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明成祖为何不惜血本也要迁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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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赶跑残元势力建立明朝后，采取了一系列废丞相加强君权的高度集权手法驾驭群臣，在地方上则大肆分封诸王，朱家子侄又一举掌握了地方行政实权。夯实朱家权力后，他残酷屠戮功臣，对富家巨室则实行打压、剥夺、流徙之策，他处心积虑，手段阴狠刻毒，只为自家子孙后代“削棘”，以保朱家基业万世长青。

　　秦始皇梦想千秋万世，所以“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而大明的创始人朱元璋又做起了千秋万世的美梦，于是肆无忌惮地“屠功狗”，驱富民，绞尽脑汁为子孙后代“削荆棘”。史载，共有四万余大明开国功臣和江南富绅被他毫不留情地扫进了“录鬼簿”里。

　　毒招使尽的他，能实现并永保朱家天下万世无虞的美梦吗？

　　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煞费苦心、不择手段所做的这一切，却是在公然悖逆历史潮流，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约翰·洛克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的话，人类就将步入灾难之门”。纵观人类历史，他的话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报应很快就来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崩逝。因太子朱标早逝，他遗命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也称建文帝。朱元璋搬掉所有潜在绊脚石，将天下大权都集中于朱家子侄之手，以为从此不必担心大权旁落，永远可以高枕无忧了。谁料，之后发生的同室操戈之悲剧，证明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和所有打天下的马上帝王一样，朱元璋的潜意识里也认为：家即天下，天下即家。不曾想，大麻烦竟由此而来。

　　皇太孙朱允炆虽然坐上了皇位，但他的威望与实力远不如诸王，也就是他那几位桀骜不驯且势焰熏天的叔叔们。彼时的大明，散居各地的诸侯王手里掌握的财权与军权超过了朝廷，尾大不掉的藩王们已对明中央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建文帝总有芒刺在背之感，朝廷急欲削藩也是无法之法。

　　而这一切，都是太祖朱元璋当年大肆分封诸王所埋下的隐患。

　　燕王朱棣，因其封地处在防御北元的最前线，又曾两次亲率兵将远征漠北，所以他在燕军中素有威望，且兵强势大，财力雄厚。史载此人城府极深，劲气内敛，有谋略，军、政经验之丰富，远非新帝朱允炆可比。不削弱诸藩势力，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朝廷就会沦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朱允炆采纳亲信儒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建议，开始着手削藩。

　　在年轻的建文帝眼里，实力雄厚的燕王朱棣就是第一块要啃的硬骨头。由于明廷咄咄逼人的削藩政策彻底激化了中央与藩王们的矛盾，双方的关系已经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诸藩与明廷已经公然决裂，而已成朱允炆眼中钉的燕王朱棣俨然已成众藩之首。

　　建文元年七月，在奇僧姚广孝的策动下，朱棣横下一条心，以“清君侧”的名义公然扯旗造反。朱棣大造舆论，以齐泰、黄子澄为讨伐目标，实则是冲着他觊觎已久的建文帝的龙椅去的。

　　或许朱棣私下里一直心怀不满，他认为：太子朱标死后，不论从哪方面看，帝位都非己莫属，而那个被老父亲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乳臭未干的侄儿朱允炆，何德何能凌驾于自己之上，竟能继承大明皇位？

　　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否则容易被视作大逆不道。朱棣将矛头对准力主削藩的大臣齐泰、黄子澄，以若辈是奸臣须加讨伐为由大动干戈，并声称自己的行动并非忤逆之举，而是为国“靖难”，也就是替君分忧，为国平定祸乱之意。这场朱明皇室内部为争夺权位而发生的豆箕之争，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元年八月，建文帝派出的明政府军抵达河北平叛。适逢中秋佳节，朝廷军队有所松懈，朱棣率燕军乘夜出其不意突然攻破雄县，将明军先头部队一举击溃。接着他又在滹沱河北岸布下阵势，将明军主力部队打得大败亏输。

　　而在此前，朱元璋将那些能征善战的明朝开国功臣几乎屠戮一空，导致燕军发难时，居然没有带兵之将可用。建文帝无奈，只好起用并无指挥经验的花花公子李景隆为帅。为保险起见，历经明初浩劫后硕果仅存的老成宿将郭英担当起了副将之责。建文二年（1400年）暮春时节，李景隆、郭英率60万南军官兵，对外号称百万，誓师祭旗后，大军浩浩荡荡北上，讨伐朱棣。

　　朱棣见明朝精锐几乎倾巢而出，也不敢马虎，忙遣身经百战的燕将张玉、朱能等率十余万兵将前去白沟河一带抵御南军。双方在白沟展开血战，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因南军兵多将广，器械精良，燕军吃了亏，攻势一度受挫。后因南军将帅不和，令出多门，相互掣肘，所以并没有能乘势扩大胜果。张玉瞧见南军软肋，于是当机立断，利用有利时机大举反击，重挫南军主力，直杀得尸积如山，血流漂杵。

