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外交和外交官的“声音”——悼念吴建民先生

大参考

　　尽管按照家父家母较世俗的说法，我和吴建民大使的职业生涯和机遇“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几乎毫无可比性，但倘只论学校生涯，倒有些重叠之处：都是南京人，都是法语专业，都是北外法语系校友，甚至据说都曾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南外正式定名时吴大使大学早已毕业，如果确有其事，他应是就读于南外的前身——南京市第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生涯和工作早期也曾多次有机会旁听吴大使出席的各种活动（多数是公开课、学术演讲或报告），此后漂泊各国，周历多种职业，在媒体上看见吴大使的名字或形象，总不免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或许这就是所谓“香火之情”吧？

　　吴大使早在当职业外交官时就以风度翩翩、辩才无碍为圈内人有口皆碑，几年前应外交学院学生会邀请，去该校做了一次讲座，凑巧旁听了其一堂大课，深感角色转换、作为前外交官和现任外交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吴大使，在表达、说服力、演讲技巧和风度等各方面，较当年更臻化境，字里行间、举手投足，流露出一种“过来人”的自信、成熟和坦率，尽管对其论据、论证，我（或许还有不少在座“在站”的旁听者）未必一一苟同，但必须承认，吴大使的这种自信、投入、态度和技巧，的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原本以为今后还会有更多机会聆听吴大使的耳提面命，甚至可能找到某个合适的时段，当面印证其与我小、中学母校南外究竟有何渊源，然而6月18日传来噩耗：吴大使在前往“下一座”讲台——自武汉机场赴武汉大学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课途中，在东湖某隧道中遭遇车祸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罹难，终年77岁。对于这位同系同专业，这位中国曾经最著名外交官之一和当今最著名演讲家之一，对于这位人生几十年仅有过几次“擦肩而过”交集的名人，我谨以个人和一个“老法语”的名义，表示深切的悼念。

　　“老法语”有“老法语”的故事，校园里“老法语”的故事，主角通常都是“更老的法语”，我的南外八年生涯，正是每天聆听着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叙述的“老法语”故事（主要用于“励志”）长大的，其中一些“老法语”如今已是高官、名人，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曾经如雷贯耳，如今却因种种不同原因被“忽略”，什么“把法汉词典从头背到尾”、“晚自习在教室里看《史记》”……其中关于吴大使（当然那时候还不是大使）的“名言”，则和所谓“收听敌台”有关——今天的朋友恐怕很难理解什么是“收听敌台”，在我们那个年代则专指收听海外短波电台广播。作为外语生，听“敌台”几乎是不可免的，但这种事大抵“好做不好说”，当时师生们通常做归做，嘴里却往往竖起个“听国际台”的幌子，据说学生时代的吴大使却每每理直气壮曰“不听‘敌台’外语怎么学得好”，语惊四座。他是否当年真说过这样的话，如今已不可考，但后来我的确不止一次听他在大课、演讲中谈及“听外电”（时代变迁已不叫“敌台”了）的重要性，如果在学生时代他真说过这话，如今铺天盖地“敢直言”的赞誉，倒颇贴切于少年时代的他。

　　近年来吴大使已实际上淡出了外交工作一线（当然在外交学院任职也算“外交工作”，但毕竟和做职业外交官是不同的），他“敢直言”的声名也恰从其“后外交一线生涯”鹊起，且越来越响亮。一些朋友对他在这一阶段的言行赞誉有加，认为“能官当局者所不能言”、“别开生面”，也有一些朋友对其近期言论不以为然，认为“不能苟同”、是“过时言论”，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并非都赞成（或都反对）其在外交、外事领域的态度、观点和意见，但对其“敢直言”本身持肯定、赞赏的立场，认为“兼听则明”，能在如此敏感且关键的领域坦率发表意见，与各方和公众交流，本身就难能可贵。

　　很显然，这种歧见和围绕歧见的争论并未因吴大使的意外不幸而告一段落，噩耗传出至今不长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迸发着、碰撞着，大有“你消停我也不消停”之势。

