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韬：中华帝国治乱之根

大参考

　　用了两天时间精读了李晓鹏的著作《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这应该是他系列作品的第一部，若无意外，这个系列可能有四本书。这本书以及我此前介绍的方绍伟的《持续执政的逻辑》、文一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以及陈雨露的《天下之财：中国是部金融史》、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等著作，都是我近期计划的阅读书目。

　　我有所感慨的是，这些著作都是中国本土作者的思考的结果，是基于中国现实的理论探索，而不是到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里找的答案。这一点难能可贵。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家，也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目前，已经逐渐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了。也许，阅读的视野应该转换回来了，国内学者的著作含金量在显著提高了。

　　李晓鹏的这第一本书和它的系列，与方绍伟、文一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思想上可谓一脉相承。它们都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大国新崛起的中国模式？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够成功？方绍伟的著作将王朝（国家）兴旺的原因做了理论建模，冷酷实证，清晰明了。文一的著作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实践去归纳古今中外的案例。而李晓鹏的这部著作，更像是史论，却有自己完整的逻辑体系，这套逻辑，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所以解释历史可谓驾轻就熟。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绵延至今？

　　中华文明是不是四大古文明，据说还有争议。但无论怎样，地球上延续至今的古文明却只剩下了中华文明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它文明能流传千古呢？

　　李晓鹏认为，古文明都起源于农耕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口增多、聚集，才会有文明的产生。而要使得人口繁衍昌盛，离不开具体的地理条件，那就是两大要素：

　　第一，要有一条大河，水源充足，适宜种植农作物；

　　第二，大河流域要不冷不热，尤其不能有频繁的降水，否则水患和植被茂密无法开垦。

　　能满足这两大条件的，地球上就只有四个地方：埃及的尼罗河、中东的两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和弱一点的印度恒河流域。这便是世界上的四大古文明。

　　但文明虽古远，要想绵延下去，需要的条件却很苛刻，而中国恰恰符合这些苛刻的条件：要地理位置很封闭，不能被外敌轻易入侵；要地域足够广阔，可以繁衍足够多的人口抵御外来势力的侵蚀；要地理环境艰苦，能磨练人。中国人现在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环境艰苦不无关系。而其它文明之所以衰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敌的入侵太容易。

　　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在政治制度选择上，必然走一条其它国家不可能走的路子。这条路，便是君主专制制度，或曰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的君主专制起源于战争，在长期的实践中是有巨大优势的。优势在于：可以高效率地集中举国资源和人力，对抗外敌入侵和应付黄河水患。如果不搞这种制度，啥事都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北方满足就打到家门口了”。

　　君主专制能够沿袭下去，根本原因在于从秦朝时起就取消了封建制度，代之以“郡县制度”。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组织事实上是“皇帝融合下的三权分立”的：皇帝是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立法和高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实都最终归于皇帝）；军权、行政权（宰相负责行政和司法）、检察权（御史大夫等）三权分立。

　　这样的机制下，用方绍伟的理论来解释，王朝兴衰取决于“统治商数”，即帝国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的商。统治能力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兴衰，如果皇帝昏庸或者接班人昏庸，中央政府会烂掉，统治能力就大大下降了。韩毓海则认为，中国虽无土地封建，却有官吏封建，中国的王朝衰败往往取决于“胥吏小辈”。如果也用方绍伟的理论去解释，胥吏小辈的骄横，其实增加了统治成本。所以说，这些理论，殊途同归。

　　不过，李晓鹏揭示了另外一个中华帝国败亡的基本规律：豪强并起、土地兼并、穷逼民反。

　　李晓鹏认为，秦朝败亡源于暴政，是不识趣地把三大恶同时做起来的典范（大规模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修建、皇帝个人的穷奢极欲）。而汉朝文景之治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地方豪强的壮大和土地兼并的极端化。到东汉末年，官员选拔制度的弊端逐渐导致了“门阀政治”，并在魏晋时期达到极致。

　　胥吏制度在隋朝时期建立，中央集权回归后，科举制度作为最重大的政治改革，终止了门阀政治，让平民开始有机会进入朝廷做官，才出现了大唐盛世。

　　但是，从大唐开始，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陷入了无法治愈的“末期癌症”状态：王朝延续得越久，则越容易出现土地兼并、越容易达到农民起义的临界点。

　　话说到这里，也就点到了中国王朝兴替乃至近现代革命的根子：土地。在传统的王朝兴替过程中，谁也无法避免最终的土地集中化。而农耕时代，土地就是财富、土地就是生命、土地就是天下。中国近代革命之所以最终是共产党得天下，就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打土豪分田地”恰恰就是当时最得人心之举。

　　当然，李晓鹏的第一本著作，没有涉及到近代史，而只是在大谈明朝前面一百多年的历史。即便如此，他对于宋明两朝的比较、对于朱元璋与毛泽东的评价，都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宋朝并非是所谓的中国盛世。中国最盛世的时代，出现于朱元璋、朱棣到朱见深时期。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杀文官”等立朝之基，是建立在官员非常满意、百姓非常苦的基础上的。朱元璋时期恰恰相反，是“官不聊生”而百姓相对富足的时代。所以，他认为，如果你是做官的，可以穿越去宋朝；但如果你是一介平民百姓，最好穿越到明朝朱元璋朱棣时代。

