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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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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2 11:18:0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
李晓鹏

  二、亡国祸根:古代王朝灭亡中土地兼并与官僚腐败的因果关系

  把东林党的性质大体摸清楚以后,明朝灭亡的原因也很清楚了,主要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造成的。只是说以前的官僚腐败主要是贪污和兼并土地,东林党还会控制工商业,贪腐方式有进步,仅此而已。

  西汉、东汉亡于贵族豪强(门阀地主),唐朝亡于军事豪强(军阀藩镇),宋明亡于文官豪强(文官与大地主大资本的结合)。虽然有差别,但本质是差不多的,核心都是官僚体系(勋贵、武将、文官)失去控制,不再满足于从合法的政府税收中获得收入,而是自己去控制经济体系,获得独立的经济基础,形成对上抗拒皇权、对下欺压百姓的豪强权贵集团,使民不聊生、国家分裂、王朝灭亡。

  我们在第一卷里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没有一个能存在超过三百年的。那么让一个王朝最终覆灭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说,从表面看是“土地兼并”,但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官僚体系的腐败。至于土地兼并,不管是西汉那种勋贵豪强为主的土地兼并,还是明朝这种文官为主的土地兼并,都是官僚体系腐败带来的结果。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官逼民反”。就是说人民起义基本都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压迫造成的。这是两千年帝制社会发展过来,在中国民间形成的一个共识。

  但是,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大大的衰落了,惨遭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努力去学习西方,从西方人的知识当中来寻找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刚开始是学习西方的武强,然后学习君主立宪,然后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最后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取得了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土地兼并在王朝灭亡中的重要意义就被过分高估了。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四条最关键的结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一方为剥削阶级,另一方为被剥削阶级;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国家政权都是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

  这四条结论里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没啥问题的。但后面三条在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有一个基本原理是非常深刻的:人的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点用在马克思自己头上也必然是成立的。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了解非常少。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基于对欧洲社会的分析。

  我们在第一卷里面就讲过,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但中国的中世纪不是封建社会,而是郡县制社会;秦始皇之前的中国,才能称为封建社会。

  在欧洲有史料可查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一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很难截然分开,封建领主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土地上居民的统治者。国王的权力非常弱小,也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具有独立地位、掌握巨大权力的官僚集团。这就让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基础和政府体制的时候,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不太重视政府体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马克思并不了解,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之后,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占有关系脱离的官僚集团会如何运作。

  这个集团并不能仅仅看成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奴仆,他们会产生自己独立的利益,反过来控制经济体系而不是被经济体系所控制。他们并不是被动的等着地主或商人来送钱,然后提供服务。他们可以把没有背景的地主或商人送进监狱,然后自己来兼并土地和控制商业,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占据主动和主导的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里面是没有的。

  由于对官僚体系力量和独立性分析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在用未经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社会发展史……是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这样五种基本生产关系更迭的历史。”

  在这五种社会形态中,奴隶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是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套“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就成为了理论界阐述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基本法则。

  根据这个法则,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中国的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官僚体系也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民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农民起义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农民起义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农民为什么要夺取土地呢?因为他们没有土地。

  那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土地呢?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地主抢走了。地主要通过土地所有权来把农民变成佃农,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会不断的兼并他们的土地。等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起来造反。

  以上就是关于土地兼并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逻辑中,官僚集团只是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腐败是因为被地主阶级腐蚀和收买,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帮助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反抗的。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土地兼并是因,官僚腐败是果;土地兼并是深层次原因,官僚腐败是表面现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大体是下图这么一个逻辑:
图:王朝灭亡的“土地兼并假说”

  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

  在古代经济条件下,基于自愿的土地交易量非常低,特别是农民自愿卖出土地的交易量。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整个家庭的命根子,比个人的命还重要。古代农民基本就不看病,房子和土地都是世代继承的,病了自己好不了就死在家里,也不会把土地卖了去看病。那时候大部分疾病也都是医生看不好的,花钱也没有用。在各个朝代所能看到的资料,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强取豪夺,或者因为税赋过于沉重,迫使农民放弃土地。

  本书在前面举过一些明朝土地兼并的例子,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豪强地主强势夺取别人的土地,比如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打死数十人,内阁大学士梁储的儿子为了夺取杨姓富家的土地杀死对方一家两百多口人。还有唐朝宰相褚遂良欺负自己手底下的小官,把他们家的良田给抢占了,也是这种方式;

  另一种是官员权贵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以此换来别人主动把土地“投献”到他们名下,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也就是土地所有者因为国家税赋过于沉重,宁可放弃土地所有权,以缴纳地租代替交税。

  这两种形式,很明显都是官僚集团利用政治特权来夺取土地。

  也就是说:官僚集团的特权和腐败才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

  而且,官僚集团的腐败,还会体现在很多跟土地兼并无关的方面,比如打官司收黑钱,比如贪污军饷;前者也会增加人民的痛苦,后者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危害国防安全等等。

  所以,土地兼并、官僚集团腐败和农民起义、王朝覆灭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图:官僚体系腐败与王朝灭亡的关系示意图

