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致郑永年，当今中国不短缺知识 缺的是人道良知和高级思维

大参考

　　最近频频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郑永年先生《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一文，对于其指出的中国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是基本认同的，但是对于他将问题根源归咎于“知识短缺”，却不以为然：这个判断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的。

　　郑先生立足于新加坡，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中国政治和中国外交政策等，即主要分析和指点中国走向和政策，常常在国内的敏感或复杂时刻发言，虽常有指导意味，但过去本人觉得他的一些观点颇有针对性，而笔者此前也觉得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环境和时机尚不成熟——整个主流精英仍处在既得利益单向扩张周期中——也就没有回应过。

　　然而，郑先生这篇文章在微信中流传甚广，最近我多次看到，它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实践——教育产业化、房地产市场化；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到近两年的一路一带、金融自由化和供给侧改革——的初衷和结果的反差，都归结为“知识短缺”——“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解决办法是“至少能够把学院派和智库分离开来，使得智库能够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

　　中国社会和经济界“知识短缺”显然是一个颇严重的指责，中国人口之众，学者、专家、教授之多，虽然不乏被民间讥讽为“砖家、叫兽”者（怀疑其立场），但国内很少怀疑他们知识不足。而“知识分子”如果知识短缺，而被一个新加坡学者这样定性，那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知识界都是缺斤少两的充数“滥竽”，打击面是百分之百，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潜台词——中国学者靠不住，国家大政方针还需要海外学者来指导。诚然，如果郑先生并无此意，笔者这里告罪在先。

　　“知识短缺论”忽略了人的主体性

　　虽然笔者钦佩郑先生这种俾睨中国学者的气派，但笔者却不敢苟同对病因——“知识短缺”的判断。

　　这里面首先要明确何为“知识”，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类的认识成果，来自社会实践。其初级形态是经验知识，高级形态是系统科学理论。按其获得方式可区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按其内容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哲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知识的总体在社会实践的世代延续中不断积累和发展。”

　　如果按照这一解释，知识都是过去式的，虽然对于未来必然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但是它总是滞后于实践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知识的确是永远短缺的，这个逻辑是讲得通的。不过按照这个逻辑，知识短缺的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全人类学者的知识都是短缺的，当然也包括郑先生和本人。

　　从过去知识的积累角度，本人并不认为当今中国知识短缺。由于中国学者众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当今中国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知识最多、最丰富、最集大成——无论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各种文明、各种主义，各种技能——的时期，只要你想学，都基本可以看到中文翻译版本。

　　中国人是世界上公认最善于学习的种族，当今中国人视野之开阔，知识之广泛，不要说学者众多，能人辈出，美国常青藤大学最优秀学生中大陆青年也甚多，就是普通百姓，都能对美国大选说得头头是道，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十八大换届可能都一无所知。我个人认为，若论自私心、知识量和进取性——这些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做比较，中国人都毫不逊色。

　　当今中国固然面临很多疑难杂症，需要给出切实可行的系统医疗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美国、欧洲面临的挑战也很多，仅一个美国医疗系统费用昂贵不可持续的问题，就让美国知识阶层头大得很；而阶层和种族冲突加剧的挑战也让欧洲各国手足无措。因此，如果说治理国家的知识短缺，那么这也不独是中国的现实困难，全球各国概莫能外。

　　“知识短缺”论最大的缺陷是，它只关注了“知识”这个客体，但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运用知识的“人”的主体性。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最关键的是统治者和主流精英他们运行其国家社会的价值观、立场和目的是什么？如果主流统治精英自私、贪婪、冷酷，其立场是为了个人、家族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断扩大，是为了利用特权巧取豪夺享受人生，再力图保持强化这种“家天下”或“资本天下”特权千秋万代，那么舆论宣传上的美好画饼必定与实际操作中的巧取豪夺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反差，他们知识越多则越反动，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层和种族冲突会越来越尖锐。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个根本性问题。

　　无论中国美国  精英最稀缺的是人道良知

　　即无论是当今中国还是美国，短缺的不是知识，最稀缺的是统治精英们心中的公平正义和人道良知。统治精英如果真的想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国家、人类和自然可持续发展，必须本着对人民、国家、人类和地球负责的精神，本着“既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建立可持续的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秩序。而当今货币当局，无论中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央行，其抛弃黄金制约，肆意滥印钞票就是货币特权者对于民众财富的赤裸裸剥夺，是背弃了发钞者与用钞者的公平契约。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民主还是战争，谁也无法阻止的是主流精英自私贪婪的合谋掠夺，尽管这种自私贪婪会被包装得很优美精致；唯一能阻止制衡它的是主流精英内心的信仰和自律。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精英，因为“上帝死了”宗教观和“人死如灯灭”的灵魂观早已成为主流——人无法上天堂，更不用为下地狱恐惧，人死后灵魂如灯灭，完全不用担心报应，人活着的唯一意义就只剩下了个人经验主义的肉体享受，因此将一切商品金钱化，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种最快速享乐生命的生命方式就成为最合理的现实存在。因此，拜金和暴富必然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

