再继续坚守锦州已经失去意义的时候，利益集团仍然继续维持其存在，而拒绝作出调整。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5.回天乏术

　　七十五、回天乏术

　　等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打完，李自成又拉起了几十万的队伍。

　　崇祯十一年，他带着十八个人逃进大山。崇祯十二年，清军开始包围锦州。这为李自成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崇祯十二年他出山的时候，带了不到千人出来，开始进军河南。这个时候河南就没有能出城打仗的兵。但凡身体健康能拿得动兵器打仗的，都被抽调到宁锦防线救援锦州去了。地方上留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能守个城门就不错了。

　　李自成毫无阻力的随意发展。他很快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然后不停的攻打州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次出山，李自成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使用知识分子，采取有政治头脑的斗争策略，正式打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每攻打下一个地方，就放开粮仓救济饥民，引得四方流民归附，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打洛阳。这个时候洪承畴的大军正在松山被围，朝廷注意力全在宁锦防线，对洛阳被围这种事情全无精力顾及，没有派出任何援军。李自成轻松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还找来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除了痛心疾首以外，没有一点办法。

　　另外一支起义军，张献忠的队伍，在崇祯十二年被熊文灿招降。但其实双方都各怀鬼胎。张献忠是被左良玉和熊文灿打的招架不住了才投降，队伍也没有解散，就在襄阳谷城县一带屯田，随时准备反叛；明朝也是因为清军入塞，必须调兵回援，才不得不暂时放弃剿灭张献忠，接受招降。

　　等清军抢完了走人，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就跟熊文灿密谋，趁着“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1]。

　　但张献忠也早有准备，他通过贿赂买通了熊文灿手下的很多军官，及时获得了情报，立刻从新发动叛乱。熊文灿急令左良玉带兵攻打，结果中了张献忠的埋伏，大败而回。

　　受此事件影响，其它很多接受招降的起义军队伍也纷纷重新起义。熊文灿被朝廷撤职问罪。

　　当年启用熊文灿和制定剿灭、招降策略的都是杨嗣昌，现在他只能自己前往湖北督师，亲自指挥与张献忠的战争。但左良玉拥兵自重，对这个中央下来的大官并不服气，违反杨嗣昌的命令，自己带着兵去找张献忠报仇。结果这一仗还打赢了，一路追杀，杀伤招降张献忠部一万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胜利的结果就是杨嗣昌再也指挥不动左良玉。这样杨嗣昌指挥的其他明军就没法跟左良玉形成配合，结果被张献忠抓住机会，从明军的包围圈中跑了出去，从荆州进入四川。

　　杨嗣昌又赶紧带着军队追进四川。张献忠带着明军在四川兜圈子，出其不意的突然杀回湖北，奇袭襄阳。此时湖北空虚，襄阳一攻即下，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对他说：“我想要杨嗣昌的人头，但是他远在四川。所以借你的人头一用，让杨嗣昌以失陷宗藩的罪名伏法。”于是杀掉了襄王。

　　五十三岁的杨嗣昌长途奔波、忧劳成疾，在四川已重病不起，得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的消息，忧愤而死。

　　在金兵入塞之后的大败局中，杨嗣昌算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是三边总制杨鹤的儿子。杨鹤力主招降农民起义军，但招降的钱花完了之后，各路起义军马上就重新造反。杨鹤因此被朝廷判处死刑。杨嗣昌就上书请求代替他父亲受死刑。

　　崇祯皇帝看到上书以后说：这个杨嗣昌表示愿意替他父亲去死，应该是个忠臣孝子的好苗子。于是召见杨嗣昌，发现他见解不凡，越谈越对路。此时杨嗣昌已经是河南右参政，从三品的官员，又跟东林党和“阉党”都没有太多瓜葛。崇祯遂决定将他提拔重用。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诸处，然后又授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在这些职位上都干的不错。

　　但是崇祯七年，杨鹤去世了。根据惯例，杨嗣昌必须辞官回家守孝。崇祯想要夺情，但自从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视为英雄，“夺情”也就被视为大奸臣、阴谋家的标志，就算皇帝想要夺情，被夺情的大臣也绝对不敢接受。所以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被皇帝赋予重任的杨嗣昌竟然突然就回家休息两年多。真是荒谬得不可思议。

　　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杨嗣昌可以复职了，不料他的母亲又去世了。这下又要再守孝两年多。崇祯皇帝着急了，再次想要夺情。朝廷上那帮文官们坚决反对，认为守孝是事关天理人伦的大关节，不守孝就是不孝，不孝的人肯定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呢？根据这个逻辑，杨嗣昌绝对不能夺情起复。

　　正在这个时候，兵部尚书张凤翼死了，职位出现空缺。这个张凤翼是东林大佬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当辽东巡抚不受熊廷弼节制就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崇祯九年，清军入塞打到了昌平附近，京师戒严。敌军打到京城一般都要追究兵部尚书的责任。张凤翼非常恐惧，就主动请命出城督师。但他出城以后根本就不敢带兵去跟清军作战，每天在军营里吃喝玩乐，做最后的享受。清军到处攻城略地，他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就服用慢性毒药大黄。这种药不会立刻毒死人，要每天服一点、每天服一点，时间长了才会被毒死，这样就可制造病死的假象，而不是畏罪自杀。吃了一个月之后，张凤翼才死掉。

　　这下崇祯是真急眼了，什么也不顾了，立刻下令夺情，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也顶着文官们的轮番弹劾辱骂来上任了，负责全面主持镇压农民起义，没过多久又升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杨嗣昌认为，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发展壮大到如此地步，关键是地方官员各自为阵、互不救援，让起义军可以寻找到足够大空间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四处流动作战，难以被歼灭。因此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增兵十四万，加饷二百八十万两，在西北任用洪承畴，在中原任用熊文灿总督五省军务。结果只用了一年，就大获成效，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在多次惨败后接受招降，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

　　但这个时候清兵又打进来了，此计划功败垂成。杨嗣昌希望能与清军议和，又遭到了包括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坚决反对。