  这张示意图只能画个大概,官僚体系腐败还会导致行政效率下降、政府开支庞大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人民负担和降低政府财政能力。但整体的思路应该是清楚的:土地兼并只是官僚体系腐败造成的后果之一,它跟官僚腐败制造的其它问题一起,共同引发了农民起义。

  官僚体系腐败不仅会引发农民起义,还会通过贪污军饷引发兵变,还会降低军队战斗力。在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单纯的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可以导致一个大一统王朝灭亡。北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后面这张图的逻辑,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原因,就比前面那张图把土地兼并作为根源的解释要有力和全面的多。它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建立了一套欧洲中世纪所没有的郡县制国家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自己就是统治阶级,不需要依附于地主或者富商。它的清廉高效可以创造伟大的盛世,它的腐败堕落就能毁灭一个帝国。

  这个官僚体系的运行,不能完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去理解它。作为标准的上层建筑,它相对于对经济基础的独立性非常强,可以适应不同的经济基础,也可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形态。

  一个理想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应该是这样的:
图:理想状态的农耕型郡县制帝国组织结构

  在这个组织结构中,帝国政府通过郡县制官僚体系和基层里甲制度,直接对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进行组织管理,把他们农业耕作的剩余集中起来用于兴修水利和供养军队。军队还可以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来养活自己。

  这里面“地主阶级”这个层级并不是必须的。没有地主,帝国政府直接管理农民,也能很好的组织生产和战争。也就是说,帝国政权可以以自耕农和土地公有制(军屯土地和官田)作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需要地主来支持。

  相反,土地兼并出现地主,对帝国制度的正常运转反而是个威胁。

  当出现土地兼并以后,帝国制度就变成了这样的:
  这里面,里甲制度就部分的被乡绅地主取代了,郡县制官僚体系也部分的从直接管理农民变成通过乡绅地主代理来对农民进行管理。

  如果土地兼并程度不高,这种情况对帝国制度来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但这并不可怕。王朝前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一部分自耕农,一部分中小地主加雇农共同成为帝国的经济基础。这个时候也不能说帝国官僚体制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真正的问题是官僚集团权力的扩张,“向下吃掉”自耕农或者中小地主的土地。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通过强取豪夺的方式进行土地兼并。一旦这部分官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掌握大量土地,他们就从官员变成了豪强权贵。这种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才会真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对上抗拒皇权,并尽可能的逃避国家税赋;对下残酷榨取老百姓,并将国家税负尽可能的转移到普通老百姓头上,最后终于搞得官逼民反,王朝灭亡。

  所以,官僚体系对农耕帝国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就可以体现为吞并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土地,把以中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自然农耕经济结构,变成“豪强型大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官僚地主控制型经济结构。

  此外,还有一种土地兼并方式,也跟单纯的地主阶级毫无关系,就是国有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权贵们通过特权、腐败、弄虚作假等等方式,把军屯土地和官田变成私有土地,按照民田来交税。因为军屯土地由军户耕作,大部分粮食是要上交的;官田的耕作者除了要交税还要给国家交地租。这些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只需要按十五税一的民田标准来交税就可以了。再加上能够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一般都是权贵,他们有减免赋税的特权,往往就连民田标准的税也一块给免了。这就是完全依靠腐败和特权把国家的财富据为己有,跟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没有一点关系,也无法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解释了。

  总之,帝国制度下的土地兼并,基本都是很典型的“上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而不是经济基础自身发生了变化去影响上层建筑。

  同样的模式对工商业活动也同样适用。

  理想的工商业帝国体制可以表示成这样:
  帝国官僚体制并不是只能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像明朝中后期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沿海工商业的大繁荣,帝国治理结构本身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变革。无非是把最基层的里甲制度,用牙行、商会这样的形式来加以代替。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是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大繁荣的重要政治基础,而不是发展的障碍。在郡县制条件下,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商品和人都可以自由流动,非常有利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大一统给工商业从业者带来的好处,甚至比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还要大。因为工商业比农业更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农业、手工业、商业,到近现代的大工业,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是可以充分包容的。甚至到今天信息化时代,中国依然还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制,经济还是在快速增长。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并没有让这个上层建筑被颠覆。

  但是,也如同官僚体系会改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样,它也会改变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比如:

  通过建立食盐和茶叶的特许经营制度,然后又安插自己人去经营或者收受贿赂,官僚集团就可以把这些商业利润收入自己的腰包。

  通过私自设立牙行来对商品交易抽分,并且规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须通过牙行,不准私下交易,又可以把很大一部分普通商品交易的利润也纳入私囊;

  通过海禁政策的弹性把握,把进出口贸易的利润也收入自己口袋;

  利用特权获取黄金地段的土地房屋所有权,取得级差地租;

  让家人或家族人士去经商、放高利贷,自己为其中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或者用权力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获取暴利。

  ……

  官僚集团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就跟强取豪夺兼并土地一样,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兼并产业”,也就是把工商业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官僚集团兼并土地,就成为地主豪强,兼并产业,就可以成为商业豪强,或者说的时髦一点,变成“官僚资产阶级”。

  徐阶的家族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富商相结合的典型。徐阶的官做到首辅,土地兼并成松江第一大地主,又占着京城等地的黄金位置经营,还开纺织厂和放高利贷,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权贵家族。

