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一场招生名额分配引发的血案

大参考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朝三年一度的会试，在京师——南京应天府如期举行。

　　会试是古代最高级别的考试，中式者既为进士。其中混的最差的，也会授官县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能让人一飞冲天的考试，其重要性自不多言。

　　洪武三十年的这场考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无论是刘三吾，还是白信滔都是当时出了名的博学鸿儒，正人君子。可就是这两个刚正不阿的君子，他们主持的这场考试，捅了一个天大的篓子：

　　会试阅卷结束后，照例是对外放榜。可等这皇榜放出，全天下的举子一看，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录取之进士51名，无一例外全是南方人！北方各省的举子，连一个考中的都没有！

　　这下北方举子当然不干了。当即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而北方籍的监察御史们也反应激烈，高度怀疑此次考试有鬼，要求皇帝彻查。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明太祖朱元璋当然恼火的要命大光其火，当即下诏，从朝中抽取12名饱学文官，专门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人入仕。

　　孰料，经过12名饱学文官复核，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举子试卷，文理不菲，并有犯禁忌之语。而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没有任何问题。

　　复核结果出来后，朱元璋龙颜大怒，直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为“反贼”，所有主副考及复核官员斩首的斩首，流放的流放。随后，朱元璋宣布原榜作废，出题重考并亲自阅卷，取录六十一名，尽为北方人。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为什么会这么处理？是因为原先的会试果真存在舞弊？这不大可能。

　　首先，会试的严密程度，堪称古代之最，从出题，开考，阅卷到发榜，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每个过程都受到严密监控，考官们也都互相予以监督，出现考官串通作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即便真有作弊，通常也都是极小范围，即便是在王朝末年纲纪废弛时，也没有谁敢大范围的包庇考生。而这次会试发生在明初，当时在位的又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事无巨细且冷酷铁血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这位爷的眼皮子底下，搞这种全取南人，摒弃北人的大包圆式舞弊，这帮家伙真不要命了不成？

　　最后，以主考官的人品，也不大可能。刘三吾是明初大儒，明朝科举制度条例便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这样的人物，又已经78岁高龄，完全不像是会徇私舞弊的样子。而几位副考官，也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正人君子。

　　总而言之，从哪方面看，这次会试都是公正的。而且即便是朱元璋重新定案时，也没有拿出任何能够证明刘三吾他们舞弊的直接证据，而是直接扣了个反贼，逆党的帽子，处理掉了事。

　　既然如此，那刘三吾他们是冤枉的喽？不尽然。公正的说，对这场飞来大狱，这帮官员既冤，也不冤。

　　之所以说冤，是因为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们确实做到了大公无私，唯才是举。至于为什么所取皆是南方人，这也很好理解：

　　自从安史之乱开始，中国经济重心便开始南移，经过唐朝藩镇之乱，五代割据，金人南侵，到南宋时，南方发展水平便已远在北方之上。而元末几十年大乱，北方更是饱受战火之苦，而南方虽也不乏征战，但受损较小，再加上南方良好的自然条件，导致到明初时，南方，尤其是江东地区，已成为整个中国的精华所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方的富庶，决定了这里自然有良好的耕读条件，教育水平当然较高；而北方由于土地贫瘠，教育水平低劣，培养出的士人，自然无法跟南方相提并论。而南方举人中式率远高于北方，不过是这种地域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差距的体现罢了。在以才华为唯一标准的科举考试中，录取水平更高的南方进士，这顺理成章。所以朱元璋扣给主考官们的帽子，都是没有任何凭据的。

　　但是，这仅仅是从考试本身而言的。而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这些考官又没有被冤枉。因为他们在考试中所坚持的以考试成绩定高低的做法，损坏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侵蚀了这个政权的统治根基。

　　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涉及到科举考试的作用。科举考试的作用，最直接的说法，当然是为国抡才。但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表象之外，它还有两大隐性的功能——普及教化、以及巩固统治基础。

　　明朝，以及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都是以儒为治国之本。而所谓的儒，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秩序。在全天下范围内普及儒家这种标准化的道德秩序，让其成为万千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有序运转。

　　而要这种儒家秩序能够通行全国，那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儒家士人为其提供支撑。这些士人一方面可以作为表率，吸引百姓接受儒家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卫道士，监督百姓遵守儒家规则。

　　但是，要想维持士人阶层的延续，官方也必须拿出实质性支持。而支持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做官。