　　回顾杨嗣昌从担任兵部尚书到因病去世的过程，其实他做的一系列决策基本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比如对农民起义军是不是该坚决镇压，不接受招降？当时的局面看起来镇压对明朝更有利，招降靠不住。所以杨嗣昌坚决镇压，但是清兵打进来了，没办法，用招降来作为缓兵之计。清兵一走，他就开始准备动手解决张献忠，时机把握的也相当好。我们今天就是穿越回去坐在杨嗣昌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比他决策的更好了。但是官僚集团内部腐败，收了钱就敢向张献忠泄露军事机密，这种情况下决策再正确有什么用？

　　张献忠反叛以后，杨嗣昌又亲自督师。但是武将不听指挥，他们带的都是自己的家丁亲兵，撤了他们说不定手下士兵就叛乱了，又是第二个吴桥兵变。指挥也指挥不动，换人也换不掉。这个时候你指挥才能再高又能如何？

　　杨嗣昌又想跟清军议和，但是有袁崇焕为了议和而擅杀毛文龙的恶劣先例在那里，武将和文官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信任。在武将看来，你们文官议和就是在卖国，一旦议和，就会像袁崇焕杀毛文龙、秦桧杀岳飞一样，拿有功的将领的人头作为跟清军议和的交换条件，谁跟清军作战最勇敢、战功最高就先杀谁。

　　这并不是武将们疑心重，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一旦议和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清军提出这样的要求，文官们完全可能会同意，到时候随便找个罪名：杀良冒功、纵兵抢掠、贪污军饷、不受节制等等，抓起来杀了就完了。文官们要想杀武将，不就跟杀条狗一样轻松么？

　　杨嗣昌试图跟卢象升[2]解释，但这哪里是言辞沟通所能解决的？两人只说了几句话就不欢而散。

　　后来，卢象升在与清军的交战中为国捐躯，他个人并不怕死，并没有私心；杨嗣昌其实也是在为国家谋划大局，也没有私心，最后也死于征途。

　　两个没有私心的人，一文一武，掌握重权重兵，在国家危急的关头，却不能够齐心协力，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要打开这个结，仅靠双方坐下来谈一谈、交个心是不行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需要为毛文龙平反，需要清算东林党，需要打击贪污军饷的腐败集团，需要追究那些没有证据就胡乱上疏给毛文龙扣上各种罪名的官员的责任，需要改革言官弹劾制度，需要改革以文制武的军事体制……把这些事情做了，文武之间才能重新建立起信任，才能齐心协力共赴国难。

　　但当时哪里有可能去做这些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地动山摇，都会给行政和军事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只有在国内外局势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才可能推进。

　　这些改革不推进，军事机密泄露、武将不听指挥各自为阵、文武之间的猜忌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任何正确的策略都会被消解于无形。

　　这是一个死局。无法可解。

　　处在最终决策者位置上的崇祯皇帝竭尽全力，想要打破这个死局。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批阅奏章、召见大臣，

　　有一天，崇祯去看望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开始瞌睡，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万历皇帝）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3]

　　刘太妃听了，忍不住泣下。

　　明朝的皇帝，一头一尾两个最勤政，也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亡国皇帝崇祯。若要论辛苦的程度，恐怕崇祯还要更胜一头。他生活简朴，也完全顾不上吃穿，也不好色，时间精力几乎完全用在处理政务上。江南名妓陈圆圆，被权贵人家带入北京，想要进献给皇帝。崇祯就说，现在国家这么多困难，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为国辛劳，我还招纳什么美女名妓？因此拒绝。

　　崇祯这么废寝忘食的工作，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发掘出来了一批比较忠诚能干的文臣武将。崇祯三年六月，他在内阁里面逐步斥退了东林党势力，任用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温体仁为官清廉，从不结党营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的打击朝中东林势力。

　　东林党先是诬告温体仁收受贿赂、抢夺他人家产，但是没有找到证据，又改口说温体仁之所以不贪污是因为得罪人太多怕被报复，做样子给皇帝看的，其实人品低劣，说他除了整人外啥都不会干。

　　其实当时内阁首辅最需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整人，只有能整人，才能肃清党争乱相，恢复中央权威，让行政体系正常运转，地方上的税赋粮食才能征收的起来，让军队有钱有粮去打仗。

　　随后，崇祯又提拔了杨嗣昌，由他来制定军事战略。而带兵打仗的，陕西有洪承畴和孙传庭、山西有卢象升、中原五省有熊文灿和左良玉，这些都是能征善战的人物，实打实的靠战功升上来的。一时间要钱有钱、要人才有人才，军事战略也制定得当。所以才有了基本消灭李自成部、迫使张献忠部投降的巨大胜利。一时间国家又显露出转危为安的势头。

　　但这终究只是表面好转，深层次的问题无一得到解决。很快，东林党设下政治密谋让崇祯对温体仁产生了怀疑，温体仁被迫走人，朝政再度陷入混乱；然后清军入塞，杨嗣昌与卢象升在议和问题上矛盾激化，卢象升战死；剿灭张献忠的机密泄露，熊文灿撤职查问；杨嗣昌亲自督师，与左良玉发生冲突，围剿失利；清军围攻锦州，洪承畴带兵救援，全军覆没；李自成东山再起，轻取洛阳；张献忠千里奇袭，失陷宗藩。杨嗣昌死、洪承畴降。大好局面瞬间灰飞烟灭。

[1]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六章第二节《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 卢象升是进士出身，身份上属于文官。但在带兵之前是知府，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没有进入文官精英阶层。他自己募兵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才被逐步提拔上来的，走的是以军功升职的道路，一直都在直接带兵打仗。他带的兵被称为“天雄兵”，像毛文龙的东江兵、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样，是他自己创建训练的，个人印迹明显，因此其利益和思维角度更接近于武将而非文官。
[3]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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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6.明朝灭亡

　　七十六、明朝灭亡

　　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东林党又抓住机会小小的“众正盈朝”了一把。温体仁下台以后，崇祯皇帝还是继续任用了几个跟温体仁关系比较密切的官员来当内阁首辅。但这些人水平也是一蟹不如一蟹，自己身上也有污点，也没有温体仁整人的本事，镇不住党争，干不成事，都很快被东林党搞掉。