　　如果这个核心本源的问题不解决，越是有利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越会被忽略和冷落。而要解决这个根源问题，需要重建全球精英的精神信仰，则必须跳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与“上帝”的二元对立，从东方的“人的灵魂”可以成“神”、成“菩萨”成“佛”中找到可实证的出路——这也符合全球精英的精神需求——在物质欲望得到了极大满足后，随着身体的衰老死亡的逼近，人的精神会陷入越来越大的恐惧和绝望中，因此，通过“自利利他（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精神幸福、灵魂境界的提升）”的菩萨道，实现“个人精神小宇宙”与“大宇宙精神”融而为一（即人成为神），不仅可以给精英们以灵魂出路，也会使成功精英们自觉自愿地反哺社会、帮助年青人，从而产生社会再平衡的真正力量。

　　惟其如此，人类社会的主流精英才能真正汇聚人道良知，只要他们真心诚意地想解决问题，必定能够找到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

　　而从重建精英信仰自律的角度而言，由于中华文明有着佛学“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的灵魂观、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基因，虽然它们在近百年来备受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竞争性文明冲击，但在中国人师从西方找不到出路后，只要中国在近几年不四分五裂，这些基因迟早会复兴为主流文化。

　　其实，中国以社会幸福最大化为理想的社会精英已经在民间复苏成长，假以时日，笔者对他们重建信仰自律，进而为复兴中华，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贡献是谨慎乐观的。

　　知识中稀缺的是高级思维方式

　　在寻找中国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中，最稀缺的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高级思维方式。

　　不知道郑先生是怎样定义“知识”的，而在笔者看来，广义的知识是作为人的认识积累，对于人来说是“客体”。而广义的知识又分为狭义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三个层次。所谓狭义知识是人在书本上能够看到的别人认识积累，在当今时代，这种知识已经汗牛充栋，通过搜索引擎可以迅速将人类数千年积累集中起来，但它们最多是一堆堆砖，没有设计组合，根本就建不起大厦；

　　技能是一种可以由人运用的逻辑工具，比如翻译、编程技能等。对于经济学人，则是供给学派、需求派；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金融工程等等多种理论，但它们往往以一种主要假设前提进行逻辑推论，难免出现以偏概全和逻辑悖论。西方不同学派的经济学人也常常在一起相互辩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主导政策时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十年”。

　　思维方式是广义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国家统治和主流精英思维方式的高下直接决定这个社会结构层次和国家治理水平。笔者认为，思维方式由低到高分为四级：第一级是线性思维方式，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对要么错，是最低级的思维方式；第二级是平面思维方式，在一个平面上分出先进、落后、左派、右派还有中庸；这是当今中国知识界主要的思维方式，它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红绿灯”——在道路十字路口，一条路是绿灯，人车通过；另一条路就是红灯，禁止通行；它也是最常见的公平和效率谁优先之争；在经济政策中，要么支柱产业大干快上，要么去库存去产能；要么供给侧改革，要么需求侧改革。

　　第三级是立体思维方式，能够熟练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开始有智慧了。他能以“立交桥”式的思维方式替代“红绿灯”思维，充分利用立体空间、时间，使不同方向的人和车各归其位、各行其道，有条不紊，快速高效地通行。立体思维方式的人，如果能够抛开自己的既得利益，且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系统、符合人性的制度体系。

　　最高级别的是全息立体思维方式，它比第三级立体思维更高明的是，拥有这种思维能力的人，他能够看透小到一个企业，大到国家和人类社会，其中的人、精英和领导者的人性、利益、立场和价值观，从而利用人性恶相互制衡监督，对人性善鼓励激发，善于利用制度和文化引人弃恶从善。从而使人与人之间互相成就的正能量不断增加，而使相互戕害的恶力量不断削弱。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就如同“庖丁解牛”一般，“治大国如烹小鲜”。

　　如果说知识短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是“立体思维方式”和“全息立体思维方式”，若以这种高级思维方式，在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时间、空间、生产力和人性的现实条件下，以大多数人的人性所能接受的方式，通过制度规范和文化引导，是可以使各色人等，各种能力各归其位，成为一个相互兼容良性互动的整体——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健康人一样，而每个人就像一个细胞一样。

　　简言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统治者或主流精英人道良知不稀缺，他们的高级思维方式不稀缺，或者说主流精英大多拥有人道良知，拥有智慧的思维方式，且拥有权力和资源，这样的社会必然走向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社会。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社会的主流精英贪婪、自私、冷酷，他们越是具有高级思维方式，知识越多则越反动，这个社会贫富分化将越严重，阶层种族冲突会越来越激烈，最终迟早要走到社会达尔文的法西斯主义中去。

　　这不仅是当今中国的规律，也是世界各国的规律，古今中外也概莫能外。

　　以上回应郑先生，如果有不妥之处，还请批评指正。（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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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近来，高层为了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概念，即通过改革供给体系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高层的意图很明确，改革边界也很有限，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不过，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一些人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为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干脆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强调政府作用的则想调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人们没能把各种作为理论或者学派的供应学派，和作为经济实践的供给方改革区分开来。

