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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树洁:中国不会走巴西老路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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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8 17:06: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只有10%左右的中等收入国家最终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只有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靠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完成的,也就是说,只有这5个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转身,不用靠天然资源的支撑来完成的。

  在拉丁美洲,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40多年前,一直走在亚洲四小龙之前,不过,后来落后了,而且经过几十年的跌宕起伏,到目前为止,还是沉落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巴西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家,她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资源禀赋,在拉丁美洲都是最前茅的。在中国和印度迅速发展的时期,在世界资源价格快速发展的时期,巴西与俄国一道,成为世界经济危机之前15年发展最快的国家。因此,巴西与中国、俄国、印度一道,被称之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很多、或比较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工业化速度快,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缘的影响力,接近、甚至超过一些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

  不过,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特别是中国从2012年进入新常态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导致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量不断萎缩,使那些原来靠中国进口拉动的资源型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在金砖国家内部,依靠资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巴西和俄罗斯,出现了经济大幅度负增长或零增长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下,巴西想利用中国崛起而同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梦想,再一次受到打击。 不过,巴西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却不是因为出口受阻,或是巴西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禀赋,而是巴西国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无法解决。

  巴西的经济水平不算低,但是,巴西的阶层分离非常严重。衡量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指标,基尼系数,接近、甚至超过0.50。收入分配不均,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治安、吸毒、恐怖等,严重影响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严重的腐败,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女总统罗塞夫存在明显的腐败和乱政,为了把罗塞夫拉下马,上百万的市民上街,全国出现多处骚乱,为正在遭受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经济,雪上加霜。

  有一天在英国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跟我说,前几天刚拉了一位来自巴西的客人。那位客人说巴西的腐败问题,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在警察局办事,要钱;到政府部门办事,要钱;找份工作,要钱;政府搞工程,层层剥皮。整个国家,从总统到警察,到处都是腐败,而且是明目张胆的腐败,政府对腐败的遏制能力极差。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了,底层的老百姓,永远都是不幸福的,老百姓的创造力长期受到压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谋杀、吸毒、社会和政治暴动。

  一个国家的资源和人才禀赋再好,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相对公平的政治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腐败,当社会发展到了要爬坡的阶段时,就会失去活力。而这些问题,还都在于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巴西,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府和政党,这是巴西出现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中国接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世界唯一的。我把它称为世界唯一的经济发展奇迹,主要表现为近40年连续不间断的快速增长,就算现在6.7%的增长速度,尽管不如以前9%以上的速度,那也算得上是比较高的,尤其与俄国和巴西低于冰点的增长相比,还是非常幸运的。

  中国奇迹的唯一性,还在于她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于她的发展起点非常之低,在于她特殊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都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走自己的道路,没有任何类似的成功案例可循。

  不过,三年来,中国经济的问题却很多。例如,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严重不健康,中央和地方债务庞大而没有确定性,银行和国企的利润下降幅度惊人,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下降的利害,社会阶层的分离很严重,在严打的反腐斗争面前,有些官员失去了用力的方向,有的甚至采取少作为和不作为的方式,消极对待八项规定,等等。

  总之,中国目前出现的众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巴西的问题有非常雷同之处,所以有的学者,尤其是以许小年为代表的一些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些学者的判断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中国的问题不是不严重。但是,我认为,这些学者可能只从目前中国出现的短期经济问题来考虑问题,而没有从社会、文化、政治和长远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比如,中国人是不是更会吃苦,更会勤俭节约,对危机或短期困难的容忍度更高?再比方说,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最大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克服的?难道中国以前遇到的巨大困难可以被克服,而现在的矛盾已经积累的太深,所以,就无法克服了吗?

  不管中国出现多大的问题,其核心,其实是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前政府可能犯过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政治斗争极端化,导致老百姓受苦,导致经济倒退等。还有,大家知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伴生了许多腐败行为和腐败官员,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却能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走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道路。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绝对贫困的面貌被改变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做一件让世界刮目相看、震撼全球的大事,是中国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最根本保证。

  邓小平以后的历代领导人,都坚持把改革开放和发展作为领导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习近平把治理腐败、建设廉政体系、营造廉政风气,作为经济长期发展,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执政理念,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转型、升级必须面对的最严肃的命题。

  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懒政”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也许已经影响到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一个没有遏制的腐败生态,任期放任自流,却是更致命的东西。因此,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其长效的利益,是无法估量的。中国政府能够自觉、有效的制止自己的官员腐败,是中国政治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是保证中国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胜法宝。

  因此,中国与巴西最根本的区别,不是因为中国的人才或资源禀赋比巴西好,而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能够自我纠正错误,自我修缮,自觉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政治领导体系。这种政治领导体系,在全球,恐怕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今后越南也许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越南的发展水平还远不如中国,人口和世界影响力也只有中国的一个零头。

  一个头脑清醒,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执政党,尽管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甚至是错误,还要面对很难整治的腐败问题,但是,只要大政方针不出问题,只要政治能够稳定,并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这个国家就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保证。

  至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效率和时间问题。中国的三大社会经济潜力,也就是人民的勤奋、技术进步和应用、区域和社会均衡增长,就可以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必要的经济技术条件。

  巴西虽然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但是,巴西的政治、社会高度不稳定,腐败无法得到有效根治,是与中国最不同的地方,也是巴西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很多,但是,只要中国政治稳定,人心一致,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经济学者在用经济因素分析短期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政治稳定这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唯有这样,才能够比较客观的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出门注意不要走堵车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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