　　到了崇祯十四年，内阁首辅薛国观因为收受贿赂案发而被处死。此案让崇祯对温体仁一派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东林党便趁机推举自己看中的人选进入内阁。

　　当时东林党相中的候选人是周延儒。周延儒并不是东林党人，但他是温体仁的政敌，之前当过内阁首辅，被温体仁挤下去了。东林内部找不出够资历、能够让皇帝接受的人选出来，因此和周延儒达成政治交易，推举他上台。

　　当时有一个叫“复社”的政治组织，成立于崇祯二年，主要由翰林、生员组成，可以视为东林党中的书呆子派，观点比普通东林党更加激进。复社领袖是翰林院庶吉士张溥，正好是周延儒的门生。为了让老师入阁，张溥就找到了复社中的另外五个骨干成员，每个人出一万两银子，共计六万两银子，交给礼部侍郎吴昌时去打点关系。

　　经过一番运作，周延儒果然获得了首辅的职位。这并不是说首辅的位置花六万两银子就能搞定，这只是在资历背景合格、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前提下，打点关系获得会推资格的钱。这个事情验证了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黄尊素的说法：“大拜（指当内阁首辅）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

　　能够参与内阁首辅会推的，是帝国最顶级的那么几个高官。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些早就富得流油的大佬们，竟然还在大收黑钱，出售帝国首辅这种关键职位，真是丧心病狂。

　　周延儒上台以后，立刻就开始大力卖官，由他的幕僚董廷献出面收钱，巡抚总兵等职位全都明码标价；然后又任命自己的门生范志完担任蓟辽督师，此人除了贪污军饷以外什么都不会干。作为交易，复社那边为他跑官打点关系的吴昌时掌握了票拟权，内阁负责处理的奏章都会先交给吴昌时看并提出处理意见，再行票拟。吴昌时也趁机专擅权势、纳贿行私。

　　周延儒上台之前，张溥曾经交给了他一张名单，上面都是东林-复社的政治死敌，要求他按照名单来杀人。不过张溥很快就病死了，此事并没有落实。但周延儒的施政方针仍然体现东林-复社的特点，主要就是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然后起复大量被温体仁整下去的官员。一时间“言路大开”、“众正盈朝”的局面又开始出现了——其实就是言官们围绕党争打嘴仗、东林党开始大量占据朝廷要职的意思。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又来了，从蓟门镇的防区墙子岭入塞。蓟辽督师范志完不敢有任何动作。清军直入山东，一路上纵横千里，南下都打到淮河了，最东边打到了山东半岛的顶端。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明军敢与之交战。

　　周延儒惊慌失措，找来了僧道上百人，在北京城中日夜作法，颂《法华经》七卷，祈祷清军早日离开。

　　对于清兵南下洗劫山东之事，崇祯皇帝并不知道，消息都被官僚集团捂得严严实实的。等到清军饱掠一通，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五十五万头，金银数百万两，以及众多财物，开始浩浩荡荡的北返，路过河北涿鹿等地的时候，崇祯才接到报告。他非常愤怒，命令周延儒亲自督师出战，断敌归路，务必全歼。

　　这个时候确实是袭击清军的最佳时机，因为他们长途奔袭，疲劳不堪，又携带着沉重金银等财物、押送着几十万人口和牲畜，战斗力必然大幅度下降。这个时候袭击清军，就算不能大获全胜，但斩杀一些首级、抢回一部分人口和财物应该不成问题。当时从天津调往山西代州当总兵的周遇吉，走到半路得知清军离他不远，立刻带数千兵马返回突袭，大战三天三夜，杀伤清军数千人，创造了明清交战史上罕见的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

　　但周延儒如何敢真的去跟清军作战？他跑到通州城里住下，每天就和幕僚、随从、统兵大帅在城中饮酒作乐，好像根本没有要打仗的任务一样。

　　每天下午，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公文，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1]。

　　就这样，清军不紧不慢的又从蓟门镇返回了长城以北。

　　崇祯皇帝刚开始收到周延儒的捷报，还很高兴，下旨大力表彰他。但是毕竟还有锦衣卫和太监的报告，崇祯很快就知道了真相，下令把周延儒逮捕下狱。周延儒在狱中自己请罪戍边，看起来他还认为自己死不了。

　　但是墙倒众人推。很快，他利用董廷献卖官弼爵的事情被告发，范志完在蓟辽督师任上贪污军饷、纵兵淫掠等罪行也被捅了出来。吴昌时为周延儒代办票拟的事情也很快就曝光了，还调查出来一个大案，就是最近一次的南京乡试，完全由吴昌时替周延儒经办，只手遮天，上榜的除了周延儒吴昌时的亲戚故旧，就是交纳了巨额贿赂的人。周延儒的弟弟、儿子一起上榜，录取者中间竟然还有不识字的！

　　最后，周延儒、吴昌时、董廷献、范志完都被判处死刑[2]。

　　但这个时候做什么都晚了。明军在松山精锐尽失以后，农民起义军和明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孙传庭在陕西新练了几万人的兵，这些新兵都没有见过打仗是什么样。崇祯十六年八月出潼关与李自成大军交战，被李自成派轻骑兵切断粮道，明军很快就陷入恐慌，开始崩溃逃窜。孙传庭带几千残兵逃入潼关据守，又被李自成攻克，孙传庭战死。

　　这样，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除了守城的老弱以外，已经基本没有可以出战的明军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然后立即开始东征北京。

　　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彻底崩溃，再也拿不出钱来招募新的军队了。崇祯异想天开，想了一个歪招，派内阁大学士李建昌去督师山西。因为李建昌家里是山西巨富，他去督师，虽然没有钱粮，因为那是在保护他们家的财产，他自己应该也愿意掏钱。李建昌自己也信誓旦旦，要倾尽家资来养兵与叛军决一死战。

　　正月二十六号，崇祯皇帝举办盛大的仪式送李建昌出城督师，还给了他一千五百名京营的士兵，赐尚方宝剑，还亲手写了“代朕亲征”四个字给他。

　　但李建昌一离开北京，就立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地方官员都害怕他来索要粮饷，以至于堂堂内阁辅臣代皇帝督师，竟然连县城都进不去，必须发兵攻打，好像进入了敌国。

