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从加拿大人凯文.高夫妇在境外“打破沉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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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4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加拿大人凯文高（Kevin Garratt）和其妻子朱莉（Julia Dawn Garratt）涉嫌窃取国家机密及中国军事和国防科研机密，已被辽宁省国家保密局依法调查。2015年2月，朱莉被宣布“取保候审”并获准返回加拿大，但凯文高却继续被羁押了1年，2016年1月被中国有关方面正式以间谍罪、窃取国家机密罪提起公诉。2016年9月15日，凯文高在被中方判决有罪并“取保候审”后仅两天（算上时差实际为3天）后，“驱逐出境”回到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家中，从而结束了为时两年1个月零11天的“凯文高事件”。

　　当时距离加拿大联邦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就任后首次访华不到一个月（8月30日抵达北京），对于这一困扰加中关系棘手问题的告一段落，许多关注加中关系的两国人士如释重负。

　　然而事件似乎并未就此真正了结：2017年北美当地时间1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篇据称完成于2016年12月12日的、对凯文高夫妇的“独家专访”。

　　在这篇“独家专访”中，凯文高夫妇称，2014年8月晚自己咖啡厅电梯门打开，一大群人涌入，许多人拿着摄像机，一开始他们误以为对方是办婚礼的。但随后两人便被分别带进一辆汽车，此后过了两年多才再次见面。茱莉亚.高称自己被中国家安全部官员带进办公楼，要求签署一份同意接受调查的文件，她问“调查什么”时得到了“间谍嫌疑”的冰冷答复，而另一间房间里凯文.高的遭遇也相同。他们称“最初以为对方会意识到弄错了，会说对不起，我们会回家”，。他们声称怀疑是“中国政府担心加拿大将中国间谍引渡到美国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这篇报道引述夫妇二人的话，称自己当初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30年来建立的生活环境丧失感到悲哀”（两人在中国先后生活了30年之久），更表示“被拘留的最初6个月里互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茱莉亚.高2015年2月获释“但发现公寓被洗劫一空”。报道称，“两夫妇透露在长达几个月拘留期间不断被威胁将被枪毙，或送到‘朝鲜的古拉格集中营去”，甚至表示直到他们返回加拿大仍感到不安全，“近几个月来完全感觉不到自由，因为电脑和手机受到莫名干扰，有陌生汽车经常停在门外”。报道引述住在北京的美国律师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等人的分析，称中方“最初拘捕凯文高夫妇的目的，是交换被加拿大方面逮捕、可能引渡到美国的‘中国间谍苏斌’”，但2016年2月苏斌被引渡，于是“中国此后转而试图用凯文高从加拿大那里换取外交利益”。报道暗示，此后两国总理互访并达成的一系列外交成果，可能就包含有“被交换的外交利益”。

　　对于这些指控，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方面予以断然否认，而加拿大外交部尽管承认“我们在和中国外交部交涉的每一次机会中都会就此提出问题”，但就“凯文高事件和苏斌事件有关”、“凯文高获释是加中关系改善的筹码”等指控，则同样拒绝作任何置评。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凯文高曾是加拿大主流传媒关注的焦点，但这次最新的露面，加主要媒体中仅《环球邮报》以全文转载《纽约时报》的形式刊登了关于凯文高夫妇的消息。

　　《纽约时报》报道中称，凯文高获准回国是“答应了一些交换条件”，包括认罪、签署不得对媒体议论拘留事件的承诺书，以及缴纳14000多美元罚金等，一些国内分析人士据此认为，凯文高夫妇“背信弃义”、“不顾承诺”，而部分专家根据加拿大媒体低调处理、美国《纽约时报》却独家高调报道的现象，猜测两夫妇“是否收了美国媒体的钱”。

　　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间的间谍交换是再寻常不过的惯例，冷战时期较为著名的间谍交换，是苏联用1960年被击落的U-2间谍飞机飞行员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换取了3年前被美国逮捕并判刑30年的著名间谍、“多面人”阿贝尔（Rudolf Abel ，真实身份为克格勃上校费舍尔Vilyam Fisher），而冷战后、近年来的著名间谍交换事件，则有2010年7月9日“俄罗斯（ Sergei Skripal）美女间谍查普曼（Anna Chapman）”等10人，和俄方逮捕的前俄军事情报局上校斯克里帕尔、前核武器专家苏佳金（ Igor Sutyagin）等四名美国间谍的交换，以及2014年12月16-17日古巴释放65岁的美国公民格罗斯（Alan Gross）和另一名被关押近20年的美国中情局雇员，以交换古巴La Red Avispa情报网的3名驻美间谍。事实上这种间谍交换在冷战期间司空见惯，经常被安排做间谍交换场地的东西柏林间格林尼克桥（Glienicke Bridge），更因此有了“间谍之桥”的“美称”。

　　间谍交换的首要条件，是交涉双方均承认本方人员的间谍身份、而非仅承认对方的。如“U-2事件”，一开始美方曾矢口否认鲍里斯驾驶的是间谍飞机，辩称是“迷航的民用气象飞机”，但很快在证据面前事实上承认了其间谍身份，而苏方也未再否认阿贝尔是本国间谍；“查普曼事件”达成交换时双方对是否承认本方间谍身份避重就轻，但俄方10人获释后不久，本身是情报系统出身的普京公开接见了全体获释人员，并和这些人高唱前苏联时代歌颂红色间谍的歌曲《从哪里认识祖国》，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如果不承认本方间谍的间谍身份，交换就无从谈起，如被捕后一直渴望交换的驻日“红色特工”佐尔格（Richard Sorge），因苏方在其生前始终不承认其苏联间谍身份（甚至不承认他是苏联人），最终死于日本监狱。

