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武：中国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改变

大参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做出与之对应的改变，然而上层建筑实际就是利益分配格局，上层建筑的改变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剧变，这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另一方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稳定上层建筑的力量必然会与寻求上层建筑改变的力量发生激战，这是无法和平的。

　　对西方而言，工业革命改变了经济基础，从而上层建筑转变为今天的民主体制。

　　中国古代有几次经济基础的改变，也带来了上层建筑的改变，还有战争和杀戮。从夏商周时期的自耕农经济基础进入到春秋战国的士大夫地主经济基础格局，经历战国和楚汉战争，西汉初期重回自耕农经济基础，在西汉后期，自耕农经济基础被豪强地主经济瓦解，而王莽为了巩固中央集团，削弱地方豪强势力，缓和阶级矛盾而推行的几乎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革激起了以刘秀为代表的豪强地主的强烈反对。东汉政权的建立者无一不是地方豪强地主，动辄拥有上千族人，数千公顷土地。而刘秀做了皇帝后，立刻感受到了王莽当年的痛苦，豪强地主已是尾大不调，度田事件让刚建立的东汉差点分崩离析，而刘秀赶紧与地方豪强媾和，这才稳定了东汉政权。

　　东汉到隋唐，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争和分裂，这正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小地主大量产生，取代了豪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局面，经济基础改变后，上层建筑再次转变，皇帝不是与豪强共治天下，而是与中小地主的代表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科举制则是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中小地主的地位。而科举制以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正是士族门阀豪强地主经济的缩影。

　　隋唐以后，中国进入稳定期，一直到民国初年，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大多集中在江浙地区，民族资本家基本都是江浙人士，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基础，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民为主的农业经济。然而即使如此，上层建筑也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完全来自江浙财阀大大力支持，清政府被推翻，然而民国政府也是民族资本家的政府，并不代表农民利益，这就注定民国政府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发动农民并得到农民的支持最终将民国政府赶到台湾。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基础再次发生全面变化，农业经济完全退居三线地位，农民的话语权归零。国企则缺乏活力，停滞不前，经济话语权相当大一部分被民营企业家，企业高管，白领，科技新贵，中产阶级掌握，它们必然谋求上层建筑的改变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分得更多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