　　没过多久，李建昌就跟朝廷失去了联络。崇祯皇帝责问兵部尚书张缙彦为什么不上报李建昌的最新消息。张缙彦告诉他，现在朝廷连派骑兵外出侦查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能被动的等待李建昌派人送信。

　　其实李建昌根本没打算为朝廷尽忠，不过想带兵回老家保卫财产而已。走了没多久，听说老家曲沃已经被大顺军攻占，也就放弃了抵抗，投降了大顺。

　　大顺军一路基本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大部分地区都闻风投降，偶尔有据城顽抗的，也不过能守卫个两三天而已。

　　只有山西代州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坚持了十多天，然后又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内）。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这一仗打的非常惨烈，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李自成甚至因此产生了带兵返回陕西的念头，因为这一仗就死七万多，他手下这二三十万兵马，也经不起这样打几仗。

　　但宁武关之战以后，李自成就一路顺风顺水了，于三月十五日左右抵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

　　在北京城内，崇祯皇帝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崇祯自己一直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此时财政已经完全枯竭，皇帝内帑也已经没钱了。

　　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大臣勋贵中没有一笔达到此数，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其他官员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内阁大学士陈演坚持自己是清官，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反而是太监捐的比较多，太监王永化、曹化淳、王德化各捐了五万两银子。

　　崇祯想让自己的岳父周奎带个头。他知道周奎有钱，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希望他能捐十万两银子。周奎一听，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一万两。

　　崇祯听到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一万两实在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十万两变成两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就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作出表率。她拿出五千两银子给父亲作为帮助。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把女儿给的银子克扣了两千两，最后总计捐出一万三千两。[3]

　　官员权贵们知道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都在积极准备着如何投靠取悦新主子，一份开城迎接大顺皇帝的名单安排已经在大臣们中间秘密流传。响应募捐，不过是给老主子一点面子，算是帮他送葬的份子钱罢了。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大顺军入城，北京陷落。

　　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只有几个太监还陪在他身边。

　　最后，崇祯前往紫禁城背后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多次自言自语：“大明江山，奈何亡于朕手？”有个以前服侍过天启皇帝的太监在一旁听了，感叹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听后无言，悄悄的派太监到西山碧云寺为魏忠贤立了一个衣冠冢，以示纪念。

　　最后一次上早朝，大臣们并没有讨论如何守城，还在争论应该用谁贬谁。有人说：“冯铨当起”，有人说：“杨维垣当用”，还有人说：“封刘泽清为东安伯”等等。崇祯看着手下那些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提笔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让身边的太监王之心看。看了之后随即抹去。这句话是：

　　“文臣个个可杀。”

　　明朝灭亡。
　　=========================================
　　[1] 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51页。
　　[2]崇祯一朝，诛戮大臣甚多。内阁首辅多有被杀的，兵部尚书这个位置除杨嗣昌外几乎全都不得善终。后来东林党就把他描写成猜忌多疑、残忍好杀的君主。其实我们看看袁崇焕、周延儒、张凤翼、范志完这些人的罪行，全都是该杀的，死的并不冤。明朝处理官员贪污和失职的刑罚极严，所以才能维持二百七十多年。
　　《大明律》中其中有两条死罪很有代表性，一条是地方官“激变良民，斩”，一条是军事将领“丢失城寨，斩”。崇祯后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城池失陷不计其数，根据法律，出现这种事情地方官和守将就是死罪；长城防线被突破、北京被包围，兵部尚书就是死罪。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并不是崇祯想起来杀人就随意杀人的。有些事情不全是地方官和守将的责任，主要是大形势造成的，我们可以说崇祯在机械的执法，有些人被杀错了，但不能说他是因为残忍猜忌多疑而胡乱杀人。实际上正是因为崇祯在后期丢弃了儒家贤君圣主的幻想，敢于铁腕治吏，才能坚持十七年这么长的时间，不然明朝只会灭亡的更快。
　　[3] 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99页。又见学习时报：《明朝灭亡前满朝文武个个争做“影帝”》。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7.清军入关

　　七十七、清军入关

　　李自成进京以后，大臣们纷纷跑去求官，希望在新朝能够再次得到重用。但遭到了冷漠的对待。大顺军开始大规模追赃，把京城里的权贵官僚们都抓起来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出金银财宝。

　　起义军追赃并不是从进北京以后才开始的。之前他们每攻占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地的贪官污吏、缙绅豪强抄家，将其财产没收。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后勤补给方法。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强力的没收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财产，才能够打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起义军可以依靠打击豪强来获得足够的军费粮饷，不需要再从老百姓手中征税，因此不管打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把他们视为解放者。

　　反之，负责剿灭起义军的官兵的处境就很糟糕。由于朝廷财政收入极为困难，他们能够拿到的饷银很少；地方政府征收赋税的压力也很大，满足不了过往军队的粮饷物资需求。这种情况下，明军要想打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纵兵劫掠。吴桥兵变之前孔有德手下的士兵出去偷鸡就是这种做法。

　　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明末军队纪律溃散，到处祸害老百姓的事情。对有些军事将领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政府没有发够粮饷，又要让士兵们出去打仗，替你去卖命，这怎么行？所以并不敢认真管束军队，只能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其实就是到处抢掠。他们跟农民起义军的区别就是，不太敢去动当地的官员和豪强，因为这些人在“上面有人”，往上面告状，将领就可能受到责罚。而为了逃避罪责，一般会拿几个小兵来开刀。所以士兵们只能去抢劫那些普通人家。像左良玉的军队，每到一个城市，就呼啦一下窜入民居中居住，一时间家家户户都住着兵。这些兵在人家里，要吃要喝，抢粮抢钱，甚至奸污杀人等事情也时有发生。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起义军和官兵的“阶级属性”了。起义军以打击贪官豪强为生，免征老百姓的钱粮，当然是符合底层百姓的利益的；官兵不敢动贪官豪强，因为政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就只敢去抢普通百姓，就是一支代表了贪官豪强利益的军队。这种阶级属性是很赤裸裸的。

　　那么，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贪官豪强已经榨干了老百姓的财富，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统治阶层手中，起义军的做法就能够很轻松的获得大量补给；而官兵要想取得补给就很困难：老百姓早就没钱了，把他们杀了也拿不出钱粮来，真正有钱有粮的大户人家又不敢动。

