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华新道统

大参考

社会主义中国与中华新道统

——兼论道统的历史演变（上）

郑彪

　　一、引子

　　近代西方国家的政经体制，诸如选举制、文官制和税制等，究其渊源，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学西渐的产物。西方古代历史难言，其文明，主要是这五百年。“千载都行秦政制”，一种地缘文明如中华文明，竟能支撑中国作为一个洲一样大幅员的国家及其广土众民，在同一个地缘政治主体中存续繁衍，一行两千年，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可思议。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之大之深刻，根本是文化不同，理念就不同，许多理念几乎难以沟通。例如仁义，西文几乎完全不能翻译。又如道统，西方就没有，也难以理解。又如祖国，祖者，始也，始庙也，就是始祖之庙，即中国人世代所生长的国家，一下就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英文有趣，祖国只指土地，motherland（他）妈的土地，或fatherland(他)爸的土地，至多是homeland，家庭或住宅的土地，你不必指责他们不懂追远，没有传承，格局太小，这只不过折射出他们的历史，其实是没有啥文明，也没有国家的观念。你以为那很自由吗，还是很悲惨呢？稍微了解一些西方历史真相就很不难判断。近代西方民族之形成只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国家在西方，更是公元十五世纪以来的新生事物，英文也只有五百年历史，故除土地以外，又加上人口和主权，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构成的三要素。所以西方至今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不甚了解，不甚理解，甚至根本不理解，反诬中国自古不是国家，只是文明，乃是以蠡测海，坐井观天，也是难怪。殊不知，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国家的构成根本不是物，也不是人，也不是什么主权，而是“天下”，而且“欲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此乃一种包罗万象的价值，是一种超越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道德，一种高度的文明。用传统表述，国家即天下，此乃意味着道，道行天下，就是要明道行道，行道明道就是“明明德”，落实到个人乃至家庭，就是最大的道德，就是责任。说中国人自古重视家庭，并不错，但更重视国家。所以，国家国家，国在家前，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自古如此，今天说到底，还是如此。西方的观念，真正浅乎哉！由此可见，美国以狭隘的观念，自私的目的，野蛮的文化，要完成“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而独霸全球，是多么卑下、无耻、困难和无望的事情。孟子说，天下“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美国最嗜杀人，岂能“一之”？西方简直没有办法不分裂，根本是文明问题。故中国简直就没办法学西方作自了汉，没办法不承担人类责任，作人类大贤。现在表面看是中国朋友少，其实是世界许多中小国家心里盼着中国作人类大贤，作世界领导者。只是中国自己事情太多，还没准备好。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西方政要中算是比较熟悉中国文化，对中国也比较友好，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大一统中国几千年存续至今的奥秘，因为西方历史上一直就是破碎的。其实，即便是中国人，专业学者，对这个堪称人类文明之谜的问题也未必能回答得好。中国许多优秀传统都是一行几千年，如三代以来就有选贤举能，汉朝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更有科举制，等等，却也一行一两千年，虽然有各种局限，不无糟粕，但本质是选贤举能，具有民主性的精华，西方则闻所未闻。科举制下官员一律是科举出身，熟悉四书五经，虽说是服务于地主阶级政权，却能够支撑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保持一种相对崇圣向贤亦即向善的政治方向，也能保持各级政府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这对于治国、维护大一统和中华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种治国理政的体制一行几千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先进的。对比西方，看得尤其明显，难怪伏尔泰们对中华文明五体投地。近代中国废除旧制，实行党治，也是有利有弊，实践证明，即使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要始终保持一个好的政治方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的政治，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体制，虽说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实不简单。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号称民主、自由，演变为今年美国大选希拉里对决特朗普，已经是垄断资本操控下的滥选和选烂。至此，西方文明包括选举制没落已极，在全世界面前大暴其丑，声誉扫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明矣。同时，经过百多年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探索实践和比较，当下中国深化改革包括政改，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继承中国国优秀传统为主，汲取外国先进成功经验为辅，而不是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个道理，党的十八大以后，也彻底明矣。