  这个时候,工商业经济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就又被官僚集团这个“上层建筑”给改变了——从中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的自由竞争市场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商业豪强垄断的寡头市场。在自由市场里面,工商业从业者通过竞争创造财富,然后向国家交税,就可以实现民富国强、富国强兵;在后一个市场里面,官僚集团垄断大部分商业利润,对上拒绝缴纳商业税,对下压榨普通劳动者和中小商人,就会国穷民困。这跟农业社会官僚腐败导致土地兼并的后果是一样的。

  明朝后期东林党的出现,就是因为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社会财富的局面。东林党就是在为这个利益集团说话。

  这个利益集团的核心是腐败官僚集团,外围就是依附于它的大商人和大地主。真正的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还有城市手工业从业者,他们的利益是跟这个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他们被这个利益集团通过牙行抽分、敲砸勒索、高利贷等形式残酷剥削,他们的产业也随时可能被这个集团兼并侵夺。他们与这个利益集团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说,真正代表中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是李贽的心学思想,而不是东林党的儒家宗法理论——宗法伦理显然对官僚有利而对平民不利。东林党和李贽势不两立,东林党一定要整死李贽才满意,因为他们完全属于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

  李贽大骂官僚集团腐败无耻,痛批理学家们虚伪,要求建立自由市场和实现人人平等,反对儒家宗法等级制度,海瑞在江南大力反腐败、整顿土地兼并、平反冤假错案、打击非法高利贷,要求守寡妇女可以自由改嫁等等,都是在跟这个官僚权贵集团过不去,也都是在为江南地区真正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撑腰。

  李贽歌颂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主张适度的增加商业税收,走富国强兵之路。这不是思想保守落后,而是真正的站在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存在,中国才能更好的保卫边疆和平,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甚至组织力量进行新一轮的郑和下西洋,开拓海外贸易。跟这样的利益比起来,商税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更何况当时商业税率实在是很低。

  而且,当时也只有皇权才有可能以非战争的方式镇压他们最大的敌人——东林党贪官豪强集团。

  李贽的心学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迫切希望和大一统皇权相结合,对内打击贪官豪强,对外开拓世界市场的理想。而东林党关于工商业只知道要求朝廷停止征收商税,却绝口不提反腐败,更不提人人平等、自由贸易,反而要求强化儒家理学思想,强化宗法等级制度,强化海禁,就是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

  东林党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圆圈里面这个介于皇帝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集团,就是权贵集团,它是由官僚集团控制的,下面的地主富商等等都是官僚集团的附庸。

  李贽和海瑞希望通过反腐败来建立社会,应该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把官僚集团变得清廉,然后也就消除了依附于腐败官僚集团的大地主和特权商人集团的社会结构。农民可以轻徭薄赋,工商业可以自由竞争,国家财税也不会大量流失。这个局面其实跟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很像。这也是海瑞一再要求恢复朱元璋反腐败法令的原因。

  明朝从朱元璋时代结束以后,就经历了一个中间权贵阶层不断做大的过程。当它大到一定程度,对下足以让底层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对上足以让国家财政崩溃、军队哗变的时候,明朝就灭亡了。

  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生、演变和灭亡,都是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不能解释的,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不能解释的。它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官僚集团政治权力的膨胀。这种膨胀在农耕社会会发生,在商业社会也会发生,甚至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还是会发生。其演变规律不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官僚集团的权力自于皇权,而皇权则来自于古代技术条件下政府提供国防、治安、水利、赈灾等基础公共服务的需要,其中核心是军事权力。中间不需要假设存在一个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来支持这个政权。相反,这个政权还带有遏制生产资料集中的倾向,皇权的最佳经济基础是自耕农、中小地主、手工业者和中小工商业阶层,过于庞大的私人财富对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威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不是统治阶级与为他们服务的暴力机器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制衡、彼此冲突的关系。

  虽然官僚集团的膨胀也主要体现为去攫取物质财富,可以说它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但显然无法从按照生产资料去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这个框架来解释它的演变过程。

  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是官僚集团的腐败、政治权力的失控。这是官僚集团取得皇权的代理权以后自我膨胀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占有的集中导致的。土地兼并和资本过度集中确实存在,而且对帝国而言也都不是什么好事,但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它们都处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上,是官僚集团腐败和特权膨胀的结果而不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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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2 11:21:3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80

  三、造反有理:底层革命与大一统王朝的崛起

  以前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历史教材都是在用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来套用中国的帝制时代,称之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然后,我们就被告知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一切农民起义,要么被镇压,要么就会被地主阶级篡夺领导权,反正绝不可能成功。

  因为农民起义一旦成功,接下来肯定要建立皇帝制度,而皇帝制度已经被认定为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了,所以只能说是农民起义变质了、或者被地主阶级篡夺了领导权,在理论上才能自圆其说。

  像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父亲是当过县官的,他成为农民革命领袖并且最后当了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像明朝,朱元璋是贫农出身,他当了皇帝,就是农民起义领袖变质了。

  这个结论比较搞笑。特别是朱元璋,说他变质了,那他在登基当皇帝的前一秒还是农民革命领袖,屁股往皇帝的龙椅上一坐,就变成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了?就变得那么快?