　　到了这种局面，胜负之势就可以基本确立了：起义军越打越有钱，可以养更多的兵，日渐壮大；官兵则越打越穷，不停的发生溃逃和兵变，日渐萎缩。改朝换代就成了必然趋势。

　　——所以，底层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是直接相关的。贫富差距不仅会引起革命，而且会滋养革命。

　　大顺军经过追赃，那个捐了五百两银子的首辅魏藻德拿出了数万两银子，一毛不拔的大学士陈演也被迫捐献了四万两银子；国丈周奎则被彻底抄家，抄出来了五十三万两银子。

　　最后，大顺军从北京总共追赃追出来了七千万两白银。

　　这并不是京城权贵们的全部财富，因为进城之后二十天，四月八日，李自成就下令停止追赃，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金额，一律释放。这样做一方面是觉得钱已经够多了，一方面也是不想跟这些权贵彻底闹翻，毕竟国家还没有统一，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立即派人带着礼物和亲笔信前往山海关招降关宁军，许诺投降以后给吴三桂封侯。派去的人是刚刚投降的前居庸关守将唐通。之所以派他去，可能是唐吴二人有私交，唐通可以现身说法告诉吴三桂大顺军对降将的态度。

　　吴三桂果然马上就投降了，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唐通，自己带着关宁军前往北京朝觐李自成。但是走到半路，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占为己有了，他们家在北京的财产也被充公，此外还有诸多关于大顺军在北京以及其它地方大力追赃、打击贪官豪强的事情，吴三桂慢慢的改变了态度。他们父子二人贪污的军饷应该是不少，朝中大佬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密切，现在这些人都遭到清算逼赃，自己又是最后投降的，并无多大功劳，将来被秋后算账的可能很大。

　　最后，吴三桂改变了主意，带兵杀回山海关，重新夺取了山海关，同时派人向满清投降，表示愿意献关。

　　满清这边当时皇太极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福临继位，九弟多尔衮摄政，掌握实际权力。多尔衮刚一得知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消息，就亲自带领满洲兵和蒙古兵的三分之二，汉军的全部出征，准备从喜峰口入塞，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争夺天下。

　　清军走到半路就收到了吴三桂的投降信，多尔衮大喜，立即命令大军改变方向，从山海关入关。

　　此时李自成已经派刘宗敏带了十几万大军前来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带兵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关宁军逐渐败退。这个时候隐藏在山海关后的清军突然大举冲入，大顺军完全无法抵御，死伤极为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伤，只能逃回北京。

　　得知大顺军兵败的消息，很多新投降大顺的地方纷纷反叛，杀死大顺派来的官员，投降满清。

　　清军趁势追击。李自成在京城内仓促的举办了一场皇帝登基大典后，带兵撤往陕西，想要依靠潼关据守。但时代已经改变了，清军调来红夷大炮，昔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很快就被轰塌，潼关失守。李自成放弃西安，逃往湖北一带。

　　吴三桂因为投降满清、献出山海关而被视为大汉奸。他当然是汉奸，不过献出山海关这个事对明清换代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在吴三桂降清之前，满清就已经抽调了它能动员的最大兵力，倾国而出，准备从蓟门镇入塞去跟大顺军进行战略决战。从山海关入关肯定是要方便一些，而且关宁军先消耗了一部分大顺军的实力。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满清一直在有意识的利用农民起义军来淘空明朝。一遇到农民起义军陷入低潮，清军就大举入塞，间接的救援起义军。明军的精锐也基本都是被清军帮忙消灭的。比如孙传庭本来自己带出了一支队伍号称“秦兵”，把李自成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没过多久秦兵就被洪承畴带到宁远去全军覆没了。孙传庭再次出山，从新招募士兵训练，结果就一败涂地了。

　　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其实可以算是“温室中长大的花朵”，是在清军的“精心呵护”下发展壮大的，经历的艰难困苦还是太少——相对于统一中国这个任务的难度来说。胜利对他们来说来的太容易。李自成第二次出山，带着几百人在河南发展，很快就发展出来十几万的大军。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关键在于明军的生力军都在松锦大战中被清军消灭了，没有像样的军队来跟他打。从陕西打到北京也是一路凯歌，在宁武关周遇吉带着几千人拼死防守，李自成亲自带着几十万人去攻打，阵亡七万人才把宁武打下来。这种战斗力遇到满清铁骑是不堪一击的。

　　李自成刚一打下北京，清军就举国来战，这个时机把握的非常好——让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再去打，比合在一起要容易征服的多。江南地区是明朝税赋的大头，李自成打下北京以后，北方地区就无法获得来自江南地区的税赋支持。北部中国早就被清军入塞和农民战争淘空了，没有南方的支持，大顺军要对抗清军基本不可能。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立足未稳，清军一旦进攻北京，周围的明军不仅不会来救援，还会趁机叛乱。

　　清军在山海关击败大顺军以后，大顺军就一溃千里，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大顺军进北京以后腐化堕落所致。这没有道理。大顺军进北京以后军纪相当好，只是对权贵进行拷打追赃，很少有侵害普通百姓的记录。从进京到开往山海关只有一个月，腐化堕落也不可能堕落这么快。真实原因是他们进北京之前战斗力就比较差，改变流寇作战的方式在陕西建立根据地才一年，尚不能称之为一支正规军。

　　所以，即使吴三桂不献出山海关，不替清军打头阵，清军从蓟门镇打进来，大顺军也不太可能是清军的对手。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吴三桂献关这个偶然事件所决定的。

　　清军进攻大顺的局势，跟五百多年前蒙古灭金非常相似。当时蒙古在北方，南宋在南方，金帝国夹在蒙古和南宋中间。成吉思汗带兵三次围攻北京，两次从居庸关和紫荆关附近突破长城防线，一次从古北口，虽然三次都没有攻克北京城，但是大肆劫掠北京周边地区，彻底破坏了京畿地区的经济。金帝国无力维持北京的城防，被迫迁都开封，没过多久金帝国就灭亡了。

