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也说“攘外”与“安内”

大参考

　　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形势每每都把“攘外”与“安内”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究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孰本孰末，人们的看法大不相同。

　　有的人坚称，“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只有把中国之“内”安顿妥当，才能行“攘外”之事，在此之前，一切所谓“攘外”之议，要么置诸脑后，要么摆在次要的不起眼的位置。

　　这一说法又因为一位历史著名人物而更加凿实，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很经典的名言之一，也是蒋氏处理当时中国内外关系的准则，正是在这一准则之下，蒋介石才置日本侵略东三省于不顾，进而置华北危机于不顾，仍然集中主要力量打内战，专心致志地要消灭共产党。当此之时，最经常挂在蒋委员长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但是，蒋介石却是一个在“安内”方面堪称比较彻底的失败者，他之所以失败得那样彻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他没能处理好“攘外”与“安内”的关系。

　　一般来说，只有内部稳定，凝聚力强大的国家才能拥有足够与外部挑战势力搏斗的能力，这一原则，早在中国西汉初年就得到了验证与实践。当此之时，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大汉混一华夏，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两大帝国对峙的战略格局。当此之时，汉弱胡强，为此，汉室不得不奉行韬光养晦、与民休息的政策，也就是说，首先做好“安内”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然后才有汉武帝的“攘外”行动，汉朝开始大举征伐、经略四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经典的“安内”与“攘外”的历史实例，类似的实例后来还有很多。

　　但是，这只是一般规律而言，其前提是国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并非具有历史颠覆性。还以汉代为例，匈奴虽然强悍，但既不可能入主中原，也不可能以制度来替代汉室，中原王朝更不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安内”当然要远高于“攘外”，“攘外”也就必须服从于“安内”。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情形完全颠倒了过来，即来源于外部势力的挑战具有现实而直接的颠覆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墨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把戏，就一定要遭遇失败。鸦片战争之后的清王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鸦片战争以后，外来威胁已经上升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中外矛盾已经成为矛盾的总根源与总源点，中国社会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从此都受中外矛盾的激发与支配。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执政的清朝统治者正确的选择就是要高举“攘外”的大旗，以此作为社会历史的任务，作为中国政治的总号召、总牵引，凝聚共识，凝聚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转型，从而实现新的发展、新的历史跨越。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古老政治体系与架构的涅槃重生。

　　遗憾的是，颟顸狭隘的清朝统治见不及此，而是继续奉行过去那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愚蠢政策，极端的时候甚至视自己的民众为仇雠，而把殖民帝国当做友邦，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懵懂地以为自己同外国殖民者一个战壕一般，自己把自己定位位成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结果自然是“攘外”三心二意，“安内”也随之成为泡影，只能在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内部矛盾爆发中归于湮灭。

　　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清朝统治者的故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他仍然幻想躲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幻想通过妥协的办法稳住日本，他认识不到中日民族矛盾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外民族矛盾的最高潮，认识不到这个时候民族矛盾已经大于阶级矛盾的直接现实，更不懂得只有抓住这一矛盾并由此确定自己的总任务、总方针，才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而是依然故我，奉行“安内”压倒“攘外”的老章法，结果是越安越乱，直到最后把自己也折了进去。

　　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攘外”与“安内”二者是辩证的关系，其主次本末与轻重缓急将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复杂的变化，有的历史时期“安内”压倒“攘外”，而有的历史时期必须用“攘外”来统领“安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如果不把“攘外”当做历史的主轴，不能集中全力有效地解决“攘外”问题，所谓“安内”就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就要变味，就会被认定为是一种政治借口，这样做非但无法“安内”，相反还要激化内部矛盾，最后弄得不可收拾。

　　那么，当代中国对“安内”与“攘外”应该如何摆位呢？

　　中国社会历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二个矛盾复杂交织。自鸦片战争以来，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二者高度统一辩证：反帝是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而要完成反帝的任务，就必须推翻封建统治；只有把封建统治作为革命的对象，才能很好地实现反帝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百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总任务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世界各国皆然，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与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任何社会都需要发展生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然就没有衣食住行等物用的供给，而且这样的需求用度也没有止境、没有尽头。所以，谈论这样的基本矛盾完全不具备政治与战略意义。从政治与战略上看待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历来都无非是内外两个方面：内部的阶级矛盾与外部的民族矛盾。现代中国也是这样，也同样面对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从这个视角看问题，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史的扬弃，就演绎成为反霸反西化。反霸是历史上反帝的新发展，中国反对美国霸权，反对苏联霸权；反西化就是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在毛泽东时代将此定义为复辟、变修，现如今则定义为皈依普世价值，实行颜色革命。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非但不是民族与国家之福，相反将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已经为前苏联和第三世界诸多国家的一系列巨变所证实，也已经为多数中国人所认同，中国不能资本主义化，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共识。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的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势力依然庞大，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依然严峻。因此可以说，反霸反西化是当今中国最高层面的政治任务，是统领一切社会矛盾的总纲。

　　现如今中国的反霸反西化这二重任务也存在复杂的交织。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斗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属于“安内”的范畴；反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矛盾，具有“攘外”的性质，这二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第一，应客观地承认反霸这一战略任务

　　当今中国所面对的民族矛盾主要是霸权主义与中国崛起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但客观存在，而且正日趋激烈。对霸权而言，中国崛起的结果必然是霸权的消亡，是以不遏制中国无以确保霸权；对中国而言，要崛起就要冲破旧秩序的束缚与压制，是以不反霸无以实现复兴。这一矛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现如今一些人怎样极力否认或掩盖，都无济于事。历史将无情地证明这一点。

　　第二，必须“安内”与“攘外”统筹安排

　　当今中国的“安内”与“攘外”二者也是辩证关系：不“安内”无以“攘外”，不“攘外”无以“安内”，这是一种并重并举双重任务，二者不可偏废。

　　第三，需要以“攘外”统领“安内”

　　笔者历来主张，当代中国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现如今中国阶级矛盾最高表现就是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而西化的实质就是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所谓“一体化”、“全球化”最后的皈依就在于此。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总动力和总策源地就是霸权，霸权国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不过是中国崛起与霸权遏制这一民族矛盾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一个分支，一个分战场，具有附属与服务的性质，主战场则是中国崛起与霸权遏制之间的斗争。如果中国在这个主战场上不能取胜，指望中国在反西化这个分战场上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是天方夜谭；而国内反西化的斗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虽然不能决定主战场的胜利，但对于夺取主战场的胜利却裨益甚大。这就是笔者认为“攘外”高于“安内”，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理由和根据。

　　以民族矛盾为总纲，高举“攘外”的旗帜，团结大多数人，凝聚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理想，凝聚共同的对外力量，孤立打击极少数代理人、买办与走狗，这应该是今天中国的正确选择。简单地说，就是“安内必先攘外”。把高于军费的维稳经费用在军费上，效果要比维稳来得明显，效益也会更大，否则，可能就要有越“维”越不“稳”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