  从朱元璋当皇帝以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他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他建立的朱明政权是一个农民专政政权,而且还是贫农专政。所以才会规定农民可以把官员绑起来进京告状,规定官员贪污六十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而且还坚决执行,通过大规模的株连,把大量的贪官、豪强卷进来杀了好几万人。这种事情只有贫农专政才干的出来,地主阶级专政干不出来。

  明朝初年,全国的土地所有权有一半属于军事卫所,剩下的一半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官田”,二者加起来国有土地占了绝大多数。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私有土地“民田”比例较低,而且绝大部分在自耕农手里,大地主很少。要说这个政权代表地主阶级专政,是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

  像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权,那才勉强可以说是官僚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不限制土地兼并,又给予了官僚集团极大的特权。

  皇帝制度这个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并不代表特定的阶级专政。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任何阶级、任何人要想长期稳定的治理中国,都必须采用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不同人在这个体制下做官,可以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后判断这个政权代表的是哪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键是看它实际制定并执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朱明皇权,是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它就跟高级官员通过政变建立的赵宋皇权所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

  宋朝的制度:“不杀士大夫”;人民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的,死刑。

  明朝的制度:官员贪污八十贯以上的,死刑;人民因为生活无着贩卖私盐,在个人背得动的重量范围内,不予抓捕和禁止[1]。

  宋朝的制度:地方官随便处死老百姓,中央不管。转运使杜杞私自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剁成肉酱,啥事没有。

  明朝的制度:任何死刑必须中央复核、皇帝打勾才能执行。闽浙总督朱纨在剿灭葡萄牙殖民侵略者和倭寇的战争中,抓了几十个海盗头子和临阵通敌的,未向中央请示就给处死了。嘉靖皇帝下令把朱纨逮捕进京治罪,朱纨愤而自杀。

  宋朝的制度:不管农民叛乱,还是城池被农民起义军攻陷,地方官都不会被判处死刑;

  明朝的制度:“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明律·兵律》

  两相对比,你就会发现,明朝的制度里面,确实有令人感动的东西在里面。其中有大量保护底层人民利益和限制官僚特权的条款。这就是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就是因为来自农民阶级的朱元璋夺取了皇权。

  到了清朝,清军最后镇压了农民起义,满清统治者夺取了皇权,对待人民的手段就又完全不同了。

  明朝的制度:聚众抗粮或罢考、罢市全都不犯法。

  清朝的制度: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斩立决,从者绞监候。

  万历皇帝派税监去征税,各地经常组织罢市抗议,只要不打死征税人员就啥事都没有。苏州第二次罢市把征税人员打死几十个,皇帝才开始追究责任,也不过把带头的抓起来坐了十年牢。

  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苏州地区的一些书生聚集起来抗议税负太重,还按照明朝时候的老法子,组织众人到孔庙前面去哭,然后选出代表带着抗议书去找苏州巡抚。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暴力行动。结果参与者全部被逮捕,带头的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著名才子金圣叹。

  明朝的制度:书籍出版没有任何限制,随便写、随便印;偶尔会宣布查禁某书,但宣布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人继续印,也没什么惩罚措施。

  清朝的制度:大规模的文字狱。清初的“明史案”,一个民间作家因为在自己编的《明史》里面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结果作者全家被处决,为此书作序的人也被杀,买书的被杀,出版社老板被杀,连排版的、校对的工人也被杀,总共杀了七十多人,牵连获罪的高达千余人。

  所以,不同的人夺取皇权——权贵、底层人民,还是少数民族,它所代表的利益和执行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一句“地主阶级专政”就能简单概括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只有被镇压和变质两种结局,它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胜利的标志就是夺取皇权。

  我读中学的时候,被告知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是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有一种说法的明末的李自成。之所以是最高峰,是因为他们比较明确的提出了均分土地的口号。太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而李自成则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其实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未认真实践过,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根据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的考证,李自成从未喊过“均田免粮”,史料记载的只有“免粮”,没有“均田”。因为明末社会的核心矛盾不是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是土地的税赋太重,很多人有田也要抛荒逃走。李自成才会大喊“闯王来了不纳粮!”此时社会的核心矛盾是腐败的官僚统治阶级和老百姓的矛盾,而不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如果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就是这两场失败的起义的话,那不是在歌颂农民起义,而是在大大的贬低农民起义。按照这个逻辑,农民起义就只能搞破坏,不能搞建设,要建设还是只能依靠地主阶级。

  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显然是元末农民起义。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推翻了一个腐败反动的旧政权,赶走了蒙元统治者,恢复了华夏正统,让一个贫农、乞丐当上了皇帝,一大群底层出身的英雄人物进入帝国统治阶层,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底层人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共同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繁荣的帝国,开拓了西洋商业贸易,建立了海陆双重霸权,让明帝国成为全球手工业和贸易经济中心,存在了长达二百七十五年之久。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才能叫最高峰,辉煌得让后人只能仰视。太平天国就占领了长江沿岸一带那么一点地方,还没有夺取政权就彻底腐化堕落,被消灭镇压了,怎么能叫最高峰?这最高峰也太差劲了吧。

  元末农民战争是最高峰,那第二、第三、第四高峰呢?