　　二、道统学统政统的由来和历史演变

　　讲政治，重学术，实为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的一大基本特征，特别是学术讲政治一条。可以说中国自古是学术引导政治——虽说早期学术与巫术相混杂，终于掩不住学术的光辉，后来独立出来，成为王官学，春秋时又流落民间，成为平民学，再后来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掌握学术的士，地位举足轻重。然此一点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聪慧，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农业社会之赐，在历史上长期靠天吃饭，最早是通过长期观察天地之象，结合观察研究社会变迁，以启示和指导人类社会的活动，乃发现有道的存在，有德的作用。这些都是伟大的价值发现。也由此华夏自始，政治与学术就紧密联系，互为促进，也互为所用，其中也不乏高超的智慧，例如易学的产生。易学虽也用于占卜，其实是华夏先民探索事物发展规律以用于人类求道探路的学问。道者，路也，华夏民族最善于在天地人三才的启示中探寻社会前进生存发展的道路。这种探寻不是盲目的，乃是有价值引领的，它使得华夏民族的发展思想上有价值指引，政治上有方向可寻，实践上有所遵循，因很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思维，这种探索不是一根筋的（西方自古至今都是一根筋，杀杀杀），是既有道而又善于变通的——易者，变也，故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故三代以后能产生文王和周公。又能孕育出孔子，创立儒学。孔子的儒学本质上是一部政治学，而又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故又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成为华夏文明的里程碑，后为历代所尊崇，其教化治国成就为万民万邦所悦服（主要不是靠行政手段，更不是靠暴力），乃至宋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惊世成就。于是中华民族的雪球越滚越大，几千年历史上大一统总体上牢不可破，于是乃持续几千年颠扑不灭，进入二十一世纪又开始新一轮向亚欧乃至全球滚雪球，势不可挡。华夏先民之重学术，伏羲、神农、文王甚至孔子都是集政治家和学术带头人于一身者，最早开创学术引导政治的优秀传统。五千乃至上万年文明史，优秀传统很多很多，从政治和学术上看，道统学统政统这三统，历史上多有流变，但万变不理其宗，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论语》首先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其最精彩最凝练最具高度概括性的一句名言叫“政者，正也。”这个正，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什么？首先是指道，正道。道、德的观念，不是儒家首创，是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但将道、德的地位提升之高，是孔子的贡献。“政者，正也”更是《春秋》大义之首，叫做拨乱反正，此也为诸子百家所接受，并开立秦汉以下政治思想史的主流价值判断。正字的结构是止于一，这个一，就是道，而且盖在上面，就是正道。与此相联系，正字的政治含义还很多，如定，如平，如杀，治罪曰正，“正，杀之也。”（《王霸记》）故杀人不叫杀人，叫正法，明正典刑。政治的治，水旁，与大禹治水有关，大禹治水，充满斗争，流血很多，但历史只记载了一个鲧，做代表。故中国历代都言治国理政，而治字的水旁乃有血色，读者不可以书生气十足，忽略过去，或者为了某种其实根本是别人的利益利益，胡搞一气。又如质正，“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不正则乱，就要拨乱反正。说拨乱反正是《春秋》首义，此是千载学界公论。再如纠正，“正其不正也”，“必也正名乎”，等等。是故正与政通，古多假正为政，《汉书·陆贾传》“夫秦失其正。”改开是否也有人失其正？古今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正成为统，“政者，正也”实际上成为道统，也是政统和孔子开创的学统。毛泽东其实是将中华道统学统正统的精神实质继承下来且将其推向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真正代表。这样讲，一定颇有争议，且不争论，有道是举大计不谋于众，今人只要有慧心，有雄心壮志，慢慢接着做下去可也。

　　统字的原意是总束众丝之绪，谓之统。最早的三统，谓三代之正朔，也称三正，其依据是古天文学，同时也赋予了正字以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讲三代，在孔子之前。孔子作《春秋》，开篇即言“元年，春，王正月。”正月，就是一月，“王正月”的微言大义是“人君即位，欲其常居道，故月称正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疏）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就是周文王正朔的正月，也是强调总系于周之一统。三代都强调正朔，乃象征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故“王正月”在《春秋》中反复出现九十七次！实际上这就是最早道统的由来，孔子著《春秋》，揭示的是一个历史密码。而孔子删六经，作《春秋》，创立儒学，将道统和正义高扬。《论语·尧曰》历叙尧舜传授之言，实为道统之所本，而孔子无意中创立了学统。孟子继承和弘扬孔学，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以传承孔学正统为己任，包括道统和学统。秦统一中国，自命始皇帝，认为自己开创并代表政统。政统，也叫正统，统一天下一系相承之谓也。苏轼《正统论》曰：“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之云尔。”故历代统治者争相为正统，现代也有这个问题。

