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峰：农业降成本金融能做什么

大参考

　　“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部署2016年“三农”结构性改革工作时，将“降成本”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足见“成本”问题已经深深困扰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

　　降成本，该从何处着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在这里，“生产成本”成了“降成本”的主要内涵，也意味着2016年降成本的主要着眼点，就在生产环节。

　　目前在生产环节，抬高农业成本的主要是分散种植、化肥农药过度使用以及社会化服务不足。生产成本高，大大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使农业发展靠天吃饭，更具脆弱性。总书记曾说过，“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农业要强，首先体现在竞争力上。而提高竞争力的前提，就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农业生产成本高，不仅使国人在吃上花费更高成本，也使人们不得不为将来的吃饭问题进行更多储蓄，内需扩大深受影响。

　　在生产成本中，分散经营带来的低效率无疑是主要因素。为此，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置于首位，可谓有的放矢。不过，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土地流转，二是流转土地后的农民何处去。关于土地流转，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目前各地正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关于土地流转后，农民何处去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实际上，土地流转和农民何处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解决了土地流转后农民何处去的问题，土地流转才能顺利推进；也只有通过土地流转，让农民获得更多收入，农民才能具有购买力。但土地流转的价格不能太高，太高的话，降低生产成本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农民又希望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更高收入，流转价格高企难以避免。如何平衡两者关系，让规模经营者和农民都能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推进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确权，在基层乡镇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解除农户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有效抑制土地流转过快的现状，同时，积极发挥财政的作用，通过财政补贴，让农民土地流转的收益不减少，也让租赁土地的规模经营者不承担过高租赁成本；另一方面，金融也应当发挥作用，通过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为农民进城购房创造更优厚、更具诱惑力的条件。

　　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去年底曾表示，当前我国已到了农业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三位一体”合力支农的历史机遇期。要按照中央系统部署，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目标取向、支持对象和支持机制等方面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加强产业、财政、金融部门和机构的协同创新，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设计内容更丰富、层次更清晰、措施更高效的财政和金融工具组合政策包，最终实现农业产业上水平、金融保险机构稳发展、财政补贴高效率、农民最终得实惠的共赢局面。

　　显然，为了呼应国家降成本的政策导向，下一步金融应当更多支持规模经营主体，让适度规模经营变成资本愿意进入的领域；更多支持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不断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更多支持规模经营主体购置农业生产设备，有效节约劳动力；更多支持农业新兴产业，让规模经营与产业对接；更多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努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只有规模经营主体通过规模种植获得了规模收益，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这方面，金融可以腾挪的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