  第二高峰应该是秦末农民起义。普通农民出身的刘邦最后统一中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伟大的西汉王朝;

  第三高峰应该是西汉(王莽新朝)末年农民起义,平民出身的刘秀最后统一中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东汉王朝。

  ——从改朝换代的角度来看,西汉和东汉的皇帝虽然都姓刘,刘秀也确实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但这是两个朝代,不能合成一个汉朝,算王朝寿命得单独计算。因为经过农民战争对统治集团进行了彻底的换血,皇帝姓刘与否是无所谓的。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虽然皇帝不是一家,但新朝和西汉可以算成是一个朝代,因为统治集团还是那拨人。

  第四高峰是隋末农民起义。虽然最后当上皇帝的是关陇军事贵族李渊,但他的儿子李世民在战争中跟农民起义结合,吸纳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优秀人物进入自己的王府班底。最后李世民就是依靠这些人,发动玄武门之变,干掉了完全依靠关陇军事贵族支持的太子李建成,当上了皇帝。

  李世民政权是一个关陇军事贵族和农民起义新贵联合执政的政权,有很多政策措施是很能够代表底层人民利益的。李世民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儒家士大夫和民间都一致认为是圣贤君主的皇帝。不像宋仁宗、明孝宗这种,士大夫把他们捧上天,人民群众没感觉。也不像朱元璋、万历皇帝这种,人民群众很认可,士大夫又把他们骂死。

  李世民死后,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长孙无忌跟传统的门阀贵族代表褚遂良等人结合,试图架空李唐皇权,重新恢复门阀贵族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皇帝李治和平民出身的后妃武则天联合起来,并且得到了农民起义新贵徐世绩等人的支持——他此时掌握着军权,打压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家族。李治死后,武则天大规模任用酷吏清洗这些旧贵族,发展壮大科举制度,从平民子弟中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最后,代表农民起义新贵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彻底镇压了旧贵族,开创了盛唐时代。

  农民起义成果被篡夺的情况也确实有,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很快就被各地豪强自己起兵镇压了。从此以后地方诸侯就手握重兵,中央权力被瓦解,东汉也就被三国争霸的格局取代。

  正因为农民起义失败了,社会阶层的革命很不彻底,门阀士族的统治没有被打破,没过多久就搞出来了“九品中正制”。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统治阶层腐朽堕落的局面跟王朝末年没有什么区别。从东汉到曹魏到西晋,看起来换了三拨皇帝,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改朝换代,因为统治阶层始终还是门阀士族,光换皇帝是不管用的。所以西晋只存在了五十年就灭亡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大一统王朝的东汉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灭亡。

  东晋割据东南半壁江山,继续依靠门阀家族统治,后来又宋齐梁陈折腾了一百多年,始终是个病怏怏的局面,无力收复北方的故土。倒是北方在民族融合和农民战争的大熔炉中,培养出来了具有新鲜血液的关陇军事贵族,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然后又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和武则天的酷吏行动,这一轮大换血才算完成。

  农民起义成果第二次被篡夺是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被镇压,朱温灭唐以后也被藩镇军阀消灭。此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最后胜利果实被赵匡胤摘走。从唐朝建国一直到北宋灭亡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存续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帝国的统治阶层没有出现大断层,文官士大夫逐步的取代了腐朽堕落的门阀贵族,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然后他们自己又腐化堕落,最后出现了跟西晋一样的结局: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农民起义成果第三次被篡夺是明末农民战争,胜利的果实最终被满清摘走了。

  所以,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群雄逐鹿、中原争霸,改朝换代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

  一种是底层革命取得胜利,对统治阶层进行大换血,来自社会底层的英雄人物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大一统王朝。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文明程度最高、最辉煌的四个大一统朝代:西汉、东汉、唐朝、明朝,都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底层革命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步的最伟大的力量。底层人民的革命不仅能够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能建设好一个新世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直气壮的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底层革命的胜利成果。今天所谓“中国经济奇迹”、“中国崛起”这些让其它国家看起来大惑不解的现象,其实就是中国底层革命胜利以后的必然结果,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不值得大惊小怪。新中国再现两汉、盛唐和大明的辉煌是没什么问题的。需要担心的是它在再现辉煌之后,会不会也跟这些王朝一样,因为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而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种改朝换代的方式,是底层革命被镇压,统治阶级延续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帝系出现转移,换汤不换药。皇帝从姓刘的换成姓曹的,又从姓曹的换成姓司马的,看起来好像改朝换代了,其实没有,统治集团没变。新的王朝就会积贫积弱,缺乏活力和创新,对外软弱无能,对内严酷剥削人民,最后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覆灭。西晋和北宋是这种情况的代表。

  近代的中华民国也是这种情况的代表:看起来把皇帝赶下台了,共和革命成功了,但统治阶级还是清末形成的军阀、买办和封建地主。统治阶级腐朽无耻的本性没有因为废掉了皇帝就发生任何改变,还是继续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不堪言,民国只存在了二十多年就被真正的人民革命推翻了。这段历史也说明,有没有皇帝并非中国近代落后的关键,关键要看统治阶级是不是腐朽。皇帝只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很大,说他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肯定没问题,但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来说,他的力量仍然是很弱小的,能改变的事情并不多。