　　只有让士人有机会做官，他们才有维持自己士人身份的动力，否则的话，这读书只剩下一个所谓的第一阶级（士农工商四大阶级之首）的空名头，不仅不能有任何直接好处，还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绝大部分士人就会抛弃这个职业。而没了他们，普及教化也就无从谈起，维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秩序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当然，天下读书人那么多，官位却就那么几个（明朝的文官数量不超过两万，明初应该更少），想满足所有读书人的当官欲望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每个地区都应该有一定的份额，让当地的士人有个起码的指望。出于这种对未来的期盼，广大读书人愿意坚守自己的士子身份，主动充当维系当地儒家秩序的纽带。

　　而且，让士人当官，也是巩固统治基础的重要保证。说白了，当时家里能读书的，一般都不会使赤贫。尤其是北方这种穷地面，能供一个读书人，那家里在当地基本上最差也是个小地主了。换句话说，士人家庭在所在地区，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这些一方豪强，是维护官府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反过来，如果让他们对官府离心离德，那政权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将大大松动。这种情况下，官府有必要拿出一定的官员名额，将他们吸纳进统治集团内部，这样才能够笼络住这些土豪家庭的心，让他们成为维系王朝在当地统治的基石。

　　普及教化、巩固统治基础，这两项工作，都必须仰赖士人，而且必须仰赖本土士人。既然如此，在官位授予上，就必须兼顾到每一个地区，保证每一个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士人能够当官，这样才能让当地的士人愿意继续帮朝廷教化，才能让掌握当地主流社会资源的土豪愿意跟朝廷一条心。

　　这就理解为什么朱元璋会勃然大怒了。确实，如果仅以考试成绩论，南人远远强过北人，按照唯成绩论，他们更有资格成为进士。

　　但是，如此一来，北方的士人，由于自身理论素质完全无法跟南方士人竞争，进而无法当官，那么其将丧失作为士人的动力驱使，进而使当地的士人阶层自然消解，如此一来，北方的儒家秩序将无以为继，朝廷也失去了捆绑北方土豪的纽带——甚至这些土豪还会因为无法获得更大的权力，而对朝廷新生怨绯。总而言之，大明王朝在北方的统治根基就将彻底松动。

　　这就是朱元璋要重罚主考官的原因。其实一开始，朱元璋并非没有给这些主考官机会，在初次下诏时，明确点出，要增录北方人入仕。

　　但是，这些考官，以及增加的复核官员，却都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依然执意唯才是举，如此才引发了朱元璋的龙颜大怒。只不过，考试结果已出，朱元璋不便再以修改规则的名义组织重新考试，而北方士人的怒火又必须平息，所以最后只能强行以作弊为名，将主考官严惩，然后重新组织考试了事。

　　而这种蛮不讲理的严惩，还有另外一层用意——这种做法，既增强了朱元璋在科举这件事上的权威，又清除了那些不懂政治的老学究，这为他接下来的改革打好了基础。

　　南北榜案结束后，朱元璋下诏，以后的科举考试，南北两地考生，预先确立各自中式比例，分开录取，遂为明朝定制。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损害了考试本身的公正性，也损害了南方士人的利益。毕竟以明朝的南北经济文化差距，一个普通江东举人的八股造诣，也在大多数北方进士之上。

　　但是这种做法却是正确的。虽然它损害了部分南方士人的部分利益，让一些以才华论，本该中进士当官的举人抱恨终身，但从整体上，它保证了北方的社会秩序稳定，巩固了大明王朝在北方的统治根基。

　　会试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终极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以成绩取材的做法，或许在维护会试本身的公正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它却对举办会试的根本目的——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构成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唯成绩论这个程序正义，终究只能被唯结果论的政治逻辑所取代。

　　只不过，洪武三十年的这次会试，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惨重了些。

huzcome

鄂，苏，浙减招4、3.8、1.3万，虽然已经毕业多年，复读还差一本一分的我依然气愤不矣，凭什么bst一毛不拔，接近湖北3背录取率，现在是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还搞几百年前的帝王之术，我倒想问问，这是构建统治之基，还是混乱之始？

yuyue1111

信息这么发达的今天，高招为什么不能统一分数线？教育割据个立山头的情况何时改变。

龙夏

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

傻乎乎

huzcome 发表于 2016-5-17 00:41
鄂，苏，浙减招4、3.8、1.3万，虽然已经毕业多年，复读还差一本一分的我依然气愤不矣，凭什么bst一毛不拔， ...

这是严重的地方势力做大作祟，是严重的颠覆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是助力社会贫富不均、是为了拉高BST的高高在上地位的一次文化暴力！

怒苦海

现在中国的形势又何尝不是南强北弱，当然这是经济上，这估计也是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和政治总要有一个强的才能更好管理全国，社会本质就是弱肉强食，只是越发达越隐晦而已，找自身原因才是个人的出路。

怒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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