　　满清决策层对这一段历史一定非常熟悉，因为金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努尔哈赤定的国号就是金。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亡国之祸。现在蒙古怎么灭金，他们就要怎么消灭大顺。他们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也可以随意选择从大同、宣府、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攻北京；他们也是执行的焦土政策，破坏北方经济而不强攻北京。蒙古灭金的历史表明，漠南政权征服中国华北地区，并非一定要走山海关。

　　满清的统治者们是一群目光远大的军事战略家。他们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但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胜利。他们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一再出手相救，让他们四处流动作战淘空明朝根基，等着他们去打下北京再来捡便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明朝如果没有在野战中打败清军的能力，要想跟满清议和，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满清的战略家们不会笨到让明朝歇口气去专心镇压农民起义。和谈只是一种骗钱骗粮和让明朝决策层内部分裂的手段，真要达成了和议，收到钱之后第二天就毁约也正常。因此也就不存在明廷内部的主和派和主战派谁能拯救明朝的问题。

　　清军正在和大顺军争夺北方的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政府，已经拥立了福王朱由崧为新的皇帝。南明政权的官员们对清军入关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在帮助他们平定乱贼。就像当年南宋的士大夫们跟蒙古结盟消灭金帝国一样，他们也制定了“联虏平寇”的战略，派人去跟清军联络，共同消灭大顺。多尔衮没有理睬他们，占领陕西以后，立刻就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南京。

　　在这个危急关头，南明这边竟然又自己闹出一件大祸事出来：在湖北的左良玉宣布福王朱由崧不是合法的皇帝，自己奉崇祯太子的密诏，带兵到南京勤王。

　　这个事情是东林党的杰作。他们本来坚决反对拥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们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得罪过朱由崧他爹朱常洵以及他奶奶郑贵妃。但是朱由崧还是成功即位了。为了反对朱由崧，东林党就拿出看家本领：造谣。

　　他们先说福王朱由崧是假冒的，洛阳城破的时候已经死了，这个新福王来路不明。又说从福王府中有一个王妃南下，朱由崧不敢相见，只是把她关进宫中，就是怕被认出来。而且朱由崧荒淫无耻，每天都热衷于让大臣们进献童女和春药，不理朝政，把权力都交给“阉党余孽”等等。

　　这时候，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少年出现了，说自己在北京城破以后东躲西藏、辗转来到南京。对于这个少年的身份，民间的传言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朱由崧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洛阳城破他逃出来的时候，还有王府二百多名官员侍从跟他一起跑出来，有长史、承奉、典膳等等，还有福王妃费氏的兄弟等五人。他们找到河南巡抚，经河南巡抚核实然后报告中央找地方安置的。一个人可能假冒，二百多号王府官吏是没法假冒的。至于崇祯太子，那才是孤身一人突然出现在南京的。南明政府找了几个之前给太子当过讲官的人看过，都认为是冒充的。不过朱由崧也没有杀他，而是软禁在宫中。

　　关于朱由崧荒淫等传言，也都是假的。比如炼春药这种事，不过是朱由崧端阳节带着宫人去抓蟾蜍，这是当时的风俗。因为据说蟾蜍是炼春药的原料，就产生了这样的谣言。还有人给朱由崧起了个外号，叫“蛤蟆天子”。

　　真实的朱由崧是一个很有魄力的皇帝，上台不久就下令重新刻印魏忠贤编的《三朝要典》，并启用了身列崇祯“阉党逆案”的阮大钺。同时，对反对他即位的东林党中的名士，仍然加以任用，让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当了礼部尚书，没有搞党派清洗。他对大臣们说：“潞王（朱常淓）是我的叔叔，贤明可立。你们有人想要拥立他当皇帝也是情理之中。”力图避免党争，维持政局稳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挽救危局。

　　但东林党显然不领这个情。《三朝要典》就是魏忠贤揭露他们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当中干过的坏事的历史记录，魏忠贤一死，东林党就把它禁毁了。重印《三朝要典》就意味着可能给魏忠贤翻案，这是东林党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谣言四起，在江南的老百姓、官员、士兵中间都产生了很糟糕的影响。大家一看：国家都这样了，皇帝还在奸淫童女炼春药，还是个冒充的，谁还愿意为你卖命？军心民心因此溃散。清军南下之际，很多将领纷纷不战而降。

　　远在襄阳的左良玉也听说了这些谣言。这个时候正好李自成被清军赶出陕西南下，要来打襄阳。左良玉不想跟李自成硬碰硬，于是声称自己取得了“崇祯太子”的密诏进南京勤王。这个密诏他给沿途的地方官员看过，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不知道是他自己伪造的，还是南京方面有人在捣鬼。反正这让左良玉有了借口，离开襄阳向南京进军。

　　消息传到南京，朝廷一片恐慌。不得不将防备清军的兵力拿出一部分去打左良玉。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中，清军已经打到了扬州。

　　扬州城墙高大，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攻克的。但清军调来了红夷大炮，对准城墙轰了一天，于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晚把城墙轰塌，扬州城陷落；四月二十六日，在此督师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战死。清军占领扬州以后，清军统帅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沦陷以后，南京也就失去了屏障。朱由崧出逃，南明政权的大佬们集体投降。此时距离崇祯皇帝上吊也就一年零一个月。没过多久，朱由崧被清军追上抓住，押赴北京处死。

　　至此，满清统一中国的大局已定。明清换代基本完成。

　　对这一过程，有个人曾经预料的很准，他说：

　　“唯恐东江破（东江镇被消灭），属国叛（朝鲜投降），而逆虏长驱（后金围攻北京）”，“其捷径尤在喜峰口（第一次入塞处）、一片石、潘家口、强子岭（第四次入塞处）等处”；“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清军入关），而登（登州）、津（天津）、淮（淮河）、扬（扬州）不久成饮马之窟矣（清军南下，扬州十日）！”

　　这个人叫毛文龙。可惜，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yuyue1111

只有一直心想百姓，为全民谋利的政权，才能长久于世界之林。

大参考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二）78.东南豪强

　　七十八、东南豪强

　　前面讲了那么多故事，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明朝灭亡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大家也都看出来了，明朝实亡于东林。那这个东林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能够在明末掌握实权，左右国家命运？