  第三种改朝换代的方式,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大关节。

  [1]《明律·户律·盐法》:“若贫难军民,将私盐肩挑背负,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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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2 11: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2-81)外族入侵与中华文明的四起四落

  问鼎中原:外族入侵与中华文明的四起四落

  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华文明核心区,最古老的可能要算西周末年的犬戎攻陷镐京。

  从犬戎入侵镐京到秦灭六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西周末年,统治集团日益腐朽,中央权威软弱。周幽王在面临犬戎入侵的时候,点起烽火要求各地诸侯前来救援。各地诸侯拒绝发兵,导致了西周灭亡、镐京陷落。至于周幽王因为宠信骊姬而玩“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八成是后人编的,把这个过程戏剧化了,并把亡国的黑锅扔给国王去背。

  西周灭亡以后,关中地区逐渐的被秦人所占领。秦原来是一个大夫的封地,都算不上是一个封国。但是周幽王西迁的时候,秦人守住了自己的地盘,没有被犬戎占领。此秦国逐步扩张,占领了整个关中,填补了周王东迁后留下的权力空白。秦人是包括犬戎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与留在关中的华夏族杂居融合形成的新民族,不是正统的华夏族。中原地区的诸侯一直把秦人视为野蛮人。

  西周灭亡后,中原地区的诸侯并未吸取教训,统治阶层仍然延续了西周时候的腐朽堕落,拒绝进行自身的改革。

  秦国文明程度虽然落后,但统治阶层积极进取,从中原挖来了商鞅等高级人才,经过多次变法改革,终于强大起来,消灭了中原地区那些文明程度更高但是统治阶级更加腐化的诸侯国。秦灭六国是中原政权第一次完整的被外围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权消灭。

  第二次这种情况是从“五胡乱华”到隋灭陈。隋朝的情况和秦朝很相似,都是少数民族先入侵一半,然后经过长达上百年的民族融合,基本完成民族认同以后,再继续消灭残余的中原政权,完成统一。隋朝的创始人杨坚和唐朝的创始人李渊,都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所以尽管隋灭陈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汉民族政权消灭另一个汉民族政权,但在实际效果上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类似的地方。文明程度较低的一方消灭了文明程度更高的一方。

  第三次就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了,也就是元朝灭掉南宋统一中国。蒙古族在完成民族认同之前就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大一统政权。

  第四次就是清朝的建立。

  没有经过民族认同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往往会给中原文明造成严重的破坏,导致文明发展出现巨大的断层。古希腊文明,就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被毁灭。今天虽然还留给了我们诸如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这样的科学巨著,但是古希腊文明无疑是永远的消亡了。

  中华文明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虽然多次遭遇严重的少数民族入侵,但仍然最终实现了民族融合,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得以一直传承下来。这是我们比希腊文明要幸运的地方。

  不过,这种入侵给中华文明带来的伤害仍然非常巨大,不能因为民族融合的完成就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以数学的发展水平来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害进行评估分析。

  西周及其以前的古老中华文明,曾经在数学成就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方。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有《易经》、《河图》、《洛书》、《山海经》、《周髀算经》等。《易经》、《河图》、《洛书》、《山海经》现在还难以完全理解,《周髀算经》是讲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理解,而且客观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周髀算经》成书时间是在西汉时期,但它并不是西汉时期的著作。“髀”是动物骨头的意思。“周髀”,就是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刻在动物骨头、石头、木板、竹片等载体上的文字记录。这些原始文献原来大部分收藏在西周首都镐京。犬戎入侵以后,镐京被毁,这些古文献大部分永远的消失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学者们就开始整理周髀的残片。他们把有关天文和数学的内容合在一起,到了西汉才形成《周髀算经》。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当时的学者们读不懂的,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载下来,因此出现了很多偏差。

  《周髀算经》里面有关于如何计算地球到太阳距离以及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和记录。但是今天根据里面方法来算,和实际差距很大,很多人就因此认为《算经》没什么科学价值。但推算出来的结果跟正确的值刚好相差十倍。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极有可能是后来的学者整理残卷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把计量单位搞错了。

  《算经》中说:“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现代科学测出来地球直径东西是25513里,南北直径25427里,非常接近。利用《算经》里面的方法算出来地球周长是81万里,缩小十倍以后就是81000里,而现代科学测出来是80016里,误差只有1.2%。[1]

  在西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利用数学方法准确的测出了地球的直径和周长。“天圆地方”的说法即来源于《周髀算经》,后来被人文学者给错误的演绎成为了“天如锅盖、地如棋盘”的说法了[2]。其实“天圆”是指的天球。学过中学地理的都知道,它是所有星辰在无限远距离上的投影,“天圆”就是说天球是圆的。天球和地球是一个同心圆,“天圆”必然推出地球是圆的。而“地方”,是将地球这个球面上的位置通过投影变成方形的平面地图。这个办法我们今天画地图也还是这么画的。

  世界不同文明的天文学研究有三大坐标系,一个是《周髀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赤道坐标系,一个是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一个是阿拉伯的地平坐标系。现代天文学运用最多的就是赤道坐标系。黄道坐标系是建立在地球不动的假设上的,而中国古代的赤道坐标系并不需要这个假设。[3]西周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地球在自转。《易经》里面说:“天地以顺动”;《河图?括地象》里面也说:“地右动起于毕”。