　　两汉尊儒，尤重视经学，实际上道统政统学统都得到传承和弘扬。魏晋南北朝其间随着世道混乱，经学湮没，道统学统政统也随之湮没不彰，但仍顽强生存，没有消亡，是因为有学者传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有鉴于两汉以后三四百年的乱局，包括唐朝政治思想的混乱，特别是佞佛，韩愈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奋起辟佛，反对西化，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正式提出而实际上是重新确立了道统，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今天历史又在呼唤韩愈！于是有北宋大兴儒学，回归正统，代表历史常态。同时北方有辽、夏，南宋时有金，他们都是偏统，代表历史变态。其后元、明、清，中国都是一统。其中元、清是少数民族入主，大一统之下，正统与偏统，交互作用，关系复杂，终归还是以儒道儒学为正统，其中的复杂程度，有难以胜言者。

　　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几千年久已存在的事实，包括与此相联系的学统政统，原本是个好东西，至少基本是好东西，不全是坏东西，但后来被历代统治阶级拉大旗作虎皮，作为护身符，这是需要揭露和批判的。但道统学统政统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民主性的精华，是需要站在二十一世纪历史的高点上重新研究、发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借鉴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的，不能连孩子带水一起泼掉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礼记·中庸》）现代社会政治，也需要道；现在的世界人类社会，更需要道。中华文明的古道，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与现代马列毛主义共产主义，实为一道，吾道一以贯之而现代化，而前者被赋予了现代意识形态内容，后者成为中华文明道统的现代版。读1936年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诗词，也包括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大批开国元勋中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继承和弘扬中华道统而自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中华新道统的代表，只是不这样表述而已。蒋介石政府倒是一向以道统正统自我标榜，所作所为却是另一套，所以失败逃到台湾，在美国卵翼下偏安一隅，却也还坚持一个中国，实为偏统。蒋家身后的台湾，李登辉和民进党大搞台独，离经叛道，实为无统。大陆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道统，不能离经叛道。离经叛道，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是古今通义。

　　历代统治阶级要维护既得利益，必然要利用道统政统学统，但是完全玩弄却做不到。首先，道统这个东西谁也推翻不了，也不敢公然反对，此是人心如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战国诸子百家大都接受，杨朱为我流行一时，被孟子一顿臭骂，在中国思想史上顿时绝迹，直到清末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涌入，死灰复燃，梁启超乃惊呼：“杨朱亡我！”这些年杨朱又起，再亡我一次，终于亡不了。所以，虽说是春秋无义战，中华道统确立，却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一大成就，列国都不得不追求师出有名，坏事变好事，也是血流成河换来的。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君主，无论实行“王道还是王八蛋之道”（辜鸿铭语），口头上没有不标榜道统的，继承了道统，才能标榜正统，也就维护了自身的正统，也是政统。至于学统，虽是孔子开创，也须朝廷栽培，光是武帝设五经博士，立太学国子监，既收教化百姓之效，同时也笼络士子之心，还不够，于是有两汉以后三百多年的乱局。于是有隋朝科举制度的发明，将其制度化，一行千五百年。

　　道统学统政统，在中国历史上其所以重要，乃在于名分，故中国历史上历朝都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统治者争过来以后，如何对待利用道统学统正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中大有学问，不会写在书里。

　　隋统一中国，即设科举，将道统、政统、学统相对分离，各司其职，同时以制度化造就人才为政治所用，为中国政治史的一大创举。科举制度将道统和学统的代表人物孔子捧上圣坛，将政统以皇帝代表，归于自己，将学统通过科举制网罗天下士子英才，入我彀中，在一定程度上与孔子相分离——表现为不断重新诠释和修正孔学，儒学不断演变，等等，从制度上夯实自己的统治。这些做法，权术都是有的，但无论如何玩弄权术，背弃道统政统学统，公然离经叛道，说我就要实行王八蛋之道，历朝历代，基本没有，主要是不得人心，行不通。至于说，由于有私心或其它而被西方忽悠，走上了王八蛋之道，至少中国古代，基本没有。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杀人无算，血流成河，终于也只能回归中华文明的道统政统学统，叫做“顺治”。

