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做一颗不被职业吞没的螺丝钉

大参考

　　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一名士兵可不可以坚守自己内心的信仰，比如在战场上拒绝携带武器，坚决不杀人？美国电影《血战钢锯岭》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问题。

　　影片改编自二战时期美国一位上等兵军医的真实经历。男主角戴斯蒙德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乡下的一名年轻人，为了保家卫国他主动参军，出现在1942年的太平洋战场上。但他从小接受并坚信不渝的宗教信仰（一种古老的基督教教义）告诉他，不可杀人，杀人是最严重的罪行，上帝会为之不喜。因此，他宁可违背上级命令，也坚决不肯拿起武器。戴斯蒙德作为一名随军医疗兵，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奇迹般地凭一己之力成功挽救了75名战友的生命，还救了几个日本兵。他因之成为美国二战中一名“另类”的战斗英雄。

　　在浩如烟海的战争题材影片中，这部电影所探讨的主题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好评如潮。我看到有一种观点是，该片揭示了战争与宗教信仰的冲突，表现了美国社会一以贯之的对个人信仰、个人选择的尊重，虽然很成功，但这样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戴斯蒙德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由他的宗教信仰所支撑；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全民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度，影片并不能提供太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我并不这样认为。宗教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它指向的终归是人性、道德的自我完善。中国人虽然普遍缺少宗教信仰，但并不是没有信仰，譬如孔子所言“不逾矩”就是一种信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自己所不能放弃的原则，均可称之为信仰。在我看来，与其说这部影片揭示了战争与宗教信仰的冲突，毋宁说它探讨的是职业与人性的冲突，以及居于其间的个人选择——在某些极端状态下，人性是不是必然要为职业需要让路？还是可能独立并超然于职业之上？

　　而这，是观察雷洋案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邢某某等5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罪作出不起诉决定，再度引爆了舆论。其实这个“不起诉”现在还不能说就是雷洋案的最终结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雷洋的家人可以在7天内向丰台区检察院的上级，也就是北京市检察院提起申诉。换言之，雷洋案尚未到盖棺定论之时。

　　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丰台区检察院对雷洋案涉案警员作出了有罪认定——“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了用手臂围圈颈项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事发后，邢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虚假陈述，引发公众质疑，并与其他四名涉案警务人员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执法行为超出合理限度，致执法对象发生吸入性窒息……以致发生死亡结果”，这等于明确向外界宣布：邢某某等警员存在暴力执法行为，并且这些执法行为与雷洋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因“犯罪情节轻微”，所以依法不起诉。

　　警察执法过程中存在暴力行为，这是雷洋案的核心问题，相比之下，雷洋是否嫖娼并不值得深究。雷洋案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如果警察职务行为有可能危及公民生命安全，必然导致人人自危，理论上说，人人都可能是警察眼中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警察权作为一种“合法行使的国家暴力”必须得到限制，这在现代社会是共识，但如何限制？指出“必须完善制度”当然政治正确，但从立法的技术层面而言，这样的探讨是艰难的，也永远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警察盘查和缉拿违法犯罪嫌疑人，很多时候不可避免要与执法对象产生肢体冲突，什么样的“分寸”不会危及执法对象的生命安全？这不是法律条文可以规定得事无巨细的，法律只能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我们的法律也并不缺少这方面的规定，相信有关规定绝大多数警察都烂熟于胸。

　　昌平警局的邢副所长带领警员捉拿涉嫌嫖娼的雷洋时，遭遇雷洋的激烈反抗，因此迫不得已与雷洋发生了肢体冲突。警察们肯定不想看到雷洋死，但雷洋实在很“不行”，三下两下一招呼，竟然就“过去”了。必须承认，对涉案警察而言，这完全是个意外事件。但这样的“意外”，真的是警察正常执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吗？

　　《钢锯岭》与雷洋案的相似之处在于，军人戴斯蒙德和警察邢某等，他们都是作为“合法的国家暴力”的一环，都需要履行法定职责，都需要执行上级指令，但前者作出了符合内心道德的选择，而后者却在浑浑噩噩中做出了与执行使命初衷完全相悖的事情，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不完全是“制度”使然，也是人性的差别所导致——即前者没有被“军人”这一职业所异化，变成杀人机器，而后者在执行任务时，基本上把自己当成国家暴力的工具了，捉拿雷洋的那一刻，警察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已不存在，或者说相当稀缺。

　　人被职业所异化、所吞没，一时忘记自己作为“人”的属性，说起来很常见。比如一些教师，非但给学生上课时，在生活中往往也好为人师，总喜欢指导别人的三观，职业习惯使然，有时也难免惹人不快。拿我自己来说，因为在报社写了几年评论，批评性文章居多，一事当前总喜欢“挑刺”，这个毛病带到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够宽容，看问题难免偏激，仿佛这世间尽是阴暗面。这些都称得上是职业对人的“异化”，作为个人很有必要反思。

　　普通人被职业所异化，危害不大，顶多是在日常交往中让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感到有些不舒服，但警察被职业所异化，就是非常可怕的“公害”。警察是可以合法行使国家暴力的职业，其执法对象理论上是所有公民，一旦警察完全被职业所吞没，只知有“职业”而不知有“人”，对普通公民而言就是灾难，而自身也会成为悲剧性角色。

　　今年7月，雷洋尸检结果公布，导致雷洋死亡的原因是“死者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致窒息死亡”。我曾就此请教一位曾在警界司职多年的朋友，这里姑且称他为C君。C君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做警察最苦恼的是，要在人性与非人性之间挣扎。”