  《算经》中给出了勾股定理——不是勾三股四弦五这么一个孤例,而是抽象的说明了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平方和等于斜边平方和[4],而且还给出了完整的证明过程。[5]这比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要早数百年。至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祖宗日耳曼人,当时还在原始森林里光着屁股打猎,落后中华文明至少两千年。

  《算经》当中的内容说明,西周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二进制、十进制、球坐标系、射影几何、割圆术、地动学等知识。这样一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去考证它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给了蛮族入侵的机会。犬戎毁掉了镐京,也让大部分知识失传了。只留下经战国到西汉的学者整理过后的残篇,来让我们得以知道它的存在。

  经过犬戎到秦灭六国的战争破坏后,西汉对数学的研究基本上是重头开始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在东汉初年出现了《九章算术》,主要是应用数学,教大家如何计算土地的面积等等,同时也对勾股定理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其水平比高深莫测的《周髀算经》差了很大一个档次。

  又过了两百年,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把《九章算术》里面的算法进行抽象化总结,建立了一套从概念到定理的系统化的数学理论。这是中国数学思想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但祖冲之可不仅是算了个圆周率这么简单。他的《缀术》理论十分深奥,计算相当精密,对立体几何和三次方程求解正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是处在当时世界最领先地位的数学研究。

  但是,南朝门阀政治的腐朽已深入骨髓,无法实现自我革新了。北部中国经过五胡乱华和北魏改革,基本消灭了门阀地主,新的统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后来的隋朝灭陈,让文明程度比较低但统治阶级更有活力的北方政权灭掉了文明程度更高但更腐败的南朝。数学发展的进程又被中断了。

  隋朝和唐朝都把祖冲之的《缀术》列入官方数学教材,但老师上课并不讲授,因为没人读得懂[6]。《缀术》最后是失传了,现在只能在一些别的文献中找到它的的部分内容。整个唐朝,虽然经济高度繁荣,但是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数学家和数学思想。因为基础数学理论研究这种东西,在古代文化发展条件下,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一旦中断,重新构建十分困难。

  一直过了六百年,到了南宋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才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以秦九韶和朱世杰为代表的数学家,提出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研究了高阶等差级数的,证明了射影定理和弦幂定理等等。

  等元朝消灭了南宋,这个高峰再次中断。

  朱世杰是元朝初年的人物,但他的数学成就是建立在南宋秦九韶、李治、杨辉、蒋周、洞渊等诸多数学家成就的基础上的。朱世杰死后,中国数学的发展就再次后继无人了。元朝还有一位天文学家郭守敬,但他也是出生于南宋灭亡之前四十八年,而且主要是天文学水平高,在数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南宋灭亡之后,元朝就再也培养不出来像样的基础理论人才了。

  成书于元朝中期的《重订河防通议》一书,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讲数学的。里面举了一道例题计算河堤土方,方法运用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而正确解法其实在《九章算术》中就已经讨论过。此书中还试图运用朱世杰的“天元术”来解一道高次方程,但是解错了,求解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搞懂天元术。[7]从这本书来看,到元朝中期,数学家的水平已经低于《九章算术》,更低于南宋末年的最高峰了。

  等到了元朝末年的时候,数学著作就只有小学、初中的水平了。成书于元朝灭亡前十四年的《丁巨算法》只能搞得清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和乘方、开方,求解方程组的水平低于《九章算术》。元末数学书还有《算法全能集》和《祥明算法》等,则只是一些四则运算的口诀加上一些简单的例题,用来指导商业活动的,没有理论价值。[8]

  等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中国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又只能再次从头再来。

  《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对此点评道:“中国数学……从元朝末期开始,一直是沿着实用性、技巧性的方向发展。”

  这句话反应出来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基础数学理论研究从元朝中后期开始就彻底荒废了。南宋以前的高级数学理论已经没人搞得懂了,数学家们只能搞点实用的算法口诀、技巧之类的东西来传播数学知识。

  根据之前的历史发展判断,基础数学理论发展一旦中断,两三百年的时间是恢复不过来的。从秦灭六国,到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数学理论水平超过《周髀算经》,用了四百五十年;从隋灭陈,到秦九韶完成《数书九章》,用了六百多年。基础数学理论的发展在古代社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古希腊文明覆灭以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再次被阿拉伯人发扬光大,中间隔了一千多年;而欧洲人在古希腊数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数学,则距离《几何原本》的成书年代相隔了最少一千五百年。

  明朝在这方面和唐朝、西汉很像,就是虽然经济高度繁荣,在一些材料类、工程类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也很多,但是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成就。中国的数学理论要想再次达到新的高度,正常发展下去,也至少还再需要两百年左右。

  到了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传统数学研究向学习西方近代数学转型。

  崇祯二年,明朝开始组织学者重新编订历法。根据徐光启的建议,朝廷确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编订思路。历法编订局请来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了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以及相关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及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等等。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崇祯历书》。

  但是这个转型刚开始就结束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断了。《几何原本》剩下九卷的翻译工作要等两百多年以后的1857年才能完成。