　　但隋朝历史太短，唐继承科举制，高祖深谙追远之义，开国次年即下诏祭祀盛德，首祭周公，其次为孔子。这样做是抬高政统，以周公为道统和正统的代表，不言而喻，高祖作为开国皇帝，代表道统和政统。但他却犯了一个大错误，历史上周公并尊，实际上是以周代表前两千五百年文化，而孔则作为里程碑划时代，成为中华文明之总代表。唐高祖独出心裁，以周压孔，实际上将道统政统学统三者关系搞乱，且孔子已经作为道统政统学统和中华文明的总代表，只居配享的地位，不仅违背两汉以来的历史传统，且大大削弱了孔子和儒学对教化的影响。高祖可能以为，道统政统学统应当由皇帝一身以统之，实际上三统也实为一统，这并不错，但皇帝一旦成为三统的代表和化身，实际上政治上并不有利，甚至有害，且三统各自的职能不同，相对分离，实为高妙。惜历史传承设有密码，微言大义，不易解读，但实践上必然已经产生消极后果。于是到太宗即位，股肱大臣多是大学者，房玄龄与国子博士朱子奢联名上奏，以史为鉴，“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于是准奏。这是一件大事。太宗对恢复科举，至为得意：“天下之士皆入我彀中矣”，其实这是修齐治平、君臣共治的制度化，君臣既共同戮力治平天下，又各尽其才，各得其所。道统为朝野（朝廷政界和学界乃至全社会）所共尊，统帅政统和学统，皇上和朝廷代表正统，而孔子既代表道统又代表学统，又能为朝廷所用，故能率领政界学界，维护诠释和传承道统，维护政统，道统政统学统三者统中有分，分而又统，有容乃大，将伦理、道德、政治、社会有机地融为一体，再经科举制将其制度化，体制化，不是政教合一，远胜于西方的政教合一。故中国从来未闻有所谓宗教战争，比之西方社会，和谐理想得多。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行两千年，乃由于中华文明的道高德厚，根本是由于统帅此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高远。道高，目标追求得高，又农业社会春种秋收，有饭吃，物产丰富，就不浮躁，故历朝都尊师重教，就能出大学者做出大学问，研究如何宁静致远。所以中国自古有传统，动辄讲传统，很自豪。不像西方，自古航海游牧为生，生活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饿极了只有武力掠夺，杀伐征战。近代暴富以后，沐猴而冠，也就不仅盗亦有道，而且有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专讲权术，最早的汉译本叫《霸术》，定性非常准确，是因为译者有传统文化，现在学外语者，未必都能译到好处。现代美国也是如此，无道而有术，一部西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全无道统可言。

　　中华文明打造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乃是现象，在大一统的背后，其深层的秘密，也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最独特之处，在于通过道统学统正统三者既统又分，既分又统，进而将具有宗教性质而又高于宗教的儒学伦理、哲学、政治学说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融为一体，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融为一体，此是从孔子到董子、汉武帝共同完成的事业和创举。再到隋唐创立科举制，将儒家修齐治平学说与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县长的各级官吏统统由科举制培养选拔，道统学统正统大一统，如此这一体制则固若金汤，千秋万代矣。近代以来，西方千方百计要解体中国，但就是做不到，甚至对中国这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庞然大物和独特体制，感到无从下手，后来经汉学家长期研究，乃发现中国这个地缘政治秘密。李泽厚先生为本轮西化之思想先驱，后更流亡西方，似负有某种文化使命，回国后乃著书立说，公然号召要对中华文明及其体制进行“解构”（参见李泽厚著《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眼光不俗，可惜话说的太大，力量太小，蚍蜉撼树，根本解构不了。除非中华文明亡了。然“文化亡了，娘希匹就全亡了”（蒋介石语），话虽粗鲁，不为无见，今天中国人的认识，无疑会更加深刻。

　　（未完待续）