　　虽从未真正从事过外交工作，但毕竟勉强算作“科班出身”，对外交、尤其中国外交暨职业外交官的属性、难度，都能多几分理解和体味。我们这一代乃至更早的几代“老外语”，进校第一天就要牢记周恩来总理“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一代又一代前辈、同仁会不断提醒你，“耳朵不是你的，嘴巴不是你的，眼睛也不是你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外交官和外交部是整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执行者，是受“大脑”支配的手足、口耳和工具，而绝大多数中国“科班出身”的外交干部，则通常从翻译、秘书等“手足的手足”、“工具的工具”工作做起，在这方面自然更加中规中矩。

　　一些对外交、对中国外交部门和外交官角色属性、工作性质理解不足的朋友，往往有意无意地赋予外交部和外交官以一些实际上并不具备的属性、职能和权限，同一件事，国人站在不同立场，对“外交口”的看法往往泾渭分明，有骂“卖国贼”、“外卖部”高呼“食肉寝皮”的，也有骂“榆木脑袋”、“满清式外交”，指责“外交口没有国际视野”的，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在职业平台之上，“外交口径”出自具体的部门、人员之口，却绝非该部门、该人员所能负责，赞也好弹也罢，都不宜归于他们。

　　作为典型中国外交官的佼佼者和杰出代表，吴建民大使先后担任过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等“窗口工作”，且在职业生涯中一帆风顺，很显然，他忠实、圆满和专业地履行了其“国家和政府涉外‘耳目’和‘口舌’的职能”，其在大使、外交部发言人任上的职务性言论、姿态，也可作如是观。平心而论，在吴大使还是大使、发言人的时候，不论其“官样文章”或在各学校的公开课、演讲，其口径不外“得道多助”、“三个世界”、“反殖反霸”等传统的“外事口径”，虽然较其他人更生动诙谐，但内容上并不“解渴”，更无所谓“火爆”。坦率说，以彼时吴大使的公开言论计，说是“传统外交思路的补充”尚可，说是“另一种声音”则言之过当。

　　对吴大使“敢直言”的赞誉如前所述，实际上是在其淡出“外交一线”后才开始的，其日常平台是学校讲台、书籍和报告，更具传播性的平台，则是网络、媒体，以及达沃斯、博鳌等国际论坛，此时的吴大使常常会发出一些更具个性、也更容易引发争论甚至争吵的意见。就我个人而言，坦率说，对其观点有的认同，有的存疑，有的则并不认同，但我完全同意大多数人在吴大使噩耗传出后所作出的评论，即对外交事务的评价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对吴大使近年来发出的不同声音，以及其发出不同声音的做法，我当然表示理解和尊重。

　　但于此同时，作为吴大使的同专业校友，我不免要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吴大使仍然是大使，他会或能发出这“另一种声音”么？

　　作为一名称职的、优秀的职业外交官，吴大使的选择是毫无悬念的：在其一线职业外交官生涯里，他忠实地扮演了这一职业理应扮演的角色，履行了其理应履行的使命；在其“后外交官时代”，他作为一名学者、演说家和外交领域评论员，同样很快适应并出色担当了这一崭新的任务。

　　作为普通人，我们当然可以对吴大使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和所扮演的角色、所担当的使命（不论是其外交官或“后外交官”生涯中），形成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评价和是非观，但在评价某个人是否“敢言”时，我们是否应多少了解并理解一下其背景和其言行、姿态所发出的时空——比如，什么是外交官；又比如，什么是“外交和外交官的声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吴大使仍忙于奔赴自己下一个讲台，可以说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无愧于一个敬业、勤勉的评价。安息。

中华好儿郎

古人云，拔苗助长，其后果当然也是拔苗助死了。不知到某些人是啥逻辑，竟能把所谓中法友好关系系在某位区区当了五年大使头上，一个国家的外交定位，是区区一位大使能定位能决策能把握的吗？中法建交时，某大使估计也就是个翻译官而已吧？中法关系起起伏伏，好时候有过，那坏的时候是谁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