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道德重建的路径在哪里

大参考

　　中国的文明和道德水平应当是世界最高的。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文化无不体现着对道德的重视，中华民族对道德的重视世所罕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撤除道德的内容，中华文化几乎无法成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道德和精神。由于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的精神，从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进而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试想，如果没有了这样的道德高度，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也就没有了差异，“坚持党的领导”也便失去了道德和精神的支持。

　　由于我们不是拥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同时类似西方的职业精神尚未形成，我们只能通过加强道德宣传，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弘扬雷锋精神成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国家层面的活动？原因即在于此。同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判断属于近道德远法治，也就是人情社会根深蒂固，大众习惯于以道德标定和调节人际关系，而非提升法治观念，以法规范行为。为什么在法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仍不敢言进入法治社会？原因同样源于对道德的信仰。

　　既然存在道德动力，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也低于从前呢？原因多且复杂。其一，旧的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路径不明晰，甚至失去方向感。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建设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走了一条不断变化的道路。其中三次冲击影响巨大：第一次是前仆后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与“文革”的“破四旧”；第三次是改革开放30年的彻底变化。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虽然对孔孟伦理思想产生冲击，但由于运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进行的，因而影响面并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来势猛烈而又触及广泛，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大流动开启，熟人社会为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导致与传统社会相吻合的伦理道德的解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与市场经济和自由迁徙下的“六伦”道德抑或陌生人道德先天不合。在人口不流动的熟人社会中，道德的力量十分强大，毕竟违背伦理道德的代价十分巨大，甚至是无法挽回的。但进入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后，自由迁徙导致熟人社会瓦解，人人处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道德理念必然失效。再加上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体系未能建立起来，就形成了目前道德转型时期的困境。

　　其二，我们道德建设的推动力量遇到挑战后未找到应对之策和突破口。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建设，最根本的力量来自政治或政府。在特定的社会状态下，政治抑或政府推动的道德是合乎逻辑且富有成效的。但是，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中国的经济结构由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这种社会状态下再依靠政治和政府的力量来推进道德建设，已显得力不从心。因为道德或慈善必须是无功利的，以功利性行为建设无功利的道德，负面作用总会表现出来。我们树立道德典型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典型树立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的行为，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有目的的，因此往往引来社会上个别人的不信任。而且政府的力量本身也是有限的，特别在社会结构逐步走向松散后，政府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建设道德必然越来越力不从心。

　　其三，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国人“口惠而实不至”。一定意义上，中国的道德重私德而弱公德，重外在而轻内在。如此一来，便导致了一种越往前走越强烈的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道德律人不律己，乐于当道德行为的裁判员，而不是当运动员，在批评别人不道德时自己正在不道德，而且尚不自觉，这样下来道德很难真正化作自觉和持久。

　　怎样才能突破道德困境，实现道德重建，提升道德行为的自觉？有人试图恢复儒家伦理道德，比如学校向孩子们灌输“三字经”“二十四孝”的新闻一再见诸报端，这些作为大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毕竟，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吻合，甚至直接冲突，再试图从小农经济和传统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求出路，只有陷入误区。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关节点在何处？笔者认为确立新政治观是核心和关键。

　　为了更有效地说明问题，不妨先看一下西方的文明与道德为什么比我们走得远。比如，西方很早以来就是自由迁徙，形成了适应陌生人交往的道德模式。由于自由迁徙而不受工业文明到来的影响，且其道德经历了长期的建设过程，较少打破重建。同时，其道德奠基于宗教信仰，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让人们执着于道德行为，这种以“无功利推动无功利”的逻辑关系决定了不会发生冲突。当然，其非政府组织与宗教社团、慈善组织高度发展，也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支持。

　　我们要解决道德与慈善的支撑问题，必然有一个如何看待宗教信仰的问题。我们不可借助宗教来改善道德，因此需要新的政治观来解释和借助。以往革命理论下的道德是分阶级的，比如最早树立雷锋这个道德典型时，也是突出了其阶级性，强调“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以“命运共同体”来评价和处理国际关系，博爱精神就应当注入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也需要我们以发展了的政治理论抑或政治观来支持。

　　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道德的建设工程应由谁来承担。西方国家秉承的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就是政党和政府不承担这一责任，主要责任由非政府组织和慈善组织承担。在我国这样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机制下，完全将责任推出去不现实，但也必须走出新路，否则很难继续前行。这一判断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细化、多元化后，政府越来越无法满足多元价值观基础上的民众需要；另一方面是一旦道德建设政府化，难免形成官僚主义和腐败，至少会出现行政化、功利化、短期化，这恰与道德建设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雅安地震发生后，为什么红会号召捐款，遭遇民众粗暴的回应？表面看是“郭美美事件”余波未除的原因，深层的却是行政化的机构无法保持与群众更亲近的形象。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很重要的是政治观念要实现突破，在新政治观的指引下，有效分解权力和责任，同时有效提升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中国的道德建设才可能进入快车道，才可能进入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