　　这话警察叔叔们可能不爱听，难道警察职业就是非人性吗？C君的意思其实是，警察执法在很多时候必须使用暴力，而暴力本身就是一种“非人性”——凡人都不喜欢有暴力加身。何况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要判断警察使用的暴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很困难，并没有明晰的边界，而上级的命令也不一定每次都正确。那么，警察就真的难以作出正确的选择吗？

　　C君从警十余年，派出所、刑警队都待过，治安、刑侦、缉毒都干过，但他最终发现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个人性情与警察需要经常使用暴力的职业特点冲突很大，后来脱掉警服改行当了记者。

　　这是C君的选择，但并不适合所有警察，尤其是热爱警察职业的警察。那么有没有不脱警服、不当“逃兵”、而是可以当个好警察的选择？答案是肯定有。

　　眼前就有一例：促成聂树斌案平反的关键人物，原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就是一位没有被职业异化和吞没的警察。他是最早着手调查聂案真凶王书金的办案民警，也是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多来年他一直纠住聂案与王书金案之间的联系不放，甚至不惜为此丢官罢职。从维护“警察职业共同体”声誉的角度而言，他这样做在某些业内人士看来很不“职业”，但他的人性无时不刻不在提醒他，聂树斌极有可能是冤死的，此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郑成月是公安行业中不多见的始终遵从内心道德行事的警察。

　　做一个坚守人性底线的警察，也未必一定要靠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证明。按照C君的说法，即便现行警察制度未尽完善，做郑成月那样的警察不容易，但至少可以避免让自己成为“恶警”。

　　C君改行做记者后，曾报道过很有名的云南警察杜培武冤案。冤案平反后杜培武重归警队，有一次他带队去抓乱贴小广告的违法者，一名年轻警察掏枪顶住一个违法者的脑袋，杜培武训斥他：“你他妈有必要掏枪吗？人家就贴了个小广告，犯多大法？你用枪顶他，万一走火把人毙了怎么办？”

　　C君说，杜培武受过冤狱，人性大面积回归，知道一些警察的强悍和胡作非为，所以他有资格、有水平教训小警察不要乱用枪械。

　　而问题在于，全国几百万警察，不可能人人都有杜警官的特殊经历，又靠什么来避免自己成为“恶警”呢？C君的看法是别无良方，“警察执法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的课题，许多时候横竖难做，里外不是人，唯一的方式就是坚持人伦底线，执法对象无论犯多大的法，他的基本人性需求要满足，他的人格尊严要尊重。”

　　具体到雷洋案中的警察暴力执法，C君认为实质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执法方式是否妥当、执法手段是否文明，关键在于涉案警察的人性缺失或鲜少，至少在捉拿雷洋的那个时刻，警察既没把雷洋当“人”，也没把自己当“人”。

　　按照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当时参与捉拿雷洋行动的警员至少有9人，这么多训练有素的警察制服手无寸铁的雷洋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根本用不着“掌掴面部”这种公然损害执法对象尊严的方式，更犯不着使用“脚踩颈面部”这样的厉害手段。

　　我相信这些警员在不执行公务的时候，在家人朋友面前，也是彬彬有礼的，是讲文明有教养的，然而在执法过程中，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警察之于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职业，也是很辛苦的职业，今天的时代，几乎无法想象没有警察的社会将是一个怎样混乱不堪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警察也是最需要职业精神的职业，每个警察都是组成国家暴力机关的一颗螺丝钉，只有每个警察都忠实履行自身职责，国家这个庞大的机器才能稳定运转，社会成员才有安全感。但警察被职业异化和完全吞没却是非常可怕的，警察不能做没有灵魂、没有人性的螺丝钉，这需要警察对自身职业有正确的理解。

　　和军人手中的枪一样，警察权力作为国家暴力的组成部分，是为维护社会正常有序运转的一种“必要的恶”，警察虽然可以合法行使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是反人性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必须加以节制。只有充分认识到警察权力具有以暴制暴的“恶”的本性，行使它时才可能结出善果。而如果警察把这种“必要的恶”看做“天生的善”，并任意扩张之，后果不堪设想。

　　电影《钢锯岭》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宣示主题的场景。戴斯蒙德因为坚决不服从上级的执枪命令，被所在部队控告至军事法庭，不仅有可能被开除，还面临牢狱之灾。他的父亲，一名一战老兵强闯法庭，这名老兵对法官说了一段话（大意）：“我们上战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守护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如果结果是让我们的人民失去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我们究竟是在为谁而战？”言下之意，宪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最高的价值所在，即便是为了正义的战争，也不能剥夺这样的自由和权利。

　　军队和战争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守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同理，警察作为一种职业及其职业行为也只是手段，警察打击违法犯罪，目的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如果警察把手段当做目的，把自身异化为暴力工具，其行为和后果就可能与警察这一职业存在的初衷背道而驰——原本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结果却侵害了公民权利。

　　一个人如果完全被职业异化和吞没，最终也不会赢得职业尊严。警察职业理应获得全社会的尊重，但获得尊重的前提并不是标示身份的警服和喻意暴力的警械，更不是无远弗界的警察权力，而是履行职责时所展现的公平正义和人性光辉。一名好的警察，他首先是一个“好人”，他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电影《钢锯岭》中，戴斯蒙德自愿成为美国战争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但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他的人性没有被军人职业所吞没，反而因此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其实在中国，这样的英雄人物现实中就有。上文提到的聂树斌案关键人物郑成月警官，如今疾病缠身，自感不久于人世，11月30日，他和聂树斌的姐姐通电话，对她说：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在聂树斌的坟墓旁边树一个碑，上书“人民警察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