　　关于东林党，现在主流的比较普遍的认为他们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清流”，一个是反对征收商税。

　　所谓“清流”，就是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意思。这个说法前面已经有无数实例证明这肯定是假的。所谓清高不过是他们装出来的。“伪君子”、“假清高”更适合他们一点：人前装清高，背后收黑钱；自己装清高，家人、亲戚、亲信收黑钱；在朝廷里装清高，在老家大肆兼并土地和产业。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下笔全是家国情怀，干事全为一己之私。属于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投降了满清还要篡改历史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而第二条反对征收商税就不是一个真或假能说的清楚的了。东林党确实反对征收商税。由于税收严重不足，明朝一方面不得不把税负压到农民头上，激起农民起义；一方面拖欠军饷，导致兵变。最后明朝就灭亡在这上面。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一条骂东林党是亡国祸根。

　　这样谴责东林党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看到东林党主张不征商税，就会掉进一个自己给自己挖的坑里面：东林党是代表江南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当时正是全世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的时代。我们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东林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他们党争、贪污、伪君子、误国什么的，就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人家代表历史潮流嘛，对不对？跟中国走向近代化这个主题比起来，贪污算什么？虚伪算什么？甚至明朝灭亡算什么？

　　其实，东林党主张减免商业税这一条，并不是东林党经济主张的正确表述方式，有点以偏概全。

　　东林党除了主张减免商税，还有一条主张：恢复海禁。

　　要说主张减免商税跟代表工商业的利益还说的过去，主要加强海禁难道能够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么？显然是错误的。正好相反嘛，恢复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利于中国东南沿海工商业经济发展的。

　　嘉靖末年取得了对倭寇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后，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一片太平的景象。这种情况下，隆庆皇帝刚登基就宣布放开海禁，在福建月港这个地方开收海关税，允许海上自由贸易。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干脆派太监去那里收税，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银。

　　但是崇祯皇帝一上台，东林党“众正盈朝”之后，马上就以海盗问题严重为理由让皇帝在崇祯元年三月恢复了海禁。这笔财政收入瞬间就没了。

　　“恢复海禁”这个事情对什么人有利呢？很显然，对沿海的官僚和豪强有利，对普通商人不利。因为放开海禁，大家只要正常缴纳海关税，都都可以平等的出海贸易；但是恢复海禁，普通商人就不能出海贸易了。在海禁条件下，谁还敢出海贸易呢呢？就是有特权的地方官僚，他们掌握着执法权，想让谁出海就让谁出海。这个时候对外贸易就成了由地方官僚掌握的一种特许经营权，只有官僚世家或者跟他们关系密切的豪强富商才能有这种权力，其他人想要出海就可以进行打击，从而垄断海上贸易。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和普通工商业阶层利益受损，夹在中间掌握了海禁执行权的官僚得利。

　　从这个角度来一看，东林党其实主要还是代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工商业阶级的利益。

　　对于所谓的减免商税，仔细分析起来也有问题。商税的概念比较广，其实海关税也可以算在商税里边的。取消海关税不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我们前面说了。此外还有一个大头：盐税。

　　东林党也主张大力减免盐税。这也不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因为食盐是国家特许经营的，能够获得食盐特许经营权的都是跟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富商，依靠盐业的垄断谋取暴利。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宣布给企业减税，但减免的主要是石油企业的税收，大家会认为政府真的是在降低工商业的税负吗？会认为那些主张给石油企业减税的官员是工商业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吗？

　　此外还有茶叶税。这个跟盐税是一样的，茶叶在明朝也是政府特许经营的，只是标准要宽很多，税率跟盐税比起来也要低很多。但它仍然需要从官府那里取得特许经营权，大的茶叶经销商也是必须依靠政府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浙江每年的茶税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两银子，东林党上台废除税监，浙江一年的茶叶税税收立刻下降到了十七两银子。基本相当于被废除了。

　　把海关税、盐税、茶税扣除之后，剩下的是钞关税。这是比较标准的商税。就是商品在全国各地贩运的过程中，在各个钞关路过的时候收的税。但它在整个广义的商税中占的比例一直都不是很高，大大少于海关税和盐税。东林党钞关税也要求降低。这个部分的减少是可以让工商业阶级真正受益的，但同时也可以让与官僚集团结合的富商们受益，因为他们也会经营这些普通货物。

　　所以，东林党的减税主张真正跟普通工商业阶级（或者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重合的所谓“减免商税”的部分，其实只有钞关税这一个方面，而且还是顺带的。魏忠贤被干掉以后，他们直接把每年几十万两的海关税给减没了，又把辽饷中每年54万两的盐税给减了33万两，每年20万两的钞关税给减少了10万两[1]。我们不能因为减少了这十万两就认为东林党代表普通工商业阶层，因为减免的大头不在这上面。他们在朝廷上喊得震天响，要求国家维护商业繁荣，就是利用这么一点跟工商业利益重合的部分来作为旗号，背后干着维护东南官僚集团利益的勾当。

　　等东林党下台，温体仁上台，立刻大幅度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对比户部崇祯四年预算案和东林党执政的崇祯二年的预算案，钞关税从二十万两增加到了二十七万两，盐税从三十万两增加到了九十三万两[2]。所以反东林的人物上台，商税中增加的最多也不是钞关税，而是盐税。即使按照比例来计算也是一样：钞关税增加了35%，而盐税增加了210%。

　　所以，东林党和非东林党在商税问题上斗争的重点，其实就不在普通商品税上，而是在那些需要政府特许授权的收入上面，特别是盐税。东林党上台，削减比例最大的是海关税（100%）和盐税；反东林的上台，增加比例最大的是盐税。海禁和减少盐课收入，这都跟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利益没关系，甚至背道而驰。这些政策的受益人是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已经“官商一体”的富商们，而不是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

　　除了商税，东林党在农业税问题上也主张要尽可能的降低江南地区的农业税负担。张居正的各项改革他们都反对，唯独支持“一条鞭法”，大力在全国推广。这样全国各地都按照土地面积来交银子。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土地贫瘠，每亩地的粮食产量比东南沿海少，白银的流通量也很少，按照土地面积来交跟东南差不多的银子，负担立刻就会加重，而在定额税收制度下，这就意味着相应的东南地区的农业税就会减少。