　　传统上，“东方”交换间谍的原则，是认定本方间谍未“变节”——具体说就是拒绝认罪和实质性招供（有人认为佐尔格曾在狱中承认自己是苏联情报人员，这是其未被换回的原因之一，而阿贝尔和3名古巴间谍都守口如瓶），而美方则相对宽松（如鲍尔斯尽管被认为“交代了一些不应交代的东西”，但仍然被美方换回）。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查普曼等10人中大多数人都承认了“非法充当外国机构代理人”的最轻一项指控罪名，被一些情报内行戏称为“最不具备间谍素质的知名间谍”的查普曼更近乎直接承认自己就是俄罗斯间谍，但他们最终还是被交换了回去。

　　即便被交换回去，间谍日后的生涯也会彻底改变，因为“出名的间谍就毫无用处”——正因如此，表现“十分业余”（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前克格勃上校根纳季古德科夫Gennadiy Gudkov的评价）却仍被交换回国的查普曼等间谍获得普京安排的“体面工作”和“有趣、光明的生活”，被公认是“十分幸运”的。

　　许多被交换的间谍都会做出一些公开或不公开的承诺，如许多人被要求“认罪”才获释（但不一定是承认间谍罪，如查普曼事件中被控11人中虽有10人认罪，但无一直接承认“间谍罪”的指控，而只是承认较轻的罪名），也有人被要求“不得公开透露事件详情”，但这种承诺正如一位美国情报部门官员所承，“要更多依赖对方情报部门去约束”，如阿贝尔被交换后，是苏联情报部门要求他“低调生活”并“守口如瓶”的，因为这与其说对美国、毋宁说对苏联更有利。

　　倘没有这样的前提，对交换回国的对方间谍所要求的“君子协定”，就很可能不起任何作用。如据传美方曾要求查普曼回到俄罗斯后“低调生活”，不要发表关于在美间谍生涯的文章或回忆录，如果实在要发表“版权收入要归美方”，但事实证明这些“君子协定”查普曼连一条都没有遵守。道理很简单，一旦离境，对方就不受约束，倘对方政府和情报部门无意“代劳”，所谓“君子协定”就毫无意义。

　　说到这，不免要提及曾轰动一时的“麦肯齐事件”（尽管这事件和间谍无关，但和加拿大、和评估“君子协定”的有效性有关）。

　　在朝鲜战争期间，加拿大军队也派兵参战，由于参战规模不大，，这2人中被关押在中国的仅1名，名叫安迪.麦肯齐（Andy Mackenzie），军号19704，军衔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少校，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原本加拿大皇家空军只担负从北美向日本基地运输人员、货物的任务，并未直接在朝鲜半岛上空作战，更未出动战斗机，但麦肯齐1952年却加入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执行在朝鲜上空的战斗任务。1952年12月5日，麦肯齐在朝鲜昌城上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跳伞后落在距离鸭绿江中朝边界仅5公里的地方，被当地秘密协助朝鲜防空的苏联高射炮兵部队俘获，为免泄露苏军人员参战的机密，麦肯齐并未被送往俘管处，而是直接上报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请示定夺。

　　周恩来对此事十分重视，经斟酌后亲自批复，将麦肯齐后送沈阳，交东北军区政治部专门看押，与情况类似的另3名美国飞行员战俘同住。195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东北军区政治部，题目为《关于被扣押加拿大空军人员的释放问题》，电文中称“总理已批准释放，并与外交部商定，于今年12月5日在深圳释放，对麦本人释放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因他侵犯了中国领空，故予拘押，中国人民已调查清楚他的犯罪事实，鉴于他已承认错误，并表示悔悟，决定宽大处理，予以释放，请据此精神向他进行教育，释放前可发给必要的衣服及日用品，并可发给五十万元（旧币，作者注）作为零用钱，释放前可举行一次会餐”。

　　从这份保存在中国抗美援朝档案中的电文可知，对于这唯一的一名加拿大战俘，中方给予了高度重视，因特殊原因，不仅外交部，甚至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批示，最终麦肯齐被释放，并受到了良好待遇。中方是将之作为“遵守日内瓦公约，优待战俘”的典范加以宣传的，但“侵犯中国领空”和“犯罪”等措辞却不够准确、客观，而在中国境内“承认错误、表示悔悟”的麦肯齐迈出中国国境后就翻脸不认人，声称自己在“中国人的战俘营里”经常被罚站、单独关押，食物恶劣且常常不能果腹，仅仅“未曾遭受体罚和刑讯”，他还声称，自己被强逼承认参与细菌战，因拒绝配合而大吃苦头。即使在“联合国军”的档案和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以及其他欧美战俘的口述中，共产党中国对待战俘的态度、待遇也是受到普遍称道的，尤其和朝鲜方面相比，就更是天壤之别，麦肯齐的叙述在当时并未引起“联合国军”和国际社会的重视，但他回国后将这些故事写成回忆录，并加上诸多传奇内容（如他自称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两次被击落，都是“自己人干的”，言下之意不承认自己是被朝中方面击落），在加拿大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麦肯齐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坚贞不屈”的“战斗英雄”，也有意无意地加深了加拿大朝野对红色中国的负面观感。麦肯齐直到2009年秋才去世，当年10月，他的家庭医生根据其口述所写的文章刊登在《环球邮报》上，和上世纪50年代的叙述并无二致，或许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档案在中国业已解密吧。

Merkava--3

不应该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