　　史书上不太看好的朱见深，则被李晓鹏浓墨重彩予以描绘，堪称一代雄才。如今，我们只知道念“成化瓷”的好，却不去想一想如果那个朝代不兴盛，何以会有成化瓷。为什么朱见深不受史书待见？因为他曾出兵讨伐满洲，杀死了满清最重要的两个祖先。那么，清朝的时候修明史，怎么可能说他好呢？

　　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看书名似乎是要为历史正源的，可惜文章却矛头转到其他地方了。倒是李晓鹏条分缕析写历史的人物及其心理动态，给我们梳理了可能真实的历史：

　　比如，朱元璋时期的三大案，前后杀死近10万人，看起来血腥无比，是不是真的为了给接班人留下好天下呢？李晓鹏剖析史料，还原了一个看起来更接近真实情况的朱元璋：一个视贪官如寇仇的平民皇帝，对官员动辄杀无赦，却给百姓带来福利。所以，所谓的胡惟庸案、郭恒案和蓝玉案，并不是什么冤案，也不是因为“鸟尽弓藏”，而实在是他无法容忍的官员腐败和贪污。对贪官，他是“非常粗暴、残忍”。而后世史书又都是史官写就，能给他说几句好话呢?

　　朱元璋的铁腕治吏，给后来的朱棣留下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官员队伍，所以朱棣和朱见深时代才有更大作为。由此想一下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情况，二者可谓相得益彰。李晓鹏也因此将朱元璋、武则天、汉景帝和汉武帝列为“雄猜之主”，并与毛泽东一起做对比。这个对比，是他这本书的唯一表格。按照他的分类标准，雄猜之主去世50年后的天下，才是他真实能力的映照。而对于中国，我们或许可以等到2025年再来看，那时候，毛泽东的贡献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与方绍伟等人预期的新中国强势前行300年 一样，李晓鹏提出了帝国模式的成年记录理论，按照30年国运对应于人的1岁来看（国运210年才进入老年期），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再过200年的中国会是何等景象！因为以目前的数据去判断，中华民族还远没有复兴到明朝中叶的水平。

　　但明朝何以最终还是衰灭了呢？这部著作只谈到朱佑樘时代，但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文官集团的雄起，皇帝被架空的危险已经来临。朱元璋到朱见深时期，为了防止文官集团欺瞒皇帝，他们先后组建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集团也因此兴起。李晓鹏通过解读史料告诉我们，锦衣卫和东西厂，针对的全是官员而不是百姓，除了初期查处官员谋反之外，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查出官员贪腐。而这，毫无意外地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反对。到明朝中叶，文官集团的势力已经很庞大，而文官集团的做事风格也渐渐形成。明朝最终的败亡，恰恰就是这些文官坏事。

　　当然，李晓鹏的第二本著作解析明朝后面100年的历史，篇幅却是第一本著作的两倍。我虽然还没有开始阅读，但我相信他的基本思想能与方绍伟等人殊途同归。

　　分析历史，是为了解读现实。韩毓海的著作将侧重点放在了1567年的明朝白银合法化时代，可惜著作着墨不多。我参照陈雨露等的《天下之财》，仍觉意犹未尽。因为如果能解析出其中的道理，或许能直接理解当前的房地产形势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规律。我希望最近的阅读书目里，能找到可解惑的东西。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中华帝国的治乱得失》。李晓鹏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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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和貌似清廉的东林党是明衰亡的原因之一，海权的及海洋的高效率对陆权帝国的治理形成新的挑战，导致陆权帝国的错误判断是帝国灭亡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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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庙堂太高，皇帝没法下基层，容易被文官集团把持架空，而皇帝代表的不是人民。现在党是当家人，言路有网络，文官集团不能欺上瞒下，要是还是循环了，该怎么解释呢，不相信群众，没能力引导群众，只好复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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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专制能够沿袭下去，根本原因在于从秦朝时起就取消了封建制度，代之以“郡县制度”。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组织事实上是“皇帝融合下的三权分立”的：皇帝是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立法和高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实都最终归于皇帝）；军权、行政权（宰相负责行政和司法）、检察权（御史大夫等）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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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 编辑
      方绍伟：旅美学者，以对制度与文化的“冷酷实证”著称，是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双轨社会论原创者及《中国不一样》《中国热》等书的作者，另著有《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制度经济学新视野》《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等电子书多部；1982-1986年于国际关系学院获英美文学学士，1986-1989年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1994-1997年于北伊利诺伊大学获信息管理硕士；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曾任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系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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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 社会兼职
财政金融学院二级教授，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中共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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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个人简介

文一，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
中国建设银行讲席教授（CCB Chair Professor），入选第三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即“千人计划”。。1982年获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学士，1991年获圣母大学哲学硕士，1996年获爱荷华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后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3年）、康奈尔大学（6年）。2008年起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课程包括高级宏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方向包括商业周期理论，储蓄和投资理论，货币政策。在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and Banking，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目前担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兼职教授、《宏观经济动力学》副编辑（Macroeconomic Dynamics， Associate Editor）、《经济调控与动力学杂志》副编辑（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Associate Editor），《中国经济评论》副主编（China Economic Review， co-Editor）等职。

尚楼

东林党，江南富豪的代言人，负责舆论宣传，以对抗皇权、被皇帝打屁股为荣！
东林党人的生活是有人赞助的，类似于基金会的！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