　　这个事儿的受益者也不是跟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而是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

　　那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东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者？还是东南官僚集团嘛。因为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利用这个优势再加上一点暴力和司法腐败，就可以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徐阶在松江的那二十四万亩土地就是这么来的。

　　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他搞的一条鞭法是把税赋分摊到土地上，照理说是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他搞考成法，解决了地方上拖欠国家钱粮的问题。这些拖欠的钱粮也大部分都是农业税，并不是商业税。但东林党元老顾宪成、邹元标等人还是坚决跟张居正对着干，实际上东林党就是从反张居正改革开始形成的。如果东林党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就没道理反对张居正改革。说到底，还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天下赋税的大头，反对张居正搞理财，说张居正是王安石第二搞得人民苦不堪言，就是想继续拖欠农业税，在维护江南地区大地主的利益。

　　此外，即使减掉的那部分真正的普通商品税，也并不是真的就减免到工商业头上了。因为明朝的财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对独立，虽然名义上所有税收收入都归中央支配，但因为运输成本高昂，沿途还有风险，不可能跟现在纸币时代、电子货币时代一样，先把收入上交中央在分配给地方。而是归地方使用的部分就直接放在地方上，成为“留用”；归中央使用的部分才运往北京，称为“起运”。到最后实际操作方式就变成了地方政府“交够中央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他们怎么去征税、征多少，中央一般没工夫管。

　　这样，地方上就可以有小金库。对东南地区的官僚集团来说，那就很简单：不管什么钱，反正尽量少给中央，留下来我们自己花。中央不收的钱，地方官僚集团可以想办法接着收。

　　我们系统的分析东林党的政策取向，可以看得出来，它显然并不代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它代表的是腐败的东南官僚集团以及与他们结盟的大资本、大地主的利益。可以简称为东南豪强集团。

　　这个集团一方面大力兼并土地，另一方面也与时俱进，利用他们掌握的政府权力，控制了东南地区的商业活动，对上拒绝向中央交税承担义务，对下盘剥普通工商业从业者、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自己从中间大发横财。

　　对东林党来说，不管中央收什么税——农业税、商业税、海关税，不管是收银子还是粮食，反正在我的势力范围内，我全都不想交。东南地区的财富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再有钱也得烂在自家锅里，谁想来分一杯羹我们就跟谁急！

　　东林党其实跟其它朝代的腐败文官集团的性质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收黑钱和兼并土地。只不过因为大航海时代到来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发达，这帮腐败的官僚也与时俱进，又学会了用政府权力去从商业活动中发财，多穿了一件发展工商业的马甲，很多人就被他们骗过了。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他说：收了商税，商人就会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商品，人民利益就会受损。现在市场上物价很贵，就是因为商税。因此应该停止商税。[3]

　　这段话的逻辑比较幼稚。“税收会增加经济成本”这在任何税种中都会存在，并不是只有商税如此。收农业税会提高农民的种地成本，会让粮食涨价；收盐税也提高食盐的成本，让食盐涨价；海关收税会提高进口产品成本，让进口货涨价……要是按照高攀龙的逻辑，政府不仅不能收商税，任何税都不能收，政府官员和军队天天喝西北风就行了。

　　高攀龙和顾宪成是东林党两大精神领袖，东林书院就是他们俩创办的，天天给学生们讲课，灌输东林党的思想理论。结果高老师自己关于商业和税收的关系就研究到这个理论水平，实在是令人失笑。这说明他压根没花过心思认真思考怎么发展工商业，不过是拿着保护商业的幌子，信口开河，以抗拒中央收税罢了。

　　明朝财政不仅是被商税收少了拖垮的。东林党商税不让多征、矿税不让多征、盐税不让多征、茶税不让多征、海关税不让多征、农业税也不让多征。所以明朝最后中央财政完全崩溃，没钱救灾、没钱打仗、没钱安抚农民起义军、没钱给士兵发工资，缺的不仅是商税，而是什么税都缺，没一样税收齐全过。

　　商税以前很少，要增收，东林党拦着死活不让增加，给人的错觉就是好像东林党只反对收商税似的。其实不是这样。农业税他们也不想交。但农业税是国家最正统的税，找不到理由来反对征收，东林党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自然灾害等理由要求减免，或者以各种理由拖欠，拖欠久了之后再想办法让政府下令免除之前拖欠的部分。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农业税被地方长期拖欠拒不上交中央是常态，不是一年两年了。

　　按照明朝的国力，就算一分钱商业税都不增加，只收农业税，要干掉后金、镇压李自成，也是足够的。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所有正赋和加派摊到土地上，每亩地也就收二三十斤粮食，真不高。关键是土地兼并引起的税赋不公平和贪污腐败导致的税收中间成本太高。只有在连农业税都收不起来的情况下，明朝才会崩溃。

　　周延儒在崇祯十四年刚当上内阁首辅，就按照跟东林党的政治交易，上书皇帝，说：

　　“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明史·周延儒传》）

　　这段要求减税的建议主要就是针对的农业税，因为那时候已经没啥商税可减免了。当时北方一片兵荒马乱，税根本收不上来，减税只能减到江南地区头上。所以前面讲的减免“兵残岁荒地”的税收都是虚的。真正实在的就是这句话：“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说来说去还是东南地区不想多交农业税。

　　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些都是东南最富裕的地区，也确实有发大水。但当时北方造反的农民都超过一百万了，陕西等地的灾荒都人吃人好多年了，清军都在河北山东屠城了，你发个大水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照理说崇祯后期，海关税没有了、商税也大幅度削减了，主要收入就剩个盐税和农业税了，税制都恢复到朱元璋时代了。就这样，到了亡国关头，这帮人还在找借口想少交点农业税。这得贪心到何种地步才干得出来？

　　张居正在改革遇阻的时候，就发愤说过一句话：“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4]

　　那个时候东林党还没有形成，但从张居正这句话来看，当时东南地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耻就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朱庆勇，《明末辽饷问题》，77页
[2] 林美玲，《明末辽饷研究》，39-41页。
[3] “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
[4] 许苏民，《李贽评传（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