  康熙皇帝倒是组织人手继续了历法的编订,最后把历法编完了,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历法编完以后,学习西方的过程就全面停止了。清朝统治者决定对西方关闭大门,中国学者被禁止和西方传教士交流,他们不得不又开始转向研究中国传统数学。虽然清朝数学家们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当时显然不是研究传统数学的时代。西方数学早就超越了《几何原本》的高度,也超过了秦九韶、朱世杰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中国学者在古书中浪费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机械知识的基础,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根基。两个文明之间的竞争,如果一方在基础数学理论方面领先,即使另一方在材料、机械等方面大幅度领先,那么数学领先的一方注定会追上来并超过应用科学领先的一方——尽管这可能需要数百年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竞争,最关键的时刻是元朝灭掉南宋。在这之前,中国的基础数学水平都是高于西方的。西周时期领先一千年以上,到了西汉到南北朝应该领先五百年;到了南宋仍然有所领先。等元朝灭掉南宋以后,就在最基础的领域被人追上了。从西周到南宋,中华文明一直在进步,大体是进三步退两步这种曲折前进的方式,但是西方文明也在进步。到南宋灭亡又退两步之后,西方就追了上来。

  12、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一次大毁灭。它不仅灭掉了南宋,让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大倒退;在西边,它还毁掉了阿拉伯文明。

  这次大毁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西欧地区的基督教文明。他们刚在12世纪的时候大量翻译了阿拉伯典籍,把中东科技知识引入西欧。这些科学知识是中东地区几千年发展的成果:先是古埃及人的成就,然后是波斯人,然后是希腊人,最后是阿拉伯人。

  公元7世纪后期(武则天在位时期),阿拉伯帝国基本统一中东,建立了类似于中国的世袭独裁君主制,把阿拉伯语确定为唯一官方语言。这在中东地区的发展史上相当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皇帝制度,搞书同文、车同轨。此后阿拉伯文明迎来大发展,从8世纪中叶起,掀起了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们,花费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唐朝中后期),将古埃及、希腊、拜占庭、波斯、印度等国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并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创新,使得阿拉伯文明成为中东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

  与翻译运动同时,阿拉伯帝国不断的向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张,从公元8世纪开始统治西班牙。此外,穆斯林还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基督徒们发起“十字军东征”进行反击。战争断断续续的打了两个世纪,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平状态。这就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阿拉伯文化大规模传入西欧。这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大概在12世纪基本完成。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拉伯科学家巴塔尼的《天文论著》都是在12世纪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也都是在这个时期,通过阿拉伯人传入西欧的。

  公元13世纪中期,1258年,南宋灭亡之前二十年,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被蒙古国的西征统帅旭烈兀攻陷,阿拉伯帝国灭亡。蒙古人在巴格达大举屠城,估计有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死亡,图书馆和学校学院都被彻底毁灭。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把中东地区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等屠杀一空。中亚地区则早就被彻底毁灭。蒙古人执行的是一种“战略性屠杀”的征服政策——把沿途的人口都屠杀干净,然后就不用担心后方的不稳定而持续向外扩张。所以蒙古铁骑所过之处,欧亚大陆上那些古老的文明尽数消失。此后蒙古军队又攻陷了麦加和大马士革。中东文明的光芒熄灭了,直到今天也没有再次被点亮。

  蒙古毁灭阿拉伯帝国的时间点对基督教文明极为有利,既没耽误西欧学习,又替基督徒们消灭了伊斯兰教的威胁。

  西欧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受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保护,躲过了蒙古帝国的毁灭性打击。在东西方两大古文明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时,基督教文明开始崛起。

  ==============================================

[1]程碧波,《国计学》,附录B:《周髀算经》的密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中国古代的主流天文学从未认可过“天如锅盖、地如棋盘”这样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来自于非天文学者信口开河,以及受此影响的历史记载,而不是科学家们自己的看法。比如南北朝时祖暅著《天文录》里面记载了盖天说,但是祖暅自己也并不认可,只是说历史上有过这么一种说法。从西周、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隋唐、明朝,“地球是圆的、而且在自转”的观点都被中国科学家们广泛接受,是主流。《列子·天瑞》说:“天地,空中之一细物……运转靡已,大地密移”;《春秋·元命苞》说:“地右转,以迎天”;东汉张衡提出“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张衡又根据这个制作了浑天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天球模型,此后浑天仪就成为历朝历代天文观测机构的标准配置,也就是历朝历代都把宇宙星空当成一个圆球形来研究,而不是半球。东汉《尚书纬·考灵曜》里说的更通俗:“地常动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自觉。”这才是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认识水平。
[3]程碧波,《国计学》,附录B:《周髀算经》的密码,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
[4]“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周髀算经》上卷二)
[5]“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周髀算经》上卷一)
[6]“祖冲之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故废而不理。”《隋书》第16卷
[7]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第五编第一章第二节:《河防通议》中的数学内容。
[8]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大系(第六卷)》第五编第二章:元末明初的民间数学与《永乐大典》中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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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3 17:14:19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数学的发展史深刻揭露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么的曲折,现在又到了选择路线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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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7 11: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卷出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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