　　在1980年代，供给学派对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的经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英美的经济实践只是取了供给学派那些和实践相关并且在实践中可行的想法，主要是私有化、减税、减小政府规模等。即使如此，在实践中也屡屡修正。例如私有化在社会领域（主要是医疗和教育），就遇到了社会上巨大的阻力而没有实行下去。这不仅表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表明改革设计和实际所能操作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

　　这只能说明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没有通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得到发展。在不存在中国经济学的情况下，何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呢？各种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更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拿它们来解决中国问题往往导致问题的恶化。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实，明了其发展方向，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尽管经济学有其本身的理论优美之处，在实践层面，经济学的使命就是诊断实际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早已经进入知识短缺时代。

　　中国经济知识的短缺局面已久，并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例如，中国经济学家滥用西方概念（包括并不了解西方经济学），从来就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就是当时知识短缺所造成的。

　　1990年代末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中国的暴富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了应付危机，政策研究界就提出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拯救经济，结果导致了教育的大扩张和产业化，影响至今。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策界又提出房地产的产业化，通过对房地产的大规模投资来对付金融危机。没有经济学界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因为无论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并非一般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尽管这些领域的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是不同概念。西方在这些方面也有严重的经验教训，通过持续的和暴力的社会运动，才促成了资本在这些领域的角色减退和政府作用的强化。

　　问题遍及所有学科

　　遗憾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则很轻松地把这些社会领域完全经济化和市场化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今天无穷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动力的根源。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没有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设乏力。假如当时有足够的知识供应，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至少房地产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高层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制度体系的政策目标，但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研究，在实践上不能到位。“三个代表”理论就是案例。“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产生的多元利益局面，执政党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和吸纳新兴社会力量来扩大执政基础。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它是对传统共产党理论的改进，具有深刻的意义。

　　但这一理论在各方面的执行效果的差别就很大。在党员录用方面比较成功，但在“利益代表”的机制建设方面没有那么成功。当时，至少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人大代表尝试建立工作室来接见当地居民。这本来是很好的发展趋向，但很快就被一些领导所否决。一些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问题在于，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如何用集体的身份来代表呢？如果“三个代表”概念提出后有充分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利益代表”机制的建设就可以找到突破口，有效推进制度建设；但已经失去了这样一次机会。

　　在另外一些场合，提出了一些政策概念，但因为没有有效的知识支撑，政策执行的结果就走向了预期的反面。“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概念就是这样的例子。没有人会质疑这两个政策概念的意向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即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例如去除之前流行的GDP主义）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但是，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知识供给不足情况。结果并不难理解，即走向了政策本来意图的反面。

　　在这两个政策目标设定之后没有多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续。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各界都支持出台庞大的救市计划（即4万亿计划），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恶果至今天，例如产能过剩。在社会管理方面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和谐不计一切手段，侧重于暴力手段的维稳机制到处横行，结果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发展几乎已经演变成一种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立心态，甚至文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但唯独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知识短缺局面没有变化，甚至更加严重了。从前所有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在很多方面，不仅政策研究界而且学术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论证政策，而非研究政策。例如，十八大前后，高层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意在改变之前政策设计过于分散，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局面。但“顶层设计”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仅中央政府讲，地方政府也在讲。

　　近来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意在解决资本、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和其他国家在资本、产能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既达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帮助沿岸沿边国家的发展；但已经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说其泛化，就是把经济的“一带一路”滥用到外交、战略甚至军事领域，使得很多国家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说其庸俗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和“一带一路”关联起来，好像从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现在有了“一带一路”，什么东西都有了。

　　有书本知识缺实践经验

　　现在轮到“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了，人们得到了新的机会来炒作。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谈特谈西方的供给学派，殊不知供给学派在西方经济实践中的使用，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即战后政府作用、官僚体制的大扩张问题。就是说，讨论供给学派就要了解其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背景是什么呢？供给侧改革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是要找到新的增长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从中国的现实来理解供给侧改革，而非简单地借用西方。换句话说，就是要确立中国本身的供给经济学。但除了概念上的大肆贩卖外，有多少人了解中国经济现状，能够诊断中国经济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今天所讲的产能过剩都是从前过度供给所造成的。今天是否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呢？今天一方面讲消化产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出新的过度“产能”。例如，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新的产能即金融和互联网已经开始过剩，但各个方面仍然在大力推动发展。无论是金融改革和互联网经济，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下一阶段的主体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不过，因为体制设计不当（或者制度供给不足），原来设计的实体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因为资本的流向刚好和设计者所设想的相反。大量的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不仅没有推动发展，反而扼杀着实体经济。而一旦实体经济被扼杀，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便没有了坚实的基础，变得不可持续。

　　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都很重要，需要大力发展，但并不是取代其他形式的经济。今天如果要说供给，就要强调产业升级、技术升级、限制金融和互联网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吞并。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所需要的是+互联网和+金融，而非互联网+或者金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即现在的情形）。

　　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那就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很难从顶层设计转化成为有效的实践，或者在转化过程中错误百出。近来的金融市场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具有了非常的意义。希望智库建设，如果不能改革目前重于清谈的学院派，至少能够把学院派和智库分离开来，使得智库能够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从而改变知识短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