　　数十万南军被燕军杀的十不存一，双方力量对比顷刻逆转。从此以后，燕军转守为攻，大举南进，除在济南遇到参政铁铉的有力抵抗而一度受挫外，战事进展也算十分顺利。朱棣率燕军一路势如破竹，加上有宫中太监做耳目，终于建文四年六月攻陷明都南京。建文帝在大火中不知所踪。朱棣被群臣拥戴为帝，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明成祖坐上龙庭，立即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举起了屠刀，齐泰、黄子澄引颈就戮，并殃及九族。方孝孺拒绝合作，被灭十族，门生故就大多被牵连诛杀。

　　吊诡的是，明成祖朱棣登基后，继续实行削藩之策，他严令各地藩王必须进南京，虽仍旧保留各种优渥待遇，但最终却让这些骄奢淫逸的家伙们变得有名无实。朱棣一改其父朱元璋的做法，设立内阁制度，此举等于变相重启相权，并逐步将天下大权集于一身。朱棣夺侄儿之位，却继续执行侄儿的削藩政策，说明分封诸王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那样做只会使诸藩各自为政，使中央政令不畅，且埋有巨大的隐患。

　　自己是怎样由燕王变成成祖的，朱棣心里应该最清楚！因此，重启相权，夯实中央威权，打压地方藩王势力，已经是刻不容缓之事了。

　　北平是朱棣的老巢，“靖难之役”尘埃落定后，明成祖决心发兵北伐，彻底剿灭残元，而北平作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军事重镇，必须加大建设力度。永乐元年，朱棣颁令改北平为北京，将之设为“行在”，并迁徙天下殷富之民充实北京人口。朱棣不惜工本，在北京外围建造绵延不绝的万里长城，并在元代宫廷的基础上大力修筑紫禁城。经十九年不断建设，北京城已经颇具规模，紫禁城更是巍峨壮丽，王气逼人。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中央政府正式迁都北京，将南京作为留都。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从风水学的角度看，也是有王气的好地方。作为明廷的龙兴之地，开国之都，朱元璋、朱允炆祖孙对这方宝地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那么，朱棣登基后，为何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也要迁都北京呢？原来，明朝建立后，一直将远遁漠北的残元势力视为心腹之患。而当初朱棣被封为燕王，其主要职责亦是替朝廷守好北大门，防御、阻击北元骑兵大举入塞。而他上位后，力主北伐残元，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卧榻之侧不怀好意的酣睡者。因此，对朱棣来说，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迁都北京。

　　也有学者指出，明成祖急不可耐地迁都北京，在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中，也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传统思想蕴含其中。纵观大明历史，在对外关系上虽远不如汉唐时那么犀利强势，但比两宋的羸弱表现又要稍强些。有一点值得注意，明代的皇帝大都素质一般，有些还十分荒唐，但在对外关系上，却又表现得可圈可点。明朝在对付瓦剌、鞑靼、兀良哈等残元势力的战斗中，表现得还算坚决，自朱棣后，明朝历代君王多有御驾亲征的举动，即便面临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屈膝投降、割地赔款或望风而逃的情况出现过。和宋代那些过度主张偃武修文、动辄割地赔款的柔弱皇帝比，明帝们的表现已属难能可贵了。

　　“不和亲、不割地、不纳贡、不赔款、不退让、不偏安”的“六不”政策，基本贯穿明朝始终，构建了明朝对外秉持的一贯强硬态度。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很有些霸气与悲壮，但也并非完美的战略之举。国都紧邻前线，意味着战略空间及其逼仄、狭小，缺乏回旋余地。英宗时，瓦剌部的也先太师就曾兵临北京城下，要不是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后果不堪设想。至明中后期，建州女真赫然崛起，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建立了后金。后金兵经常绕过长城，轻易就能打到北京城下，时刻威胁帝都的安全。从富庶的江南迁都相对荒凉薄瘠的燕赵之地，还有一个致命的难题，终明一代都没有解决。明史记载，北京在朱棣迁都后，逐渐发展为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大都市，周围星罗棋布地拱卫着数不清的军事堡垒与长城关塞，供给这些人的日常用度需要大量的粮食物资。而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物产最为丰富的地区大都在江南，虽有京杭大运河日夜不停地转输货运，但依然无法满足北京以及周边巨大的需求，一遇战事，更有因运输不畅而导致粮草匮乏的隐忧，而艰难漫长的货运之路，无形中加大了明帝国的运营成本，加大了国力以及交通运输上损耗，可谓大明难以承受之重。

　　朱棣不惜血本将大明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其动机虽不难揣测，利弊亦一目了然，但此举似乎有意无意间改变了之后的历史走向，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十分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