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从“戊戌告密”看袁世凯野心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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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袁世凯，近些年来的研究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改变了过去被污名化的状态，但也出现一种为其开脱罪责、美化其政治本质的现象。特别是对袁世凯搞复辟倒退当皇帝的铁案，有的论者也试图怪罪他儿子和别人的蒙蔽；有的则说属于晚年犯错误的难免现象；有的又说他是拿不准国家走向，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总之是有意夸大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他其实是利用维新变革的野心家。

　　比如关于“戊戌告密”，现在澄清了实际上是慈禧训政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过去把戊戌变法失败归罪于他的告密是不准确的。但是有点论者就由此而认为袁世凯本来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的告密只是迫于情势而不得不自保情有可原，这就未免是以善良人之心来估量这个政治野心家的作为了。

　　事实上，袁世凯无论是操练新兵、支持强国会、向朝廷递交上书，还是在戊戌变法，表面上看来是有支持维新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利用社会势力钻营弄权的政治野心。他是在保守和维新、后党和帝党等势力中加以权衡依附利用，而达到扩大自己权势的目的，并非真心实意推进维新变法。

　　这从9月18日谭嗣同到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据有关史料记载，当谭嗣同以皇帝密诏相告提出要求、要袁世凯趁秋季阅兵之机擒制慈禧诛杀荣禄（一说“围园劫后”）时，袁世凯故意口吐豪言：“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说：“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可以得富贵也！”袁世凯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一席话说得谭嗣同感佩不已，还以为他真是个“奇男儿”。其实袁世凯是口是心非，蒙骗谭嗣同。他内心是很明白如此轻狂之举绝不可行，知道光绪皇帝绝不敢冒天大的罪名对待慈禧。

　　最重要的是，作为军事重臣的袁世凯当然知道，皇帝的几次召见早已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并且采取断然措施大举反制。当9月18日光绪第二次召见袁世凯时，荣禄立即下令调兵遣将，采取了严密的军事部署。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诚的武殿军17000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入京之路；二是调提督董福祥部12000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线，拱卫北京，其中一部直入北京，加强颐和园的防卫；三是致电总理衙门以及天津小站军部，谎称英国、俄国有可能开战，英舰多艏游弋大沽口，着袁世凯立即回天津以候调遣，吊销了他对新兵的兵权。这样一来，不仅北京兵力超过四万八千人，从山海关到北京沿途驻军也达到13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20倍。当晚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他们其实已经置身铁钳之中，根本动弹不得，既不可能在阅兵时兵变，也不可能“围园劫后”。袁世凯岂能不明态势、不自量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如果真心支持维新，或者说他是一个政治品质较好的人，他就应该把军事情势如实告诉谭嗣同，说明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说服他们放弃这种冒险打算。如果袁世凯这样做，谭嗣同不可能不有所清醒，或许不至于让维新人士遭受如此重大牺牲。袁世凯在危急时刻假装支持，完全是为了蒙骗讨好维新派，他后来的告密，就绝不能看做他只是为了自保，而是一种政治背叛和投机，构成了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的罪名，造成了“六君子”被杀的严重后果。

　　从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对这件事的洗白掩饰来看，更是以对维新派的落井下石而投靠后党保守势力。他在9月21日得知慈禧已经回宫政变、光绪和维新人士失势的消息后，立即闻风转舵向荣禄告密，卖身投靠顽固保守的后党，果然得到慈禧信任，成为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就说明，袁世凯真正在意的并不是维新还是守旧，而是个人权势。因此，戊戌变法失败了，袁世凯却成了大赢家，他是靠利用维新变法，踏着维新人士的血迹上位的。袁世凯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和民国当皇帝，只不过是这套把戏的重演而已。

　　由此看来，“法华寺”这一幕，可以看作是袁世凯这个历史角色的重头戏，充分暴露出这位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怀揣着野心家的心计的。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事实的剥离而忽略其个人品质的鉴别，恰恰相反，正是袁世凯这类人物的恶劣政治品质，才导致中国近代史上种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